党进是跟着宋太祖赵匡胤打天下的一员武将，作战勇武，可惜目不识丁，文盲一个，不知道自己统率多少人马。皇帝一旦问起如何是好？党进想出一辙，将所率各队人马数字写在他的随身武器大棒子上。某次，赵匡胤问他，你统领的禁军有多少人？党进看着大棒子愣是一个字不认识，支吾了半晌，没答上来。情急之下，党进舞动大棒子说，全在这上面。赵匡胤就笑了（《事实类苑》）。还有一次，朝廷派党进去防秋［1］，按照惯例，辞别之日须在宫廷侧门向皇帝致辞，说些保家卫国等表决心的话，边臣武将则不必，接到指令，带着禁军直接去就行了。指派防秋的文官多为进士出身，文化水平很高。文盲大老粗的党进非要说两句，于是吏员给笏上写了一段官样溢美之词。党进读几遍，觉得可以去面圣了。哪知见到赵匡胤，一紧张全给忘了。党进口无遮拦地冒出了两句：“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这两句话驴唇对不上马嘴，“古风朴略”与“皇帝好好休息”毫无关系，逻辑上出现了错误。此言一出，笑得两旁侍卫直捂嘴。属下就问党进为什么要念那两句。党进解释说，你们哪里知道，我经常见那帮士大夫爱掉书袋转词，我转一句是让官家知道我也读书了（《玉壶清话》）。
赵匡胤算得上文武双全，经常责令宰相赵普多读书。领导给宰相上课，经常提倡的，下面的人要潜移默化地照做，不会也得做。党进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太难为他了，在他身上还发生了一个故事，同样说明了维护领导癖好的重要性。党进见不得养宠物，但凡市井间有买鸡鸭鹅喂鹰鹞的，一律抓起来。党进说，尚不能买肉供父母，反以饲禽乎？忽一日，党进见一个养马的养鹰，就让把鹰放生了。养马的低声回答他，这是晋王让养的。晋王也就是赵光义，时任知开封府事，他有养鹰的嗜好。党进一听急忙换了一副嘴脸，直接跑肉铺买了几斤肉，郑重告诫那人说，好生养着，无使为猫狗所伤（《事实类苑》）。
建立和维护与创业和守业相同，它是两个过程的转变，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先有前者才能有后者。先要通过上峰给外界的形象泄露出的信息找到［1］《旧唐书·陆贽传》：“又以河陇陷蕃已来，西北边常以重兵守备，谓之防秋。”古代与中原王朝接壤的少数民族部落往往趁着秋高马肥时南侵。中原王朝一入秋，边防军加派警卫，调兵防守，称为“防秋”。
某一点与之建立关系，然而才涉及维护层次。常言道“创业难，守业更难”，将这句话翻译成官场语言是“建立关系容易，维护难”。与上峰关系未建立，也就谈不上维护，所以维护要在关系建立的基础上。时间上，维护显然要比建立花费得更久、更多，有的时候甚至需要用一辈子保持与上峰的微妙关系，譬如太宗时的宰相李昉。
李昉参与编撰了《旧五代史》，主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类书（相当于今日的百科全书）。其中《太平御览》全书1000卷，《太平广记》全书500卷，《文苑英华》全书1000卷，皆卷帙浩繁之作，因此死后谥“文正”。李昉经过了六年的时间，完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百科全书《太平类编》的编纂工作，宋太宗每天看三卷，用了一年的时间读完，赐名为《太平御览》，成语“开卷有益”即由此而来。
李昉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拜相，到至道二年（996年），前后为相十三年。宋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属于宰执，宰相位置上并非一家独大，而是设置多人分相权，削弱相权与皇权的对抗。基于此，宰相同台执政，经常轮换的情况很多。诸如太宗时宰相张齐贤执政21年、吕端6年、宋琪2年、沈义伦4年、卢多逊7年、薛居正18年，赵普与吕蒙正三起三落时间较长，与其他宰相相比李昉的特长在于编撰文史方面，政绩较弱，两度为相，前后断断续续十三年。
《玉壶清话》载，一次春节期间宋太宗于干元门楼观灯，忽然想起了退休在家的李昉，急召至。太宗赐坐，又取御樽亲自给他酌酒一杯，李昉不胜惶恐。良久，赵光义叹曰，李爱卿可谓善人君子，服侍朕二十年，两在相位，没干过伤天害理之事，其他宰相就不好说了，然后君臣二人共饮一杯蹉跎的岁月之酒。两人闲聊，聊到平日藩邸唱和之事，聊你在家都看什么书，吟咏什么诗句。只见李昉恭恭敬敬避席，一口气背了宋太宗七十余首诗，一字不差。
赵光义惊叹道，你如何记得这么清楚？李昉解释说，他每天早上洗漱前要坐在道室焚香诵诗，每日背诵一首官家的诗，长年累月下来了然于胸。李昉作为当时的大学者对诗歌颇有研究，其实赵光义的诗作写得挺一般，在臣子眼里却变作金科玉律，远比圣贤书圣贤。赵光义听后非常高兴，力邀他写一首。李昉以不善书法婉拒了，但这并未扫了宋太宗的兴，当即“以六品正官与之”。此时的李昉已致仕，开在职时一半的俸禄，以七老八十的年纪退休返聘，余热散尽，根本干不了工作，所以这个“正六品官”等于变相给李昉的赏赐。正六品官相当于太学博士，月俸二十贯。值得一提的是李昉的特长与清代贪官和的同出一辙，和的书法“酷似御笔”从而“因人废字”，和的字模仿乾隆，笔法师从王羲之，两人的字写得极为相似，这或许是和屹立多年不倒的一个原因吧！
6.异地升迁的奇迹
陶谷、种放、曾公亮等等无论“新官三把火”烧得如何，成功也好，失败也罢，毕竟他们都是大宋子民，怎么闹那都属于宋廷士大夫内部矛盾。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过程中，宋朝吸收各方势力，从而在朝野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力量，以皇帝为中心，团结在宋朝固有士大夫身边，共治天下。好比大集团发展的路上不断吞并小公司，名义上小公司原有的员工可以参与执政，实际上显耀位置上的领导都是原始人士。经过几代发展之后，这种界限才有可能被打破。
大宋开国迅猛，先后吞并了各地方割据政权。地方割据政权原有的官员除了战死的、被杀的，多半编入了大宋体制内，成为大宋朝的一分子。这就好像某一官员由地方调入中央，或者调到新单位工作，完全可以看作新官入仕。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甭管原来如何炙手可热只手遮天，新环境下必须拿出新的态度去适应官场生活。
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赵普“先南后北”的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先吞并临近的荆南，以其为跳板拿下富庶的后蜀，而后顺道灭掉地处今广州地区的南汉政权，如此一来对江南的南唐及吴越形成了包围之势。后周对南唐虎视眈眈居高临下，赵匡胤立宋先后摆平其他割据政权，着手解决南唐。当时的南唐吏部尚书徐铉奉命来朝，展开外交。徐铉对赵匡胤说，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乃能盖地，然而父亲是要呵护孩子的。徐铉的外交目的旨在希望两国和平相处，息兵止戈。赵匡胤冷冷地回了他一句，既是父子，如何两处吃饭？继而，赵匡胤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谈渊》）。
徐铉外交失败，大宋对南唐全面用兵，统一战争打响了。宋军一路势如破竹，南唐朝野一致认为应该投降，免得伤了和气。时任中书舍人的张洎主张坚守，顽抗到底，并制蜡书散发求援。不凑巧，张洎发出的勤王军事文件落在了赵匡胤手里。金陵城破后，赵匡胤把蜡丸扔给他，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张洎拿出各为其主的正气，没什么好说的，今能一死，也尽了臣子的义务。此前，南唐后主李煜倚重的两位大臣张洎与陈乔，约定死效李煜。张洎到底想不想死，或者说是否真心为国捐躯有待商榷，但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真心赴死是假的，以此求进耳。
张洎很清楚在他面前的赵匡胤才是他未来的领导，李煜整个一玩具店的枪炮——中看不中用。国家政局不稳通常是朝野官员人心思动时，不知有多少个南唐旧臣如同张洎一般，开始私下里为自己的仕途着想。赵匡胤对各大地方政权的头头脑脑妥当安置，他们清楚这一点。想来在地方小朝廷里做到头了，如果并入了大宋能否登堂入室？如同新科进士似的，他们都在琢磨着仕途的道路。面对赵匡胤的质疑，张洎斗胆赌了一把，用性命赌未来的仕途。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同样会有英雄惜英雄的情结，所以他敢赌，也赌赢了。赵匡胤见他这么有魄力，当即授官太子中允，希望他能在新单位好好工作。
张洎的仕途柳暗花明了，但此前已经说过要誓死效忠李煜的，如何对后主交代？陈乔实在，死了，张洎幸运存活，就对李煜说，我不是怕死，如果我死了，宋主责怪陛下久不归命之罪，就没有人能为陛下辩护了。所以，臣请随陛下一同入宋（《涑水纪闻》）。李煜害怕得紧，好糊弄。灭南唐的宋将领是潘美、曹彬，破城之日，李煜穿着一袭白衫来见两位宋军主帅。李煜先见潘美，拜了一下，潘美答礼。又拜曹彬，曹彬说，甲胄在身，恕不能答礼。曹、潘二将入舟，召唤李煜过来喝茶。船与岸有一定距离，有条独木脚道，李煜没见过这个，徘徊不前。曹彬命人把李后主扶进来，李煜哆哆嗦嗦地喝了几口茶。曹彬说，你回去收拾收拾行李，明天早上到这儿报到，来晚了问责，咱们一起回京。次日天还没亮，李煜如期而至。潘美疑惑不解，你不怕他跑了？曹彬说，放心吧，那不可能！过个独木桥都怕得要死，既然答应他活着去京师，他怎么会选择逃跑这条死路（《谈渊》）。
张洎糊弄了李煜，与他一同去开封见赵匡胤，才有了上面那一段。入宋后，南唐旧臣可以在各大重要部门任职，李煜政治身份特殊，等于被软禁了。赵匡胤执政时，张洎一直在中央任职，官位不轻不重，反正没什么油水可捞，没钱花他就去李煜那儿化缘。张洎经常到老领导那里敲诈，拿话吓唬他，吓得李煜无可奈何，只好交出少得可怜的私房钱。《十国春秋》载，李煜把自己的白金洗脸盆子贡献出来，张洎“犹不满意”。南唐旧臣因为自己的政治身份，在新单位过活得其实挺辛苦的。比如另一位叫张的官员，入宋后任史馆修撰，此乃一文职，月俸三十贯。张家里门客较多，跟菜市场似的，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密切关注。当时的老板换了宋太宗，就问他，你们家宾客那么多，每天聚在一起干些什么？张回答说，臣的亲戚朋友多客居京师，生活上比较贫困。我的工资刚刚好够接济他们的，吃的也不过是粗茶淡饭而已。我觉得能够帮助他们一下，那是我应该做的，所以来者不拒。宋太宗不放心派人去查，果然粗茶淡饭，破碗瓢盆（《道山清话》）。如张洎、徐铉、张，对新单位毫无贡献，并在吞并战时制造了一定的障碍，那日子必然不好过。与另一位投降大宋的南唐旧臣樊若冰相比，冰火两重天。樊若冰在江南时不受待见，这可能是他投降大宋的原因之一。赵匡胤觉得他名字不吉利，“若冰”谐音“弱兵”，遂赐名“知古”。樊知古的主要贡献是在采石矶（今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测量，获得了长江的重要水文地理数据，根据他的资料，宋军在采石矶建设了浮桥，才得以南渡。南唐灭亡后，樊知古为江南转运使，当初在金陵不待见他的那些仇家们倒了霉。每年除夕时段酒卖得最好。樊省长要求一老乡的酒店“按其所入以为额”，酒店最近的收入全额拿过来入贡。究竟是否入贡不得而知，敲诈造成的“遂破其家”那是现实（《能改斋漫录》）。所以说张洎敲诈李煜，也可以理解，毕竟在繁华第一都没钱花的日子伤不起。
张洎本人文章写得好，可能是在京城混熟了，与苏易简不和谐。苏易简那是状元出身，特能喝酒，宋太宗亲自嘱咐他少喝点，他也不听，最后到底喝死了。苏易简的才华不是盖的，按照文人相轻的传统，他们两位才子如果不掐起来那就不正常了。苏易简代表大宋朝臣，骨子里看不起南唐人。同样，南唐朝臣虽然入宋，但也看不起宋朝士大夫。每次谈论什么事，两人意见始终不统一，宋太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苏易简气得把张洎诗作原稿往桌子上一摔，警告他如果你再敢跟我臭美小心我把你的“灰堆诗”上呈官家。张洎曾经奉命入贡大宋，写了很多訾诋诽谤大宋京师风物的“灰堆诗”，基本是埋汰中原人民。《事实类苑》载，张洎见苏易简动真格的了，“闻之甚惧，稍为屈服焉”。
经过苏易简的郑重警告，张洎算是看清了形势。不管你在原单位如何位极人臣，现在工作的单位终究换了一个地方，今昔不同往昔。原来你怎么闹没人管你，那是你的码头，在新单位还敢为虎作伥，不怕死你就试试看，宋廷士大夫圈里潜水的高手鳞次栉比。
张洎明白，想要保住禄位没有靠山绝对不行，他经过观察发现，比自己小四十五岁的寇准乃好大一棵树。从年纪上看，张洎当寇准的爷爷都没问题。两人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当时寇准是领导，张洎是副手。张洎自恃年长倚老卖老，过不去心里那个结，“不肯委节事寇”。寇准也不理他，处理完政务正襟危坐地看书，一看一天。下班时，张洎一揖而退，不交一谈。某次寇准诗兴大发，出口吟诵道，“少年挟弹多狂逸，不用金圆用蜡圆（丸）”。诗句讥笑张洎在江南时发蜡丸求救的事儿，张洎强颜欢笑。后稍亲昵，到了有说有笑的地步。过不多久，三十三岁的寇准拜相，张洎这一步算是走对了（《玉壶清话》）。
张洎做通了小寇同志的工作，在寇准的举荐下，得以升任参知政事，可惜没干多久。由于他的政治身份特殊，所以工作中经常对宋太宗曲意迎奉，时间长了，太宗发现他除了会举手说同意外，没什么才能，遂降职为刑部侍郎。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四月，一次加班归来，天黑了，六月雨季，街道也没照明工具，张洎坐在马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突然，马前蹄陷入泥泞，老张一个狗啃屎扎进了泥里，得了病。七月份寇准被罢相，双重打击下，张洎不久去世了。张洎与大臣杨文侨是儿女亲家。杨文侨奉命修《南唐史》（后散失），当时张洎已经去世了，写到张洎传时，不耻亲家的为人，一句好听的都没给写。
张洎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政治形势的问题他被排挤在了大宋士大夫圈外，在太祖时仕途毫无起色。既然不能够改变环境，那么只有去适应。到了宋太宗时张洎开始学会适应，投降了宋廷士大夫。入群的利益显而易见，张洎很快得到了晋升。朝廷对地方旧臣的抚恤是一方面因素，也不能排除他“投降主义”的努力。头顶“外籍”的官员能够在新朝廷做到参知政事，不能说不算是个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