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袁远的中篇小说《脚不沾地》则从荒诞意象的隐喻层面，描述了日常生活中人的幸福感觉“脚不沾地”的怪异状态。多年以来，袁远的小说写作总是一如既往的勤勉认真，总是植耕于自己的城市和自己对生活的认知。袁远作为一个作家的主体性也总是体现在她对熟悉生活的精确把握和饱满表达之上。2009年因忙于写作长篇《亲仇》，她只发表了《脚不沾地》。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上同裘山山的《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说《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主要是写一个大龄“女文青”的情感困境，那《脚不沾地》写的就是一个“男文青”的精神困境。两部小说都指涉到消费社会中“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消费社会的主流价值是物质至上和人生享乐，所谓成功与幸福的准则也都被规定成金钱的多寡。在这种大一统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操控之下，那些偏爱文艺、喜欢浪漫的“文青”，无疑就是既不合时宜又凌空蹈虚的“边缘人”了。袁远用“脚不沾地”的隐喻和意象来指称这类人物的生存处境，可谓准确而又形象。假如一个人要做“文青”，这还是他或她的自由权利。但有了家庭，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脚不沾地》中的“文青”姚沉，因为想做一份与“文艺”有关的编辑工作，就挣不了大钱，就无法满足妻子“越过越好，越过越舒适”的物质欲望。于是家庭纷争与观念冲突便风生水起，一种“衰男与怨女”的日常情景，就成为推动情节的叙事节点。而长期的隔阂和疏离，最终导致了夫妻之间“七年之痒”的情感危机。当此之际，姚沉又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脚不沾地”的症状，人像失根一样踩不着城市的大地。更为严重的是，“脚不沾地”的症候还威胁到姚沉那份经理的职业。如此一来，情感和职业的双重危机便突兀地挡在他的面前，生存的空间变得逼仄、生活的压力骤然放大。焦虑无助的“文青”姚沉，于是一步一步地被现实困境逼到了一个“危险的高度”，他在那个“高度”上始终摇晃不已。袁远不无戏谑和荒诞的描述，不仅彰显了她对消费时代日常生活和人伦关系的观察深度，而且还凸显出这种观察背后的普遍意义和质疑精神：姚沉的精神困境其实也是消费社会普遍的精神困境；当物质至上的生活观念君临天下时，多元而有差异的生活方式无疑就成了“脚不沾地”的纸上谈兵。有人奉金钱价值观为金科玉律可以理解，它是物质长期匮乏的一种历史反弹，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人们合法的选择权利。袁远在小说中也对姚沉妻子的金钱人生观寄予了同情和理解。但倘若人人都如此，这世界无疑就荒诞了。金钱之外，人的生活肯定还有更多其他的价值、意义和方式。像姚沉一样的人无非想过另一种生活，选择另一种人生方式。但他们的选择为何偏偏就成了“脚不沾地”的白日梦呢？到底是姚沉们患有“脚不沾地”的症候，还是现时代的生活过度物质化而引发了“脚不沾地”的症候呢？袁远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的可能性。
很有意思的是，洁尘的小说《你什么时候搬出去？》，也从内心情感的悖谬之处，描述了幸福感觉“脚不沾地”的日常状态。一个白领剩女，对一个男人十多年来的念想曾经是她最重要的情感生活。但当这个男人真的同她住在一个屋檐之下时，她对男人的感觉彻底“异化”了。她想象中的那种悠长浪漫的关系，在日常情境中却因种种日常细节的错位，比如差异很大的生活习惯等，完全变成了另一种人生况味。他们走得越近，疏离的感觉反而越大。最终她只能面对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搬出去”……上述小说关于边缘状态和精神困境的书写，都指涉到日常生活的存在本质，对人在日常经验中的价值和意义作了严肃而深入的美学反思。但日常生活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还有另一把打开生活意义、照亮日常事物的钥匙呢？索朗仁称的《到拉萨去约会》或许是另一种诠释。
索朗是成都的藏族作家。他的小说创作，通常都用平淡简约的叙述话语，来讲述历史和现实的故事，创造出一种与精神世界同构对应的艺术结构，赋予细节生动的意义，挖掘意识形态之下潜在真实的灵魂状态，在真实的生活经验与虚构的事物之间建构起某种精神和文化的联系，从而实现对现实经验的艺术超越。当然，他这种超越性的写作，可能也是对藏传文化经年累月习得的艺术成果。
《到拉萨去约会》是索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总体上表达了作家对西藏故土的神圣热爱之情。他的小说有着对于西藏“经验”的执著与坚守，试图从乡土社会的日常变迁中发掘那些曾经被遮蔽和忽略的永恒“美丽”，这些美丽可能来自不变的人性、人情，也可能来自民间的文化风俗或自然风情，甚至就直接来自粗犷质朴的生活本身。但无论源自何处，索朗都对其赋予了诗性的情感与唯美的想象，并以一种少有的透彻和练达，不动声色地超越了日常生活本身，抵达了一个充满温情而又宁静的精神高地。
这部小说没有很强的故事性，只是将火车上几个人各自的故事串联起来，以此推动情节的发展，可以说也“推动着火车前进”，等火车到达终点站拉萨时，故事也就自然而然地结尾了。“舅爷的索卦没说我的祸福，没说我能活多久，却说出了一句意料之外，却是我最想听的话，亚杰，你是个情种。”从这个索卦，小说主人公亚杰的“去拉萨约会”的心路历程由此展开。“是轻松之旅，是逃亡之路？是朝圣之旅，是忏悔之行？……”带着这样的追问，亚杰登上了开往拉萨的列车，亚杰成了一名精神流浪汉。他的“逃离”意味着追寻，放逐当下才能寻找和进入生命的本真，这也许是对生命，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方式。同作者的其他小说相比较，《到拉萨去约会》显露出了作者试图超越自我进行新的精神探索和艺术探索的积极意向。
某种意义上，索朗的小说热衷的并不是对一种日常经验表象的触摸，更不是对经验的“奇观化”的呈现与展示。他的小说的写作过程，更近似于读者对小说的阅读过程。他对于“生活”的“阅读”，是一种精神与情感的穿透，是一种深刻的领悟与品味。因此，《到拉萨去约会》并不特别在意小说的故事情节与叙事节奏，而是企图领悟和挖掘生活经验背后的那种“意味”和“内涵”，而不是“生活”和“经验”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说，索朗的小说味道是隐藏在其所营造的对西藏拉萨这片神圣之地的眷恋之上的。而拉萨就是他的一次精神之旅，一个朝圣之地，一次将个体灵魂扎根于故土文化的净化仪式。
人性的可能性：灾难叙事的关键词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汉旺镇钟楼倾斜的时针，把汶川大地震的深重灾难铭刻在四川大地，也铭记在文学心头。诗歌再一次以井喷式的悲壮激情抒发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悲痛，唤起了人们心灵深处的无疆大爱。置身于成都的作家和诗人纷纷奔赴灾区，在第一时间投入到抗震救灾的伟大壮举之中。
地震后不到一年，成都作家骆平在《小说月报》发表了长篇小说《与世隔绝》。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这是中国最早一部直接书写汶川大地震的长篇小说。这一事件充分见证了成都作家对故土灾难的快速反应，也体现了成都作家义不容辞的使命意识。《与世隔绝》以小说的想象方式直截了当地书写了汶川大地震的现场故事。骆平的创作意图是要在那个特大灾难发生的真实语境中，直接洞察和精确表现人性发生变化或变异的种种可能性。因此，她为小说主人公在灾难突发之前预设了许多爱恨情仇的人物关系和个人秘史，诸如，即将离婚的夫妻，携款潜逃的贪官，隐秘的婚外情，情感失意的医生，恩怨纠结的家族矛盾，等等。在地震突然爆发的灾难性语境中，面对巨大的死亡恐怖，所有这类纠缠纷扰的社会关系和情感困惑，似乎都在规定情境里发生了转化，获得了净化或救赎的可能。灾难和死亡使不同的人群成为集体的受难者，在灾难中结成了命运共同体。悲悯情怀和内心良知，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残酷的现实激发出来，仇恨的情感得到了净化，而关怀的情感成为抵抗灾难、死里逃生的希望之光。
骆平的叙述既悲恸又冷静，她想把受难的人们在惊心动魄的逃亡过程中流宕的种种繁复的内心情感，从现场细节的描述中准确精细地呈现出来，使它们成为灾难情景中个性化的内心经验。为了营造一种真实的现场感，她刻意地借用了电影的叙事语言，以平行蒙太奇的手法谋篇布局，将恐怖、悬疑、惊悚和爱情的诸多元素糅进情节结构中，使小说的叙述充满了流动的画面质感。但囿于她对灾难经验的局限性，小说的人物心理和故事细节只能更多地依赖于纯粹的想象和相关知识，从而导致小说总体上的概念化，一些过度巧合的情节也没有逻辑的说服力。尽管如此，《与世隔绝》作为最早一部关于地震的长篇小说，仍有不可忽略的先行意义。
“5·12”大地震之后，灾难文学的叙事与建构越来越引人关注。灾难作为历史经验和现实事件，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社会灾难都会造成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而文学对灾难的书写与想象，可以使灾难同普遍人性与救世精神联系起来，从中诞生伟大的文学作品。因其如此，灾难文学是当代中国文学无法绕过的一种文学。而地震文学，作为专门书写地震题材的文学无疑是灾难文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但更重要的是，文学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进入灾难和表现灾难，也就是灾难文学的叙事问题，或许才是思考灾难文学的理论重心。从叙事美学的视角看，文学史上许多宏大的灾难文学作品总是力图使读者体验到文学的崇高感。崇高感是人类面对苦难与危机而引起的痛苦反抗，是痛感的美学升华。在灾难情境中，人们面对威胁生命的危险和毁灭性的恐惧，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爱与坚强、智慧和互助、责任和担当。当这些平常遁于无形的情感与责任，在毁灭性的灾难面前挺身而出、慷慨悲歌时，一种超越生死的崇高感也将随之而生。灾难情境强化和凸显了这种崇高感，文学的使命就是发现和表现人在灾难中的悲壮和崇高感，从而激发我们在庸常生活中日渐慵懒的生命意志。
悲悯情怀和崇高境界是灾难文学的终极品质。这样的审美品质只能源自神圣庄严的无疆大爱。时代越媚俗，神圣越伟大。神圣是全球化消费时代文学反抗灾难的精神出路和心灵愿景。日常生活中的去圣化运动，原是现代性的流行色，无须多加置喙。但面对灾难和危机，一个没有神圣信仰的国度，她的文学就没有理由绕开神圣的使命。加缪在小说《鼠疫》中阐释了灾难文学的叙事伦理，那就是“为了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阿尔贝·加缪《局外人·鼠疫》，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灾难文学虽以自然灾难、社会灾难为书写对象，但不应当是简单地对灾难事件的记录和再现。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其终极目的是通过审美化的语言对普遍人性进行描述与探索，体现人性的真、善、美。因此，灾难文学的写作离不开个体对灾难的人性体验。而个体对灾难的体验并不等同于个体对灾难事件的直接经历与感受，而是对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以及与灾难本身相关的复杂的“命运关系体”的体验。灾难情境并不只是一个三维的空间场域，还是一个与时间性攸关的四维时空场域，“内心经验”在这个时空场域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特别的四维性场域体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相连的人类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历史性。
文学的灾难叙事，可以强化民族体验与国家认同。文学作品通过灾难叙事往往会给予读者“民族危亡”的历史想象，这种“民族危亡”的审美想象，经由美学意象的催化，可以激发人们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凝聚力，从而深化读者对民族共同体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认同。
惟其如此，我们就有理由期待成都作家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更伟大的关于灾难乃至其他题材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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