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记载，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皇帝赏赐黄金100多次，《后汉书》记载东汉（公元25189年）皇帝赏赐黄金9次，赏赐的黄金数量总共约为92万斤。从史书记载两汉皇帝赏赐黄金的情况变化来看，东汉皇帝赏赐黄金次数不足西汉皇帝赏赐黄金次数的10%，赏赐次数减少了90%；东汉皇帝赏赐黄金总额2万余斤只相当于西汉皇帝赏赐黄金总额约90万斤的2%，赏赐金额减少了98%。由此看来，在西汉东汉之际，中国古代黄金大量失踪了。分析西汉前期与后期的情况，前后也有巨大的差异。汉昭帝以后，皇帝赏赐黄金总额2万余斤，只相当于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以前皇帝赏赐黄金总额87万余斤的3%，赏赐金额减少了97%。当然，汉武帝赏赐黄金数额巨大，在两汉皇帝中是个特例。如果不考虑汉武帝的情况，只比较西汉其他皇帝赏赐黄金的数量，汉昭帝以后6个皇帝在91年中赏赐黄金总额相当于汉景帝以前5个皇帝（包括吕后）在66年中赏赐黄金总额的39%。西汉后期皇帝赏赐黄金总额比西汉前期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东汉年间，这么多的黄金突然不见了，不仅退出流通领域，而且以黄金赏赐也极少见。那么，西汉时巨量黄金到哪里去了呢？至今众说纷纭。有人称，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顶级谜团之一。
后世学者对此作了种种推猜，各有考证，主要观点有四：
一是用于佛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一《黄金》载：“宋太宗问学士杜镐曰，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对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汉多黄金》载：“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之计，无虑几千万，此最为耗金之蠹。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经，贴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黄金作器，虽变坏而金自在，一至泥金、涂金，则不复还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
陈直也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提出了与顾炎武、赵翼相类似的说法。即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后，用以涂金佛、写金经，消耗了大量黄金，黄金是不可以回收的，因此便日少一日。
二是对外贸易导致黄金外流。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上册《黄金》一节中认为，东汉黄金数量减少，“是由于黄金的外流（赏赐外人）”、“贸易的入超（向大宛买马、明珠玻璃）”。傅筑夫在《中国经济史论丛》中也认为，东汉黄金“最大的泄漏，乃是通过对外贸易、大量输出国外”。
三是埋葬于地下。唐任伍在《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考》一文中指出，西汉巨量黄金入东汉后突然退出流通领域而消失，唯一的答案是一部分黄金作为各种金器金物随葬或遗落地下，另一部分则以金币形式随富商大贾和各级官吏而埋葬。战国至西汉，商人以贱买贵卖手段集中了大量的黄金，而封建统治者则运用国家机器攫取占有了国家大部分黄金，人们纷纷储存黄金，大批的黄金被这批人呆滞窖藏，如梁孝王死时，“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汉末王莽时，“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匾，尚有六十匾，黄门、钩盾、藏府、中尚书、处处各有数匾”。东汉时窖藏黄金者也大有人在，如董卓“筑坞于眉，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而且从后来出土的钱币看，中国历史上窖藏金银珍宝之量大确实惊人。为什么他们贮存巨量黄金而没有用掉呢？一是掌握大量黄金的商人贮藏黄金以备用，二是西汉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窖藏了大量黄金的富豪官吏，或死或逃，从而使其窖藏的黄金如纳粹德国隐藏的巨量黄金一样，无从可考。
四是所谓黄金其实为铜。认为史书上所说的西汉巨量黄金其实并非真正的金，而是黄铜，因为从历史上看，从秦汉黄金开采量上看，从对外贸易看，西汉不可能冒出那么多黄金。人们惯以“金”称呼钱财，有可能把当时流通的铜称作“黄金”。
当然对上述观点也有不少反驳意见。反对“佛教耗金说”者认为，史书明确记载，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东汉初年，当时的佛教在中国并未站稳脚跟，只能依附于中国传统的道教和神仙思想，根本不可能大张旗鼓地修寺庙、塑神像，所以也很少用金涂塑像，即使有一些使用黄金，量也微乎其微，不至于巨量黄金突然消失。而且西汉巨量黄金退出流通领域，在东汉开国时期就发生了，当时的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
对于“外贸输出说”反对者认为，这种说法显然也缺乏根据。因为西汉时期，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的国家，是商品输出国，只有少量的黄金流到西域、南海各国购买奇珍异宝，但并不常见，而且许多还是邻国称臣纳贡而得，加上和汉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经济相对落后，对黄金的吸入量也很有限。相反，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向西方国家输入了大量的丝绸和布帛，却换来了大量的黄金。如当时的罗马帝国，为了获得中国的丝绸产品，用大量的黄金作为交换，以致有学者认为：用黄金换取中国的丝绸，是后来罗马帝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对“地下说”的反驳意见认为，无论是私人还是国家如果贮存巨量黄金的话，总是留有线索的，决不会一场战争或一场天灾人祸后，所有的黄金拥有者都死去或忘记自己的财宝所在。如果说一部分因窖藏而消失还可以理解，而绝大多数黄金都不知所终则难以理解。西汉时期朝廷规定，天下贡赋的1/3供宗庙，1/3用以赏赐、馈赠那些忠于汉王朝的文臣武将和敬待外国来宾，剩下的1/3则用以营造陵墓，构建再生世界。而黄金作为当时的上等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其1/3用于随葬是完全可能的。但事实上，许多汉代的厚葬墓自埋葬日起就已成了盗墓者的目标，因为汉代有用玉衣随葬的习俗，所以汉墓是盗墓者首选的对象，更何况是随葬大量的黄金呢？这么巨大的财富肯定不会从盗墓者的手中漏掉。而且还需注意的是，埋葬在地下的并不限于黄金，还有银有铜有种种奇珍异宝，而唯独黄金却奇迹般地消失了呢？
对于“黄金为铜说”，反驳者说，汉代时金、铜区分极明显，金的开采由金官管理，铜的开采由铜官管理；黄金、铜钱都是当时流通的货币，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黄金的计量单位为斤，铜钱的计量单位为铢；黄金主要用于赏赐、馈赠，铜主要用于铸钱和铸造一些器物。在当时的各种历史文献中，不可能将黄金与“铜”等金属混淆，也就是说金就是金，铜就是铜。黄铜和黄金泾渭分明，根本不可能混淆。
那么，秦汉时期究竟有多少黄金呢？
秦汉时期是中国货币史上使用黄金最盛的时期。秦代就已大量使用黄金，如《汉书·刘向传》中讲秦始皇葬于骊山，以黄金为凫鹤。西汉更是达到顶峰，举凡大宗交易，帝王赏赐，买卖官爵等，大多以黄金计，黄金用量甚巨。据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汉多黄金”条称：吕后死时，遗诏赐诸侯王各千斤，文帝即位，以大臣诛诸吕有功，赐周勃五千斤，陈平、灌婴各两千斤，刘章、刘揭各千斤。武帝时，卫青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军受赐二十万斤。最多的一次是“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汉书·食货志下》），宣帝继位后，赐霍光七千斤，广陵王五千斤，诸王十五人各百斤。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统计，从高祖到平帝十二个皇帝共赐金约90万斤，共赏赐100多次，合现在200多吨。另外，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也甚大，如陈平四万斤反间于楚，汉武帝用十万斤给方士去求神仙找长生不老术；王莽聘史氏女为后，用金三万斤。另外公私藏金也很多，武帝时，皇室藏金五十万斤，梁孝王刘武府中藏金四十万斤，王莽末年，府库尚有黄金六十匮（每匮万斤），黄门，钩盾，臧府，尚方各处都有数匮，总数应在百万斤以上。
有人粗略估算一下，除去回流、重复外，黄金总量约在500吨左右。也有的学者考证，汉武帝时全国有金百万斤（合250吨），皇室藏金五十万斤（合125吨）（任乃强《我国黄金铸币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研究》1980第三期）。彭信威认为公元前后西汉的黄金约18万公斤，跟当时西方强国——古罗马帝国的黄金储量相当。这些估计都是有比较依据的，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
这么多的黄金又是哪里来的呢？
据世界多学科专家考证，石器时代到中世纪（公元前4500年公元1492年）近6000年时间，世界上产金12569吨，其中亚洲产金3005吨，亚洲平均100年产50吨，而铁器时代（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50年）世界产金4120吨，其中亚洲产金895吨（《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614页）。我国秦汉时期正处这个时代，秦汉是当时世界强国，也是亚洲最大、最强盛的帝国，金量达到500吨以上是完全可信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具体分析“汉多黄金”，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是完全可能的。
第一，是历代的积累。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代就有“金三品”（《尚书·禹贡》）的记述，夏商周三代就已有采金点多处，当时能够利用黄金做成精美的装饰品。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人们对金矿的资源产出规律已有了初步认识，公元前400年的《山海经·五藏山经》中记述，当时的金矿产地149处，银矿产地12处……云南丽水（今金沙江）砂金，始采于先秦，历代不衰，楚国盛产黄金，所以，楚国首先将黄金作为货币使用。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的上层社会广泛使用黄金，文献记载也很多，说明我国在汉代以前就发现不少金矿资源并已经掌握一整套开采，淘洗，炼制和加工技术。秦始皇统一六国，自然囊括了天下所有的财宝，当然包括黄金，因有大量库存黄金作货币基础，秦始皇才规定黄金为“上币”，黄金除少部分用作装饰和墓葬外，不会自然消失和耗掉，于是便慢慢积累下来，至西汉时，绝大部分黄金成为国库藏金的主要来源，汉时一次赏金几万甚至几十万斤，气魄宏大，没有大几百吨的黄金库存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秦汉时代国内的黄金生产仍在继续和增大，除原来的汝汉地区处，荆扬等地增加了产量，采金技术也得到空前的提高，按百年50吨产量计，秦至西汉两百多年间应产金100吨以上。
第三，西汉开通的“丝绸之路”，不断地把我国的丝绸送往西方，从西方换回珍奇异物外，还大量换回黄金，当时丝绸是西方百思不得其解的宝物，上层社会普遍以持有东方的丝绸为荣，是贵族们最奢侈的消费品，市场需求很大，当时东西贸易一斤丝交换黄金一斤。
第四，黄金虽然大量用于赏赐等大额开支，但往往又通过贵族和大臣献金、助祭、赎罪、卖官买官等方式收回国库，如酎金（即助祭费）以黄金计，规定每年要诸侯列国据管辖人口进奉黄金，每千人四两，不满千人而在500人以上的也要四两，金少或成色差的，王削县，侯免国（《中国钱币》2001年第二期载，1999年11月2日）。西安东北郊北十里铺发现大量西汉金饼，共计219枚，每枚247克左右，约合汉时一斤，经考证是西汉各诸侯国向朝廷缴纳的酎金。
这确实叫人感到迷惑——如果说我们曾有过很多黄金，那么这些黄金到哪里去了？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么多的黄金，那么史书描述和出土黄金又怎么解释？
温故而知今。其实，本书编著者在此分析“中国古代黄金失踪之谜”，并非要献上新的观点或者新的发现，而仅仅是想通过介绍围绕这一千古之谜的种种考证，让读者对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有更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