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金文
金文是指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或者铭文，是中国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是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做“金文”或“吉金文字”；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即是青铜器的代名词，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自然也可叫做钟鼎文；另有说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做“钟鼎文”。不管哪种说法，都证明了金文是刻印在青铜器上而得以很好地保存下来的。这也就不难理解青铜器的繁荣发展对汉字传承的深远影响了。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一千两百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金文上承甲骨，下启小篆，由于书写材质的不同，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不断完善，形成下列特点：
（1）笔画圆匀，起笔、收笔、转笔多为圆笔。这为以后篆书用笔打下了基础。（2）字的结构更加紧密、平稳。字形也较甲骨文和周初金文更有规律性，为以后的文字统一奠定了基础。（3）章法上也开始讲究字距行列。有的严整规矩，有的显得疏朗开阔，无论是笔法、结字还是章法上都为书法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金文的起源
关于金文的起源，传统的说法是：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那是不是说在金文之前，祖先就将文字刻在甲骨上，等到青铜器出现之后，有了新的载体，就开始将文字铸刻在金属器皿上了呢？也许大家会觉得奇怪，商周时期已经有了棉、麻、帛等衣物用品，春秋列国时期的出土竹简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先人不把字写在轻薄、方便携带的竹简和布料上面，而要费很多工夫刻在青铜器上呢？原来古人已经知道将文字铸于青铜器上，更永固。在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经常出现 “ 子子孙孙其永宝”“子子孙孙永宝用”“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等字样，表明当时铸器、铸铭时，古人的一种愿望，他们预见到书于宗彝之铭，将流芳百世。另外，商周时，王经常对有功之臣赏赐予铜，铜在当时又被称为“金”或者“吉金”，赐金就是指赐给铜料，记为“赐金”。大臣受赏赐之后，将所赐之铜用作青铜礼器，铸铭以记事，并歌颂王的功德，是很普遍的。如“利簋”铭，就记录了王赐“利”金后，铜料被做成祭祀礼器的事实。
簋是装米饭的青铜礼器。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中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为周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器型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圆形，侈口，鼓腹，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以云雷纹为地，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兽面巨睛凝视，森严可怖。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 ，如下：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铭文的意思是说，周武王（珷，就是“武王”）攻伐商纣王，在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在适当的位置上。经过黄昏到第二天的早晨，（武王的军队）就把商国攻打下来了。在辛未日（甲子日之后过了七天）周武王在阑师（地名）赐给右史利（“利”是人名）吉金（即青铜）。利用赏赐所得的青铜制作了这个祭祀祖先的宝器。
古人用岁星（今天的木星）纪年。古人认为岁星所在国家的分野有福，作战不会失败。利簋中的“岁鼎”，意思说的就是岁星正好处在天空中“周”的分野之内。在对武王克商年代的天文学推算中，利簋是有关武王克商唯一的直接文物遗迹。这段铭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印证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及《史记·殷本纪》等古代文献中关于武王克商在甲子日，又恰逢岁星当空的记载。利簋的发现是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学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此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987年公布的新说法则是：一向被认为出现于甲骨文之后的金文，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之前就已存在。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钟多是乐器，鼎多为礼器。例如九鼎则为传国重器，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故称定都为“定鼎”。铸刻上面的文字，内容多为记事或表彰功德。这种铭文，有的是凹下的阴文，有的是凸出的阳文。前者称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为“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统称为“钟鼎款识”。以后书法“款识”或“款式”的名称即由此演化而来。
（三）金文的分期与发展
金文的整个发展过程长达一千二百多年，无论是字体、文例还是内容特点都有很大变化，所以研究金文必须从分期入手。
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发现有铭文的只有少数几件，文字均系铸成，个别为凸起的阳文，一般为阴文。字数限于两三字，有的是器主的族氏或名字，有的是所祭祀先人称号，还有的是与器的用途有关。这几件有铭文的青铜器都不是发掘品，其铭文真伪还值得商榷。
纵然商朝以前已有青铜器，金文之始，实际上还是在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之后。商代晚期即殷墟期的金文，数量比二里岗期明显增加，而且时代越晚，字数越多。但总的说来，铭文大多仍很简短，只有寥寥数字，最长的不超过五十字。等到周初，已经达到一千二百余字。至商亡时，才有文章体裁的出现。就算是这样，最长的文章也才不过四十余字。这一时期金文字体多与甲骨文相近，用词也多类似，如以周祭记作器时间等。所书内容和二里岗期的铭文相似，或为器主族氏、名字，或为所祭祀先人的称号，复杂一点的则兼记上述两者。这种铭文中表示族氏的字，学者常称为“族徽”，其特点是写得象形，如人形有首和手足，动物形有特征性部分。过去有学者以为是最原始的文字，甚至说是“文字画”。经过甲骨文等材料对比，证明它们其实是文字，不过是为了突出加以美术化而已。族氏有时可与当时地名和出土地点相联系，对研究社会结构也颇为重要。成组青铜器有时有同样的铭文，如小屯五号墓出土大量器物上有“妇好”二字，可供综合研究。
商代金文最长的不超过五十字。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二祀邲其卣，是现存商代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几件之一。该器器身外底铸铭文三十九字，盖内和器内底均有“亚獏，父丁”四字，“亚獏”为族氏，“父丁”为所祀先人。这件铜器的铭文对研究商代晚期王室与周围方国的关系以及商王室的祭祀制度、殷国制度、历日制度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祀邲其卣外底铭释文如下：
丙辰，王令（命）（音义）其兄（贶）丽，殷于夆，田雍。宾贝五朋。
在正月，遘于妣丙，肜日，太乙（音是）。
唯王二祀。既（音扬）于上下帝。
（丽：指一对兽皮。兄（贶）：即赏赐。宾：金文通例，王派使者出使诸侯称“使”，被使者按例需对使者有所馈赠，馈赠称“宾”。）
铭文大意是：商纣王命令其去夆地发布政令，在雍地田猎，并赠送夆地酋首一双兽皮。酋首返赠其五串贝。时值商纣王二年正月丙辰日，举行肜（古代祭祀的一种名称） 祭，祭祀太乙的配偶妣丙的日子。其对天上的上帝和地上的商王都作出了贡献。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另一件器物四祀邲其卣，有三处铭文，盖内和器内底均有“亚獏，父丁”四字，“亚獏”为族氏，“父丁”为所祀先人；此外在卣外底圈足内又有铭八行四十二字，记商王祭祀帝乙及器主受赏事迹。这件卣作于帝辛（纣）四年。
西周早期金文是商代金文的继续和发展。商代流行的那种记族氏等的简短铭文仍然存在，同时出现了许多长篇铭文，记载重大史事。如周康王时的小盂鼎所载伐鬼方，尤为重要，字数已多达四百字左右。有周公东征见于方鼎，记伐丰伯薄姑凯旋的情形。分封诸侯的例子有簋为证的是封康侯于卫和迁虞（吴）侯于宜。昭王的南征，穆王的游行和用兵，也都有金文详细记述。我们知道商代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西周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主要是铸于青铜器上的金文，这些文字史料反映了西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法律的方方面面，这也是铭文的主要价值所在。早有学者指出，金文在西周历史文化研究上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尚书·周书》。
西周早期金文字体多雄肆，中期则转趋规整，格式也逐渐固定化。多见于中晚期的册命金文，叙述周王对臣下命赐之礼，与当时的职官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从所赐舆服中还可考见当时等级的区分。此外还有一些金文涉及法律、经济等方面，如曶鼎记载与器主曶有关的两次诉讼，均与奴隶制有关；几件裘卫器物的铭文，分别叙述了裘卫与矩伯间的三次交易，或以土地交换土地，或以土地交换毛裘皮革，说明土地已可转让，并且还有以货币计算的价格，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与土地转让有关的，还有师永盂等器铭。
西周金文多数为周王朝官吏所作，诸侯国的金文相对来说较少。自从周平王迁都洛邑之后，周王室开始呈现衰微的迹象，金文陡然减少，而由于列国纷争的原因，诸侯国的金文却大量出现，开始东周金文时期。由于诸侯自制铜器，这个时期，不只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就连若干小诸侯国也有金文，书法也自然受到影响，呈现浓厚的地域色彩。列国铜器可大概分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及中土五大系统；其中北土、中土出土器物及铭文都很少，所以就以东土、西土及南土为代表。
1. 东土系──劲直峭拔包括齐、鲁、邾、莒、札、薛、滕诸国，以齐国为盛。他们的共同点为书体高长，笔画变为直线，与西周的曲线笔画美感不同。齐陈曼簠严整劲峭，堪称是东土系之杰作。
2.西土系──古朴雄浑
西土系包括秦、晋、虞、虢诸国，以秦国为盛，其书体近似小篆，有古朴雄浑之风。
秦并六国之后，书法也吸收各地精华，融合各地之风，书体上也更趋于完美，为秦代小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南土系──柔美浑圆
南土系包括楚、吴、越、徐等国，而以楚最盛，书法柔美浑圆。值得注意的是，徐国之器《王孙遗者钟》书风与齐器较近，章法纵横整齐，端整之中又有流丽之风；可以看出不同国家的书法都是相互影响的。晋、郑、齐、鲁、楚等国金文，在春秋金文中最为重要。如晋国的晋姜鼎，记晋文侯辅立周平王的功绩；齐国的庚壶，记齐灵公伐莱等战役；楚国的令尹子庚鼎，也可与《左传》相印证。秦国金文，如宝鸡出土的秦公钟、镈，天水出土的秦公簋和宋代著录的秦公镈，其字体与东方列国不同，已开后世秦篆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