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金属只有在封闭性能与通风性能都很良好，且在温度能够达到相当高的条件下才能够熔化。中国在一万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发明了烧制陶器，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文化和安乡县汤家岗遗址就出土了距今六七千年的精美白陶。其实烧制陶瓷也需要极其苛刻的条件，没有1000℃的高温，是烧不出白陶的，而铜的熔点才1083℃，因此，六七千年前的中国人，是完全有条件可以冶炼出铜器的。但由于中国缺铜，尽管中华民族已经掌握了高温炼铜技术，也只好自叹“英雄无用武之地”，等到金属矿物大量出现后，才能开始施展高超的冶金技术。
到目前为止，在长江流域的江西瑞昌、湖北大冶、湖南麻阳等地就出土了至少是商王朝中晚期的颇有水平的铜矿矿井。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国夏王朝时期肯定已经掌握了开矿采铜技术。有了矿石，中国人就可以在窑温1000℃的这个高起点上，制造出艺术精湛的青铜器物，事实也正是如此。出土的夏王朝时期的青铜爵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商周时期，中国青铜铸造技术就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反观西方，由于烧窑技术的落后，虽然在发明铜器上比中国早了几千年，但在提高炉温、铸造精美的青铜器方面，却进展缓慢。他们连烧造原始白陶的水平都达不到，又怎么能够创造出青铜时代的辉煌呢！因此，前人单纯地把某某事物出现的早晚，而不是把它的科技含金量计算进去的文明起源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也有人提出过这样的疑问，既然西方出现铜器早于中国，那中国最早的金属冶炼技术会不会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还很难做出判断。从现在的资料来看，中国最早的铜器多出土于西北地区，如陕西姜寨遗址出土过距今六千年的黄铜片，甘肃马家窑文化出土了距今五千年的铜刀，而甘肃的地理位置正处于中国与西亚之间，素有“河西走廊”之称的“走廊地带”，游牧民族在中国与西亚之间“逐水草而居”，自古不断地来往迁徙，所以，并不能排除中国人使用的铜器是从西亚引进来的可能性。但是，纵观中国夏、商、周的青铜器技术高超、艺术风格与器物造型自成体系、纹饰与中国的史前陶器纹饰一脉相承等特色，都是西方的青铜器所没有的。因此，也不能排除中国独立生产青铜器的可能性。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型的民族，从不拒绝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将其发扬光大，使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一直流传至今，而印度的佛教反而因为不能适应环境、与时俱进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唐朝曾大量引进西域文化，奏胡乐、跳胡舞、耍狮子、喝西域酒、看胡姬舞、欣赏西域的杂技魔术成风，成为“盛唐气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反而使西方羡慕不已，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景象。所以，即使中国人是受到西方制造青铜器的影响而开始冶炼青铜器的，也不会影响到中国在青铜文化上的先进地位。因为，西方的青铜文化虽然历史悠久，却因生产力落后于中国，而未能创造出辉煌的青铜文化；而铜矿资源贫乏的中国，却因生产力的先进而在青铜文化上创造了举世公认的辉煌。这与在两千年前就发明了乘风筝上天的中国，却不能成为首先发明航天利器的国家；石油资源丰富的西亚不能产生超级大国，而石油资源贫乏的美国却成了超级大国是一样的道理。
（四）中西方铜器的主要区别
林河先生认为中国的青铜文化与西方的青铜文化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中国青铜文化的辉煌，并不是对西方青铜文化“王权”思想的继承和弘扬，而是对中华“神农文化”的“神权”思想的继承和弘扬。
原始艺术基本上是“有神论”的产物，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同样都是“有神论”的天下，但是存在“神权”与“王权”谁轻谁重的问题。在“神权”重于“王权”的地方，艺术家的“神权”思想和“出世”的色彩就会强一些；而在“王权”重于“神权”的地方，艺术家的“王权”思想和“入世”的色彩就会强一些。
西方是以“游牧文化”为主的社会，人民苦于天灾人祸，不得安宁，以武力得天下的帝王们一般都有严重的“王权”思想。在“王权”思想的影响下，艺术家主要是表现“王权”而不是表现“神权”。因此，西方的青铜艺术表现的往往是“王权主义”的“入世”思想和“世俗”观念。如叙利亚出土的“半裸人物”铜像、埃及第六王朝“佩比一世父子”铜像、苏美尔第一王朝用碎铜精心制作的“麋鹿浮雕”、埃及中王国时代的“武士椎俘”铜项圈、苏美尔文化的“力士摔跤”铜像、“骡马拉车”铜像等等，都是“世俗”味很浓的艺术品。
中国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社会，人民需要安居乐业、劳动生产，原始农耕社会的领袖们往往具有民主自由、平等互助等原始共产主义的思想，一般都没有将“神权”置于“王权”之下的心理，艺术家可以自由自在地表现“神权”。因此，青铜艺术往往充满了“神权”思想的“出世”色彩。如四千多年前，夏代的青铜器就已出现了铸有“圆饼纹”和“鼓钉纹”的“青铜爵”。“爵”就是“雀”，是一种模仿“南方朱雀”形状制作的祭祀酒器，“爵”（雀）身上的所谓“圆饼纹”，其实是太阳的象征，“鼓钉纹”是星辰的象征，将太阳和星辰铸造在“朱雀”身上，应该是对七千年前中国南方“神农文化”的继承。根据《白虎通》的解释：“炎帝者，太阳也……祝融者，属续，其精为鸟，离（太阳）为鸾。”所谓的“青铜爵（雀）”，实际上就是象征神农炎帝氏族的“太阳鸟图腾”，而“朱雀负日”“双鸟朝阳图”等就是神农炎帝氏族的“族徽”。
到了距今三千年的商周时代，中国青铜器的民族特色仍是非常突出。例如“神农氏神像”（嘴上长象牙的“人身鸟手像”“双鸟朝神像”或戴“三尖冠的人面像”）和“神农氏族徽”（“朱雀负日图”“双鸟朝阳图”或“双鸟朝农作物图”），几乎成了商周青铜纹饰中至高无上的主要纹饰。这一民族特色不仅表现在中国神农氏的故土——长江流域的商周青铜器上，也表现在许多中原的青铜器上。如长江流域的商周青铜器，它的造型不管有多少变化，总以鸟为主题，要么把青铜器做成鸟形，要么把器身布满鸟纹，要么在青铜器上立鸟，要么把人、兽的眼睛做成鸟形。总之，一定要把“神农氏的神像”和代表神农氏族的“太阳鸟族徽”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规律在中原也不例外，如商代著名的“司母戊鼎”，它上面的纹饰同样是以鸟纹为主题的。这种现象，一直到了中国的“王权”思想逐步取代“神权”思想的商周时代，代表“王权”的“龙纹”才逐渐上升为青铜艺术的主题。
（五）精湛绝伦的中国青铜艺术
中国的青铜器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出土的大量文物，器型之完美，工艺之精湛，完全可以用“鬼斧神工”“精美绝伦”“空前绝后”等词来形容，不仅创造出辉煌的青铜文化，甚至还影响了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的发展。
世界上最早、最大、最精美的青铜尊：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的商代“四羊尊”，通高58.3厘米，腹部由四只站立着的“卷角羊”组成，整个器身布满了蕉叶纹、夔龙纹、云雷纹、神农氏神像等精美绝伦的纹饰，有些细如发丝的花纹，很可能是由非常先进的“熔模铸造法”（失蜡法）浇铸而成的，这件青铜器堪称商代青铜器中的绝品。
改变了古今文明进程的“中国青铜绝技”：在湖北随县曾出土一座战国时代的“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许多用“熔模铸造法”（失蜡法）浇铸而成的青铜器，中国商周时期发明的这种先进的“熔模铸造法”，可以制造极其精密的铸件，还可以铸造极其复杂的器型，如代表了世界古代工艺最高水平的汉代错金工艺、明代宣德炉，北京故宫、颐和园、圆明园中的龙、虎、狮、象、十二生肖、铜像、铜亭等。在西方，直到20世纪初，德国才用这项中国绝技铸造精密齿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飞虎队的机械师在云南保山见到了中国用“失蜡法”铸造的传统文物后，深受启发，便将此法用到了铸造要求极高、非常不易加工的喷气发动机的叶片和涡轮盘的制造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二战以后，这一中国绝技迅速被推广到了全世界，终于形成了近代工业文明必不可少的精密机械制造工业。由此可见，中国的青铜文明对人类文明贡献之大。
古代先进的铸造工艺“失蜡法”：又名“熔模铸造法”，一般用于铸造立体结构非常复杂的、用常见合范法（模具组合法）所不能胜任的产品。失蜡法首先用蜂蜡、松香和牛油混合的蜡料雕出要铸的产品（蜡型），然后往蜡型上浇黏土和黄沙混合澄洗出的泥浆，再在上面撒沙子。反复多次在蜡型外制好型壳后，将型壳拿到火上加热。蜡遇热融化成液态，从型壳中流失。此后将型壳用低温烧结，再向型壳内倒入融化的金属液体进行铸造。冷却后敲掉型壳，我们就得到了和蜡型一模一样的铸造产品。
世界上最锋利的青铜剑：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了一把越王勾践用的青铜剑，虽然在地下埋了两千三百多年，但出土时还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有人作过试验，该剑一次就能将二十多层纸斩成两半。由此可以证实《战国策》上说的“吴越之剑，用肉作试验，可以断牛马，用金属作试验，可以断盘匜”的说法，的确是没有丝毫夸张的。还有人用楚国的青铜剑斩两枚叠在一起的清代铜元毫不费力，说明秦国形容楚国的青铜剑“毒得比马蜂扎人还要厉害”，也是没有半点虚言。
世界上最早的青铜硫化处理技术：锋利无比的越王青铜剑，显示了它在军事科学上举世无双的成就，而它在物理化学上的成就也是令人惊叹的。它那精美绝伦、永不生锈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而在西方，直到近代才发明了硫化处理技术。
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铬化技术：在金属表面镀铬防锈，是近代科技史上的重大成就。但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有一种叫“黑漆古”的青铜器，虽在地下埋藏了好几千年却光泽如新，没有丝毫锈蚀。通过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它的表层含有铬元素，原来，这青铜器数千年不朽的秘密，就因为它经过了“铬化技术”的处理。
世界上最早的光学聚焦镜：据周代《礼记·内则》记载：做儿媳的每天凌晨都要将“金燧”等日用工具佩戴在身上，到父母那里去问候安宁。这“金燧”指的就是用青铜制作的光学聚焦镜，古代又名“阳燧”，今日则叫“聚光镜”或“凹镜”。它的用途是向阳取火，让太阳光点燃艾条之类的“火媒”，用以烧火煮饭。由此可知，中国在商周时期，就已懂得了用凹镜取火的科学原理了。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也经常出土“金燧”的实物。因此，不但中国人是最早发现光学聚焦原理的人，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光学原理制造聚焦镜（凹镜）的民族。
能够看透背面的青铜“魔镜”：假若你在照镜子时，突然看见了镜子背面的花纹，你一定会感到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在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镜中，有一种被称为“透光镜”的青铜镜，却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方法是将“透光镜”对着阳光，把阳光反射到墙壁上，你就可以从墙壁上的镜影中，清楚地看到青铜镜背面的花纹或文字，就好像是魔术师在玩魔术一样。1832年，中国的“透光镜”首次传到了西方，立刻引起了极大轰动，被西方人称之为来自东方的“魔镜”。许多西方科学家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无法破解其中奥秘。中国宋朝的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一书中说道：“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科学地解答了这个问题。而在西方，直到1932年，才被英国的科学家威廉·布拉格爵士揭开谜团。20世纪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最大的英国专家李约瑟博士曾评价道：这是中国科学家“在通向掌握金属表面微细结构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让水花自动飞舞的青铜“魔盆”：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一种能令水花自动飞舞的青铜盆，只要在盆中放满了水，用双手在盆边轻轻摩擦，铜盆便会发出“嗡嗡”的声波，盆中的水则会随着声波产生涟漪，涟漪生出水花，水花又会随着声波起伏跳动，好像在跳舞一样，而且能跳到一尺多高，见者莫不称奇。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喷泉，是中国科学家研究声学原理的奇迹。目前，这种水花跳跃的“魔盆”的仿品在中国的一些地方还能见到。
世界上最早、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中国商代的“司母戊鼎”是全世界最早、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通高1.33米，重875公斤，需要用铜料1000多公斤才能铸成。“司母戊鼎”的出现，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青铜文化”实力最雄厚的国家。它身上的“神农氏族徽”证明了它完全是对中国“神农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而不是对西方“王权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震惊世界的三星堆神秘青铜像：四川三星堆遗址是一个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遗址，它以出土了大量造型怪异、工艺超群的神话人物青铜造像而闻名于世。据介绍，我国青铜器一般分为七个大类，而三星堆出土的绝大部分青铜器却不能划入其中任何一类，除了一少部分铜垒、铜牌、铜尊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相似外，大量造型怪异、充满神秘色彩的铜人、铜面具、铜动物等在我国各地出土的青铜器中都前所未见。这里出土了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它通高2.62米，重逾180公斤，被称为铜像之王；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高0.645米，两耳间相距1.385米；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高3.84米，3簇树枝，每簇3支，共9支，上有27枚果实与9只鸟，树侧有一龙缘树逶迤而下。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充满了“神农文化”的色彩，那青铜大立人（神巫）像，头上戴着铸有神农氏头像的三尖神冠，上穿绣有神农氏“朱雀”族徽的丝绸左衽上衣，下系绣有类似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的神农氏“神徽”的“帘裙”，神巫的衣着华丽无比，但却打着一双赤脚。这种种怪异现象，不了解南方“神农文化”的学者是无法知道它的奥秘的。其实，那三尖太阳神冠和神农氏肖像，早已出现在距今七千多年的高庙文化之中。那衣上的“朱雀”图案也源于高庙文化，那不同于中原形制的左衽衣冠，古书上早有“华夏右衽”“西南夷左衽”的记载。那“帘裙”即是对朱雀尾羽的模仿。但他为什么打着一双赤脚呢？穿着华丽的他绝不是穷得没有鞋穿，而是南方巫师认为请神的时候，只有接触了“地气”，法术才会灵验的缘故。直至今日，南方的巫师哪怕是在大雪天，请神时还是要打赤脚的。三星堆的神秘文化可以说是中国“神农文化”的辉煌。
两千年前的青铜“发电机”：在湖北随县战国时代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几乎件件都是国宝，其中有一些形状古怪、不知用途也叫不出名字的青铜器，引起人们的很多猜测。例如有一件青铜器布满了与今日发电机非常相似的“线圈”，现在还没人能准确知道它的用途。在埃及的古墓中曾发现过古代的“电池”，西方的有些学者就敢于肯定它是“电池”的雏形。这不知用途的战国青铜器，既然浑身都是“线圈”，除了做发电机的“线圈”以外，很难找到还有其他的用途，很有可能它就是“发电机”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