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鲁迅看来，捍卫自己的“直译说”原本是要捍卫自己的文化理念和思想框架，所以该文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讨论“文明”、“无产者”、“资产制度”、“阶级观念”和“无产阶级文化”等问题，极力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辩护，认为“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因此自己以所谓“硬译”为手段所从事的翻译活动便不仅仅是一种跨语际实践，却深契于“无产者文学”及其文学理论的内在政治诉求【26】，因而符合是时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故此不可轻易摒弃。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政治/文化选择与文化定位已经相对清晰的基础之上，鲁迅甚至还以另一种方式为自己所谓的“硬译说”增添了颇有精神力度的文化注脚：“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 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可见鲁迅的“直译”甚而至于所谓的“硬译”却完全出自于一种文化自觉，其目的是为了努力完成这种基于自己的思想框架所设定的文化理念并坚持不懈地从事这样一种与近现代中国文化走向休戚相关的跨文化翻译实践，而不仅仅是以所谓跨语际实践为其理论鹄的。1931年3月，赵景深在《读书月刊》第1卷第6期上发表《论翻译》一文，提出翻译“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主张，再次抨击鲁迅及其“直译说”。为此鲁迅于1932年1月20日在《北斗》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再来一条‘顺’的翻译》这篇文章，以1930年8月3日上海《时报》移译的一条国外新闻稿为“顺译模范文大成”之蓝本对所谓的“顺译”现象予以讽刺，认为：“译者不拘拘于‘硬译’，而又要‘顺’，所以有些不‘信’了。”并且坚持“信而不顺”这条原则，同时提出了自己认为“信而不顺”的译文，最后不无讽刺地说道：“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国人却还没有这样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上的方法，‘秤’了一下完事。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这次论争再次说明鲁迅坚持“直译”抑或“硬译”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其中所特力标举的政治诉求深契于自己预设的思想框架，并且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一脉相承，因此，鲁迅所从事的翻译活动及所提倡的译学主张其实质是反映了中国译学的某种范式变革，作为一种跨文化翻译实践其所体现的内在的思想与文化模筑力抑或思想/文化能产性【27】故而也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另如D.Wright 所撰写的Translating Science：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Chemistry into Late Imperial China，1840-1900（2000，Academic Publishers）和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也相继探讨了西方化学和地理学知识在晚清引进中国以后对可以看出，前述晚清严复和林纾这两条翻译路径之分疏、以及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与新月派之间就“硬译”问题所进行的翻译论争的确体现了文化理念、思想框架与译学范式之间的互动作用，并且也有助于厘清翻译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定位及其相关问题。对此所进行的个案研究说明无论严复、林纾抑或鲁迅采取什么样的翻译路径，并且基于自己的文化理念进行什么样的范式变革，他们的翻译活动和译学思想都内涵着某种政治诉求，标举着翻译的思想/文化能产性，并且以此坚守着母语文化面对异质文化应有的主体设计和自我思想与文化立场，激活了翻译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化活动其内在的思想与文化模筑力。这种范式转换显然有别于强调技术操作程式的、以语音、语法、词汇要素为基本框架的翻译模式，进而也有别于以有知无识的“技术抑或知性分析”遮蔽异质文化之间潜在的历史逻辑、简化异质语言之间的内在张力、同时抽空“信达雅”标准其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的译学模式，因而它也就在强调翻译的思想/文化能产性、同时使异质语言实体愈趋丰盈的阐释过程中使译者成为异质文化、异质思想形态和异质语词之间真正的文化和思想桥梁，从而将翻译由原来的跨语际实践转换为一种跨文化实践、转换成具有强大思想和文化生产能力的“可持续发展”领域。毋庸置言，以严复、林纾和鲁迅为代表的译学范式和我国近现代史中原本十分丰富的译学资源一样原属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源，在我们今天讨论文化理念、思想框架与译学范式之间的互动作用以及翻译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定位问题时应予进行正面的开掘和梳理，倘能如此，则肯定会有助于深化我国的译学研究，促使其渐次完成自己的范式转换，在拓展其理论视野、适时注入新型学理的同时，也渐次拓展自己的研究层面，丰富自己的研究肌理，提升其科学品位，凸显其在当今跨文化语境下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和历史意义。
（原载：《长江学术》（第2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于模筑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心智结构所具有的文化意义。美国学者Elman 也曾以史料证明，在明代，由于西方自然科学进入科举考试内容、数学知识进入儒生研究视野，而使当时的学人知识结构在一种“他者”眼光的逼视之下产生裂变，从而对中国本土文化此后的历史走向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它如佛籍汉译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迁移、实学翻译之于中国近代科学和国人的科学素养与科学精神、林纾的文学翻译之于中国近代思想的历史演进等等，都对中国文化及其知识、学术、思想具有类似的模筑作用，值得译学界予以高度重视。
【1】参G.C.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见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
【2】村濑裕也（1996），《戴震的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第63页。
【3】参G.沃洛希洛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见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4】Bassnett Susan.&Andre Lefevere（eds）.1990.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
【5】文见《轮船工竣并陈机器局情形疏》，参《曾国藩全集·奏稿（十）》，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093页。
【6】参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见《适可斋纪言纪行》卷四（张岂之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60年版。
【7】Bassnett Susan.&Andre Lefevere（eds）.1990.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
【8】Zhang，Longxi.1992.Tao and the Logos：Literary Hermeneutics，East and West.Durham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p191.
Bassnett，Susan &Andre Lefevere（eds）.1990.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pp64-70.
【9】 在谈及林译小说的时候，钱钟书亦有类似的看法：“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也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这是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当然，一个人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还可以方便地增长自我优越的快感。”参钱钟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
【10】Bassnett，Susan &Andre Lefevere（eds）.1990.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London：Pinter.pp56-63.
【11】 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里，鲁迅曾对严复的译文作过一些评述，认为严复翻译的作品“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参《鲁迅全集》第4卷，第381页。
【12】见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
【13】同上书，第132页。
【14】见王栻编《严复集》（1—5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4页。
【15】见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16】参《天演论》（严译名著丛刊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7】参《答严又陵（丙申七月十八日）》，《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04页。
【18】刘纳（1998），《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7页。
【19】郭沫若即曾说过“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我最初读的是Haggard 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参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钱钟书亦说：“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以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参钱钟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20】参《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1页。
【21】同上，第380页。
【22】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里，鲁迅指出严复以桐城古文体译《天演论》的动机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只会讲鬼子话的留学生，而是足以“音调铿锵”的“士”；“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诣’。”“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这说明，靠《天演论》打开市场以后，严复其实更注重“信”，而非“达雅”二字。参《鲁迅全集》第4卷，第381页。
【23】 林纾翻译的单语性还表现在他将外语理解与阐释的责任转嫁给了熟谙该门语言的人，而自己则仅仅依靠精深的古文功底依据原文所提供的线索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但严复的翻译理路却正好与此相反。鲁迅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因此才有关于《天演论》和《穆勒名学》的不同评价。在鲁迅看来，《天演论》乃是基于六朝的译经范式、以“达雅”为标准而进行的“再创作”；而《穆勒名学》则取法于唐译佛经模式，以“信”为基准。可以说，严复是在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层面上实施文化选择并进行翻译尝试的，在他的身上至少同时体现出了两种翻译理路，那就是对原文的忠实与背叛。这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对后世译学论争的深刻影响，则毫无疑问已经成为近现代中国一笔丰富的文化资源。
【24】原文均载1929年9月出版的《新月》第2卷6-7号合刊。
【25】见1930年3月《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后由作者编入《二心集》。
【26】 鲁迅在文中说道：“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说明他对当时的文化/政治语境和“无产者”们的思想框架具有清醒的认识。
【27】参刘禾著《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1999年，上海三联书店）和孔慧怡著《翻译·文学·文化》》（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