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是弗洛伊德的爱的核心内容，在两性关系中，潜意识冲动竭力要求达到性的结合，其目的在于两性的融合。自爱体现在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上，这种爱在人的正常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定地位，自爱是利己的自我保存本能的一种力比多补充。亲子之爱可以算是比较令人完善的爱的形式，然而，这种爱仍然是性本能冲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只不过被抑制转移了，俄狄浦斯情结便是这种爱的最根本的情感体现。同胞之爱，是兄弟姐妹之间力比多冲动的表现，同亲子爱一样，也是将以性爱为目的的情感进行了抑制和转移，这种转移主要是由于“超我”的自我理想作用的结果。
下面是一个“爱”的背景下的案例，一个已经结婚一年的女子，在生育过后性欲异常旺盛，常常不能自拔，使得丈夫无法应付，她向心理咨询师吐露了童年时一段不愿回忆的经历。小时候，一天午睡，她被一阵刺痛弄醒，惊异地发现疼爱她的父亲竟趴在她身上做着奇怪的动作，她默默忍受着痛苦，一直到结束。那段时间，母亲得了妇科病住院，后来这种事又有几次，可她望着一直崇拜的父亲不敢做声。母亲出院后，这种事才算结束。稍长大，只要她跟父亲单独在一起就十分害怕。进入青春期，不由自主地向往性体验，看到任何书中有男女在一起的插图，就会胡思乱想。终于她开始自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她通过医学知识明白了一切，恨死了爸爸，但此时他已患绝症，时日无多，他在临去世之前逼她和一个不喜欢的人结了婚。婚后，她也感受不到性生活的愉悦，时常要通过自慰来弥补。父亲死后，她感到一种严重的失落感，开始想他活着时的种种好处。丈夫对此一无所知，但他因为无法满足她而开始躲避，而她在渴望之余只好闭上眼睛幻想童年时被父亲糟蹋时的情景，甚至希望有个强壮的男人来强暴她，才能感到那种快乐。
其实这种不正常的根源，在于父亲的禽兽行为使得她直到婚后还不能彻悟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扭曲。她对父亲行为的认识不足，对父亲的“恨”仅仅出于潜意识中的“恋父”和“乱伦”情结，其背景还是“爱”，以致她一直未能摆脱情结的制约。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性心理的发展却停滞不前，内在力比多的冲动将其拽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时期，其性幻想离不开父亲，就更助长了对故去的父亲的留恋。婚后，她越找不到那种被强暴的感觉，就越想寻求那种感觉，于是把女性通常那种被动爱状态反变为主动状态，性欲亢进以及渴求的那种强暴模式都出于这一反常的心理影响。
除了亲情、爱情之外，友情这种情感联系也是一种爱的联系，爱的关系是构成集体心理本质的东西，也是一个集体中联结众人的纽带。人类之爱的本质同样表现为力比多的爱，爱不仅是促进个人发展的决定因素，也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因素。
潜意识的内疚感是如何产生的？他真的染上了羞于启齿的病吗？
严厉的超我和受制于它的自我之间的紧张关系即内疚感，从心理机制上说，限制破坏本能的根本动因是内疚感，也就是各种各样的焦虑。这种内疚感表明了潜意识里一种惩罚的需要。内疚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起源于对某个权威的恐惧，另一个是源于后来对超我的恐惧。被禁止的欲望的继续存在瞒不过超我，因而迫切要求进行自我惩罚。
一位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中年男子，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却在深深的愧疚感中痛苦了许久。一年前，老同学到其工作的城市来看望他，两人十几年未见，把酒言欢，然而，酒后乱性，在娱乐城做出了荒唐之事。酒醒后，他悔之不及，觉得对不起家人，几天后，悔恨愧疚的感觉虽然慢慢消失，另外一个问题却浮出水面，他开始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他朦胧记得那天晚上使用了安全套，他大量浏览网上关于艾滋病的内容，但网上资料表明安全套并非百分之百安全，他越看越怕，越怕还越想看。一个月后，他专程去异地化名做了艾滋病的检查，检查结果是阴性，但丝毫没有减轻他对自己患病的怀疑。他总认为是化验单拿错了或者化验的人不负责任或者医院的水平太差，总之始终不相信自己未曾患病的结果。
他不畏惧死亡，但却怕自己死后，妻子儿女遭受他人的歧视和议论，他更害怕自己将病传染给家人。妻子年轻，经常会有需要，然而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都尽可能找一些事，使自己总是在她已经睡着了以后再上床。实在躲不过去了，也坚持使用安全套，妻子已上了节育环，他便编了一套安全套有益健康之类的话骗她。一年来，他总是坐立不安，上厕所要用卫生纸把坐式马桶边包起来；从来没用过脸盆，总是直接在水龙头处接水洗；碗筷总是偷偷地用开水消毒；工作上也不顺利，总想像单位领导知道了那天晚上的事找他谈话的情景……自己很想对妻子坦白，却鼓不起勇气，生怕无法获得妻子的谅解。
内疚感的产生，由于恐惧外部权威的进攻而产生了对本能的克制，实质上是对失去爱的恐惧，因为爱可以使人免除这种惩罚性的进攻。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无兄弟姐妹，从小父亲对他就很严厉，童年回忆中都不曾记得父亲的笑容。除了学习，做任何其他事情，都会被父亲认为是浪费光阴、虚度年华。如果他犯了什么错误，比如，考试因为粗心被扣了分、说了脏话、与别的小朋友打架等，那批评就更加严厉。母亲则对他一味娇纵，无论提什么要求，母亲都会设法满足。他对自己患病的“诊断”，其实是潜意识中的“父亲”不同意他的做法，因此，他便采取了让自己产生精神症状的方式来惩罚自己，以消除内心深处的愧疚和罪恶感，犯了错就必须受到惩罚，这是他从小跟严厉的父亲打交道所学会的原则。对于他不相信检查结果的行为，其实是潜意识中希望自己患病以惩罚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在拿到检验结果时竟会有些许失望的感觉。
在内部权威的确立和因对良心的恐惧而产生本能抑制的情况下，做坏事的企图和做坏事的行为是相当的，因此，有了内疚感和对惩罚的需要。内部权威即父亲从小灌输给他的良心的焦虑，是最初对本能实行克制的原因。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恐惧的基调，那件事只是一个导火索，把隐藏的恐惧激活了，所以他感受到的是一个叠加之后的、难以忍受的恐惧。这一点也表现在他对单位里几位不苟言笑的领导的恐惧上，平时总担心做错了什么事，被领导批评。他害怕把艾滋病传染给妻子的想法则表现了他潜意识中对妻子的攻击性，在那件事之前，他与妻子感情虽好但在处理与双方长辈的关系以及教育孩子的方法上有过不少冲突，他脑海中曾冒出过“离婚”的念头，但被自己潜抑了。时间一长，冲突淡化了，但一直悬而未决，酒后失控证明了他潜意识中对妻子的报复行为。他不承认对妻子的攻击，便用看起来是很爱自己的妻子、怕她得了艾滋病的方式把那些攻击性掩藏了起来，正是这种矛盾使他焦虑不安。
严厉的良心起源于释放了进攻型的本能的挫折和使进攻性转向内部并将其交于超我的被爱的经验。每一种神经症状都隐藏着一定量的潜意识的内疚感，它反过来又利用症状将其作为一种惩罚，从而使得症状更加明显。
为什么潜意识中的罪恶感会不断累积？神经症患者与罪犯对于责任的态度有什么不同？
潜意识的罪恶感在强迫性神经病和忧郁症中，反映得尤其强烈，潜意识罪恶感的增长会使人成为罪犯。
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斯考特·派克在他的名著《邪恶人性》中提到这样一个案例：34岁的乔治是一名天生的推销员，他英俊潇洒，能言善辩，举止从容，风趣幽默，在被任命为公司某地区的销售经理后，在短短两年内让公司产品的销售量上升了3倍。然而，就在事业一帆风顺、扶摇直上的时候，他遇到了麻烦：脑海里经常出现一种诅咒他死去的声音。
比如，当他捐款55美分的时候，这个声音对他说“你将在55岁死去”；路过一个标有“45公里”的路标时，这个声音换成“你45岁就会完蛋”；要走进一栋大厦前，这个声音警告说“只要你一走进那栋大楼，屋顶就会塌下来，把你砸死”；即将开车上一座桥前，诅咒又变成“这将是你最后一次经过这座桥了”……这些突然闯进脑子的诅咒让乔治深为苦恼。他禁不住要强迫自己去挑战这些念头，譬如故意走进那栋大厦，再去走一次那座桥……当然，大楼的屋顶没有塌下来，他也没有在第二次经过那座桥时死去。他一次次地证明这种诅咒非常荒谬，可是一旦这个声音再一次出现，他仍然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检验它。
其实，这是一种强迫妄想症，源于幼儿期，几乎同大小便训练同时发生。乔治已经无法记起怎样被训练上厕所了，但他记得，父亲曾因小猫随处方便而将小猫残忍地打死。他坚信爸爸会用类似的严格手段来训练乔治控制自己的大小便，成年后他所遇到的“诅咒”是他潜意识中不断积累的罪恶感所导致，父亲的严格使乔治对自己的许多行为产生了不自知的罪恶感。
强迫妄想症患者脑子里经常被插入“奇想”，这是因为患者内心深处相信，你想到了什么，就会导致相关事件的发生。例如，因为嫉妒，5岁大的男孩会想“真希望我的小妹妹死掉”，接着他又担心妹妹因此死去。妹妹真的生病了，他会以为是自己的坏念头使妹妹得病，从而充满罪恶感。
在许多罪犯身上，特别是在青年罪犯的身上，可以发现他们在犯罪以前就存在着非常大的罪恶感，罪恶感不是犯罪的结果，而是它的动机，他们大多在一开始都背负太多责任。强迫症、焦虑症、社交恐惧症、神经衰弱症等所有的神经症患者与最终成为罪犯的人的区别在于，神经症患者是给自己背上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而罪犯则恰恰相反，他们善于推卸属于自己的责任，推卸得越干净，恶得就越彻底。如果一个人背负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他很容易会出现崩溃。他不想再承担这些责任，不仅如此，他甚至想卸掉所有的责任。这个时候，邪恶就会诞生，将责任推卸给象征性的人或事物只是一个开始。
有些父母善于把责任推卸给孩子，经常指责孩子“我的问题都是你造成的”，“如果不是你拖累，我现在早成功了”，“我是因为你，才不离开这个家”……其实，就算父母不这样说，孩子们也会倾向于承担家里所有的过错。但是，一些孩子最终会明白，这不是他的责任。于是，他拒绝继续承担这些责任。但因为矫枉过正，他们不仅拒绝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也可能会拒绝承担那些属于自己的责任。结果，心理失衡使之走向犯罪的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