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坤
摘 要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波》生发出很多阅读和阐释上的问题，这不仅仅因为它的篇幅之巨，更因为作品本身包含了诸多争议、相互颉颃的声音，这些声音同强加于小说形式之上的政治和现实主义需求展开交涉。当国家自身成为历史的主题，小说话语受制于历史目的论时，李劼人处理历史变化的复调话语和日常生活方法令他的作品在日渐政治化的文学领域中显得更具颠覆性。本研究选用的是1937年的原版《大波》三卷本。
关键词 大河小说 叙事时间 复调话语 地域诗学 日常生活
著名左翼作家张天翼曾经指出李劼人（1891—1962）作品《大波》（1937）的“缺陷”，认为小说过度沉浸于社会习惯和当地风俗的细节描写，而欠缺对人物的具体社会分析。李劼人的历史小说通过辛勤的研究和对社会生活细节的揭示恢复了一个已逝去年代的“灵氛”（aura），让我们目睹了在文学写作面对不断提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需求时，一位全情投入的作家为创作自由付出的抵抗和努力。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波》生发出很多阅读和阐释上的问题，这不仅仅因为它的篇幅之巨，更因为作品本身包含了诸多争议、相互颉颃的声音，这些声音同强加于小说形式之上的政治和现实主义需求展开交涉。
《大波》是富于层次、叙事交织的历史文献，也是人物（现实的和虚构的）和情节组织起来的庞杂的社会细节的自然主义描写。错综复杂的叙事线索刻画了1911年四川共和革命的历史背景之下人物的行动和思想。20世纪50年代末期，《大波》的重写开始时，批评家和读者争论认为小说不能满足他们通常的阅读经验。小说里不可胜数的事件、人物和细节吓坏了读者。作为响应，李劼人曾经写道：
有读者写信给我说，《大波》中出场人物似乎太多。有些是面目不清，“东露一鳞，西露一爪”，使人看后，不大记得明白；读者问：“似这等可有可无的陪场人物，不要写，可不可以？纵然写，不必给以姓名，用个符号代表一下，可不可以？”读者意思是，只须写少数主要人物，作者可以集中笔墨，读者也可以少耗一些精神。
这位读者表示他感兴趣的是“只有若干中心人物”的小说，抱怨李劼人的创作违背了当时的文学欣赏习惯。不过，作者的回应并没有透露出来的是当时共产主义小说的政治潜台词和美学规则，其中充斥了高于生活的英雄人物，尤其是在共产主义战争小说中。李劼人试图利用多样的人物和交织的情节完成一部全景式小说，这一点显然偏离了意识形态驱动和国家约束下的叙事形式，即突出典型人物和英雄情节的至高位置。在李劼人的历史小说里，人物并不站在历史最前沿，抑或采取任何明确的政治行动。他们的行为举止更多听从个人欲念和意愿，而非抽象的集体理想。主观欲望和外部历史环境之间的分裂反映出这位作者的处理方法大不同于历史小说的英雄书写和乔治？卢卡奇式的理念，即小说家应关注个人命运，以及历史断点处个体的觉醒。根据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精髓，批论家马森 (Ma Sen) 有一段论述涉及《大波》的结构“缺陷”：
太多对于历史事件序列的关注对作者造成束缚，让他无暇关心人物个性的成长和发展，对他们的心理作出深层分析。无论主人公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真实，他们仍然是破碎的，不完整的。而且，他们缺乏主动性，仅能就外部事件作出反应。如果小说里人物的重要性超过事件，如果人物的成长和发展可以跟情节的展开一样吸引人，可是，李劼人并未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大波》里，他重情节，轻人物。
在李劼人的小说里，历史并非被理解为有意识的个人参与的结果，而是表现为“事物本身”的外部发生。但评论者们始终忽视了小说家的美学实验，即“大河小说”（roman fleuve）的独特形式，这种创作形式通过千变万化的历史塑形提供了关于人和环境的复杂社会视角。毫无疑问，李劼人描写历史事件的婉转方式，以及他对于将小说话语置于任何明确意识形态立场之下的拒斥，引发了如下问题：小说家何以在书写某历史事件时不依照历史因果论或“决定论式的”情节安排，而是借助某一地点下人物对一系列潜在和突发的事件的感知？如何在忠诚表现历史的同时做到想象化和艺术化，由此带入大量被官方历史记述排除在外的变故、意外和突发事件？如何做到在个体行为以及日常生活渴望的私叙事和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政治运动的公共叙事之间取得平衡？本研究拟通过讨论这些问题对历史小说中日常生活、家庭和个体的动态逐一考察，探讨李劼人独特的小说艺术中的时间性和复调叙事。
在对托尔斯泰名作《战争与和平》的研究中，Gary Saul Morson指出托尔斯泰的小说叙事对主流的决定论和由此而生的僵化的时间观、历史观造成了观念上的质疑。Morson的研究表明，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令早期读者震惊，对当时的哲学以及批评样式构成挑战。《战争与和平》的形式特点——庞杂的情节，片段式的特征，慢节奏，缺席的结尾，以及主题和突出英雄人物的缺乏——违背了当时叙事艺术的基本规则。Morson认为，托尔斯泰小说想象式的突破跟它对“符号性的整体主义”的彻底拒绝有关，Morson所谓的“符号性的整体主义”指的是对某一套规则、系统、样式的信仰，认为可以借此解释历史生活中那些表面上突发和偶发的事实构成的多样性背后的历史进程。对托尔斯泰而言，恰恰相反，绝不存在单一思想或意识形态体系可以囊括特定小说叙事的全部多样性和异质性。Morson认为，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那些平凡的、非戏剧化的事件不仅是重要的，实际上，它们“组成了历史因果链里最重要的事件。”托尔斯泰关于历史叙事的激进观念透露出组成历史的是无数微小的日常活动，“令人视而不见”，其动机和累积效应是难以理解的。Morson指出，托尔斯泰的小说以其丰富的独特性和形式的灵活成为“平庸”世界的理想表达。
Morson的托尔斯泰批评采取了一种反历史主义、反意识形态的视角，同卢卡奇所说的托尔斯泰对转型期的俄国生活作出的史诗化整体性呈现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以形式主义的一丝不苟对创作早期的《战争与和平》所作的细读，阐明了历史小说与作为进步和启蒙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历史之间不稳定、甚至相互抵触的关系。把托尔斯泰研究中这些彼此对立的观点（形式主义对应历史主义）借鉴到李劼人作品的解读上是大有益处的。根据Morson的观点，我要说，李劼人在风格方面的艺术主张以及他对意识形态的忽视，与托尔斯泰对历史小说创作潜能的重视大有相似之处。Morson的观点具有启发性，尤其是把“符号性的整体主义”这一论断用于黑格尔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目的性解读之上时。Morson的立场意味着小说中偶发事件的重要性使得小说话语很难完全符合任何关于社会和历史的“整体性”观念。李劼人叙事中浮现出来的冲突介乎两种历史时间观念之间：日常乡村生活的偶发性体验和马克思主义/毛主义目的论式的时间规划。
实际上，李劼人相比起他同期的其他作者在形式和意识形态立场上的显著差异，在中国评论者对托尔斯泰的不同接收中已经有所预示。众所周知，托尔斯泰对茅盾及其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更多作为高于生活的道德典范，而非作为一个小说家。时代作用下，托尔斯泰的宗教顿悟观和人文主义思想相互缠绕，这一点更适用于茅盾关于社会改革的历史叙事。对比之下，李劼人单纯将《战争与和平》作为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来看待，并且对其写作结构上的复杂性表示钦慕。茅盾写小说评论，总喜欢给创作方法制定规则，李劼人则不同，他不曾就历史小说写作发展出任何理论，也并不急于把任何严格的意识形态立场强加于历史写作。就小说形式的坚持而言，小说家李劼人把历史问题转化为一种形式，继而专注于社会万象书写的新的可能性。他关于地方和环境独特性的叙事反映了他希望打败时间和历史的顽固观念的意愿。
历史的当下：动乱和叙事
《大波》关注的历史事件是满族政府将铁路国有化引起的大规模抗议行动。这一系列地方运动是决定性的，因为它们随后关联到1911年下半年的四川临时独立，同年，武昌起义触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运动。在共和国革命史里，四川省占据着关键的政治位置。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冲突，进而对社会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四川路保运动的迅速演进以及武装起义对清朝统治造成严重打击，继而撼动全国。《大波》展现了革命前五个月成都的日常生活全景图。李劼人抓住革命时刻的紧迫感，和它对地方及其居民的影响，短短五个月中，人们的行动和挫折都无可避免地在这一刻发生。全景式小说专注于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涵盖了保路运动直至接下来的大规模抗议和罢工。
《大波》拒绝以单一/目的论式方法对待历史，而纳入了多层次话语以及小说和历史之间的互动。成都血案一节的复杂叙事形式是个很好的例子。血案发生于1911年9月7日，共和时期开始不久之后。关于历史事件和政治运动的记录大体是政治性的。事件发生时，与李劼人同时代、同样是四川人的郭沫若是个年轻学生，在他的自传体回忆录中，这起发生在四川的社会动乱被表现为一场无可避免的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之间的对峙。以下是这一事件的常规记载：成都政府逮捕了运动领袖，并向前往衙门请愿释放运动领袖的群众开枪，造成数十人死亡，多人受伤。对暴动的压制立即震惊周边地区，在郊区激起更大规模的武力反抗，抗议行动很快达到高潮，最终引发全国范围内的革命。
李劼人把“当下感”带入过去的写作策略不同于任何在单一语境中寻求历史发展秩序和意义的主导性历史话语。小说对群众暴动的戏剧化处理值得注意。在人群场面的描写中，小说剥离了群众运动的政治“灵氛”，而是充分表现出人物面对事件的不安反应。小说家试图在一个短暂的时间横截面中感知事件对人物关系造成的激烈影响，这种片刻式的经验避开了历史学家的图式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李劼人淡化了社会动荡的戏剧化表现，从而营造出连续的变化无常的印象，让事件面向未知的将来，在对历史现场的回归中展示出人物的真实感觉。在“开场白”中，作者感受到一种无可避免的历史化的时间观念和重要性的侵扰。他不得不通过地方和地方历史的日期化来对抗革命的现代时间模式：
照太阴历计算的七月十五日，是成都一个极可纪念的日子。如其承认辛亥武昌革命起义是与四川争路事件有关系的话，则民国纪元前一月多的成都的七月十五，实实在在可以建立民国最可纪念的双十节的序幕，有如旧小说的楔子，或得胜头回。
上述引文的事件叙述策略值得注意。小说的时间构架与事件发生的历史日期相吻合。叙事人宣布了时间和地点的新意义的到来，由此新中国的整部历史仿佛同地方性关联起来。在当地，两种不同的时间结构彼此竞争：一种是用农历月份日期定义的乡村时间（表示乡村地区日常生活和节气安排），一种是以西式公历月份标记的现代时间（尤其是对1911年革命事件和新的共和时期的到来的特定指涉）。不过，叙事人强调了成都与国族“历史时间”之间在地点和环境上的不可通融。缺乏变化的、静态的乡土（尤以每日的循环时间为标志）和日益显著的革命史进程相互冲突。
尽管叙事人承诺将作出精确记述以传达历史的真实性，他暧昧的语气反映了一种不确定。他表达了对当地居民可能的忘却的焦虑。叙事人试图重构场景，令其生动并具有当下感，他谈道：
如其到中华民国七八十年，革命后第二代的子孙差不多都在老了，那吗，照太阴历计算的成都七月十五的故事，庶几可以在成都人的脑际消灭了去，而在此书叙述时，仅仅相隔了二十五年的短时光，你们想啦，这如何不说是“如在目前”？
叙事人把自己放在和他的人物同一高度的叙述环境中，以一种私人的口吻向观众讲述，对现场发生的一切作出报道，如同他亲身参与。他向读者保证自己“记得清清楚楚”，可以带领读者回到事件发生的那一刻，令事件仿佛“真真如在目前”。这样，读者可以想象当时的人物如何生活——在事件获得官方“历史意义”之前。李劼人的历史叙事意图把“当下感”输入事件情境，令过去的每一刻看上去恍若当下。为此作者必须在书写过去时重新发掘当下感的所有可能性，从而为一切可能的结果，突发的或偶发的，留下余地，让个体的无意识行为映入眼帘。
作者的叙事艺术旨在描写“历史真实”，在虚构与现实之间制造张力，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过去。小说的复调话语意味着表面上的客观叙事、人物的见证和叙事人评论声音的偶尔插入三者并行。鉴于叙事人无法做到全知，必须借助场景中部分小说人物的经验重构关于混乱和反叛的原初状态。在此过程中，叙事从群体转向次要人物的个体视角，通过一个叫傅隆盛的小店主和伞匠之口描述事件。读者被告知傅隆盛满怀热情地加入了街上的暴动，跟着人群来到衙门，要求释放领袖。他亲眼见证了枪击，燃烧的子弹从他耳边擦过，击中了附近的人群。
人物个体对于事件的感知同叙事人难以察觉的声音天衣无缝地融合起来，叙事人的戏剧化视角传达了对历史场景的微妙评价。叙事人描述事件的立场并非客观，而是无可避免地加入主观评价。居高临下的外部视角使得观点叙事人的叙事—评论交替传达出一种真实性与讽刺性交融的感觉，叙事口吻与所描述的情景之间形成巨大反差，叙事人以喜剧化的表达方式对“高尚”的人类事业进行了讥诮，譬如，“死是那样的可怕，它把群众的喉咙全扼住了，使得千数的人只顾扑扑跌跌的朝头门外跑，而都紧咬着牙巴，喊不出一点声音”。当人们听到枪声时，他们立刻被恐惧攫紧了，四下逃散，因为“毕竟没有指挥的人，不能把群众意识统一起来”。叙事人笔下的人群面对突发危险的反应是无意识的，多数人是被解救领袖的简单愿望联合起来。对叙事人而言，这些人缺乏强烈的意愿或方向感支撑他们的行动。他们虽然在行动，实际上是一个盲目的群体，正如叙事人所说，“或许群众心里就连这一点念头也没有，他们只是尽其职责的挤，尽其职责的喊，结果如何，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在动乱中，傅隆盛被抛入历史肇事现场，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显然不能理解自己行为的动机和后果。最终，这个次要的参与者在历史现场中退下，后来，他向乡邻转述了那场可怕的大屠杀。
在这段情节中，李劼人利用叙事技巧将信仰遣回到人类行为的无意识和历史的不可预测性中。小说叙事避免了在人物行为以及人物和“时代”的固定关系之下预言可知未来的目的论式论调。另一方面，叙事人也把注意力从人群转向上层人士，深入表现他们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的焦虑之情。显然，来自社会上层的主人公无法感知正在发生的社会动乱，他们只能依靠他人的叙述，通过他人的感受和记忆进行感知。一旦事件通过人物视角表现出来，就会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被曲解。“群众”和暴动在上层人士眼中始终是有威胁的存在，挥之不去——人群是不可知的，可怕的，无意识的，具有毁灭性。一个学生领袖在参加铁路公司集会后诉说了他所见到的愤怒的人群，这是一段惶恐的经历，让他担忧地感到，运动的指挥权已经落入“一伙不明事理的人民手上去了”。他焦虑地描述了群众对上层人士的不满，“以前生怕放不起来的野火，现在红焰弥天的烧到自己身边来了”。另一个绅士警告他的同伴中止群众集会，因为“放火容易救火难。就这样，作者利用人物的多元视角记录下他们关于群众集会的矛盾感受，而人群的破坏性力量对上层阶级的主人公来说日益显著。在社会运动的形成过程中，上层人士无力应对。这些“领头”的绅士们彻头彻尾的被动反讽地表明了历史事件的成形无法阻挡。
叙事讽喻源于主人公和读者不同的认知程度。人物对于“当下”一刻的历史进展的认识与读者对“事后”的历史结果的理解之间存在差异。在这一前提下，李劼人笔下的主人公对事件的将来意义毫无预知，这是他们最确切的感受。他们只能符合所属时代的特点。而且，他们可能无可避免地误解时代和环境的意义，因而采取错误的行动。在事件进展的每个阶段，上层人士处于人类阴谋和骗局的复杂旋涡中而毫无知觉。对于统治阶层而言，“革命”的本质始终是不可理解的。上层家庭的道德困惑表明了他们面对“革命势力”的深刻矛盾情绪，以下发生在上等人之间的对话可以证明这一点：
黄太太笑道：“陆军要变就早点变，要革命就早点革命，惟有这样交运脱运，乱糟糟的，真不好过！我倒说句良心话，只要不杀人，可以照常过日子，路上通了，东西来得到，不像目前又贵又买不出，任凭那个都好，不说革命，就是着外国人占了，也只那们一回事！”
孙雅堂道：“本来，像我们吃笔墨饭的，革命不革命倒和我没甚相干。革了命，还不是有官做，做官的还不是要请朋友办公事，只要有人情，事倒不会没有。不过这次在筹防局，相处得很好，月薪也还不菲，并且等乱事平了，很有希望在特保里插个名字，大小弄个官来做做。不想又要革命了，前功尽弃，说来未免可惜一点！”
黄太太道：“只要你拿得定革命党硬可成事，你何不找个门路，先投到革命党里？将来不是好做官吗？”
“谈何容易！我们的行道不同，晓得革命党在那里呢？并且临渴掘井，也有点来不及啦！”（III：66—7）
当成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之时，女主角（黄太太）建议她的一个情人（孙雅堂）联络革命势力。他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是对上层人士的不经意嘲笑，嘲笑他们面对混乱局面的错觉和自以为是。小说对于若干上层人士的挖苦基于他们对妨害日常生活的社会暴动的恐惧，表现出了一幅当时上层人士生活的可笑画面。对他们来说，日益逼近的“革命”观念相当于赋予他们一次获得政治资本、为自己赢得利益的机会。这些人生性保守，只希望从动乱中得到最大收益。然而，因为看不到将来，他们难以选择立场，也不能寄希望于起义势力。当女主角因为丈夫讨好革命者的“背叛”行为与之发生争吵时，对绅士阶层的喜剧化塑造出现了讽刺性的转折。丈夫在向尚未得势的革命派行贿后陷入恐慌。上层阶级的人们终日待在自己封闭的圈子里惶惶不安，他们焦虑而被动，只能通过和周围人谈天获得政治事件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多半来自不可靠的流言飞语。
《大波》里的历史并非各种事件和运动的连贯的、有目的的序列，而是不同行当的人们各自未完成的日常经历。按照巴赫金的说法，在作者塑造的世界中，诸多迥异的观点组成对话。小说家的任务在于为各种声音铺展舞台，让他们叙述出不同版本的历史。不同群体对大众形象的认知各不相同。运动伊始时，一个当地官员对四川老百姓冷嘲热讽，说他们天生“下贱”：“你们四川人生成下贱，到底是边省，沾染了不少的夷风，所以也养成了一种畏威而不怀德的劣性。至于说到民气，可更令人发笑了！我根本就不懂什么东西叫做民气，这不过是康梁等叛逆从日本翻译出来，以骗下民的一个新名词”（I：139）。当人们开始大规模游行罢工时，匿名的叙事声音评论道：“争路事件，闹到罢市罢课，似乎民众的最后利器，已是亮了出来”（II：29）。作者充满讽刺地叙述了“革命”在成都上层阶级间传播的过程中是如何被理解和盗用的。在这里，混淆不清的“革命”含义显然有别于当时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观念中的理解。在历史上，这一术语表达过若干意义，有中庸的社会改良，也有晚清知识分子和改革者暴力推翻统治政权。所以，小说中绅士身份的人物把“革命”含混地看做个人层面上的反复无常的危险混合体，可以导致谋杀、强奸、抢劫、家破人亡等可怕后果。
“革命”幽灵般的在场通过乡里的闲言碎语弥漫开来，这尤其让我们联想到鲁迅的很多著名短篇小说，在这些故事里，许多普通村民的生命受到讽刺史诗结构中那些影响深远的事件的摆布。比如《怀旧》（1911）、《茶杯里的风波》（1920）和《阿Q正传》（1921），鲁迅记述了叛乱活动引发的威胁和流言，这些威胁和流言要么成为村民的梦魇，要么让笔下的小人物们变成历史进程中爆发的动乱的牺牲品。李劼人的小说里可以看到类似的反讽技巧，用来表现那些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小人物。村民对崇高的外部世界的不理解是鲁迅小说中最重要的讽刺，而李劼人对绅士角色嘲弄的描写旨在描绘出成都上流社群。《大波》中社群内的对话和飞短流长包含了更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通过社群成员对事件的认知和经验，社群得以定义自身。在社群生活中，人物理解事件的方式绝非依靠报纸、电报等现代信息技术；而是主要靠“说话和记忆：观点、故事、亲眼所见、传闻、议论和道听途说等”。
《大波》里的“群众”形象的特征并不突出，读者无法观察到其整体性的本质，抑或某种共性。不过，也可以这么解释：正是自发性群众以及人们斗志的激增推动了运动进程，而把被动的上层人士远远甩在时代潮流之后。随着情节展开，人群从组织松散的暴众逐渐发展为历史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小说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仍然是关于人们参与嘉年华式的群体行为的同时对公共事件抱持麻木态度的描述。
上流社会与民众之间不稳定的关系表明了李劼人对于个体和群体的区别处理，这一特点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益政治化的文学领域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群众小说写作格格不入。安敏成 (M. Anderson) 认为在同时期张天翼、丁玲、叶紫、沙汀、艾芜、吴组缃等的作品里可以看出“民众的爆发”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关于小说政治性的“大众化”，安敏成说，“中国作家意识到一项新的紧迫：他们着手消除‘我’和‘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区别——这成为批判现实主义实践不可缺少的基础，用一个总体性的‘我们’予以包括。”尽管安敏成名单里的共产主义作家努力发出以“我们”为目标的叙事声音，李劼人作品在叙事话语方面的风格探索却让人很难将之归类。李劼人是少数拒绝在小说写作中受集体化冲动下的形式主义影响的作家，他所做的是提出一个新的修辞学的问题，即“我们”中间的“我”。
性欲与政治
除了专注于客观叙事外，李劼人尽力为主要人物的心理戏开辟出空间。首先，《大波》中的政治历史与爱情叙事两条线索相互交织，这一点体现在黄太太和她的表侄楚子材之间的关系上，小说关于这对有悖伦常的情人的主观想法做了大量细节化描写。二人在道德和私欲问题上具备自省能力。在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叙事公式的基础上，叙事人时常挖掘动乱的“外部”环境下他们的内心独白，因而“心理叙事”作为形式上的缝隙让我们看到了小说深入寻常生活和小说主人公心理的日常生活方法。楚子材是个年轻腼腆的学生，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他从小镇来到成都攻读改良派主办的新式学堂，他的表叔黄澜生让他住在自己家，他跟黄家关系日益亲近。1911年夏天，革命事件闯入这个年轻人的生活。从保路运动开始，楚子材被卷入一系列光怪陆离的事件，有时候直接参与，有时作为目击者。因为支持保路运动，他被委派了在家乡建立联盟的任务。当政治运动达到高潮时，年轻的男主人公和表婶发展出一段乱伦关系，并深陷其中。对那些苦于日复一日的政治运动细节的读者而言，他们可能愿意把小说当做一场失败的爱情故事来读，即革命时刻下上层家庭中已婚女性对青年男子启蒙式的引诱。
李劼人在黄太太和她的情人之间的情欲关系处理上表现出独特的才能。黄太太与她的侄子的关系正符合上层家庭故事的乱伦主题。作者着力探寻这位女性同她做官的丈夫之间的情感障碍。在跟丈夫发生争吵之后，黄太太诱惑了自己的侄子。她非常不满意丈夫保守的思想和不愿表态的自私自利，她沉迷于追求快乐和爱情，作为对丈夫政治上的无能的报复。在情欲关系方面，黄太太比她周围的男性更世故，更有经验，也更敢作敢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她“指点”楚子材注意他们秘密的行为守则，不让别人发现他们的关系：
他耳边痒痒的吹来一片又得意，又温柔，又坚定的悄语：“唉你是我的人了……可是要依我两句话……第一，听我说，叫你哪个就得哪个……第二，嘴要紧，不准漏半点风声，行为要稳，不准露半点行迹……若不听从我的话，我有本事叫你不得好死……好了，你出去了罢……”（I：106）
这个情感经历丰富的女人对私情充满渴求。有趣的是，男女主人公难以压抑的欲望与非个人的迅速进展的外部历史显然格格不入。他们所处的世界新旧道德共存，对此他们具备高度的道德反省的敏锐。但他们各自反思的结果截然不同。黄太太泼辣大胆，毫不顾忌触犯通奸之罪，敢于超越上流社会的传统道德规范。叙事人这样评价她的思想：
她更认定了享乐便是人生的究竟。天之生她如此，绝非偶然，她不能多所顾忌，辜负了自己辜负了天意。只是当时的社会还未曾允许女子自由哩，她家也算是仕宦人家，要想跑得太快，而把世俗的网撕个粉碎，她尚无此认识，无此气魄。这也由于她太孤立了！她自然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要求满足。凡能够与之接近的男儿，对她自然都有点异想，却也都没有把她认清，总以为她是一般的女子，同她大姐，同她三妹，同她别的表姊妹堂姊妹一样。并为她那豪爽的脾气，犀利的口吻，所震骇。但是有胆大的，略为向她表示几分亲爱，她必然很欢喜的，如量报答出来，绝无一点吝惜，一点做作。（II：5）
全知叙事人通过一个距离化的位置传递出评论性叙事。第三者的非个人叙事声音令人物的行为和心理描写获得了一种权威性和客观性。小说家笔下的女主人公自视不输给男子，不愿意屈从于传统道德。尽管女主角时常在女性淑德和恣意放纵之间挣扎，她不受约束的天性战胜了上流社会的清规戒律。黄太太的道德自主促使她从社会要求下“解脱”出来。小说借由一个无私的叙事人以广泛“讲述”的方式告知读者人物的思想。这种中立的叙事技巧的好处在于叙事人可以直接进入主人公的内心，而不需要把人物和读者疏离开来。
对楚子材来说，性经验释放了他青涩的年轻活力。尽管如此，他仍然受到内心的道德谴责，表现了他的良心挣扎：
但同时，他的良心便责备起他来：“你真不应该这样做！你不怕损阴德，受报应嘛？你不怕遭世人的耻笑，说你太无廉耻了吗？你对得住你的表叔吗？你岂不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小人吗？女人之胡涂，不说了，你是耕读成家的子弟，你家是有清白门风的，你这样把你世德败坏，你舒服吗？”（I：114）
年轻的男主人公深陷传统训诫，在爱、责任和婚姻的困境中挣扎。他失去了行动的能力，苦于无法娶他深爱的表婶。李劼人并未表现人物的英雄式转化，而是塑造了一个野心勃勃但又反复无常的年轻人，总是在爱情和革命之间摇摆不定。叙事深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继而，日益爆发、不断逼近的政治运动和男主人公脆弱的内心相互抵消。小说致力于将主人公爱情和政治两方面的欲望戏剧化，与革命的整体进展形成对立，个体私生活和公共事件之间出现割裂。《大波》第二部分中，八月下旬，历时两周的大罢工开始，李劼人对当时成都的社会环境做了细节化描述。罢工期间，楚子材在荒废的城市街道上游荡。讽刺的是，这一刻的政治高潮给了楚子材一段平静的时间来反省他有悖伦常的感情关系，这一直以来折磨着他，最后，他决定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作者对人物心理与政治沉浮的交织做了大量描写，从中将主人公的“主观”视野放到了成都日常生活的“客观”画面的对立面。
跟随着楚子材的脚步，叙事人带着读者走过了城市的角角落落（II：63—84）。楚子材消沉地坐在城市公园的一间茶楼里，思考着他和黄太太的事。他在公园和铁路公司之间来来回回，沿途的响动和狂暴的气氛让他感到恐惧。中途他加入同学们的阵营，讨论学生运动的前景。但很快，我们年轻的主人公下定了决心，返回找黄太太和解。这时，楚子材似乎意识到“纯粹的爱”是一个幻觉。他决定理解和接受黄太太的多角恋爱关系，和其他男人一起分享她。公共生活和个人情欲幻想之间的冲突通过人物“内部”想法和“外在”社会政治氛围的并置得到了有效的戏剧表现。
当楚子材转了念头，心里像烈火在燃烧之际，铁路公司的股东会，也像烈火燃烧着似的，正在通过他们炽热的抵御政府的四条议案。[…]
群众的意识，被他们锻炼得恰像了一条钢鞭，更毫不通融的鞭挞着他们的脊梁，叫前进，前进！他们先前还努了许多次的力，想把这钢鞭把握在手上，或仍前的用来打人，或把它收拾起来，不要它不听命的乱挥，然而不成功，它一下一下的偏打在自己的脊梁上，勒逼着前进前进！（II：96）
叙事人将铁路争端和个人无目的的游荡这两个“时刻”并置。远距与近焦、反讽与移情的微妙互动突显了人物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分裂。“钢鞭”的“鞭挞”这一借喻戏剧化地表达了人们意识的日益增强，与此同时，楚子材炙热的爱情促使他从政治生活中退身出来。最讽刺的莫过于主人公在保路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刻萌生退意，这个唯唯诺诺的年轻人为了个人幸福背弃了一切政治行动的希望，他的退出表现了上流子弟的懦弱。
需要指出的是李劼人利用叙事反讽呈现出私人欲望和历史变迁之间的裂痕。Dorrit Cohn在对《战争与和平》的分析中指出，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热切关注受挫的参与者的实时感受和反应”得以深入历史“每一瞬间”。小说叙事注重人物感受，通过个体片刻的感受表现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认为小说有能力描绘出历史事件发生时的效果，从而在不受意识形态后见之明的曲解的前提下令参与事件的人物的真实经验栩栩如生。与之类似，《大波》里片段式的描述同样是吸引人的，正如有人曾说，《大波》里时间流动缓慢，叙事详尽表现了主人公困惑的内心，暴露了日常生活的平庸。现场感表明了人物意识里未知的将来，小说家描述了主人公面对进展中的事件的将来意义内心的讥讽之情。（在楚子材退出政治活动的两天之后，成都血案发生。）小说的反讽技巧和客观叙事深刻呈现了与政治生活的险恶保持疏离的主人公。
李劼人的写作显然有别于破坏偶像的五四意识形态抑或现代文学领域的革命迷狂，他的坚持和努力表明他急迫地想要在新世界到来之前描写出陈旧、贫乏的旧社会。《大波》里，性和政治的双重诱惑既带来兴奋感，也带来挫败感，这就是楚子材对爱情和政治的初步体验。年轻的主人公不得不开展爱情和自我实现的双重追寻，与此同时承受上流阶层在政治上的破产。主人公和年轻的表婶发生“乱伦”，同时与革命运动发生“不正当”的关系，经过这一切，他步入成熟。但最终，他的踌躇不定令他无法作出任何严肃的政治承诺，正如他无力反抗既定的道德准则和家庭秩序。
小说家描写了这对情侣如何沉迷于感官之乐的情欲体验。性爱和革命热情之间没有明确必然的联系，但关系到家族内床帏之间秘密的鱼水之欢。黄太太这样描述她放荡的私生活：
男女偷情也是这样，若果一开口就吃个饱，不久就会生厌的，如其偶尔一次，比如肚子十分饿了，吃一盘精致点心，你想这比撑开肚皮吃热点心的，那个味道长些？……所以我昨夜才叫你走。我的意思，就是要把这味道留在你的心中，让你回家去慢慢咀嚼。你自然越咀嚼越流口水，你也才会荒着要来，不至于像往年一样，定要等到开学了才来。……乖儿子，你现在该懂得我的心了，不怨恨我了么？（I：123—4）。
黄太太拿食欲来比较她对男性的渴望，她认为，拥有各种类型的情人正如把新酒和陈酒混合在一起品尝。李劼人使用食物的模拟来形容女主角的性欲以及她和情人们之间的打情骂俏。当黄太太想到丈夫对自己妹妹的迷恋时，她告诉自己，这完全是因为丈夫的“胃口差”。她想到：“难道果真把燕窝鱼翅，肥浓大肉吃惯了，想要吃点青菜萝卜来换换口味吗？”（III：19）食欲和性欲成了可以互换的：
楚子材：“好表婶！我的乖妈妈！小妈妈！可怜你的儿子，简直跟讨口子一样，残汤剩饭，你多赏一碗，救救你的儿子罢！”（III：164）
女性的语态、性欲和政治无可避免地与通奸以及性冲动的家庭剧绑在一起。通过塑造一个放荡的女性形象，李劼人向当时主导的五四意识形态提出了异议，在五四意识形态下，女性形象往往被表现为传统的，是社会等级制度和父权的牺牲品。中国当代评论者把对《大波》的考察放在共产主义历史编纂和革命修辞的意识形态透视镜下，认为女主角是封建家庭道德败坏的负面的个体典型，而疏忽了作者将女性的放荡和历史并置的特殊方法。其中一个评论是这样的，“这种对性的渴望被抽空了社会内容，同小说中不断开展的主题（历史）日益疏离开来。因此，显然，黄太太这一人物缺乏深刻意义，即使这是一个具有强烈个性的形象。”诸如此类的阐释忽视了小说中性欲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作者对具有性诱惑和道德挑衅意味的女主角的塑造是在一种疏离的叙事模式下进行的，个体的身体冲动和思想波动通过一套食色语汇表现出来。女主角对于物质（食物）和身体（男性）拜物式的热爱被隐喻地转化为颠倒性别等级、扰乱公私、混淆情欲和政治野心的女性力量。作者笔下的女主角生活在一个在家族力量和政治势力上都日益弱化的上流家庭和父权系统中，她的放荡和专横构成对性别关系的颠覆。一方面，无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小说中的上层家庭都日渐衰落。隐含其中的“阴盛阳衰”现象可以被解读成一种男性气质的标志性退化，这一点是伴随绅士阶层的传统优越地位的崩坏发生的。男性的去势表现在男性的虚弱和女性化上。钟雪萍指出，一般说来，文学再现中男性身份的弱化表现了中国文化和国族精神中的“男性意识危机”。女主角和她的上流爱慕者之间挫败的情欲关系表征了整个社会病态的贫乏。他们之间禁忌的情欲关系是颓废时代的产物，是社会变质的一个标记。如果在李劼人的小说里看到一种左拉式的自然主义倾向，不要忘记，进步和颓废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诸如巴金、曹禺等五四作家的家庭叙事里着重关心的问题，在他们的作品中，“封建”家庭制度或城市资产阶级家庭的腐坏是最重要的主题。《大波》里，“颓废”（decadence）更多在家庭环境中弥漫，而非公共政治场景。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对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小说的分析和我们的讨论相关。詹明信对巴尔扎克的家庭叙事做了寓言式的解读，他认为，小说中贵族男性角色的性能力本质上关系到他们的阶级从属关系和抱负。因而，巴尔扎克的小说通过爱恨情仇的家庭剧对就政治权力及合法性展开的男性斗争做了象征性的表现。类似的，《大波》里的黄太太对于传统秩序而言，既带来活力的注入，亦造成毁灭。她的乱伦行为扰乱了家庭秩序，违背了儒家道德准则。女主角的放荡本性——她一心一意追求情欲满足，毫不顾忌自己的不伦行为——诱使她干预上层男性的政治生活。革命运动期间，黄太太使用老练的社交手段操纵她的情人们，引发了一系列在政治信息获得过程中男性之间的阴谋和背叛。在性和权力的竞争中，情人们各怀鬼胎，一心取得爱情和政治资本上的独占。当黄澜生秘密计划参加革命党时，闹剧开演。黄澜生没有向妻子或妻子的情人们透露这个决定，对政治生涯失败的恐惧映衬出三角恋情里的激烈竞争。黄太太很快从同叔叔关系密切的楚子材那里知道了丈夫的秘密（而黄澜生对妻子和侄子之间的关系毫无所知）。年轻的侄子成了中间人，掌握上流社圈的政治秘密和隐私。在楚子材成为黄太太的秘密情人之一后，他成了占有欲最强、最野心勃勃的对手，对长辈们和他分享爱人心怀嫉恨。
对黄太太来说，丈夫和革命党私下交易相当于彻底背叛她，她觉得自己被政治“剥夺”了，丧失了对男人的吸引力。换句话说，政治让女主人公的私人愿望和欲望无法满足。倘若她要重新赢得情人们的爱慕，她就必须涉足政治，把他们拖出政治冒险，带回她的香闺。所有的绅士们在决定时刻都表现得犹豫不决，这时，她挺身而出，帮助一个叫做吴凤梧的有抱负的民兵头目获得了权力，并且给予他经济上的资助。由于吴凤梧代表新的军政府，黄太太勇敢的决定保障了她的情人们在新政权里占有一席之地。在革命的旋涡里，黄太太的果断让她那些缺乏行动能力的男性同伴们相形见绌。要继续让情人们神魂颠倒，控制住他们，她需要迎合他们的政治抱负和社会野心。正因为如此，她才愿意动用家族人脉施惠给他们。正如曹聚仁所言：“只有这位有决断的黄太太，才真正把握了‘革命’。”作为把赌注压在爱情和革命上的机会主义者，黄太太不由自主地被时代的“大波”卷入。
黄太太对革命持保守态度，但最终，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感情关系上，她都是大玩家，这一命运转折极具讽刺意味。私人性欲和公众历史彼此纠缠，在叙事中形成危险的极点。李劼人将情欲和政治情节相关联的间接方法，以及他对在小说创作上依从任何具体意识形态立场的拒斥（尤其是拒绝表现角色在意识上目的明确），把历史小说的美学问题摆上了台面。这样一来，历史事件对人物的作用力变得不那么显而易见，历史推动力的形成也显得暧昧不明，《大波》里人物似乎完全听从于历史的偶然性和突发性。卢卡奇说，在历史小说里，小说家专注于历史断点处的个人命运，强调“诗意的觉醒”以及在历史事件里崭露头角的个体的坚定。相比之下，李劼人笔下的人物并没有站在历史的最前面，抑或采取任何明确的行动，反之，是人类自发的欲望和私利支配着个体行为。正如我所标榜的，这种人物的主观世界和历史环境之间的分裂可能近乎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观念——历史不是一系列由英雄和政治家控制的戏剧性事件，而应该是对历史进程带来实际推动的那些普通人无意识的抗争。
小说结尾处，叙事揭示了私与公的双重导向。黄家的公馆成了吴凤梧打理政务的临时“军部”。叙事人并没有写上层人士们如何谈论政治，而是转而描写黄太太的回想，表露她的心理活动：
楚子材这个人，诚然是百无一取，尤其使人生恨的，就是毫无一点儿男儿汉的胆量，动辄便朝家中跑。但是他那驯柔的性情，不把自己看成一个了不起的男子的性情，业已足令一个中年而又刚强的女人，惬心称意的了，更加他那在无人时，比火还要热的情爱，真够以使人通身为之镕化，尝味着一种永不能够餍足的滋味。这滋味之可珍重，是无价的，是要以光阴去易取的。光阴一过，便永远得不着它。
她放下茶杯，决然把脚尖向地板上一顿道：“我要他！我正要他！他那比火还热的心，我是不能离的！”（III：324—5）
全知叙事人从“外部”环境的描写转而进入女主人公的思想活动。尽管陷入“回想”的主体是用第三人称来指涉的，那种切肤的口吻听上去实实在在就是女主人公的自言自语。“回想”的举动表明了角色的思想活动，模糊了人物声音和叙事声音之间的界线。主观描写让读者窥见主体的想法，使虚构和历史之间的多声互动毫不间断。黄太太的女性口吻体现出个体对当下和将来形势的漠视。叙事末尾的讽喻落在人物对现实的曲解和读者事后对史实的认知之间的不一致上。历史上，革命开展之初，四川的重获和平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上层阶级对权力的夺取亦如此。一位历史学家评论道：“革命来到成都，但成都并不太明白革命是什么意思。”历史“前景”的不确定同女主角沉浸在“过去”的私人回忆里形成对比。她对过去的风流韵事的默想浸淫在怀旧的伤感和一种时间的不可逆转的感受之中。在和侄子的不伦关系中，她体会到了年轻的激情和性的冲动，这些是无法在她那些上了年纪的情人那里体会到的。对浪漫回忆的迷恋坚定了她掌握自己命运、追求幸福生活的决心。女性的私人/家庭空间被奇异地放到与革命潮流相冲突的位置。父权和政治秩序的男性统治的崩溃换来了她的女性愿望的满足。人物在家庭生活里的这种微妙的“干扰性”的插曲表明了李劼人对“大河小说”的特色运用，即结尾的“开放性”。小说结尾落在一个片刻的呈现上，这表明作者不愿意以历史问题的戏剧化解决作为小说的收尾。
结论和思考
评论家黄子平注意到李劼人的历史小说没有被归入共产主义文学史的“革命历史小说”名下，因为他的作品并未关注共产主义革命。王德威观察到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共产主义小说同日益生成的国族话语关系密切。国家认可的革命文学类型包括共产主义战争叙事和土地改革小说，这些作品塑造了英雄人物、勇敢的士兵抑或绝望的农民，他们为了一个新的国家的建立而斗争，因而历史被呈现为斗争的历史，直至最终共产党的崛起。王德威论述道，历史小说和历史撰写之间的对话关系（同样是问题关系）开始成形，并在20世纪40年代末转化成为通俗的宣传文学，当时“写作最终成为政治行为，成为一项需要投入鲜血和汗水的事业”。
有关李劼人表现共和革命的历史小说研究甚少，这反映了共产主义文学标准包含的意识形态偏见和革命修辞。作者的历史小说实践值得我们注意，不是因为它对历史所作的详尽的政治层面的分析处理，而是它呈现出的虚构和历史再现之间无法解决的紧张关系。李劼人的历史小说的“革命”成分较少，更多是关于地方、日常生活以及推动叙事的当地民众的记忆。宏大历史图景中形成的地域诗学实际上说明了小说和国族之间的再现问题。当国家自身成为历史的主题，小说话语受制于历史目的论时，李劼人处理历史变化的复调话语和日常生活方法令他的作品在日渐政治化的文学领域中显得形象模糊。
正如我所说的，小说家让叙事酝酿出一种对于“当下”持续的不确定感，重新体验人物面对无法预料的事件时的无意识反应，从而突显了历史的“真实性”。作品没有“预示”出引领事件沿着反向因果关系展开的将来，作者使用了“侧影” (Sideshadowing) 的叙事策略，还原了事件的当下感，“在决定论式而又封闭的主流时间观念之外另辟蹊径”。《大波》中，成都上流阶层毫无预期地被突然来到的革命抛在后面，作者生动表现了他们的所思所感和惯常生活。政治变革的狂飙突进撼动了历史的缓慢进程和上流社会悠闲的生活。至于正当年少的男主人公和他年轻的表婶之间的恋情，可以作一种有趣的解读，即把这种关系看做他们面对历史的一种症候式的心理抵抗，映衬他们在政治参与方面的无能。这对恋人选择沉迷于不伦之恋的欢愉，无视道德和历史的“现实”。上层阶级对变革的抵抗通过爱情寓言的形式得到想象层面的实现，在爱情寓言里，无法控制的激情阻抑了革命行动。李劼人与众不同的历史话语让他的作品和他的时代之间的距离——这个时代见证了文学创作领域革命小说和爱国主义修辞的激烈转向。他独特的小说创作和创作意图的难解向我们提出了诸多问题，譬如文学史的经典化，以及小说和国族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