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人深省的米尔格拉姆实验—社会服从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服从权威与领导，是一件简单又自然的事情。这是因为从儿童时代起，我们就接受着家庭与社会的服从训练，听话的被誉为好孩子，不听话的就要受到惩罚。这种服从的意识，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从父母、从学校、工作单位得到强化，最终使服从成为了我们的一种习惯。虽然，不同的人服从的程度有强有弱，但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人敢宣称：“我从来就不理会服从！”因此，服从命令、接受要求，似乎是我们经过条件反射建立起来的“第二天性”。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服从理解为是为了维护社会团体所订立的标准，个人自觉自愿地服从普遍通行的行为方式。因为只有这样，个人才能与社会相适应，成功地占据社会阶层的特殊位置，并扮演与之相应的社会角色。1963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着手进行了一项服从实验，以探讨个人对权威人物的服从情况。这一实验被视为有关服从实验的典型性实验，取得了令人震惊的结果，在社会心理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米尔格拉姆首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招聘受试者，每次实验，付给450美元的酬金。结果有40位市民应聘参加实验，他们当中有教师、工程师、邮局职员、工人和商人，年龄在25~50岁之间。实验时主试告诉这些应聘者，他们将参加一项研究惩罚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的实验。实验时，两人为一组，一人当学生，一人当教师。谁当学生谁当教师，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教师的任务是朗读配对的关联词，学生则必须记住这些词，然后教师呈现某个词，学生在给定的四个词中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选错，教师就按电钮给学生施以电击，作为惩罚。
实际上，每组被试中只有一个是真被试，另外一个是实验者的助手。抽签时，总是巧妙地让真被试当老师，而助手则当学生。
实验开始，充当学生的假被试与教师的真被试分别安排在两个房间里，中间用一堵墙隔开。在“学生”的胳膊上绑上电极，这是为了在“学生”发生错误选择时，可由“教师”施以电击惩罚。而且，实验者把“学生”用带子拴在椅子上，向“教师”解释说是为了防止他逃走。“教师”看不到“学生”，他们用电讯传声的方式保持联系。
给“学生”施以电惩罚的按钮共有三十个，每个电钮上都标有它所控制的电压强度，从１５伏特开始累计，依次增加到４５０伏特，每四个电钮为一组，共七组零两个，各组下面分别写着“弱电击”、“中等强度”、“强电击”、“特强电击”、“剧烈电击”、“极剧烈击”、“危险电击”，最后两个用××标记。
事实上这些电击都是假的，但为了使作为“教师”的被试深信不疑，首先让其接受一次强度为４５伏特的真电击，作为处罚学生的体验。虽然实验者说这种电击是很轻微的，但已使“教师”感到难以忍受。
在实验过程中，“学生”故意多次出错，“教师”在指出他的错误后，随即给予电击，“学生”发出阵阵呻吟。随着电压值的升高，“学生”叫喊怒骂，尔后哀求讨饶，踢打墙壁，当电击为315伏时，“学生”发出极度痛苦的悲鸣，已经不能回答问题；330伏之后，学生就没有任何反应了，似乎已经昏厥过去了。此时，“教师”不忍心再继续下去，问实验者怎么办。实验者严厉地督促“教师”继续进行实验，并说一切后果由实验者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人会服从实验者的命令，把电压升至450伏呢？
实验结果却令人震惊，在这种情况下，有26名被试（占总人数的６５％）服从了实验者的命令，坚持到实验最后，但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焦虑。另外14人（占总人数的３５％）作了种种反抗，拒绝执行命令。
米尔格拉姆在实验结束之后，告诉了被试真相，以消除他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继米尔格拉姆之后，其他许多国家的研究者也证明了这种服从行为的普遍性。在澳大利亚服从比例是68%、约旦为63%，德国的服从比例高达85%。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虽然设计巧妙并富有创意，但也引出了不少争议。抛开实验本身是否道德这个问题不谈，单是实验结果就足以发人深省。人们往往低估了权威者对人的影响。那么，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服从，什么情况下会拒绝服从呢？哪些因素会对服从行为产生影响呢？米尔格拉姆通过改变一些实验条件，做了一系列类似的实验，发现下列因素与服从有关：
1命令者的权威
命令者的权威越大，越容易导致服从。职位较高、权力较大、知识丰富、年龄较大、能力突出等，都是构成权威影响的因素。
2服从者的道德水平
在涉及道德、政治等问题时，人们是否服从权威，并不单独取决于权威人物，而与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密切相关。米尔格拉姆采用科尔伯格的道德判断问卷测验了被试，发现处于道德发展水平的第五、第六阶段上的被试，有75%的人拒绝服从；处于道德发展第三和第四阶段的被试，只有125%的人拒绝服从。可见，道德发展水平直接与人们的服从行为有关。
3服从者的人格特征
米尔格拉姆对参加实验的被试进行人格测验，发现服从的被试具有明显的权威主义人格特征。有这种权威人格特征或倾向的人，往往十分重视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主张对于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他们往往追求权力和使用强硬手段，毫不怀疑地接受权威人物的命令，表现出个人迷信和盲目崇拜；同时他们会压抑个人内在的情绪体验，不敢流露出真实的情绪感受。
此外，情境压力对服从也有一定的影响。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如果主试在场，并且离被试越近，服从的比例就越高。而受害者离被试越近，服从率就越低。所以，就有学者担心，如果有一天战争发展到只需要在室内按按电钮的阶段，那么人们就有可能更容易听从权威的命令，那样后果将是可怕的。
洪川大师的“神品”是怎样诞生的—社会助长VS社会干扰
日常生活中，你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你在一条空旷的马路边散步，当另一个人在你身后急匆匆地赶过你时，你会不自觉地加快自己的步伐；
你骑车上街买东西，当你发现后面有一辆自行车在向你骑的车子靠近，并正要超越你时，你会情不自禁地加快车速；
你如果是位教师的话，虽然你有时候身体不大舒服，可是一上讲台，就来了精神；
还有在表演和比赛中，观众越多，情绪越热烈，演员和运动员们的劲头就越足，技术发挥得就越好；
……
后来，心理学家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并着手开始了研究。
心理学家特里普利特于1897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让被试在三种情况下，骑自行车完成25英里路程。第一种是单独骑自行车，第二种是有人跑步陪同，第三种是与其他骑车人同时骑行。结果表明，单独进行的情境下，被试者的平均时速是24英里；有人跑步陪同时，被试者的平均时速为31英里；而与其他骑车人同时骑行，平均时速为325英里。后来，特里普利特在实验条件下，要求儿童绕钓鱼线，越快越好。结果发现，大家一起绕的儿童比单独绕的儿童速度更快。
后来，更多的心理学家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于是，就把这种他人在场（比赛伙伴或观看者）引起的个体活动中效率相应提高的现象，叫做社会助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人是有惰性的，单独一个人时，无所谓输赢、好坏，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和你比较，你就觉得怎样都可以。当出现第二个、第三个人，甚至更多人，你的感觉就大不相同，你会感到有人在看着你。你会情不自禁地想：“他们也可能正在评论我干得怎么样呢，我一定要好好干，让他们瞧瞧。”无论是哪种环境下，人们都害怕被抛弃，总想要别人喜欢和接受自己。很明显，当你与别人在一起时，这些动机更为强烈，当别人在身边时，你总认为别人可能正在观察自己。也许，你根本就不认识身边的人，但你却可能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你进行着评价，而我们又是很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的，所以就不安起来，就会更加努力了。如果对方碰巧和你做着同样的事情，就会让你感到一种竞争的存在，人都是好胜的，谁也不想被别人比下去，于是你就会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不知不觉地提高了效率。
凡是到过日本京碧寺的人，都会见到寺门匾额上的“第一议谛”四个大字。这几个字写得龙飞凤舞，灵韵非凡，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欣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幅字还有一个有趣的来历。
大约两百余年前，洪川大师来到京碧寺，寺里的和尚请他写这四个字。洪川大师每写一字，都要精心构思，反复揣摩，真可谓呕心沥血。可是替他磨墨的那位和尚是个颇具眼力而又直言不讳的人。洪川的每一撇一捺，只要有一点点瑕疵，他都会“挑剔”出来。
洪川写了第一幅以后，这位和尚批评道：“这幅写得不好。”
“那这一幅呢？”和尚又摇头说：“更糟，还不如刚才那一幅。”
在一边的香客悄悄地对方丈说：“大师不在状态，会不会是嫌润笔费给得少了呢？”于是方丈向洪川委婉地提出了增加润笔费。
洪川本来是位一丝不苟的人，见此情景，也不说话，耐着性子先后写了84幅“第一议谛”。遗憾的是，没有一幅得到这位和尚的赞许。
最后，在这位“苛刻”的和尚离开如厕的空隙，洪川松了一口气，在心无羁绊的情况下，一挥而就写了这四个大字。那位和尚从厕所回来一看，跷起大拇指，由衷地赞叹道：“神品！”
洪川刚开始时写不好字，这就说明，他人在场并不一定就能导致社会促进的发生。有时，身边有别人在场，会引起我们效率的下降。这种现象叫做“社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