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思远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李劼人在新形势下，必然经历一番对外部新思想、新文化的“革命学习”过程。同时，李劼人重写其以革命叙事为核心的旧时长篇小说代表作《大波》，为加强小说的“革命性”而殚精竭虑、历尽艰辛，则是颇具象征意味的内心“革命”。两者彼此影响、相互牵扯，与李劼人的余生岁月相伴始终，堪称李劼人人生的“二次革命”。李劼人为人为文的种种心迹也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
关键词 李劼人 新版《大波》 革命
引言：《大波》重写之难
1954年5月，作家出版社致函李劼人，商洽《大波》的改写然后重版。对此，李劼人表示愿意。他自认为：“在三部小说中，偏以《大波》写得顶糟。……十几年来，随时在想，如何能有一个机会将《大波》重新写过，以赎前愆。”所以，他不仅决定“另起炉灶地重写”《大波》，还决定从《死水微澜》开始，重新修改整个“大河小说”。
1954年11月，修订、重写的工作开始。“《死水微澜》因为基础不错，改的只有十分之一，不很费劲。《暴风雨前》改了三分之二。”它们的改写花去了李劼人半年的时间，但总体上比较顺利。李劼人自我评价为：“重新改写的两部书，现在看来还不是很成功，但比二十年前写的东西要高一层，脉络清楚一些。”
然而，接下来重写《大波》的工作令李劼人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1954年和1955年，李劼人曾进行过两次重写的尝试，但每次写了十多万字后就因故罢手。1956年到1962年，他一直持续着这项工作。但其间进展的艰难和收效的低微总是使他倍感无奈。
其间，李劼人或许很难忘记新版《大波》第一部面世后，普通读者的反应：“看完《大波》上卷，酷似看了一出编排得不大好的大戏。但见人物满台，进进出出，看不清那是主角，那是配角。甚至完场了，也没看见一点缓歌慢舞，令人悠然神往的片段。”“不是戏，倒像是辛亥年四川革命的一本记事本末。人物既缺乏血肉生气，而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形也反映得不够充分。说它是小说，还应该努力加工。”这是其中最尖锐的两种声音。
与此相对应，当时的官方对李劼人的新版作品也并不很看好。1959 年初，张天翼受“组织”之托，就《大波》的创作倾向问题同李劼人谈话， 指出《大波》在处理历史任务方面， 还有不明确的地方， 如对辛亥革命时代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 缺乏具体的分析评价。在1959年第二期中国作协组联室的《情况汇报》中还记录了两人的一次谈话，张天翼就李劼人在作品中如何表现劳动人民的力量，提出了一些意见。但李劼人的反应却含糊无力。以至于同年6月中旬，《人民文学》写信给他，希望他写一篇谈自己创作的文章，而他却回信拒绝了。甚至表示：“不但目前不可能写，即今后永远也不可能。”
《大波》是 “大河小说”中篇幅最长、分量最重的作品。其“另起炉灶”的新版更是是李劼人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作家的几乎全部工作。这部九十余万言的作品是整个“大河小说”中唯一正面大规模叙写旧民主革命爆发和高潮的，革命叙事是其重中之重。为此，他殚精竭虑，大费心血。但时至今日，造成上述负面评价的那些小说文体现象依然未曾改变。
斯人已去，可惜，“革命尚未成功”！是不愿为之？还是无力为之？
历史却只在这场创作“革命”即将遭遇它无可挽回的遗憾结局时显出它吊诡的一面。“总的看来，李在整风‘反右’后，没有接受教训，对于党的领导仍内心不服，对党的方针政策一贯抵触不满……实质上是个资产阶级反动派。……由于其牢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接受教育改造。……”这大概是当时的对于李劼人的最后一次“组织鉴定”了，但也是历年来评价最低的一次。
为文，为人，那时的李劼人竟都一样的难！为什么？
往事渺渺，历史、个人之间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现在我们的看法可能不尽相同。我在下文中恐怕也无法圆满地说明。只是希望能从对新版《大波》中的那些革命叙事的解读中将潜藏于作品、作家、时代之间的那些曲折尽力揭开。
一、革命难为：新版《大波》中的革命者群像分析
既然再度进行革命叙事，那么首先面临的问题必将是革命主体（革命者）形象的塑造。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革命”一词凭借其背后无比庞大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支持而令自身的政治语意全面压倒了其他语意。而这种政治语意在当时的中国又很大程度上与正义、正确、崇高等价值观相对应。因此，无论是革命还是革命者，在当时都历史地禀赋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简言之：革命事业崇高，革命者是英雄。
于是，令人疑惑的问题出现了：通观整个新版《大波》，读者难以见到一个符合时代理想的革命者。纵然作者曾经流露过不愿将革命者都写成完美英雄的创作意图，但何以我们在洋洋数十万言的革命叙事中竟连他们一点经得住风雨的坚定勇气和正义都难得看到呢？
“大河小说”中的革命叙事是针对辛亥革命前的四川保路运动和其后成都、四川的地区独立革命运动的。它当中的革命者形象系统由五部分人物形象构成：1.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并怀着些旧民主主义思想的地方士绅。2.受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青年和学生。3.一些晚清政府按西方军事模式训练出的新式陆军。4.由民间会党成员为主要组成的同志军。5.部分普通的下层社会民众。
在新版《大波》的创作中李劼人知道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他也用功地再次学习改造过了，他是决心要“赎前愆”的，可小说里的那些革命者最终还是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不甚理想的模样。为什么？通过将李劼人的人生经历与其笔下的革命者形象、事迹联系起来思考，我们或许会作出一些有效的分析。
（一）地方士绅
那些有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地方士绅（如：蒲殿俊、罗纶等人）是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写进小说的。他们是那些革命事件的策划者和形式上的领导者。对于那些历史事件本身，作为历史见证者的李劼人是体验颇深的。而由于新中国成立前自身社会身份的原因，我认为李劼人应该对这些革命士绅的性格和气质认识较深。结合后来的历史经验，他当然知道这一阶层革命者的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新中国成立前，具有激进革命意识和民主精英意识的李劼人，也自然会对他们那时期的历史作为进行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政治学习，他自然更加清楚那些人属于资产阶级，从而认同官方结论：他们不能够彻底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
因此，在新版《大波》中，他们的革命表现让人失望。作为保路运动和地方独立运动的民意代表，他们在面对腐朽的晚清政府官员如赵尔丰及其属僚时，性格和行动上均显得被动。保路风潮时，他们大都只是在聚在一起空洞地进行局势讨论。而讨论的目的并非为了取得革命中的相对强势，而不过是为了如何能以请求朝廷收回成命的方式，重新获得地方铁路商办权。这样，《大波》中的保路同志会员们在他们的领导下，总是在烦琐无聊的会议中纠缠不清。若非民众以罢工、罢市，学生以罢课来鼎力支持保路，若非同志会中有人以《川人自保商榷书》的革命宣言来激化了他们与朝廷的矛盾，若非赵尔丰及其属僚在惶恐不安的心理驱使下贸然逮捕了他们并随后制造了对于请愿群众的血案，保路运动的进程恐怕还要被耽搁。
后来，四川保路运动演变为以保路同志军为主力的地方暴动并帮助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在中国各地革命独立蜂起的形势下，赵尔丰眼见大势已去，被迫释放了被其软禁的蒲、罗等人并同意成都独立。可蒲、罗等人却并未与这个革命刽子手进行重新斗争，反而同意了其提出的于他有利的成都独立条件。在成都独立后，面对拥入城市的数量众多的同志军和准备被接收整编的朝廷巡防军和新军，蒲殿俊等人更显得手足措，最终导致其中许多求饷不得的士兵在成都城里实施武装抢劫。最终，作为那一时期革命代表的蒲殿俊仓皇逃窜。
对于这些思想保守、性格软弱的革命领导者，新时期的李劼人坚信他们无法正面承担革命重任。所以，他对他们纵然特别熟悉却并无心思着力塑造。在小说中，他们的形象多为侧面刻画，并不丰满，他们的事迹则多出自局外人的谈论。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某种象征性的革命符号。
（二）青年学生
与地方士绅软弱妥协的集体性格相反，“大河小说”中那些受旧民主主义思潮影响的进步青年和学生形象则更多了激进、坚定和勇气。这个势头从《暴风雨前》里就开始崭露了。李劼人自述在其中有意塑造了三个知识分子的典型，其一就是前进的，革命的。这个叫做尤铁民的人物形象正是一个鼓吹铁血救亡，不畏牺牲的进步青年。他在上海时曾发动组织名为万国青年会的革命团体。回到成都后又积极参与同盟会的地下革命活动以至于受到官府缉捕。他还给朋友郝又三写信，劝其加入同盟会，并说：“作一个革命健儿，流血救国，虽死犹荣。”
这些革命青年在保路运动的牵引下组就了一支规模不小的保路学生军。对此，李劼人在他们出场行军时就将之与同志军作了比较。并肯定地说他们虽然没有后者整齐划一的白布包头，没有过山号吹出来的威武，却“实在精神得多”！这种精神是内在的。新版《大波》中，被朋友邀来加入学生军的男主角楚用在接受了青年朋友们的革命宣传后，心里并没有像郝又三一般转念间就牵绊于家庭男女之事，而是发出感叹：革命，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事情。
新版《大波》中，一场学生军与巡防兵的犀浦血战中将关于这些青年的革命叙事推向高潮。这也是该小说中无可比拟的让人热血沸腾的场面。“没有一个人迟疑，也没有一个人出声，只管大家都变脸变色，可是没有一个人想到害怕。”武器装备极差的学生军显出了那些与之交锋的清廷巡防兵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勇气——“这伙人被热情激动起来，根本就不怕流血牺牲。”
我们从中可以分明地看到理想主义的激情。但这为何又难以支撑起李劼人所心仪的理想革命者的形象呢？或许用李劼人自己评价那种前进知识分子的话就足以说明：“他只高叫流血、革命，但革命以后该怎样办却不知道”。
的确，这些革命青年太年轻，不成熟，他们甚至连基本的革命准备都没有。无怪乎楚用还会产生这样的疑虑：要革命就应当耍手枪，丢炸弹。……而手枪炸弹这种必要的革命武器，据尤铁民说来，四川的革命党似乎还没有啊！这疑虑虽然显得很简单，但却很实际。学生军在犀浦血战中伤亡惨重，不是武器装备低劣所造成的沉痛教训么？
显然，李劼人对此认识得很清醒。那些稚嫩的革命青年只有理想的革命精神，却无理想的革命实践能力。他们可以是革命宣传乃至革命行动的前锋，却难以作为革命势力的中坚。李劼人最终虽然把他们塑造成了富有生气和血性的群像，但他们却仿佛李劼人曾经激扬的青春一样，鲜活而短暂。在四川独立的历史时刻，李劼人和那些追求进步、崇尚革命的同学也曾经闹过学堂，斗过督学。因此，新时期的李劼人在重将革命青年以及学生军的形象和事迹写进自己小说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带有对往昔那种革命朝气和激情的珍视。在新版的《暴风雨前》中，他改正了旧版丑化尤铁民的描写；在新版的《大波》中，犀浦战斗较旧版更加“写得有声有色”，青年楚用也从与其表婶黄太太的情感纠葛中跳脱出来，加入学生军，开始了革命思索和革命行动。这显然不可能仅是由于作者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或者为了“更好地反映起义群众的革命精神”。
然而，即便如此，李劼人仍然不会改变自己内心的革命叙事原则。他想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还原广阔历史的真面貌，他想要深入革命运动的本质，他就不得不放弃对那些让自己理想有所共鸣的青年群体的继续塑造。这也正是那些富有浪漫色彩的“血肉生气”稍纵即逝、渺无可寻的原因。
（三）新军
既然学生军战斗力弱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必要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那么兼具了上述两种优势的新军是否可以作为更理想的革命势力呢？同为那一阶段历史见证者的郭沫若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这时，假使四川的新军里面真正有革命性的人在那儿主持，四川老早是已经独立了的。”可见，郭沫若后来很相信新军的革命力量。至少，他认为新军胜过了士绅阶层。然而，在新版《大波》中，李劼人所叙述的新军事迹却表现了更加复杂的思考。
首先，四川的新军里有革命者吗？他的回答是较肯定的。从成都市郊龙泉驿起义的夏之时一干人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并且，新军中革命党人的存在也是历史事实。可问题在于，这些人是否真正在主持新军，并且具备领导新军进行革命的能力。
龙泉驿起义前，驻防新军中较为坚定的革命者夏之时、宋振亚等不过是排长级别，军权形式上仍然被东戍卫部司令魏楚藩所掌握。这说明革命势力在新军领导层尚未渗透。幸好，革命意识已经在下层官兵中广为传播，并且得到了众多下层官兵的同情，因此，革命事变才可能一呼而起。
但起义后的新军革命领导层好像对自己的威望并不自信，反倒要用武力逼迫旧有的清军官僚继续做傀儡司令。起义后，夏之时等又为军队的去向迷茫，只是因偶然的机会，才在乐至县的一阵军事整顿和安岳县的一阵焦急商议后做出了进军重庆的决定。最后，也是颇偶然地率先促成了重庆反正独立。
可见，蓦然得势的新军革命领导层并没有周详的革命计划，也缺乏成熟的领导能力。并且，各地的革命新军也由于相互间交流的闭塞而无法迅速有效地建立起可靠联系。
这些都是初期革命新军的真实缺点。所以，李劼人在论及夏之时的形象塑造和龙泉驿兵变的叙述时说：“……龙泉驿兵变和夏之时到重庆，是一件有关键性的事情，不容许随便带过。……但是为什么又不把夏之时写成一个像样的英雄人物？而且看起来似还有些苍白无力呢？问题便在于龙泉驿兵变固然是一件值得歌颂的事情，但并不如一般记载所说，是出于夏之时有计划的领导。……克实考察、研究起来，也只是因缘凑合……”也因此，李劼人觉得自己不虚构英雄而尽量还原历史真人的写法“似乎妥当一些”。
这不仅仅是创作意图上的决定，更是李劼人用心思考的结果。郭沫若的感叹粗看并不错，但细致分析起来却还要涉及更多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所谓革命者的“真正的革命性”该是怎样的一种性质和状况。对此，李劼人也没有清楚地表明过过自己的理解。但新版《大波》中的革命叙事则形象地透露了某些思路，即：在没有统一的革命纲领、周详的革命计划、严谨的革命纪律的情况下，革命新军的革命也是十分盲目且极容易向不革命作危险变质的。 “三渡水惨案”发生后，围攻新津的革命党人立刻由于激愤而放弃了原来“出兵无力”、暗助同志军的立场，转而高架大炮、帮助清政府攻下了已经被同志军占领的新津城。
何等凑巧，破城当天竟正好是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发端之日。
对此分外微妙的历史戏剧之一幕。李劼人虽然言不外露，作品中的评判却是十分明显的。
且就后来的历史事实而言，新军也的确没有充分转化为进步的革命军队，许多是被地方军阀收编而成为权势斗争的工具。甚至有不少当初的新军革命者为私利而直接沦为地方军阀，变救亡革命为利益争斗，从支持民众到鱼肉百姓。它们的历史局限性是为李劼人所深刻了解的。在其“大河小说”创作前以及同时期的一些短篇小说当中，他就对这些问题作过多方面面的反映和评说。
因此，新时期的李劼人重写《大波》，对新军这种旧式军队以及其领导者，无论形象还是事迹，所作的反思、审视应该多于肯定。也因此，他那些关于未能找到某种“有声有色”的创作方法的“谦辞”，恐怕正是他有意为之的托词吧！
（四）同志军
历史上，同志军是因四川各地方的保路同志会的联络、发动而后通过民间会党组织起来的具有相当自发性的革命势力。基于此，其队伍较新军更显得成员复杂、纪律松散。所以，虽然它可以很大程度上标志这一时期革命运动“发动迅猛，群众面广，会党作用突出”等重要特点，但当李劼人要在新版《大波》中赋予其直接的文学形象时，他仍然不得不遵循由其真实思想情感所造就的创作原则，秉笔直书。
同志军起义依靠的主要力量是会党，会党成员是“袍哥”。而“袍哥”无论作为组织还是个人都处于非官方、非主流的社会边缘。在普通人的眼中，这种“边缘势力”甚至带有让人疑虑甚至恐惧的灰暗。因此，具有精英意识和文人做派的李劼人对之态度历来是不亲近的。虽然，他也曾因一件家庭事故而得以更了解了旧式会党及其成员的内情。但他对这一社会势力的基本态度仍然倾向于否定。
共和国成立后，“三大政治运动”在前，《大波》的重写在后。而“打击反动会道门头子”则又是作为“三大政治运动”之一的“镇反”运动的重要内容。对此，李劼人说自己是“衷心拥护”的。于是，我们也可以对作家之所以要在其重新详尽叙述、描写的“三渡水惨案”中取批判同志军的态度有进一步的阐释。那就是，李劼人内心对于会党势力的反感，实际上也暗中造成了他对与会党势力勾连极深的同志军革命性的怀疑。这种怀疑并非针对其客观的历史进步作用，而是针对其组织本身的革命正义观念和革命道德素质。这种怀疑，李劼人虽然未曾明言，但在其史笔之下却自有春秋。
就新版《大波》的革命叙事所塑造的同志军群像来看，其散乱、庸俗的缺陷暴露无遗。其中张熙、张捷先、孙泽沛等袍哥首领更是一帮目光短浅、行事莽撞、胡吹海侃的匪霸。较之新军及其领导者，他们的形象更加不集中并且更加不堪入目。似乎李劼人内心觉得二者相较，新军的革命功绩实在要大许多。毕竟，是革命新军的反正才最终成就了辛亥革命和各省独立。它们若不起义响应革命，无论何处的类似同志军的自发武装都会像新津同志军一样被击溃。
从1906年以来，四川的同盟会会员曾多次在川北、川南、川东南一带图谋如此这般依靠会党组织的起义，结果均收效不大。正如《大波》中的一个名为秦载庚的同盟会员所感叹的那样：“唉！这样的乌合之众，咋能真正用来打仗呢？”而历史事实也证明四川确是中国近代革命起义最早而独立最晚的省份。
因此，我们虽不能否认同志军是这时期革命运动的一种动力，也不能否认它与革命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那种组织、那些人的确带有很大的自发性，他们与后来人们所见识并吁求的革命组织、革命者距离太远。回望历史时，它们只能“货真实值的××××”。 无论是作为革命左翼先锋的郭沫若还是作为民主激进分子的李劼人。他们的评判无疑都留着反思历史的痕迹。李劼人以往曾对郭沫若的《反正前后》不满，认为郭沫若“把二十年后的思想行动，生生的装在那时人的脑里”。 可他自己又何尝能够完全逃脱呢？
（五）下层民众
若没有下层民众的配合，革命运动也是很难成功的。所以，尽管有许多历史局限，同志军的形象和事迹仍然在《大波》的革命叙事中鼓起了巨大的革命氛围。而这一氛围内的另一股气势则无疑来自同处下层社会的那些普通民众。可惜，这些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被日益高扬的属于“劳动人民”范畴的社会阶层并没有被新时期的李劼人塑造成令人感奋的革命典型。就新版《大波》中唯一着墨较多的普通成都市民傅隆盛而言，这个盐市口伞铺的小老板平生主要的革命事迹除保路风潮兴起时的积极参与议论，保路运动进行过程中的积极响应罢市之外，最激烈的举动不过是到处去宣传和张贴同志会所发的印有“德宗景皇帝牌位”字样的“革命纸”，并因此愤然闯入了同街高墙深院、显赫无比的贾公馆。而这一切至多可以反映他是一个具有爱国爱乡感情且对权贵势力有所不满的正义小市民，连基本的革命者觉悟都没具备。至于小说中其他旁及的一些临时的群众，就更加不足道了。所以，“《大波》中的人民群众，气氛较好，人物形象很差”。并非虚言。
但这显然不是李劼人有意为之。很可能这本就是他脑海中的那时期底层群众的模样。至于为何并没有在《大波》的重写中作符合时代语境的艺术处理，以至于面对张天翼的“意见”时还显得“含糊、无力”，这不得不使人疑心其中另有隐情。
综上所述，对李劼人而言，新版《大波》的革命叙事中没有理想的革命者似乎理所当然。因此，在它的革命叙事遭到无论民间还是官方的质疑时，他无论是辩解还是退避，实质上都出自一种无奈。他说自己创作失败的关键在于要处理的素材太多，要写的人事太多，而自己又没有罗贯中、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能力。但我们略加思考就会发现，李劼人这些话并没有实在地涉及自己的创作。因为无论是他设作参照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还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它们中都有作者自己明确的价值观在内，表现在人物形象中就是对于那些自己心仪的角色的塑造，表现在叙事上就是由那些形象所贯穿的有始有终的情节线路。而这一切在《大波》中实在难觅踪影。为什么？同样是关于风云时代的历史叙事，显著的差异为何就发生了，是作家的根本无意、无知，还是另有缘由？
二、革命难书：新版《大波》与困惑者的革命史记
1937年上半年，李劼人完成了《大波》下卷之后，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越写越坏”。抗日战争兴起之后他甚至忿忿地发过誓：“不写长篇，自己没有才华，就干脆搁笔，也不妄想当专业作家。”于是，他把小说的笔一搁十年。个中缘由究竟如何呢？在李劼人后来的言谈中，他提到自己对旧版《大波》的不满，认为自己的创作水准日益下降，甚至到了“顶糟”的地步。而当我们知道了重写《大波》的李劼人仍然显得那样心力交瘁、痛苦无奈时，我们就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了：《大波》何难？
《大波》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就其主要内容来讲，它应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既然作者公开承认自己的“大河小说”是为记录历史，反映革命而作的，那么，为何当那段革命历史距他越近时，他越会感到自己的创作困难重重呢？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若自身的创作能与内心那些隐藏着的理想和激情相契合，然后形诸文字，那这样的创作对作家来说无疑是兴奋的、快乐的。但若它们彼此不能契合，是距离的甚至对斥的，那么作家必然会产生内心冲突、思想矛盾，此时的创作就一定困惑不已、痛苦不堪。《大波》的困境是否正源自后者？
由上一节的分析，我们发现李劼人的革命理想无法在其笔下的革命者形象上得到共鸣。那么，由这些革命者造就的那段革命历史会是他理想的么？当然不会。
李劼人那时期的革命理想是什么？至今也模糊不清。因为李劼人那时从未宣称自己是何种政治主义或社会主张的信奉者。1925年9月4日，面对“少年中国学会”调查表上“对于目前内忧外患的中国究竟抱何种主义”一问，他写道：“概括言之，可以说是‘国家主义’，分析言之，是本于‘爱乡’的感情，推而及于‘国’；凡有害于‘国’与‘乡’的恶势力不论在内在外，一概极端反对到底。”这就是李劼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最清楚的政治表态了。他所谓的“国家主义”并非一种具体的政治主张，而是同于“爱国主义”的。并且此前的李劼人就拒绝了一些政治组织的邀约。他觉得那些组织和主张不是狭隘就是投机。这时期的李劼人确如他后来所言：“思想本质”里充斥着“欧洲十八九世纪民主自由博爱的学说”和“孔孟老庄”的“学理”。也正是这种“民主自由博爱”的思想意识和中国旧时文人的士大夫气质，使得李劼人既对社会政治抱有积极热情的态度，却也与各种名目的政党组织和政治主义保持着相当距离。
这或许就是李劼人未曾意识到（或者后来有所意识却不能明说）的导致其《大波》（无论旧版或新版）创作困境的重要症结。
《大波》初创时，他所遭遇的困境只是一种受外力作用极小的主观创作心态困境，其力量还不足以对创作行为本身造成直接影响。但这种困境在李劼人身上又确实地表现为了一种小说完成后的不满和焦虑。其原因就极可能基于一种创作表达上的自我矛盾：既想突破自《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以来生活化、日常化的革命叙事方式，但同时以宏大话语对“轩然大波”的革命历史所进行的正面叙述又并未成功。
只有这样才能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更加合理地解释为何作家对于事实上并不糟的旧版《大波》以“顶糟”的极端评价；也才能更有力地说明为何作家在《大波》之后，面对辛亥革命后更加湍急的革命历史却叹然搁笔。
的确，在《死水微澜》中，革命仅仅只是不易察觉的微风；在《暴风雨前》里，革命亦为隐于风云的雷霆；因此将革命叙事融入日常生活来表现无疑是合理、贴切的。但到了《大波》所叙写的历史时代，面对日益澎湃的革命洪流，具有史诗创作之雄心的李劼人，不甘于仅仅用日常生活去折射历史的波澜壮阔。有着丰厚文学修养的他，心仪《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那样正面突入动荡历史的旋涡中心的鸿篇巨制乃情理之中。可他未曾料想到：自己的意图的革命叙事方式若没有系统的革命思想作背景，若没有以自己体验深刻的革命阶层作立场，那就只能处于宏大历史事件的局外，只能涉及远离革命中心的边缘生活。
由此可见，李劼人未能达成其理想的革命叙事，原因绝不仅只是资料和见闻的缺乏，而更在于其革命思想的无法系统化和革命立场的无法对象化。无法系统化的革命思想将会使其革命的观念、情绪在叙事中指向模糊；无法对象化的革命立场则将会使其叙事的视角、线索跳出革命场域。所以，自称构思不足的旧版《大波》创作自然依照作家熟悉的创作方式通过创作惯性而形诸文字。笔不由心，李劼人终于没有实现自己所追求的创作改进——叙事立场的变更。仍然保持着“民主自由博爱”思想和士大夫气质的他，尚不能以某种坚定的眼光清晰地打量那时期的革命运动，当然更谈不上以某种确定的革命身份深入运动的本质。他依旧怀有某种审慎的疑虑，他意图书写的色彩鲜明、激情磅礴的革命历史也就无法如愿。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全新历史时代和社会形势的到来。李劼人作出了积极确固政治观念和价值立场的努力。具体表现为对执政党政治的积极认同和对人民大众的真心追随。
这些迹象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有所显现。40年代末他就对隐蔽在其纸厂的中共作家陈翔鹤说：“政治、政策，总是要靠人来搞的，好人全都变成共产党了，所以中共一定就会得到胜利。……我想，我的那两个娃儿，将来一定也会跟着你们走路的！”
1949年12月8日，成都解放。李劼人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家不再受特务的迫害和监视了，我和我的子女可以大摇大摆地上街了。”1950年3月他被选为成都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7月，李劼人更被委任为成都市人民政府第二副市长。这些接踵而至的喜讯均使得李劼人对于新社会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因此，他纵然怀着些许党外民主知识分子跨入新时代、新社会的忐忑，但依然谦虚地接受了任命，积极投入到成都市政建设的工作中并作出了许多的贡献。
既然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都得到了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高度认可，所以李劼人此后的思想政治学习都格外努力。他是渴望建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政治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认知方式的。并且，他也或深或浅地参与了建国后的一些重大政治运动和一些“意识形态”斗争。1957年之前的李劼人，无论是公开言论还是具体行动都与官方保持基本一致。那时，他在政坛上是平静甚至沉寂的。然而，这样言规行矩却不能代表其思想转变的成功。正如沈从文所意识到的那样，像他和李劼人这类严肃的、对社会和文学都极负责任的作家，要想完成以由“思”而“信”到先“信”后“思”的灵魂革命将是无比困难的。1957年以前的李劼人，在新的人生阶段中虽然意图融入他以往并不熟悉，但却抱有极大希望和憧憬的新时代、新社会，但一些历史事件的不断发生却令他的内心深感不安。
自进入市政工作以后，一些党内人员对其工作并不配合，不少阳奉阴违的举动更使他某种程度上被视作“花瓶”官员。1950年8月，已经身为副市长的他，家中仍然受到户籍民警的搜查。街道开会未去即被说成倚仗权势。私包车被岗警阻拦而无法顺利进入市人民委员会办公。正常的办公交代在市政厅里无人理会。如此等等，可以显见李劼人所期望的政党、政府认同并不能真正得以实现。这无疑是一个党外民主人士的莫大委屈与尴尬。
重新确立更加坚固的人民立场，也遭遇了障碍。因为上述的李劼人种种工作和生活遭遇，表面上属于个别行为，“实际上却反映出一种社会心态，那就是整个社会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的认同度一直不高”。而造成这种社会心态的根本原因，还是基于中国社会由上至下许多人对如李劼人一类旧民主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属性心存怀疑——怀疑他们是否可以归属于“人民”的范畴。
“人民”尚未完全接纳李劼人。那么，李劼人又是如何在新环境中认识“人民”的呢？除开上述事件，1956年12月15日，他在面对《成都晚报》记者的采访时，谈及某学校厨房污水阻塞自家庭院水沟，自己提意见要求解决却遭到蛮横拒绝和恶意嘲讽。成都“三反”运动中，他的朋友魏时珍、张沅、张颐等并无实质错误却受运动不合理牵连。他在运动中还“亲自看到了吊、打、捆、罚跪”等不人道的逼供现象。谁也不敢保证他在这些事实面前不对自己心中理想的“人民”形象产生困惑甚至不满。
于是，1956年当他重写《大波》时，又有谁敢保证上述种种困惑、疑惧甚至不满不会影响他的创作呢？若非这样，他的《大波》第一部为何会一写再写，再写再扔呢？若非这样，为何当著名作家艾芜和自己的儿子都给出他们对于第一部的意见后，他会选择听从儿子这个外行呢？他是否会想到他1953年10月赴朝鲜慰问后的归国途中，记录了大量创作素材的笔记本被审查人员以“保密”为由而大加涂抹的事呢？更关键的是：为何他最终定稿的新版《大波》第一部中，无论革命党人还是革命群众的出场都依旧是那样形象不佳、光彩黯淡呢？
当然，那时的李劼人是不会公开回答这样的问题的。他只能说自己“回头再看辛亥革命运动，比二十年前更清楚，更透彻了”。于是，“就想深入运动的本质”。可是，如今我们面对新版《大波》中的革命叙事，却不能说明他究竟清楚了些什么，透彻了些什么？他意图深入的本质是什么？他那模糊简略的创作谈和实际创作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如此多的疑惑不解，牵涉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连李劼人本人都只能讳莫如深。1953年作家陈炜谟向李劼人说：“现在清规戒律多得很，照这样下去，谁还敢提笔？中国文学还有什么前途？”李劼人也予以承认。
1956年5月1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提出文化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随之而来的“鸣放”运动中，李劼人一度恢复了对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理想与信心。但随着1957年1月，流沙河《草木篇》诗歌所引发的文艺批判运动，及其后社会影响更加广泛和猛烈的党内外“整风”、“反右”运动的开展，李劼人不由自主地被渐渐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激流。与此同步的是其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日益糟糕，直至其人生的最后阶段也未见好转。全国上下大势压人，正全力重写《大波》的李劼人，眼见着远较以往众多且酷烈的以响应革命号召为由的小题大做、胡言乱语、不法批斗……他的困惑、焦虑、疑惧、遗憾、抑郁各各逐渐加深。他内心离以往渴望亲近的那些信仰和立场更加遥远了。
《大波》的第一部是在李劼人初涉入此复杂历史境况后结尾的，第二部、第三部以及第四部（仅完成四章五节）的完成更是处在日益艰难的内在矛盾和外在压力之下。于是，我们只能眼看他对自己的创作越来越谨小慎微，越来越隔膜疏离；他只能在困惑中尽量隐藏起自己的革命理想和激情。但他又不能回到原来对革命历史大局外的边缘人物和日常生活悉心体察的老路上，他更不可能在以往习惯的创作思维和现实复杂的创作考虑间取得协调。因此，他的笔沉闷、滞重。那些不理想的、“缺乏血肉生气”的革命者形象只能无奈地从那支又硬又涩的笔下流出。一部头绪繁多、内容芜杂、思绪缠绕的革命史只能勉强地被记录。许多积极、正面、激动人心的革命气息淡薄之后，我们反而戏剧性地会从他对那些革命者其人其事的软弱、无力、妥协的形容里，甚至会从那些艺术形象塑造得相对丰满的革命敌人的浑噩、焦虑、颓丧中听出某种异样的历史叙述者的声音——这就是一个困惑者的声音。他的困惑是希望和失望的交织，是努力却受挫的遗憾，是现实与理想矛盾，是焦虑、疑惧和无奈。
结 语
此刻，当我们再次想到李劼人所遭受的那些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责难时，我们会多出许多同情和理解。我们会明白他面对责难时回应的含糊无力和闪烁其词实在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不过，我由此也并不完全相信只要李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确固了革命思想，坚定了革命立场就可以重写出他理想中的《大波》来。因为具体的历史不可重复，时代和社会总在变化，要说一个困惑者的革命史和一个清晰者的革命史哪个更符合文学以外的价值标准，这恐怕会有不同的答案。而若论起哪个更符合文学本身的价值标准，就更是莫名其妙的问题了。
所以，《大波》的重写所映射出的李劼人人生的“二次革命”，无所谓成功失败，有的只是新旧交替的大历史中知识分子标本式的心灵图景，以及这一图景启示后人反思历史与人生的种种具体而生动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