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屈
摘 要 本文从“情感记忆式历史小说”的角度，探讨了李劼人《大波》的特殊价值。本文作者以“个性主体与抽象的历史主体之间的张力”和“历史体验的全息性”为考察点，考察了《大波》关于辛亥革命记忆的四个方面：一是群体事件之逻辑，二是体制与邪恶之关系，三是舆情危机与媒体之作用，四是危机传播之逻辑。
关键词 李劼人 舆情危机 体制与邪恶 沉默的螺旋
如同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一样，辛亥革命也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历史文献中的辛亥革命，另一种是情感记忆中的辛亥革命。
只有当文献记载与情感记忆相加，历史才是完整的人类的生活史，而不是抽象的理念史。这就好像既有地震发生与抗震救灾的事实材料，既有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又有灾害造成的心理创伤，才真正构成了地震灾区完整的生活史一样。与历史进程始终伴随的情感记忆，构成了人类内在的生命史。
李劼人的大河体小说就是这种情感记忆小说。情感记忆小说能最大限度地激活历史的生命体验。
具体的个性主体与抽象的历史主体之间的张力，是情感记忆小说的最大特点。因此，情感记忆式的历史小说是与历史演义式的作品相区别的，也往往与“主旋律”式作品相区别。理性和概念容易社会化，而情感记忆却总是个人的。活的情感只能存储于个体，即使是历史的、社会性的普遍情感，也只能通过个体的真实情感才能得到体现。
按照竹内实的分析，李劼人被“文学史”遗忘，是因为1936年是“国防文学”论争的主旋律，作家被分为进步与反动两边，而李劼人则只是平实地记载，又因远离上海文化中心。竹内实分析《死水微澜》的价值，正抓住了其如同《包法利夫人》一样的平实，贴近平民日常生活，进而从日常生活缠结中折射出社会历史的变迁，这就是我们讲的情感记忆史。
《大波》重写版，其重要努力之一就是进入当时的主旋律，同时又要保持情感记忆的鲜活度，这就客观上增加了写作的难度。这是历史题材中的“情理之辩”这一文化基本难题的表现。因此我们极其敬重李劼人重写《大波》的努力，极其欣赏和高度肯定《大波》重写版，因为它的确有许多超越原版的地方。但就其情感记忆的原生态、全息性而言，似乎仍以原版为优。
历史体验的全息性是情感小说的另一大特点，也是李劼人小说的又一个重要而独特的价值。从个人情感记忆中折射出来的旋律，因其自然原生，所以本身也就包含了主旋律与和声部旋律，甚至非旋律的音效、背景声。切己体察，理解历史事件中原生态的人物情感和人物命运；缀网捞珠，追踪情感记忆中的原始历史面貌，是《大波》原版可以有益于当代的重大价值点。本文思考的基础和对小说内容的引述，俱以原版《大波》为依据。
一、维稳与求变：《大波》中的群体事件逻辑
辛亥革命，是百年前中国最伟大也最激进的群体性事件。谁也想不到武昌起义两声枪响，就使一场偶发的恶性事件酿成了全国的群体事件，最后竟然导致了使大清王朝百年基业轰然坍塌的大革命。据史载，远在美国科罗拉多的孙中山第二天才从报纸上得知此事。辛亥革命的爆发，之前和期间的革命思想传播和革命党的有组织活动固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这并不与其群体性参与的动乱特征相矛盾。从历史理性逻辑的角度解释辛亥革命的起因、经过与影响是史学家和教科书的责任，而从情感记忆的角度还原一场既改写历史又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从“死水微澜”的微小征兆到“暴风雨前”的激烈冲突，再到轩然“大波”中的个人沉浮和情感众生相，则是情感记忆式历史小说的独特价值。
与有组织的群众活动相比，一般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的最大特征就是无序化，是对社会现在秩序的破坏。因其无序性，因而充满了许多偶然与乱象，为研究者观察其发生发展的规律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其破坏性，凡有正常理性思维的人都会努力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出现，尤其会竭力避免恶性群体事件的爆发，而宁愿选择渐进而有序的改革，代替激进而具破坏性的革命。这一历史愿望的理性表现就是当时居主流地位的渐进改良主张和立宪运动，而其普通大众的表现，则是情感上的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这种感受的个人性和个体生命的易碎性，在宏大历史叙事中难免被忽视和简化：当宏大叙事的历史演义聚焦于滚滚向前的历史巨轮、并为它的前行高奏凯歌的时候， 轮下的枕木与路边的小草难免会作为背景而被模糊掉。而感性具体的个性主体与与抽象宏大的历史主体之间的张力，在历史演义式的小说中也会因为要突出主旋律的关系而得不到展开。然而在情感记忆的历史小说中，宏大的历史却是在平凡甚至平庸的人的感受中被折射出来的。当宏大叙事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的背景下展开中国民主革命孕育和发展壮大时，我们在情感记忆小说中读到的却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微妙变化。
我们在《大波》中读到，尽管辛亥革命前的成都“已渐渐的不安定起来”，但“所谓不安定，并不是市面上怎样的惊惶，怎样的无秩序。你从表面上看去，是看不出一点与平日有什么不同的现象”：
全城的公馆住户，还不是那样开着大门，寂寂静静，看门老头很萧然的躺坐在他们的高脚椅上？倘然门是大开着，轿厅上全摆着轿子，门口簇拥着轿夫，则你直觉的就明白其中必有什么欢乐的宴会了。商店里，依然天明就开张了，伙计先生们还不是那么不言不语的，石像般坐在柜台里，或是手上做着什么，或是呆相着街上行人，还不是那样面目和善，态度雍容，十足表现出安分守己的样子？全城做手工业的，还不是那样从天色刚明，一碗早茶之后，就两手不停的一直作到打二更，除了吃饭、喝茶、抽烟、大小便外，向不休息，向不十分说话的？所以一般工作愈久，岁数愈大的人们，不但脑经逐渐变了僵石，就是说话的极其也逐渐迟钝，有时运用起来，好像经年不启的铁门似的，生了锈了，开合之间，好生不方便，并且文法也简单，字汇又少，句与句之间，总不免留出很大的间隙，这不得已只好拿性骂来补充，用动作来补充。这般人更其安静，就是工余自劳，也只靠着货铺或小酒店的柜台，要几个钱的烧酒，或是一块盐水豆腐干，或是一堆炒胡豆，悄悄密密喝到脸红，便躺上床去，伸脚一觉，管你世界上出了什么，老是那样不闻不问的。
这是李劼人个人的情感记忆，它映射出了那段历史时期的市井生活，不光表面是一派大好的安定景象，而是各色人等内心根深蒂固的知足和安详：
在各条街上叫卖的小贩们，则各有各的铿锵声韵，尤其是卖鲜花的，因为要庭院深深里的人们都听得见的原故，他不能不要引吭高歌，那婉转的声音，是我们重形字描写不出的，这般小贩们，也和平时一样，不但来往的时间没有很大差错，是声音里面你也丝毫听不出什么不安的调子来。穿制服的警察，依然极有精神极齐整的站在岗位上，手上仍只那一根木棍。官人们，半绅半官的人们，也依然意气扬扬的摆着狗烤火的式子，坐在三人抬，或五人抽换着抬的拱竿大轿中，任凭腰硬腿软的精壮轿夫们，赤脚打在石板上，又细碎，又整齐的飞跑过去，飞跑过来。学生们也安安静静的，依然穿着蓝洋布长衫，墨青布长袖马褂，戴着平顶硬边草帽，登着绒靴，昂昂藏藏的在人丛中走，从他们的脸上，也看不出有什么令其关心的样子。各处大小酒馆，大至如一品香，小至如锦江桥的广兴隆，还不是那样食客满堂，只听见猜拳赌酒，以及堂倌们报来算账的声音。并且除了国忌外，可园的川戏，大观园的陕戏，悦来茶园的京戏，以及一年以来新兴的十几样从午至夜的丝管沸天，作弄出锦城的繁华来。
不安的征兆是看似无关宏旨的舆论，那就是极少数的茶客议论。当时的茶馆是一个相对自由的信息集散地，恰如现在的互联网，而当时好谈时事的茶客，也就和如今动辄议论蜂起舆情汹汹网民相似。不过，网络舆情绝大多数并不会导致群体事件，茶客们议论时事毕竟只是少数人的兴趣，与多数人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方面，网络舆情与茶馆议论也极其相似。李劼人小说描写世态人心多写茶馆，老舍先生还专以《茶馆》为名创作，与现在的研究者关注网络舆情的道理是相通的。在《大波》里，李劼人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亲切的情感记忆：
从表面上看，岂不逐处都是太平景象，逐处都还是二百五十余年以来，从未听过兵器声的太平景象吗？但是你们只须走进茶铺去，便立刻感觉到人们的内心，实在不似平日，实在已渐渐动摇，近之颇有点庚子年闹八国联军，辛丑年闹红灯教时的光景。然而也大有不同处。在庚子年时，成都留心时务的人，除了在院门口买木印的京报，看一些残缺不具的上谕与奏疏外，便只有从私人的信函中得一点街谈巷议的消息。并且北京与成都相距如此的远，事情的变动，不能直接影响于一般人的生活，所以关怀国事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即这一小部分人，也只具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心理，在那里议论那拉氏之愚，而甚快其着外国人的鞭挞。
从历史的宏观层面来看，百年前的清末，社会矛盾丛生，内忧外患交迫，而“立宪”与“革命”之争，最终却是革命替代了立宪，接着不可避免的就是生灵涂炭和社会大动荡，这一结果至今令一些人扼腕叹息。
看起来更加完满和理性的立宪路线图，却最终输给了充满暴力、动荡和偶然的革命，这一过程，在《大波》里有生动而亲切的记忆：
不过革命党还占不着势力。因为社会秩序未乱，生活方式未变，大家本是有路可走的，谁甘愿把自己所有的毫不顾惜，打个稀烂，另造一个新的呢？不过对于革命党人表同情的，比以前渐渐多了……
为什么大家都深怕动乱，而同情革命党的人却“比以前渐渐多了”呢？小说家的情感记忆尽管生动，然而却没有给出的解释。百年之后的大众和百年之前的中华民族先知先觉者却看得清楚：在这场“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之所以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关键原因是当时的统治者遏制了立宪。立宪派的“路线图”尽管完美，但清政府的作为却最终使其成为废纸一张，立宪是被清政府遏制的，激进是由朝廷的极端逼迫出来的。“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所以，造成暴力革命和生灵涂炭的原因，恰恰是作为革命对象的清王朝本身。
立宪派的完美方案有效实施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让步，而真心实行立宪。一旦人们发现这个前提不存在，或发现清廷最终不过是假立宪，就会由支持立宪转向革命。有学者指出：
“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初，清廷出台了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根本不愿放弃权力，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变革，经济政策也倒行逆施，就在1911年5月推出‘皇族内阁’之时，它又宣布要将原本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以绅商为主的几省股民自然要发起‘保路运动’。四川保路风潮相对激烈，最后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然而，四川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一开始坚持的是毫不过激的‘文明争路’，他们刊发光绪牌位和以前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令各家各户张贴，还要设案焚香。凡此种种，不可谓不文明、不温和、不理性、不克制。但清政府还是在9月初逮捕了领导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在此种情况下，立宪派都不能不倾向革命，革命就成为‘宿命’。”
二、体制与邪恶：英雄的平凡与邪恶的平庸
历史体验的全息性是情感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李劼人小说的一个独特价值之所在。从个人情感记忆中折射出来的旋律，自然原生，主旋律与和声部浑然天成，以情感记忆的方式对历史进行了全息记录。
在我们从小接触的理性历史中，谈到革命，一定是革命者与反革命两大阵营的斗争；描述历史发展，也必然要先分清英雄与恶魔、圣贤与暴君、忠臣与奸贼、爱国志士与卖国坏蛋之间斗争的定位性描述，分清正义与邪恶，进步与落后，然后才能展开。总之，理性必须在好与坏的二元对立坐标上，准确地为参与历史事件的各色人物事件定位，才能完成对历史的叙述。
在这种二元对立坐标上展开的历史戏曲、历史小说，往往忠奸分明，善恶明辨，尽管也能艺术地弘扬正义、抨击邪恶，达到使贪者廉、怯者勇的才华目的，但这种简单的概念化理解，却无助于深层次地了解历史的真相。而忠实于情感记忆的小说家，则以直接面对事实的方式把我们带进历史深处，让我们明白，历史上除了忠奸善恶鲜明的二元对立状态外，还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历史命题：英雄的平凡性与邪恶的平庸性。
2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大波》（当时读的是重写版）的时候，曾经困惑于这部被称为“史诗式”再现辛亥保路运动的作品，竟然缺少高大完美的英雄，缺少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直到再读《大波》原版，才忽然明白了，情感记忆与理性逻辑分类式记忆原来是如此不同而又相互补充。《大波》在情感记忆中展现的英雄的平凡性与邪恶的平庸性，恰恰是理性逻辑难以达到的深刻真实：历史上的英雄在其生活中可能很平庸，历史上的大奸贼、大坏蛋当其在生活状态中也许儒雅风流、才华出众而不乏善良与同情心的。邪恶之所以成为邪恶可能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体制造成：在体制内他是正常人，甚至是英明的，从体制外看，才能清楚地看清他的邪恶和愚痴。
《大波》中的英雄都是充满了人性弱点的英雄，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智力上都没有超越常人的地方，而这正是其艺术的生动精彩之处：
这时，谘议局大开，各县选送来局的议员们，有一多半是官场所目为不安本分的读书人，是素爱欲开地方公事，使父母官闻之头痛的绅衿们；有一小半是关怀国事，主张缩短预备立宪年限的维新派；也有很小一部分，受过《民报》《国粹学报》的洗礼，又看过《黄书噩梦》等禁书，颇具民族思想，主张排满，而尚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的志士。这三种人，第一是读过书，有过科名，为一方的知名之士，却能左右众人的；第二是岁数都在三四十之间，朝气未泯，具有大欲的。谘议局是假立宪所特许的言论机关，与平日只可仰其鼻息的官僚是对抗的，可以放言高论而得社会信托，不受暴力摧残的，有了这个凭借，所以四川的绅气，便一反以往专门迎合官场，以营私利的行为，而突破了向日号称驯良的藩篱，而大伸特伸起来。
上述三类人都平凡而平庸，很难符合经典的“英雄”定义，但在特殊的历史情景中他们却因其特殊的机缘和人性的自我选择，担当了历史英雄的责任。这难道不是一种更为真实，因而也更为深刻的历史真相？
清末之际，与所有大革命前的社会一样，即使是受了外来异端思想的鼓动和某些敌对势力的利用，这种鼓动与利用也是在已然形成的官民对立基础上才有可能发挥作用。在《大波》的情感记忆中，有清末官民对立形成的清晰印象：
与除谘议局外，而为四川民众思想之中枢的，也是上例所说的三项不入。不过凭借的，并非言论机关，而是当时与官场对抗，与社会绝缘，自以为清高而超越一切的学界。——当时的学堂，虽受提学使司的管辖，但监督与教习却不是职官，而由地方公推，官府聘请，犹之以前的书院办法。而监督与教习，也确乎有点以前山长的风度，能够自重，而与官场以敌体来往。就在小学堂，也如此。所以当时社会，对于学堂中的先生们，也还具有对于山长的尊师重道的隆重态度。——诚然办学的人们中，未尝没有楚子材他们的监督土端公那种趋炎附势，寡廉鲜耻，不知办学为何事的浑蛋，到底大多数都是极不满意现状，“蒿目时限，奋发有为，”而又受了张之洞的影响，主张缓进，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效法日本，不必效法法兰西的有知识的中年人。
这三种人即暂时为了一体，而隐然与官场相抗，在言论与思想上，它的力量便甚大了，在省会地方，竟自可以左右人众。不过他们自己还不甚明白，而官场中之见解，有头脑的，却很明白了，并预感到时代潮流之不可抵抗，也想到自己前途的安危，也观察出清政之日趋末途，便想联合上列的三种人，从这乱流中间，调停出一条中和的道路：治可以改良，俊杰可以登进，社会可以得其平，而绝不蹈入代谢之际的危险。
总而言之，这般改革派是取的温和步骤，造反改革等要流血的激烈手段，不但不敢，就是偶一想反，也大不以为然的。不过这种人都没有实现其主张的力量。
但是，革命运动一到，投身其中而创造历史的也就是以这些人为主体的基本力量。这样的革命队伍，似乎没有头上的光环、先天的道德优势和超人般的力量，但我们知道，他们也构成了革命运动的重要情感记忆。《大波》让我们明白，在伟大的辛亥保路运动中，我们一直以为只是落后下层群众组织的袍哥势力，其实却发挥了一种真实得“惹不起的”重要力量，而为人有点不三不四的旧军人吴凤梧，竟然能够在革命运动中发挥出一般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袍哥的势力可真惹不起！外公的一张片子出去，邛州雅州府两属的县分，登时就响应了。大家都说，侯大爷既是这样招呼了，我们咋好不接罗先生的公事？叫我们争路，我们就争，叫我们保路，我们就保，管他这路是那个的。不但各县城的同志协会全成立了，就连各乡场上也有了分会支会。吴凤梧到底当过管带，人又活范，大家很是看得起他。他是交涉员，自从当了代表回去，越发活动极了。常常在各县跑，各乡场跑。倒是我们侯幺舅，还清闲些。……
当然，这里叙述的只是一种情感的记忆，并不一定完全符合特定的历史英雄的理论规范，也肯定做不了那段历史的主旋律，但却是一种真实的历史背景与理论的补充。它保留了全自的记忆，也保留了我们更新、深化有关英雄理论的可能。
《大波》中的坏人也不是一味的残暴愚昧，书中描写的赵尔巽、赵尔丰兄弟，岑春煊、盛宣怀还有周善培、端方、路广锺等，当其在社会体制内正常运作时，还不时表现出不失身份的大度、机智与政治才华，合理地解释了他们身处高位的社会情势。而一旦体制失效、社会失范，游戏规则迫使他们在体制之外运作时，又是那么进退失据，可怜无助，既表现出残暴凶狠，又表现出极端的恐惧和懦弱。以至于外号“赵屠户”、以心狠手辣著称的赵尔丰，也会有孤立无助，“没有办法，只晓得哭”的时候。
像慈禧、赵氏兄弟、岑春煊、盛宣怀、周善培、端方、路广锺这类显达一时的上流社会能人，就其个人素质可以说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但其活得糊涂，死得可怜，只在其不能从官民对立情绪中感觉到历史大势的运动逻辑。很多高素质的人在官位上，做出的决策却愚蠢之至，常常被人民骂为猪脑，其实他们表现的蠢，公正地讲乃是体制之蠢。
对于这些上流阶层的锐智与机敏，《大波》透过普通人的情感记忆，常常有生动的描写。例如，当保路运动如火如荼，清廷高压政策失效而动乱日盛的时候，大臣们一面镇压人民，一面相互推诿责任，在拼命自保的同时又不忘排挤政敌，捞取好处。更为精彩的是，在这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旋涡中，他们还不时地表现出一点带着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幽默：
路广锺因为没有着端方揭参过，所以他还可以自行遮饰。周善培哩，便做了一篇四千多字的禀帖，系向端方自辩他的诬枉。并且排印出来，四面八方的发出去。把一切罪过全推在端方一个人身上说，“四川路事，自五月改归国有之命下，以至七月十五，凡经三变，而至于今日之大乱。一曰，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之成立；一曰，七月初一日之罢市；一曰，七月十五日之逮捕诸人。”他说这三变都是端方一人所激成的。文中把端方的阴私手段，揭发不少，自己辩白的地方也很理直气壮。一般与之无仇的，自然很同情他的话，然而曾经吃过他的亏，受过他的奚落的，依然不肯相信他说的是实在话，反而把端方那篇幽默的短批，念得甚熟的道：“周秃子一辈子尖酸刻薄，到底也着了端方这一下！”接着就背那批语道：“查该署司罪恶昭著，众口一词。本大臣俯顺舆情，据实参劾，该署司不惟不自惭内疚，反指公论为谣言，肆其老奸巨猾之手段，直欲以笔墨空谈，嫁祸移恶于本大臣；而谓是非公论，必俟千载。吾谓是非公论，端在乎庶人，该署司欲取好两面，其可得乎？孟子曰：盆成括小有才，自杀有躯而已矣！吾诵斯言，吾为该署司惧之。”背到末后两句，还一定要把头在空气中画上几个圈道：“有趣！有趣！”
尤其是最后两句“吾谓是非公论，端在乎庶人，该署司欲取好两面，其可得乎？孟子曰：盆成括小有才，自杀有躯而已矣！吾诵斯言，吾为该署司惧之”，运用典故讥刺政敌，实施防守反击，看似轻松一点而功力纯厚，直击要害，简直就如武林高手用剑，没有深厚的旧学修养和绝佳的机智，是断然不能出手的。
官场的无奈与恶人的文化素养，让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真命题：英雄的平凡与邪恶的平庸。由此我想到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1971年夏天，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在斯坦福大学里，组织大学生在一个模拟监狱里进行了一个实验，实验结果是对人性善恶二分传统观念的重大颠覆，让全球学人重新审视以往对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者将一些正常、健康的大学生随机分派成两组，让他们在真实的监狱场景里扮演狱警和囚犯角色，在监狱里生活和工作几个礼拜。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地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自己被临时指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了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如此轻易地让一个人的性情大变，原定为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提前终止。
直到2007年，津巴多教授才从这种人性的黑暗中喘过气来，理性地审视实验的深刻意义，系统地消化实验得到的材料，并结合伊拉克监狱虐囚案等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透视人性中的黑暗，解释“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他的研究成果以《路西法效应》为题成书出版，其副标题是“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
津巴多教授把“探索人类本质的黑暗面”作为自己研究的目标，他提醒人们注意：“许多曾经对他人犯下恶行的人，通常是意志坚强、有最佳意识形态与道德的遵从者。人们被警告要小心路上的坏人，但这些坏人往往平庸一如邻人。”
三、舆情与危机：群体事件中的媒体作用
既然情感记忆小说能激活历史的生命体验，呈现个性主体与历史主体之间的张力，从而为我们带来感性而全息的历史记忆，那么，我们把情感记忆小说作为叩问历史细节的一种通道，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作为一个研究传播现象的学者，当面对四川保路运动这个具有重大而深远历史影响的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我的一个重要冲动，就是想了解：在这场一百年前的群体事件和社会危机中，是否也有舆情危机作为社会危机的先兆？其中我们是否能看到大众传播媒体发挥的作用？它如何、发挥生了怎样的作用？在历史演义式小说中，我们看不到这方面的细节记忆，因为它有自己更重要的主题。主旋律作品也会关注媒体，但其相关的细节又往往会因让位于宣传与思想论战而损失掉大量细节。
可喜的是，这些细节在《大波》里可以说随处可见俯拾即是，因为情感记忆小说，原本就是由这些细节构成的。
首先，我们看到了中国早期报纸的出现，及其与舆情、社会变化的关系。可以说，它们作为当时新兴媒体产业的出现，本身就是旧时代即将崩溃的危机征兆：
从表面上看，岂不逐处都是太平景象，逐处都还是二百五十余年以来，从未听过兵器声的太平景象吗？但是你们只须走进茶铺去，便立刻感觉到人们的内心，实在不似平日，实在已渐渐动摇，近之颇有点庚子年闹八国联军，辛丑年闹红灯教时的光景。然而也大有不同处。在庚子年时，成都留心时务的人，除了在院门口买木印的京报，看一些残缺不具的上谕与奏疏外，便只有从私人的信函中得一点街谈巷议的消息。并且北京与成都相距如此的远，事情的变动，不能直接影响于一般人的生活，所以关怀国事的，只是一小部份人，即这一小部份人，也只具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心理，在那里议论那拉氏之愚，而甚快其着外国人的鞭挞。自丁未年以后，便大大不同了，成都已有了石印的日报，不过难得有一种继续出上三个月的，其原因自由其篇幅太小，内容太贫乏，不但抓不到订阅的人，就送给人，也没有后来邮政开办了，上海的报纸，不到两个月就可寄达成都，学堂是得风气之先的，便有一些学堂，设起阅报室来。其时顶风行的是《神州日报》，是由民吁、民呼化身而来的《民立报》。于是有一小部份的人，对于国家大事，社会琐闻，渐渐生了兴趣，也渐渐懂得了些办报的方法，以及采访新闻的手段。所以到辛亥这一年，成都日报用铅字印，而居然长久出版的，竟有了几家。已是官办的官报书局出版的《成都日报》，著重的是上谕，辕门抄，也有一点无关紧要的社会消息。已是商会出钱办的《商会公报》，每天都有一篇恭颂宪政，或是无关大计的谕文，商场新闻并不很多，但是有了各县的每条不过二十字的通信。而较有生气，常常有着抨击政府的论文的，只有私人集资办的《西顾报》，以及铁路事起，应运而生，极富有讽刺性的启智书报。就大体上说，那时报上的记事，虽不免太幼稚点，但是有些地方也受了《民立报》的影响，颇能夹叙夹议，无形中给人一些煽动。
其次，我们也能看到，当时的报纸对社会秩序的颠覆，其实是从对地方官员违纪案件的媒介“曝光”开始的：
一自四月下旬以后，铁路问题发生，绅士们首先发了言，报纸上也跟着说了些向不敢说的硬话。更因为在辛亥春天花会，……出了一件小事，到此，更给办报的人增了不少胆气。事的原委，是因为那时巡警道道台周肇祥，本是一个因案罣误复，及至前任巡警道贺纶揆升任去后，便补了这个缺。大概他太得意了一点罢，一般绅士对他都不甚满意，但又把他没计奈何。恰逢这年二月那天，是清朝一个什么皇帝的忌辰，他忘记了，竟在花会下的聚丰园大请其客，着一个报馆晓得了，遂借这机会，痛痛快快批评他一顿。以一个蚁虱般的报纸，而攻击到巡警道，这在周肇祥看来，真无异于谋反叛逆了。幸而是预备立宪时代，又是废止刑询的运动时，才开恩舍了抓人，仅仅把报馆封了。偏偏这办报的人，又是一个不怕事的，所谓劣绅，便在聚丰园将他亲笔点菜的单子，查了出来，印成一张传单。到处一分送，证明所报不虚。谘议局一些议员，借此就大肆指责官场的腐败专制，行文总督，要他彻查奏参，治以大不敬之罪。
社会的发展不仅催生了新兴的报业，使办报的人开始自觉到舆论的力量，而且也培养了报业赖以生存的市场基础——广大的市民读者。《大波》的记忆生动而真切：
周肇祥一失败，办报的方晓得自己原来有这么大的力量，自然对于向不满意的专横麻木的官场，不客气的加以指责，披露他们可笑的新闻，口口声声提说着这就是立宪时代的言论自由。而看报的，也才渐渐由惊奇报纸的实力，而感生了兴趣，觉得一天费几分钟的时候来浏览一下报纸，倒也轻松，并且同人谈说起来，也有些资料，不致尽是那些话。不过每天要花费二十文小钱去买一份来看，还没有这种习惯。一般留心世事的先生们，便于吃了早饭之后，走到几家设有报纸的大茶铺，如商业场的宜春、同兴两家茶楼，其前场门正对的第一楼茶楼等处，也只花小钱二十文，既有茶吃，又有报看，并且得朋友聚会之乐，有开怀畅谈之机，这是大茶铺的情形。至于较小较平凡的茶铺，成都城内就很多了，凡是职业上的会合，贸易上的来往，大抵某个茶铺，某个时间都有一定。除此之外，一般有空闲的人，都喜欢坐在茶铺，起因就在讲新闻听新闻。是时，你们只须一到茶铺里去，无论其为大者为小者，你们一定听得见人家对铁路事件，都在议论了，广播了。
有报人，有读者，这还不够，报业作为一种产业，还需要营销——当时报纸还只是在推销阶段，有卖报人即可——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大波》给了我们一百年前这一产业形成的细节：
陈荞面哈哈大笑道：“傅大爷，大概没有听懂我的话罢？我再告诉你，我赚了四百多钱！不是卖荞面赚的！我今天改了行，卖报纸，是卖报纸赚的！这下你该懂得了？”
“卖报纸？”
“是嘛！卖报纸！这是七十二行以外，新添两行中的一行！”
这里所说的新添的两行，指的是两种新的职业：一是公共场所的演讲，类似于我们一般理解的职业政治宣传鼓动家；另一行就是职业卖报人。《大波》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反映了当时大众对这两种职业的理解：
是七十二行，便得当徒弟，如今新添的两行，是无须乎学的。第一行，是同志会的讲演。这不是你我粗人吃得落的，顶低的都是那些讲过圣谕的斯文人，要认得字，要有口才，才能宣讲同志会的东西。还有一行，是卖报纸。以前的报没有拿在街上叫卖的，这是近一个月来才作兴起来了，倒是一桩好生意！在报馆里去贩一百份报，打七折，花七百钱。只要跑得快，先从偏僻的街道卖起到城外，半天工夫，就卖完了，净赚三百钱。若果来得及，卖三百份，就是六百钱。到下午卖不完的，赁跟人家看，每份五个钱，夜里收回，退回报馆。只要认得人，说几句好话，二三十份满可调换明天的新报。报馆把剩下的报寄到外州县去，它们煞阁还是不得蚀本的。
说话人是一个叫陈荞面的下层人物，原来靠卖荞面为生，后来改行当了卖报纸的，成为成都最早的报纸发行人之一。通过陈荞面之口，我们还得以了解，当时成都最为畅销的是《西顾报》和《启智画报》。“这两家的报贩子，都是一定名额，生人简直挤不进去”。如果只看这“牛劲”，一百年后的今天，成都可能只有《成都商报》和《华西都市报》可以与之比肩了。
陈荞面是借助了一定人际关系才进入这两家报纸的发行队伍的。在他和他的朋友傅隆盛看来，这是他“霉运跑完了”的好兆头。在《大波》的全息记忆里，还有他作为百年前报纸零售商的工作细节和收入细节，兹抄录如下，以供报史专家审辨，供我们如今在《成都商报》和《华西都市报》工作的同人们参考：
陈荞面说：“我今天做头一天生意，还不坏，卖了四十七份《启智画报》，剩下三份退了。卖了四十分《西顾报》，赁出了十份，惟独《同志会报告》顶销得很，八十份，三顿饭工夫就卖完了，大家还抢着买。可惜每份只能赚一个钱，我不大认得字，也不晓得上头说些啥子，想来一定有道理，所以才有人买。明天我各留一份给你大爷送来，你是认得字的，看下子，到底写了些啥子东西，也使我做这生意的晓得一点儿。”
抄录到此，我们已经可以确信陈荞面就是成都报纸发行商的老祖宗，百年前的成都大报职业卖报人。而报人、读者、卖报人三种人齐备，就意味着传播业的生产、销售、消费三大环节的形成。一百年前，一个新兴产业以此为标志，就这样诞生了。
四、群体事件中的传播逻辑
如今的一些传播学者，论及群体事件的时候，往往把手机、博客等新媒体的作用看得非常严重。但从《大波》对百年前的记忆来看，当时没有手机和博客，但谣言的传播快速性和群体事件的突发性仍然非常突出。没有证据表明李劼人在写作《大波》原版时已经接触到当代的传播学理论和舆情引导与危机传播理论，这一方面反证了《大波》的情感记忆在历史细节方面确有历史文献不可替代的价值，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研究群体事件中的传播逻辑提供了准历史的案例性素材。
从《大波》的描述来看，群体传播在一百年前就具有了两种突出的特性：一是传播逻辑重情感渲染而少理性考量，二是思考范式简化为“好——坏”、“忠——奸”两个极端。
传播的情感逻辑在群体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却是传播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在我看来，传播学中“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逼近了传播的情感逻辑这一事实，可惜在它的众多追随者中，却没有沿着这个方面推进研究。
“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概念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会遇到群起而攻之的情况），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沉默的螺旋”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
“沉默的螺旋”存在，就说明大众传播除理性的逻辑外，还有一种基于恐惧、害怕被孤立的逻辑存在，这其实就是大众传播情感逻辑的一部分。当情感逻辑居于支配地位的时候，往往也是群体性事件临界爆发的时候。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大众传播及群体事件中的情感逻辑还所知甚少。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成为真正的暴徒。这往往都是情感逻辑的运行结果。在极端情感逻辑的支配下，事实可能被夸张，社会对接可能被强化。《大波》中有这样的细节描述：
楚子材呷了一口酒道：“听说朱山出省了。那天演说时，激烈得很，硬把一根指头砍断了，可是真的？”
王文炳笑道：“你是从同志会报告上看见的吗？你不晓得，那时邓慕鲁撰稿时，故意跟他渲染的，其实，那里是这样一回事哩！那天是我亲眼看见的，他演说的时候，倒也激烈得很，大概说得高兴了，一拳打下去，刚好就打在面前的茶碗上，碗打破了，手也划破了，果然出了一些血。接着邓慕鲁就登台报告，借题发挥了一长篇，说朱志士不惜断指流血来反对卖国贼，大家若果都有朱志士的气概，岂止盛宣怀不敢卖国，就是朝廷中一般少不更事的亲贵，也有所顾忌而不敢乱搞了。登时朱云石的志士之名大著，场内外的人无一不恭维他。第二天，就由会中派他往川东一带去讲演，并一路去鼓吹成立同志分会，同志支会，日子算来，该到重庆了。”
楚子材笑道：“如此看来，历史教习刘先生的话真不错！他说，历史根本就不可信，且不说后人与旁边人的记载，有入主出奴的偏见，就是自己记自己的事时，也没有逼真的。我们看朱云石这件事，刘先生的话真不错。”
罗鸡公道：“这回事体，想不到一般老酸倒跳得这们有劲。平常说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回却不同了。光看同志会成立那天，罗梓青那们一哭，几百人都引动了，我向来不哭的，都不知不觉流下泪来，那时，只要他喊一声造反，我相信立刻就可暴动起来。”
除了夸张而少理性，群体事件推波助澜的情感传播逻辑的另一特征是仅存的逻辑推理也局限于 “好——坏”、“忠——奸”两个极端范式中，使大众得出极为简单的结论。
《大波》描述了在保路运动中官民对抗不断紧张的情形下，普通大众的心理变化和逻辑思维：
到闰六月二十以后，他连报都不看了，他感觉报上说的总不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来得确实，来得有味。活路也无心做了，几乎每天都要向铁路公司跑一趟。回来又要把众人喊拢来，讲述他的见闻。他老婆曾阻挡过他，抱怨他发了疯，把自己的正经活路丢了，还要耽搁客师徒弟的活路，……他则大鼓起那一双水泡眼，气忿忿把一条小辫子向额脑上一盘，冲向他老婆喊道：“你们婆娘家，只晓得吃饭睡觉，别的大事，你晓得吗？国都要着奸臣盛宣怀卖掉了，还顾得生意？我们现在只有拼命的争路，若是路争不回来，罗先生说过，我们一伙子都变做了亡国奴！……哼！亡国奴！……亡国奴是啥子味道，你晓得不？……”
问他老婆晓不晓得亡国奴的味道，他不免忘了形，他老婆诚然不晓得，即他这位较为开通的掌柜先生未必便晓得！第一，他未曾当过亡国奴；第二，他没有旅行到亡国奴的窝里去过；第三，他没看见过记载亡国奴生活的书籍。幸而他的老婆也没反问他，他算藏了拙。但是不多几天，他却有机会，朦胧的晓得一个崖略了。
这里描写的是傅隆盛这个外围群众卷入保路运动的心理变化。他比他的老婆知道得更多的知识，是从鼓动保路的报纸和保路同志会的领袖那里得来的。他从心底乐意接受这样的知识，以朴素的民族的感情和阶级本能，不假思索地相信其真理性。这一传播过程的特征本来就不在于严密的推理，而在于简单、通俗，符合既有的认知模式。因此简化、夸张、两极对立，其实就是最好的传播策略，事实上这样的传播也才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保路同志会的演说者们其实是非常自觉地运用这一策略的：
我们晓得演说又是顶要紧的事，我们的协会能不能成立，有没有声光，就要看演说的人行不行。那时大家都不做声，我着了急，才向楚子材说：“这们罢，你用文牍的资格，先上去说一篇，跟着我以交涉的资格，也来说一篇。凭我们两个的见识口才，虽说不赢罗先生，在外州县总可下得去了。”楚子材皱起眉毛，问我说啥子呢？我又开了个条，叫他说四川铁路是该四川人修的，如今遇着一个奸臣盛宣怀，不惜偷偷的把这铁路卖跟了洋人，卖的钱，全由他搁上了荷包，依然要拿我们的钱来修路，路修成，拿跟外国人去运兵运粮。……
黄澜生哈哈大笑道：“那里有这么一回事！”
“自然没有这回事，是你不晓得，这是王文炳告诉我的密诀。他说：‘你出去向你说话，总不要老老实实，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讲。你这样讲了，听的人一定不起劲，对于你的话，一定听得轻飘飘的，这只耳进去，那只耳朵出来，你讲了也等于没讲。你一定要把你讲的事，扩大到七八倍，或十来倍。比方说一个人坏，或是好，我们就得把他的好处说到极点。他本来只做了一件好事或者一件坏事，我们得说上十件。一则听的人也才高兴，二则就有让你不信，把你说的话打个对折，已经比实在的增加了四五倍，你的话便不算枉说了。’王文炳的话很对，我把我们以前的行事，拿来一比。我才恍然大悟，以前我们都太老实了。硬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毫无虚假奉承，所以我们越搞越不得出头。自从他向我说了以后，我就学乖了，这次在新津试了一下，居然成了功了，哈哈！”
文学的历史认识价值历来为学术肯定，然而当今中国传播学界利用文学研究大众传播规律和舆论宣传策略的却还不多。如果我们能认真研究一下《大波》这样的小说，我们也许就能发现，一百年来宣传动员的手段和舆情运行的规律其实变化并不太大。这对于发展学术理论，借鉴历史经验都是有益的。
五、结语
如同任何伟大的历史事件一样，伟大的辛亥革命和辛亥保路运动是民族历史记忆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李劼人的情感记忆式历史小说以其特有的艺术方式为人类保留了这一财富，展现了这一财富的另类形态和特殊价值，使我们可能多侧面、多角度地认识历史，以史为鉴，以史修心。
有了情感记忆式的历史小说，历史丰富性得到了更生动的展现。中华民族的子孙对辛亥革命这一历史财富的继承和利用也有了全新的空间。
有了情感记忆式的历史小说，文、史分野将会更加模糊，也会更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