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菱
摘 要 《大波》将普通人的私人事件与重大历史动荡的有机联系作为结构轴心，贯通社会众多侧面的经络，穿插作者综合的历史观，作为小说现代性叙事的框架；以法国文学的滋养和民族文学的传统相结合，作为现代性叙事的基础；以时代文学背景和乡土文学史料相结合，作为现代性叙事的模式；以突破传统艺术手法的欲望叙事，作为现代性叙事的手法。
关键词 大波 现代性叙事 历史观
1925年，刚从法国归来的李劼人便计划用文学之笔记录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以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的革命为中点，此之前分为三小段，此之后也分为三小段”，“打算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的，“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
1956年12月李劼人在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上讲话时说道：“一直想写一个长篇，反映辛亥革命斗争。自己感到辛亥革命是历史上一件大事，这次革命首先发难的是四川争路事件……我想，直接从辛亥革命入手太仓促了些，这个革命并不是突然而来的，它有历史渊源。历史上积累了很多因素，积之既久才结下这个大瓜……从庚子起写到辛亥革命，写所闻，写所见，写身所经历，三段一个系列，这就是大家所说的三部曲……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当时革命的进程。”
由此解读，李劼人创作“大河小说”三部曲的目的均指向辛亥革命这一件大事，《死水微澜》《暴风雨前》虽未直接写到辛亥革命，却是为写历史大事铺设的渊源和背景，写到《大波》，才是作者真正想浓墨重彩勾勒的“大瓜”，前两部小说中描叙的动荡社会中生活的人，都是缔结这个瓜的种种因素。从题材的组织和酝酿来看，在作者的创作构想中，最重要的作品，应该是《大波》。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大波》最终在艺术上的成就不及《死水微澜》。在实际的创作中，《大波》无论是初创还是改写都是作者花费心力最巨的一部作品，在艺术表现手法的探索上，不仅比《死水微澜》更进了一步，同时也是最能体现作者创作思路和意图的一部作品。《大波》力图展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保路运动的全过程，直书社会政治变革。
一、历史观念形成的现代性叙事框架
世界观意识的减退与历史观的兴起，乃是现代性进一步开展的内在逻辑。现代主体明白，世界观意识中的世界并不能给主体提供存在的根据，相反，是主体为这种意义上的世界创造了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的主体必须在主体自身的历史中发现存在的根据。在这种情境下，世界观到历史观的转变，就成了主体的要求。20世纪20—30年代以后，现代中国已经进入到历史观主导思想文化所有方面的时代，历史观的话语因此成为正当性的真正发源地。正是通过进步的历史观，现代性才获得了它的正当性依据。
《大波》的结构轴心，是将普通人的私人事件与重大历史动荡有机联系而成的。围绕在这个轴心周围的，是与主要人物、主要事件有纷繁联系的次要人物和事件，通过这些次要人物和事件，小说把笔触伸向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角落，并同时构建起立体的历史生活，如此，小说贯通了社会众多侧面的经络，并在经络之间始终穿插着作者综合的历史观。《大波》体现出的历史观念，暗合了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观念，他不将辛亥革命看成一次突然的爆炸性事件，而对其发生前长时间积蓄的“态势”和“结构”更加关注。《大波》的叙述带着作者对中国近代历史错综复杂的清醒认识和对历史发展动因的深刻体察，以强烈的意象象征，呈现出对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一种现实想象，也渗透出作者对中国近代历史、文化的理性审视态度。
《大波》全方位地描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不仅使同志军、同盟会、立宪党、清廷官吏、巡防军、新军与政治军事集团的矛盾冲突得以有力描绘，四川保路运动初兴、同志会成立、同志军蜂起、制台衙门血案、龙泉驿兵变、重庆反正、杀端方、四川大汉军政府成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予以重点表现，且将四川社会各地域、各阶层的政治态度、伦理道德观念和生活喜好及环境风俗从众多侧面予以呈现。无论是写当时的环境和风俗，还是写风起云涌的事件，李劼人都能将社会、政治、历史和世情、乡土、民俗糅杂在一起，通过它们互相渗透、影响、制约的复杂关系，来展示“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小说虽然不是历史，但我反映的是社会现实，不能有一点曲笔，必须尽力写出历史的全貌，别人才能由你的笔，了解到历史的真实！”
这种由作者历史观念的变更而带来的全新的小说模式，具有开放式的框架，能全景性地展现时代风貌，把传统历史小说对官方大事和显赫历史人物的片面渲染，突破到以更多的阶层、更丰富的生活领域作为叙事对象的时空之中。这种突破虽然没有在五四之后，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写作的一种潮流，却成功地开辟了现代历史小说写作的一片疆域，能够更深度地将历史生活表现出来。1937年郭沫若曾对李劼人的历史小说作如下评论：“作者的规模之宏大已经相当地足以惊人，而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递嬗，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辟，描写得那样自然。他那一支令人羡慕的笔，自由自在地，写去写来，写来写去，时而浑厚，时而细腻，时而浩浩荡荡，时而曲曲折折，写人恰如其人，写景恰如其景，不矜持，不炫异，不惜力，不偷巧，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凭着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的形象化了出来。真真是可以令人羡慕的笔！”
《大波》以客观化的叙史风格，展示了历史的偶然与必然，超越了“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及“侵略论”等褊狭的历史观，对于蕴涵于历史的内在与外部之间的种种动力因素，呈现出极高的认识价值，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彪炳着一种独到的眼光和识见。然而，综合的历史观念成就了《大波》作为现代历史小说的价值一面，却在某种程度上损坏了小说的美学价值。当服从于艺术虚构真实的小说和服从于事件发生真相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之时，以何为重，以何为要，无疑成为作者在创作《大波》时最无力解决的一个心病。创作中，作者为历史立言的倾向大于对小说的美学要求，尤其是改写后的《大波》，由于要回避部分作者原有的价值、思想观念，在艺术创作和美学表现上呈现出了冗长和苍白的一面。
二、中西融会奠定的现代性叙事基础
回顾作者初期作品的艺术特色，虽然也有较为明显的外来艺术的影响痕迹，但基本上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继承。在《夹坝》中，作者的叙述带着强烈的民族尊严感，反对盲目从洋。但与此同时他也通过阅读翻译小说，积极汲取外来艺术营养，并不保守，例如《儿时影》就是阅读狄更斯《块肉余生述》的产物；《盗志》则是读了林琴南《旅行述异》，学习其写法而成的一个短篇。“看了辛亥革命后的新官场中许多怪事，又读了林琴南译的《旅行述异》，这部书对我影响很大，我就学习他写法，把我所见的社会生活，写成一个短篇，叫《盗志》，揭露官场的黑暗”。无论是《儿时影》《盗志》还是《做人难》《续做人难》，作者的叙述都采用的是晚清小说常有的那种连环小说的形式，但已不同于旧式的章回体了，基本是现代短篇的风格，作为当时文学潮流的必然产物，既有对传统小说写作的一种本能的继承，也有受到新思想影响后主动的创造性发挥，他早期的作品“弥补了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期间的空白；……是现代小说的雏形”。
法国文学的滋养和影响带来的陌生化，形成了作者在小说中进行现代性叙事的空间。1919年11月至1924年6月，李劼人留学法国，对小说创作怀着天然热爱的他，自觉地汲取了法国文学，尤其是法国小说的滋养。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对法国当时兴盛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派小说尤其关注，1922年，他便在《少年中国》上发表长篇论文《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品》，阐释了他对自然主义的文艺观。回国后，他着手翻译了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品——福楼拜的《马丹波娃利》(现译为《包法利夫人》)、左拉的《梦》、莫泊桑的《脂球》（现译为《羊脂球》）以及一些19世纪法国小说。
李劼人在文学创作中的超越气度无疑来自于有深厚人文精神浸润的法国文学，其博大与宽容的视野不仅令其文学之笔退隐了“道德”的评价，还将人性的真上升为艺术的美，为现代文学创造出一系列极富个性特色、敢爱敢恨的人物形象。法兰西民族人格独立、男女平等的思想意识为他的小说注入了全新观念，他也大量借鉴法国自然主义的创作手法，不仅在小说中穿插大量日常生活的精细描写，还对现实人物从各个侧面进行细致描绘，采用摄影师的手法，“拍摄”生活的画面以追求小说叙述的客观性，由此形成纷繁的“人的资料”，给人一种实录生活和照相式的印象。
与此同时，李劼人在法国文学面前，始终保持了民族文学的传统，展示了中国作家的独立、自尊和自信。他笔下的女性始终是民族的，且保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她们”既不同于法国的爱玛、羊脂球、斯摩伦太太，也不同与我国传统的杜十娘、潘金莲、王熙凤，而是具有奇异个性、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可厌又动人”的一个个“真的人生”。他固守着民族的根基，坚守着学习外国文学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民族文学的信条，正是这样的固守和坚守，才令他在中西文学的土壤中融会贯通，保障了作品的民族性和健全性，奠定了作品的现代性叙事的基础。
三、时代文学背景下生成的现代性叙事模式
“中国最复杂的正在于其文化传统的复杂性，也就是当一些新观念进入中国晚清的境遇时，它们与中国本身的文化产生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冲击，这种冲击最后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础。……西方事物、观念的进入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启迪，但并不表示它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变化。投石入水，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波纹，我们不能仅从西方的来源审视这些波纹。”因此，从文学的意义上，如何解决叙述的问题，从本土中国的现实土壤审视这些波纹，甚至大波，成了作者创作《大波》首当其冲要面临的问题。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强调：“改良政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看到了小说与政治的关系，亲自翻译日本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创办小说杂志《新小说》，高举“新小说”的旗帜，发起了“小说界革命”，力图开展一场“新小说运动”，倡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他拨开小说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以及“淳风俗，劝教化”的庸常认识，认为小说能够推动社会政治的进步。他把小说界革命纳入了“新民”，即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并作为发展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说法虽夸大了小说的作用，却实在引起了晚清小说的变革，加强了小说与现实社会的联系。这场“小说界革命”促使晚清出现了中国小说史上空前的繁荣兴旺景象。晚清小说数量之多，连当时的小说家们都感到震惊。吴趼人就曾惊叹：“吾感夫饮冰子《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
在小说《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对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提出了自己的景观和想象；在《想象的社群——对于民族国家兴起的反思》中，梁启超提出了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的想象过程，依靠的两种重要媒体，一是小说，二是报纸。正是有了这种抽象的想象，才有民族国家的基础。梁启超在中国现代史中，对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与晚清知识分子一同在缔造两样东西：公共领域和民族国家。在他的《新中国游记》问世之后，晚清四部最重要的小说相继出现，尤其是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超越了官场所能应付的民族国家之想象，涉及官场和官场之外的所谓“江湖”。
在如此的文学背景之下，李劼人所面对的题材，显然比晚清小说所面对各种“怪现象”更加风起云涌和深刻。他要用小说之笔表现的辛亥革命，不仅是少年时代亲身经历的一件振聋发聩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它之伟大，不仅在于挽救了民族危亡，争取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还在于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
从目睹革命之前的乱象到经历革命本身的磅礴，作者最勇于体验和富于想象力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包含在这历史长河中极短暂却极轰烈的20年光阴里。二十几岁的天赋少年，经历了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关键历史时期，自然会诞生出一种豪侠之气，他立志要讲这段历史，不是以史家之眼，讲某种价值观和主义包裹之下的历史；而是用文学家之情，叙开放视野之中的人物和社会、事件与人生。作为一个曾经的报人，他将公共领域——报章杂志上读到的众多信息和论点组装成各式人物的思想与话语，用以反映维新时代西学东渐、思潮激荡的历史事实；又用后来经商时期接触到的名流巨贾私藏的众多第一手历史资料，如来往电文、奏章、公告、启事、公文以及事件内幕等，作为用自然主义手法写作的客观素材，冷静地“拍摄”和实录历史。历史学者隗瀛涛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有20多处参照《大波》，便可见史家对于其小说中历史材料信实感的认可。
四、突破旧传统的现代性叙事手法
《大波》是写旧事的，它将历史与庸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带着一种平民化的怀旧情绪。
它着意以在四川这一特定领域生活、依附于时代发展、以群体形式出现的人物即人民来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幻。历史上的四川，因为闭塞，形成了特有的生活风俗和生活规范。《大波》在描述历史时，自然地糅进了地方的风俗民情，以历史生活化的场景来写历史的宏大背景，是其叙事手法的典型之处。
在小说人物的塑造上，作者的叙事手法体现着文化反省与精英批判的现代立场，小说实现了对传统的颠覆、解构，非英雄、非道德的主人公，第一次成为历史小说的主角。小说中，赵尔丰的昏聩和挣扎、端方的老谋深算与穷途末路时的凄凉与恐惧、吴凤梧的彪悍与油滑、傅盛隆的勇毅仁厚却又不乏市井之气、黄太太的精明与泼辣等人物性格的描绘与塑造，都是其突破旧传统的精彩片段。与历史生活化描绘同构，《大波》中的人物失去了与历史俱来的权威性，全面呈现出非英雄化的倾向，不论是上层叱咤风云的人物，还是工匠、士兵、学生、商贩、袍哥、帮佣、轿夫、妓女、游民、跑滩匠……他们共同作为一段历史的承担者，在历史面前被还原成人性的世俗存在，显得平实而又合乎生活逻辑。李劼人将人的历史——人生作为人性的重要反映手段，将人的愚昧、人的道德缺陷交织着性格上善恶的混沌状态，一并融于人物的人生之中，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和丰满，“他们”共同在历史中形成了人性的复杂心理构成和表现。
欲望叙事是贯穿“大河三部曲”的重要内容，在旧版《大波》中发展至极致。开放的女性化视角和现代婚恋观，是李劼人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时一直采用的创作态度。在对性爱思想进行艺术表现的创作手法中，李劼人得益于法国近代小说的滋养，采用了大量写实手法。他回国后翻译的小说，有一半以上的作品是写妇女生活的，且常常以心理描写见长。其翻译的卜勒浮斯特的《妇女书简》就是一部对妇女的情欲心理描写有过人之处的短篇小说集。李劼人认为卜勒浮斯特的创作，“总容易使我们看出的便是心理的分析，只管微入毫发，只管不甚像普通所言传的，但绝非野狐禅，绝不是像罗曼派作家想必虚构出来，无非是从实验中得来的结果。”这种对女性性爱心理微入毫发的描写手段，李劼人在旧版《大波》中用得特别多，小说中多处用整篇的文字来描写黄太太和楚用的性爱心理风波，并采用大段静止的描写把人物的心理活动同人物行动的时间、空间分离开来，使心理描写在作品中呈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由此将人物整个的精神活动立体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尤其是旧版《大波》中，黄太太的出格，明显是作者着力渲染的篇章，他力图用一个大胆泼辣、勇往直前的妇女形象来映衬一个保守、落后的社会，来作为人物追求自由、争取地位的进步性的暗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