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干扰，心理学家皮森在1933年的实验中进行了证明。他发现，有一个旁观者在场，会减低被试有关记忆工作的效率。心理学家达施尔也提出，有观众在场时，被试即使是做简单的乘法，通常也会出现差错。
有旁人在场时，为什么有时会产生社会助长现象，有时又会产生社会干扰现象呢？这主要与下列因素影响有关：
一是与活动的性质有关。活动的性质，如果是简单易做的，不需要紧张思维的，那么就易产生社会助长现象。反之，如果是复杂的，需要高度集中注意的，并要深入思维的工作，那么就容易产生社会干扰现象。这由上述的实验所证实。
二是与活动的情境有关。活动中如有重要人物在场、熟悉人物在场，就可能产生社会助长或干扰现象。其一，为了保护自尊心，希望有良好的表现给他们看；其二，激发了活动的动机，如果过高，则产生社会干扰现象，如果适中，就会产生社会助长效应。
三是与活动结果的评价有关。一项活动如果事后要进行评价并与奖惩等紧密结合，那么就十分容易产生社会助长或干扰。这也是竞赛的目的之一。当然，竞赛过强，往往易于产生干扰，竞赛适中，往往易于产生助长。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助长的实质是别人在场反而使个人感到轻松，有利于个人的活动；而社会干扰的实质是由于别人在场使个人感到拘束，从而使活动受到抑制和干扰。可见，一个人对活动结果评价的意识直接会影响到社会助长或干扰的产生。
四是与一个人的个人特质有关。有的人喜好安静，不乐群，在人多时就显得紧张局促，易出现社会干扰；有的人不怕生，“人来疯”，在人多时反而更善于表现自己，就会出现社会助长。
由此可见，社会助长和社会干扰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可以运用一些策略促进社会助长，防止社会干扰。
为什么“三个和尚没水喝”—社会懈怠
俗话说，“人少好吃饭，人多好干活”，于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但心理学家却发现，现实往往并非如此，在这样的集体中，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倒有许多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导致了对集体不利、甚至非常有害的结果，“三个和尚”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小和尚独自一人住在山上的一座小庙里。他每天挑水、念经、敲木鱼，给观音菩萨案桌上的净水瓶添水，夜里不让老鼠来偷东西，生活过得安稳自在。
不久，来了个瘦和尚。他一到庙里，就把半缸水喝光了。小和尚叫他去挑水。瘦和尚心想一个人去挑水太吃亏了，便要小和尚和他一起去抬水，两个人只能抬一只水桶，而且水桶必须放在扁担的中央，两人才心安理得。这样总算还有水喝。
后来，又来了个胖和尚。他也想喝水，但缸里没水。小和尚和瘦和尚叫他自己去挑，胖和尚挑来一担水，立刻独自喝光了。
从此之后，再也没人挑水，他们也没水喝了。大家各念各的经，各敲各的木鱼，观音菩萨面前的净水瓶也没人添水，花草也枯萎了。夜里老鼠出来偷东西，谁也不管。结果老鼠猖獗，打翻烛台，燃起大火，三个和尚这才一起奋力救火。大火扑灭了，他们也觉醒了。此后三个和尚齐心协力，每个人都抢着挑水，他们终于又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那么，为什么人多反而影响工作积极性，出现所谓“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现象呢？
早在1920年，德国心理学黎格曼进行过一项实验，专门探讨团体行为对个人活动效率的影响。他要求工人尽力拉绳子，并测量拉力。参加者有时独自拉，有时以3人或8人为一组拉。结果是：个体平均拉力为63公斤；3人团体总拉力为160公斤，人均为53公斤；8人团体总拉力为248公斤，人均只有31公斤，只是单人拉时力量的一半。黎格曼把这种个体在团体中较不卖力的现象称为“社会懈怠”。
之所以产生“社会懈怠”这种现象，专家们的解释是：人们可能觉得团体中的别人没有尽力工作，为求公平，于是自己也就减少努力；人们也可能认为个人的努力对团体微不足道，或是团体成绩很少一部分能归于个人，个人的努力难以衡量，与团体绩效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所以就降低个人努力，或不能全力以赴。
为了降低“社会懈怠”现象发生的严重程度，国外研究者提出许多增加个体的参与感与责任感的方法。同时，也有专家认为，当工作较困难或具有挑战性，并且个体相信自己对团体有特殊贡献时，“社会懈怠”现象会有所降低。
为了避免“社会懈怠”现象的发生，在集体工作中，应合理地科学地安排工作，尽量发挥个体的潜能，戒除相互依赖性，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要避免“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的社会浪费，尤其要防止给“南郭先生”之类的人物提供“滥竽充数”的机会。具体方法如下：
1若在三人之间出现了“收益不对称”，即假设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多，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
2如果三人之间存在着“选择性激励”，即依据业绩、成就所实施的现代绩效考核，那么三个和尚很可能有水喝。
面对呼救，为何人们会坐视不管—旁观者效应
孔子说过：“见义不为无勇也。”虽然见义勇为一直被我们当做美德，可是在今天的社会中，见义不为、冷漠旁观却成了经常发生的现象。对这种现象，社会上当然是一片道德谴责之声，但是谴责却不能减少它发生的频率。
1964年3月的一个晚上，在纽约市一个僻静地区，一名青年妇女正沿大街走着。突然，一个男人从暗处冲出来攻击她，她挣扎着并大声呼救，经过一阵搏斗后，她受了重伤，但她还是设法从攻击者那里挣脱出来，她一边大声呼救，一边沿大街奔跑。几分钟后她又被那个男人抓住，又是一阵挣扎，搏斗持续了半个小时，她不断地大声呼喊，直到最后被杀死。据事后调查，在出事地点附近的建筑物中至少有38人听到了她的叫声和搏斗声，他们中许多人走到窗前看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没有一个人出去帮她，也没有人报警。
类似的事在中国也发生过。2005年12月28日，家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的熊某和妻子一起骑自行车出门上班，谁知途中竟被人追杀。当熊某身中数刀，趴在地上呼救时，围观的数百人竟然都作壁上观，无人出面制止，也无人拨打电话报警。
还有，2005年4月25日下午，一个19岁女孩被一男子尾追进公厕，惨遭20余分钟的蹂躏。尽管女厕内不断传出痛苦的嘶喊声，但围观的40多名市民竟无一人出来制止。
这种现象的频频发生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并做了大量的实验加以研究，结果发现冷漠的旁观者是个体的利他行为减少的重要原因。其中一个实验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实验者)在大街上行走，突然向一位不知情的路人大叫：“救命！有人强暴！”而旁边另外安排的两位乔装路人，对此呼救声不闻不问而依旧向前走去。被当做实验对象的不知情的路人在听到呼救声时，所做出的反应不是立刻前去搭救，而是转头看旁边两个人有何动静，当他看到他们都漠然对待时，也就无动于衷了。这个实验表明，在紧急情况下，只要有他人在场，个体帮助别人的利他行为就会减少，而且旁观者越多，利他行为减少的程度越高。这种现象被称为“旁观者效应”。
心理学家组织了一项实验，被试为纽约大学心理学入门课的72名学生。实验以2人组、3人组或者6人组的形式进行。这些学生被各自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并通过对讲机通话，轮流按安排好的顺序讲话。这些不知情的参与者，被告知他是与其他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或者五个人谈话。而事实上他听到的话都是录音机上播出来的。第一个说话的声音是一位男学生，他说出了适应纽约生活和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说，在压力的打击下，他经常出现半癫痫的发作状态。到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而且说话前后不连贯，他结结巴巴，呼吸急促，“老毛病又快要犯了”，开始憋气，并呼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快死了……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在大喘一阵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在以为只有自己和有癫痫病的那个人在谈话的参与者中，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甚至远在病人不出声之前就这样做；在那些认为还有4个人也听到这些发作的参与者中，只有31％的人这样做了。后来，当问到学生们：别人的在场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反应？他们都说没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影响。
通过实验，心理学家认为，旁观者效应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影响”及“责任分散”。社会影响是指一个人在不能获得确切情况以便做出干预紧急事件的决定时，他就会去观察别人的行动，看看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不幸的是，那些旁观者很可能也在观察别人的反应，于是很快就发展成一种“集体性的坐视不管”的局势。他人在场还会导致一种责任分担，反正这个责任并不是单单由我承担的，周围还有那么多人，肯定会有人出手相助的。
心理学家认为，由于还有其他的旁观者，个体就把帮助受难者的责任推到了别人的身上。于是，每个人都这么想，结果大家都成了旁观者。如果现场只有一个人时，他往往会觉得责无旁贷，会迅速地做出反应，帮助受难者。如果他见死不救会产生负罪感、内疚感，这需要付出很大的心理代价。而如果有许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由大家分担，造成责任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旁观者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也意识不到，就容易造成“集体冷漠”的局面。
当然，心理学家对此所做的解释其目的不是要给你一个冷漠旁观的理由，而是要人们认识自己。所以，当你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时，请不要等待，也不要犹豫，赶快伸出你的援助之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