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还在做晋王时，郭贽就出入于府邸。此人有文采，晋王就令他掌管类似朝廷“知制诰”般的职务，负责府中一应秘书工作。但文采不是思想，郭贽草就的文件，往往有见识浮薄之处，所以常常被人“哂之”。太宗对制定朝廷内外诏令、制度文件的文臣，一直很重视，要任命谁，就一定会事先向宰辅咨询、访问，务必求得“才实兼美”者。初定人选后，太宗再将人召来跟他聊天，史称“观其器识”，然后才将任命书下达。为此，太宗还对左右说：
“朕早就听人说过，朝廷任命一个知制诰，亲族们都来庆贺，认为这是‘一佛出世’，真是太不容易啦！郭贽，过去是我的门人，但是一直缺乏时论名望。但我因为喜欢他文笔，就命他掌管秘书工作起草文件。听说他文件往往有不合道理处，很被人嘲笑，朕也为之羞愧。所以始终不能让他进入翰林之地。”
在赵炅那里，“愚直”与“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之类半斤八两。
今日来看，郭贽或许有“愚直”的一面。他到了宋真宗时代还在，真宗就称赞他是“纯厚长者”，这个评价虽然并不就是“愚直”，但却与郭贽自诩的“愚直”颇为神似。
郭贽也曾有过几件德举。
大将曹彬曾经被人诬告，郭贽极力为曹彬辩解，最终救助了曹彬。
郭贽后来做官为盐铁使，当时各路（路，宋代略相当于省级行政单位）都在抓捕犯人，即使是多年前的罪犯，也不放过，甚至罪犯已死，各地还在抓捕罪犯的子孙。郭贽知道此事后，认为此举不当，于是草成奏疏，认真来说这个事。太宗赵炅知道后，当即赦免了很多人。
他还能够发现人才、举荐人才。史称郭贽“性温和，颇能延誉时隽”，性情温和，很能为贤人传扬美名。后来与名相李昉等人共同编辑《文苑英华》的大宋文豪宋白，就是郭贽引荐给朝廷，后来成就一番事业的。名臣赵昌言很小的时候，郭贽看到他，“一见器之”，第一次见面就非常器重他。等到郭贽掌管科举，特意在奏名的时候，将赵昌言排在第一个。以后，赵昌言果然做出一番有声有色的事业。延誉时隽，举荐人才，是传统人格中的道义所在。郭贽有道。
但史书给郭贽的评价一般，特别是他的晚年，总想着做生意，又吝啬，在国家大事方向上，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史称“晚节不事事”，晚年几乎不做政事，舆论因此对他有讥评。“不事事”，正是“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的“老好人”官员写照。这类性格做国家副总理，估计没有什么戏看。这样来看，赵炅讽刺他的“愚直”，是看透了他的为人，当初罢免他的参知政事，合宜。
藩帅移镇
“政治英雄”，无人能省略杀伐手段。
严复评价黎元洪有言：“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国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意思是说黎元洪因为“柔暗”，还不足以救国图存。读中国史可以看到，过于“良善暗懦”之人，甚至很危险，做家长，无能庇护其家；做国君，不可保护其国。
这段话讲述了政治家的责任伦理：道德完美，不是政治家的图腾，如果这个政治家缺乏足够的洞察力（无洞察力即暗）、决断力（无决断力即柔），决断，就要用到杀伐手段。此类道理展开来说，需要相当篇幅，简言之，政治性杀伐手段与人类的复杂性有关，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故历代合法政府，有限暴力的参与是结构性存在，必不可少。推演天下秩序，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政府能够省略暴力，尤其是有限暴力。
有意味的是，太祖太宗虽然不可能放弃有限暴力，但他们在一些具有转型意义的大事件上，还是尽可能地减少暴力烈度，将国家暴力控制在尽可能道义正当的范围内。宋太祖在攻伐南唐时，曾说宁肯不要江南，也不许胡乱杀人。宋太宗在攻伐北汉时，担心攻城正酣的将士入城后屠城，竟然在就要破城时，下令暂停攻城。这种敬畏生命的政治家，在道义与功绩之间，将权重压向了道义一边，是永远值得后人敬重的。吾土至为深沉义重的道德传统，在这里，值得恒久性地予以历史表彰。
但政治家不可能省略杀伐手段。太宗赵炅的杀伐，像赵匡胤一样，像一切富有道义感的政治家一样，恒指向罪恶与邪僻。
当初马仁瑀与李汉超闹矛盾，赵炅“令”二人“置酒讲解”之后，还是不放心。出于防患未然的考虑，他又对马仁瑀做了调动，要他从防地霸州换防到辽州（今山西左权）。边帅换防，相当于过去的藩帅移镇，都是将手握重权的武夫从一个“熟地”调往“生地”。过去的藩镇最怕移镇。马仁瑀的换防，对新科皇帝赵炅来说也是一招带有“胜负手”的策略安排。但赵炅为了安抚马仁瑀，还另外做了一件大事：处理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
处决皇亲王继勋
王继勋是马仁瑀的死对头，又是太祖王皇后的亲兄弟。此人在洛阳期间，买卖奴婢，虐待奴婢，凌迟奴婢，还将奴婢们当作牛羊猪肉，煎炒烹炸了吃掉。这样吃了一百多人。这个恶人的故实，已经见于《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赵匡胤时间》。太宗当朝，按照大宋《刑统》，将这个皇亲正法。此事一举三得：伸张了正义，震慑了恶人，安抚了马仁瑀。天下士庶看到：即使是皇亲国戚，触犯大宋法律，也必将依法得到惩处。
处决王继勋，应该是太平兴国初年的一件大事。
顺便说，太祖时，碍于皇后身份，只给了王继勋降职罚俸的处分。但这很可能是故意留下一个破绽，要三兄弟赵光义也即赵炅来收拾。赵匡胤栽培赵光义处甚多，生时不立太子，是给三弟预留了前途；生时不取才子张齐贤，是给三弟预留一个“天子门生”；生时不动“封桩库”钱帛，是给三弟预留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财政支持；生时不处理王继勋，也有可能是预留一个政治大案给三弟，以此为三弟“立威”……将这类故事连缀起来看，线索分明。
闲话表过不提。且说赵炅，他期待五代以来的藩镇习气能够得到彻底抑制，解决还占据于一隅的吴越国问题、清源军问题，更要解决顽固地据守于山西的北汉国问题、横蛮霸占于燕云十六州的草原帝国问题！他梦想从此有一个富饶而又强大，足可媲美汉唐的大宋帝国。
如此，国家治理必须惩治贪腐与恶官。道义之邦，不能容纳蠹虫害民。史称“上注意治本，深惩赃吏”，太宗注意治国之本，对赃吏惩治很严厉。他曾下诏说：自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以后，京官、幕职、州县官，凡属于国家官员者，只要犯有贪污罪名，发配边远诸州者，即使遇到国家大赦，赃官们所在的州县，也不得放还他们，以前逢赦已经放还的赃官，各地有关部门不得录用。
处罚王继勋之后，大宋王朝人人皆知国家有法。
惩治贪官
太宗举起了正义之剑。王继勋大案之后，赵炅借势放出凌厉手段，三年时间，惩治了十几个贪官、恶官。
太平兴国初年，有“均输制”，即由各地州郡向京师派送战略物资，也即“官物”，由地方官护送进献。但京师负责接收官物的国库守藏吏多有不法，史称“硾钩为奸”，也即敲诈勒索作恶。譬如按规定进贡一百斤大米，守藏吏就说分量不足，只有八十斤。地方官就只好另外购买二十斤补齐。这补齐的二十斤，就落入守藏吏私囊。这类“硾钩”若是二十斤大米也就罢了，若是二十匹绢帛、二十两黄金、二十斛珍珠……那事就大了。但守藏吏照样“硾钩”不已，以至于来押送官物的地方小官“或至破产不能偿”，有些人甚至到了家庭私财破产都不能补齐差额。此事展开的恶相，几乎就是地狱风景。
太宗闻听此事，大怒道：
“此岂为天下守财之道耶！”
这哪里是为天下百姓看守钱财的法子啊！
于是下诏规定：
以后国库或粮库等接收地方官物，要由朝廷派出监临官，认真地看好主秤，不许欺瞒榨取！有违犯者，主秤官及守藏吏皆斩，监临官也从重治罪。
规定下达之后不久，就遇到一个粮库受贿案。
原来，自从平定南唐之后，每年都要从江南漕运粮米数百万石到京师，以此来增广国家粮库的战备储存。接收南粮者，除了守藏吏外，又由朝廷命官来掌管出纳，内侍为出纳副官。这样三重监督之下，太宗赵炅还是不放心，就秘密地派遣皇城卒也即京师公安巡警，穿了便衣到粮库去侦察。
结果查访到以太仓粮库永丰仓的计量官张遇等八个人，在称量南粮时，大斗小斗间不清不白，有受贿为奸、重入民租的情节。事实清楚后，这八个人全部正法；掌管粮仓的官员负有连带责任，被免官；派出监仓的朝廷命官右监门卫将军（掌宫殿门禁和守卫，略相当于卫戍军区警卫师副师长）范从简等四人也被罢官；同监的副官内侍宦官被“决杖”，处以杖刑，挨了一顿板子或棍子。
有一个西京洛阳的右军巡使、光禄寺丞李之才，因为与一市井哥们儿带着酒到宫殿中“聚饮”，被同事上告，赵炅调查后属实，罢了李之才的官。
外省泗州，有一个地方监察官，录事参军徐壁，同时又掌管本州部分租税。此人与属下一个名叫高贵的武官，收受租民的贿赂，而免除租民的税赋，给租民开具一张虚假的收据。奸赃事发，二人被正法，参与此事的支党都受了“杖脊”，而后发配到遥远的荒凉之地。
被“正法”恶官
有一个刺史赵彦韬，在澧州（今属湖南常德）为官，地方有一小民，说家中财产被盗匪劫夺，赵彦韬调查后得知，没这回事，纯属顽民诬告。他一怒之下亲手杀了这个顽民，开膛破肚，还用手抓取人的心肝。顽民家属认为这个刺史手段太过残忍，于是到朝廷上访，诉告。赵炅弄清事实后，将这个刺史“杖脊”，发配到淮西，禁锢不用。
大宋杖刑五等，“杖脊”最重。比“杖脊”更重的刑罚就是“杖杀”了。
有一个掌管传宣诏令的中书令史李知古，接受罪犯的钱财，私自修改刑部所规定的法条，从轻处理了犯人，被有关部门起诉。赵炅派人调查属实，“杖杀之”，用杖刑，直到打死。同案犯，负责刑房的官吏孙甫因此而被罢官。
另一个中书令史习元吉，盗取皇上近臣的印玺，伪造征调信函，从两浙人家骗取绢彩一百七十匹，也被“杖杀”。
记录中还有一个掌管宫中事务的詹事府丞徐选，外放督办漕运军粮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被濮州驿站招待所官员告发。赵炅调查属实，也被“杖杀”。
“杖杀”属于“正法”，“正法”也有种种，“杖杀”算留全尸，更厉害的刑罚，就是“斩首”。
有一个御史赵承嗣，监管郑州市场赋税时，与地方官吏狼狈为奸，“隐没”也即吞没收缴上来的官钱好几万，被人告发。赵炅下令刑侦，调查结果属实。有关部门认为这人可以“绞杀”，赵炅特命“斩杀”，并将与他共同作案的官吏七个人，一道在街市斩首。然后诏令诸道转运使，在各州县布告此案，将案由和判决结果制作为传单，张贴在各地官舍的墙壁上。
朝廷当时规定，不允许各地私自讲述天文历法、推测灾异。于是就有几个属于禁军精锐的“骁捷卒”，上疏说他们的指挥使戎希萼，私自在弄天文灾异之类的玩意儿。调查后，属于诬告。赵炅于是下令将这三个诬告的“骁捷卒”斩杀。另外又赏赐给戎希萼紫袍、银带、金帛等，安慰这位被诬告者。
有一个管酒库的低级京官王守忠，被人告发，说他偷盗了三百瓶官酒，事实清楚后，监守自盗者被“弃市”。
有一个著作佐郎卢佩，在南京监造酒业，转运使樊若冰发现了他收受贿赂，有“寻租”行为，当即汇报到朝廷。下狱审讯，卢佩服罪，承认前后所受赃款一百九十贯。也被“弃市”。
还有一个县尉周楚，因为贪污（数额不详），被“弃市”。
所谓“弃市”，就是绞刑或斩刑后，暴尸街头。
还有比“弃市”更重的刑罚：斩杀之前，先受刖刑。
有一个殿前的武官吴舜卿奉命到山东区招募兵勇，在泗水的驿站，酒喝高了，亲手杀了八个平民。当地州官告到朝廷，赵炅让人将他“械系送阙下”，戴上刑具送到京师，先命人斩断他的两足，然后正法。
比这个加刑更重的就是腰斩了。
有一个殿前的武官霍琼，也奉命到山东招兵，在郓州，伙同招募的兵勇劫掠邑中市民刘凝的家财，也被州里告到朝廷。赵炅令当地用槛车将他押到京师，讯问得实，在都市腰斩。
掠夺小民私有财产，在大宋帝国，是极重的犯罪，惩罚酷烈。
李飞雄大案
太平兴国年间，曾有“族诛”行为。这是宋太宗还未能脱略法家“株连”法制的一个恶果。
秦州（今甘肃天水）节度判官李若愚，他有个儿子名李飞雄。节度使，是各州郡的军政总指挥官；判官，是佐理，但由朝廷派出的京官担任，遇有大事，要与节度使一道签署文件，略相当于副省长，地位仅次于节度副使。这也是权力很重的地方官。李飞雄仗恃着“官二代”的派头，常有背离道义之举，史称“凶险无行”，凶虐险恶，不守规矩，没有道德约束。李若愚一家几乎无法容他。于是他就常常离开天水，到京师、河北一带游荡，所到之处与无赖恶少纵酒赌博，做了不少坏事。
因为他的老爸李若愚在秦州做判官，所以李飞雄对秦州的府库仓廪战略物资，以及当地地形之险要，要塞如何布局，各路兵马多少等机密信息，都了如指掌。这样，就令他产生了幻觉，以为可以据此做一番大事。五代以来的藩镇造反最终演绎为改朝换代的故实，他应该听过不少，于是这个德薄、智浅、力小的野心家有了谋夺天下的凶妄之念。
他岳父在凤翔（今属陕西宝鸡）盩厔（音粥志，今陕西周至县）做县尉，管理着地方有限的几个兵马。李飞雄从京师跑到盩厔，偷了岳父的马，假称朝廷使者，半夜又来到盩厔的马厩，招呼管理马匹的小卒，讨要马匹，说是公干。小卒举着火把出来看，李飞雄将黑市上买来的马缨在他眼前晃晃，意思这就是县尉调动马匹的证据。由马缨调马，仿佛过去的“虎符”，算是令牌性质的东西。小卒无法分辨马缨的真假，就给他配了一匹马。然后李飞雄就让一个小卒做他的“前导”，开始堂而皇之地“巡边”，并称这是奉了朝廷的差遣。
当时的“巡边”大臣要由皇上委派，有诛杀地方官的大权。此前，有个知封州（今属广东肇庆）的地方官李鹤，不遵守朝廷法度。朝廷派出的岭南使者向皇上汇报此事，很有可能诬奏了李鹤，说李鹤部下军吏试图“谋反”。这又是一个“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故事。太宗赵炅给出的指示是：“诛之不问状”，当即正法不必调查缘由。此案一出，地方官对巡边使者无不心怀恐惧。
李飞雄此际干的就是当初岭南巡边使者干的活儿。按照事后的结局推断，他是试图用这种办法，裹胁几位地方官，占据一座城池，而后举兵，造反。很有可能还有李逵式的那种雄心壮志：“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也弄个皇上玩玩。不然，就不能理解他的一系列失心疯般的行为。
他以“巡边”为名，先是劫掠了一位巡驿殿直（朝廷派出的巡查驿站的散官）姚承遂。然后带着他到了陇州（今属陕西宝鸡），又劫掠了当地的监军供奉官（朝廷派出的监察地方武装的散官）王守定，到了吴山县（今属宝鸡）又劫掠了县尉卢赞。李飞雄命令他们都跟着他往前走。干吗去？谁也不知道。
说话就到了他老爸所在的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