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庙堂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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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文人做官的瓶颈(1)

耶律楚材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

乱世出英雄,治世出能臣。改旗易帜的大历史时代,大刀阔斧远比笔头子起作用。

文人情结较重的官员在官场中本就盲人骑瞎马,再加上无法摆正位置,从而无法摆正心态,使得仕途始终处在夜半临深渊的境地。

1.文人能做官吗?

郑思肖,原名不详,是南宋末年的一位普普通通的文人。“思肖”从“赵()”,表示怀念赵宋故国的意思。他并未像文天祥、陆秀夫那样壮烈殉国,而是以著书立传的方式继续反元斗争,代表作品《心史》,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其中记载当时社会的等级为“十色”,分别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同时期的谢枋得《叠山集》也有此记载,与郑思肖的《心史》大致相同,略有出入,第八等为娼。不管怎么说,文人知识分子在哪个改朝换代的年头都不招统治阶级待见。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文人?他们有什么作用?

但凡提到文人便会联想到知识分子,两者同属一个阶级,在不同历史时代下的叫法不同。根据《汉语词典》对“文人”的解释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读书人”来看,文人属于知识分子中的高层人士。古代中国的读书人是社会的重要阶层,秦汉以前统治阶级为天子、诸侯、大夫、士,读书人算狗尿苔长在金銮殿上,大小是个贵族。秦汉以后,士人沦为了平民,士、农、工、商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但士的地位高于其他阶层。

文人的概念比较好理解,但凡具有文化水平的,不说学富五车、经天纬地,最起码会写个作文或者编个顺口溜,若能弄出秀句广为流传,则为不朽了。《左传》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这就是儒家思想里“三不朽”的概念。立德居第一位,中国乃礼仪之邦,向来注重德行修养,若能弄出“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之类道德故事令后世传唱,则是不朽。立功,需要特定的历史环境,这个一般不好搞。相对来说立言较为容易,如今网络工具极为发达,立言谁都可以,但能否成为不朽言论,只有交给时间去检验了。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文人的三大目标,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三个最高目标一直存在于每个中国文人的心中。立言的前提是要有本著作摆着,文人年龄越大这方面的心情越迫切,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或学问,要给自己一个盖棺论定。所以,退休的官员因立言的情结作祟,自费出书的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有“三不朽”的概念,所以文人身上具有诸多毛病。

民谚“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人在历史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耶律楚材对汉儒文人曾有过经典的定论。

蒙古以武力征服世界,并不重视文治。铁木真西征以后,“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建议把汉人全杀光,将中国本部当作天然牧场,此建议遭到了耶律楚材的坚决反对。到了元太宗窝阔台时对文人成见挺大,在他们眼中文人之乎者也的,工作能力不如工匠来得实惠,也不会编筐、造兵器,他们有什么用呢?中原大国竟然有读书这一门职业存在,对于人人劳动的蒙古人来说甚是稀奇。耶律楚材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1]这番话概括出了文人的核心作用,那就是守《元史·耶律楚材传》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曰:“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

江山。元代统治者或许不清楚“创业难守业更难”的道理,总是看文人不顺眼。儒臣与工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只是工种不同,一个制作器具,一个治理天下。

乱世出英雄,治世出能臣。改旗易帜的大历史时代,大刀阔斧远比笔头子起作用,文臣儒士的作用在乱世显现不出来。帝国需要发展或者出现社会危机的时候,文臣的作用体现得最为具体,譬如社会改革。

社会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即社会的发展偏离了正轨,滑向崩溃的边缘。通常此际,总会有思想觉醒的知识分子跳出来,试图以改革之方式将积弊已深的社会拉回原点,引向统治阶级意识中的理想之路。诸如春秋管仲改革、秦之商鞅变法、楚国吴起变法、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宋代熙宁变法、明代张居正改革、清末戊戌变法等等。王朝崩溃前夕,通常由文人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于既倒,文官士大夫阶层拯救失败后,才会有其他阶层或武装夺权或起义反抗,继而改朝换代,历史的发展通常沿着这一规律前进。

由此可见,文人从狭义方面来讲是那些唧唧歪歪吟诗作对的知识分子,从广义上来讲他们是智慧阶层,能够左右历史的进程,同时文化与物质的创造和承传也是由他们来完成的。社会如果缺少了文人知识分子,那么我们也就离茹毛饮血刀耕火种不远了。儒家思想强调“学而优则仕”,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文人指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身奋斗目标。问题又来了,文人究竟能不能做好官?

2.“得瑟”是文人做官的通病

《新唐书·裴行俭传》载:(裴行俭)善知人,在吏部时,见苏味道、王抃,谓曰:“二君后皆掌铨衡。”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才,引示行俭,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炫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默,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

裴行俭是唐高宗时的名臣名将,“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这句话是专门为他准备的。裴行俭师从大唐名将苏定方,一生举荐了很多人,如程务挺、张虔勖、崔智、王方翼等俱为当世名将,熟悉唐史的对这些人并不陌生。当有人向他举荐“初唐四杰”的时候,裴行俭说了上面的话,他对文人已经看到了骨子里,正所谓一针见血之论。

首先裴行俭肯定了“初唐四杰”的才华,唐初文坛他们四人举足轻重,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文坛巨擘未出道时,他们四个叱咤风云。继而裴行俭指出了虽然他们有才但毛病不老少,四个字概括“浮躁炫露”,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太能得瑟,这种人如果当了官,必然堤高于岸浪必摧之。

“初唐四杰”果然如裴行俭说的那般,王勃写完《滕王阁序》掉水里淹死了;卢照邻身体不健康,自小患了“风疾”,因不能忍受病痛而跳水自杀;骆宾王站错了队,参与徐敬业(徐茂公之孙)公开反武则天,讨伐檄文是他写的,失败被诛;四人保留全尸的只有杨炯,却仅仅做到了盈川县令的小官。

民国时期的许止净居士在谈论此事时,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浮躁炫露’四字,斫丧多少文人,而又为文人之通病,然皆以仅有文艺而乏器识之故。苟有器识,则自能浑厚沉默,可以入德载福矣。”许大师说很多文人败在了“浮躁炫露”这种处世态度上,如果能明白这四个字的危害及危险,也就能入德载福了。但可惜很少有文人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们不是智慧阶层吗,怎么忽然间不智慧了?苏轼的一句诗可以为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浮躁炫露”是文人通病的高度概括,窃以为至少可以划分出多条细则,每一条皆有为官的无数例子存在。

3.发脾气也要有资本

与自我膨胀差不多,俗称“装犊子”,尤其是文人中的佼佼者,我们称之为“名士”的,自以为才华盖世天赋异禀,完全有理由目空一切。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三国时期的祢衡,有“狂疾”的毛病,类似“人来疯”,而且病入膏肓,典型表现是骂人。大豆腐从他嘴里说出来能变成臭豆腐,骂人功力就这么强悍。祢衡如同吸毒瘾君子似的,不骂人难受,他骂人特狠,不讲面子,同样也不给自己留有回旋余地。祢衡有两个好朋友,都是文学圈里的大名士,孔融和杨修。这些所谓的文人在一起,相互欣赏又相互轻视,谁也不服谁。祢衡经常占他们两个便宜,管孔融叫大儿子,管杨修叫小儿子。祢衡除了切磋文学外,并不研究为官之道,所以死得很惨。

《后汉书·文苑列传》载“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时年四十岁的孔融特别欣赏二十四岁的祢衡,向曹操举荐了他。此时的曹操向天下人表现出了“英雄”的一面,还没到“奸雄”的那个时候。曹操想见一见祢衡,哪知祢衡称病不去。曹领导特来气,因爱惜自己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形象,不能杀他,于是侮辱了他一下。听说祢衡在打击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遂“召为鼓史”,大宴群臣时让祢衡击鼓助兴。下面的情节我们都很熟悉了,祢衡脱光了击鼓,一边打鼓一边骂人,上演了著名的“击鼓骂曹”。面对祢衡的反击,曹操无奈地笑道:“本欲辱衡,衡反辱孤。”目中无人得罪领导的后果极为严重,不管你如何有才如何自以为是,但那得有个底线,雷池在哪里应该清楚。否则踩了地雷,保留全尸也就成了奢望。

祢衡你是爷我惹不起,曹操略施一计把他送给了荆州的刘表。那时刘表展现给世人的政治形象与曹操差不多,对待祢衡“甚宾礼之”,到了“文章言议,非衡不定”的地步。祢衡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渐渐地自我膨胀起来,对待新领导极为轻慢,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祢衡在刘表身边充其量是个“御用文人”,其价值与家童、仆人、奴婢等同,伺候好人家才是你的本职工作。祢衡老毛病又犯了,刘表一想,曹操受不了的人给了我,想把杀人的罪名扣在我头上,你以为谁傻啊?刘表也找了个借口,把祢衡介绍到了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工作。

黄祖性子急,又是武人出身,他管你那个。按说经过两次官场失意,祢衡应该有所觉悟,为什么处处不招人待见?估计祢衡考虑过这个问题,从他被送到刘表那里时就有所醒悟,所以无论在荆州还是在江夏,最初的表现都很不错,大家很欢迎他,可是架不住时间长。岁月是把杀猪刀,时间久了原形毕露。一次黄祖请客,祢衡老毛病又犯了,出言不逊,搞得黄领导十分没面子。黄祖不管不顾,拉出去斩立决,祢衡时年二十六岁。

祢衡的例子足见官场中自以为是多么可怕,比这更可怕的是有才人自以为是。《三国演义》中为了表现曹操的阴险奸诈,特意在祢衡死后给曹操加了一段戏码。却说曹操知祢衡受害,笑曰:“腐儒舌剑,反自杀矣!”这个桥段的设计巧妙高明,也非常实用,给人以深刻教训。轮到祢衡“小儿子”杨修上场了。恃才傲物,要“恃才”而后方能“傲物”,一个胸无点墨的主儿也骄傲不起来。职场里通常有脾气的人都是些有本事的人,所以发脾气是要有资本的,啥也不成的绵羊只有消停啃草的命运。与祢衡相比,杨修是正常人类,懂得处世之道,譬如他与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关系密切,尤其与曹植因文学情结遂致关系非比寻常,杨修不知不觉陷入了“东宫太子案”的旋涡之中。曹操选择谁来当继承人本是领导自家的分内事儿,不容外人掺和。杨修偏偏犯了这个错误,非但不避讳,反而以己之才帮助曹植屡屡通过曹操的考验。曹操得知后非常震怒,暗自决定要干掉杨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九州岛春秋》载:“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时王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时任主簿的杨修听到这一军中暗号,收拾行囊准备出发。人惊问修:你怎么知道要撤军?杨修说: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就好比眼前汉中,猜想要撤军。曹操终于找到了借口,此时已不再是当年对待祢衡那么个态度了,遂杀之。

4.做官不可得与做官不珍惜

假装清高的背后即是注重名节,实乃因为对仕途晋升及福利待遇没指望了,才来了这么一首“田园将芜胡不归”,展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其实不是这样的,出仕做官是文人的终极目标,宋代官方宣传“书中自有黄金屋”等,文人最终目的还是为功名利禄,正所谓“天下熙攘利来利往”是也。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名将陶侃,做过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封爵长沙郡公。大司马在和平年代相当于宰相,战时类似天下兵马大元帅,为朝廷一品大员。陶渊明祖上十分显赫,然而一代不如一代。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任安成太守。到了陶渊明这辈儿家道中落,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骆驼毕竟死了,马还健康地奔驰着。诗作可见陶渊明年轻时曾立下过“大济苍生”恢复祖上荣光之志,随着仕途不断地受挫,志向日渐消弭,也就萌生了退隐的念头。

陶渊明先是任江州祭酒,以“不堪吏职”为由辞职了,翻译过来说得好听是政治黑暗,说得难听是嫌官小。起复后先后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祭酒、参军不是什么大官,类似参政军务,没实权。直到陶渊明四十一岁时才当上了彭泽县令这样的低级官员。当时上峰主管前来检查工作,吏员提醒陶县长如何如何招待,陶县长火往上蹿,怒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写下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将官场比喻“尘网”,自己喻为“羁鸟”、“池鱼”,退隐田园喻为出了“樊笼”。

通过他的仕途经历不难想象,眼瞅年过半百才做到县令级别的小官,面对曾祖父的无限荣光,他一定不甘心,但在现实面前又无能为力,所以隐居不仕也是无可奈何之选择吧!读《山海经》诗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不知不觉流露出了陶渊明对官场的爱恨交加。他想做高官成就一番事业,又不愿意去招待上级,既不能适应官场,只能被淘汰。《归去来兮辞》全文读过会有种酸涩的感觉,就像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假装欢天喜地地回家。如果陶渊明能在官场上混下去,为什么结尾又道出了“乐夫天命复奚疑”此等认命的心声?戳穿所谓性格豁达的伪面具,露出假装清高的嘴脸和想干又混不下去、不想干又想着的矛盾心态。

陶渊明生前并不出名,刘勰著《文心雕龙》中对他只字未提,钟嵘著《诗品》仅仅将他的田园诗作列为“中品”,真正开创田园诗派的人是谢灵运。

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要么祸起萧墙,要么两国对杀。二十二岁的谢灵运出仕做官,在豫州刺史刘毅麾下任记室参军,不是多大干部,但得有个过程。很不凑巧豫州刺史刘毅造反了,出兵讨伐南宋武帝的刘裕,兵败自杀了。东晋内部的军阀自相残杀,谢灵运并未受到影响,反而返京任秘书丞。经过十年的混日子生涯,三十二岁的谢灵运任中书侍郎。中书省是帝国最高行政机构,长官为中书令,相当于宰相。谢灵运做的中书侍郎,相当于北宋时期的参知政事副宰相。仅仅过了四年,刘裕代东晋自立,创建了南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