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词作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这样说：“后主词思路凄婉，词场本色，不及飞卿之厚，自胜牛松卿辈。余尝谓后主之视飞卿，合而离者也；端己之视飞卿，离而合者也。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情不胜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
王鹏运在《半塘老人遗稿》中也给予了李煜高度评价：“莲峰居士（后主别号）词，超逸绝伦，虚灵在骨。芝兰空谷，未足比其芳华；笙鹤瑶天，讵能方兹清怨？后起之秀，格调气韵之间，或月日至，得十一于千首。若小晏、若徽庙，其殆庶几。断代南流，嗣音阒然，盖间气所钟，以谓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
中国当代词学大师、著名的中国文史学家唐圭璋在《词学论丛》中说：“中国讲性灵的文学……在词一方面，第一就要推到李后主了。他的词是直言本事，一往情深；既不像《花间集》的浓艳隐秀，蹙金结绣；也没有什么香草美人、言此意彼的寄托。加之他身为国主，富贵荣华到了极点；而身经亡国，繁华消歇，不堪回首，悲哀也到了极点。正因为他一人经过这种极端的悲乐，遂使他在文学上的收成，也格外光荣而伟大。在欢乐的词里，我们看见一朵朵美丽之花；在悲哀的词里，我们看见一缕缕的血痕泪痕……后来词人，或刻意音律，或卖弄典故，或堆垛色彩，像后主这样纯任性灵的作品，真是万中无一。”
现代著名古典文学评论家詹安泰在《李璟李煜词》中说：“李煜入宋后的作品，无论就思想内容说，就艺术技巧说，都达到了词的最高境界。”又说：“他在这时期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是：意境大、感慨深、力量充沛，具有非常强大的感染力。不仅是凄清，而且是悲慨；不仅是沉着，而且是郁结。这成为李煜词最显著的特征，成为李煜词的独创风格如果总合起来看，李煜词的艺术特征还是很显著的，那就是，他能够大胆、真切、毫无掩饰地用直抒胸臆的手法写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的作品。”
当代著名词评家、南开大学教授叶嘉莹在《灵奚谷词说·论李煜词》中赋诗评价他：
悲欢一例付歌吟。乐既沈酣痛亦深。
莫道后先风格异，真情无改是词心。林花开谢总伤神，风雨无情葬好春。悟到人生有长恨，血痕杂入泪痕新。凭栏无限旧江山，叹息东流水不还。小令能传家国恨，不教词境囿花间。众多近现代的学者、文人、文艺理论批评家对李煜的词也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见李煜“千古词帝”之称，当之无愧，实至名归。
（三）“千古词帝”垂千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风流多才的南唐后主李煜离开我们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好声色、喜浮图、治国无方、国亡身虏的李煜早已随着北邙山上万物的凋零而销声匿迹，千年的风雨早已将他的尸骨扫荡得不留一点痕迹。李煜当年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的那个无所作为的末代君主形象，只被研究南唐兴亡史的史学家们偶尔提起。
但是，工书画、精音律、醉心诗词、才艺超群的李煜，其艺术生命却依旧年轻。在词坛艺海中，李煜独领风骚的词帝形象，犹如浩渺的天空中一颗灼灼耀眼的明星，以其超越时空的独特魅力，令世人瞩目。李煜以其独特的内心感受、超凡脱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书写了南唐词史上一页华彩的词章。街头巷尾、宫墙内外、文人雅士无不为他的才情所倾倒，因他的执著而动容。人们之所以如此缅怀这位“千古词帝”，酷爱他的“神秀”词篇，是因为李煜无论身处何地，都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写景抒情，真挚感人。坎坷曲折的命运时而把他被推到风口浪尖，时而又抛入万丈深渊，但他却坚持一生与词相伴，至死不改一腔至情至性。无论是春风得意、前呼后拥，还是痛心疾首、冷落门庭，他都呕心沥血、苦心孤诣地将自己的全部感情都倾注到诗词的创作当中。
晚唐五代以来，词多写男女情爱。虽然温庭筠、韦庄等人开启了用词叙写个人身世之感的风气，但境界终显狭小。而李煜的词则真切而毫无掩饰地直抒亡国的哀痛和人生的不幸，使词的意境更为博大深沉。
提到“温韦”，就要提到“花间词”，因为温庭筠、韦庄是花间词派的代表人物。长久以来，很多人都将李煜误认为是花间词人，他们的理由是李煜在亡国前创作了大量花前月下、情意绵绵的词作。甚至有些大师在评价花间词时，常常拉上李煜，他们一致认为李煜赶上了花间词派的末班车，并对此大书特书。
这样笼统地将李煜定位为花间词人是十分不公正的。花间词派固然是中国词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流派，其代表人物温庭筠、韦庄等人写出了很多凄美的词篇，不仅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成就，在语言韵律等方面也较前代有所突破。但花间词所抒写的内容多是风花雪月、男欢女爱，词风婉媚、轻艳、虚幻，这也是由晚唐的社会情态决定的—皇帝无所作为，中央集权制度江河日下，政治低迷导致文化低迷，人们普遍缺乏进取心，安于享乐。在这种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下，花间词风的形式是一种必然。花间词作为词的早期形式，虽然在文学史上也多有提及，但它的内容还是沉溺于男欢女爱、儿女情长，所以一直不被词评家看好。多数人认为花间词风有损封建正统，更不利于人的精神健康。所以，花间词一直难登大雅之堂。温韦等人虽敢于揭露社会现实，抨击政治黑暗，但终因时代的限制和个人的眼界，没有将这种批判进行到底。可见，花间词的审美倾向意在追寻男女情爱之美，多是一种虚幻的概念，显然和李煜的词风大相径庭。的确，李煜早期作品中有一些涉及到浓脂艳粉、男欢女爱的内容，但这种陈述并非李煜想象中的虚幻境界，而是李煜所经历的真情实感。可见，李煜词与花间词无论从内容看，还是从形式看，都有很大区别，具体表现在：
首先，他改变了晚唐五代以来“花间词”人习惯于只通过以妇女的不幸来抒发情感的手法，而将他自己作为悲剧的主人公，直接倾诉自己的哀怨。这就使词改变了花间月下吟唱的传统，成为词人们可以多方面言怀述志的新诗体，这对后来豪放派词家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次，李煜用白描的手法来再现他的生活场景，这些生活场景多是非常真实的，如“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些描写构成了画笔无法触及的意境，写出了他在国破家亡后的真实感受。
再次，他还善于用贴切的比喻将抽象的感情形象化，如《虞美人》中“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句就充满了情感的流动性。李煜的词语言明净、清澈、优美、易懂，令人回味无穷。
叶嘉莹教授曾说：“不管李煜前期的作品是否有绮丽淫靡之倾向，但李煜终其一生是一位怀有真性情的词人，他所向往的生活是他内心真实的渴望，他所抒写的词篇是他最真实的体验。他性痴、性真，达到忘我的状态，这种执著的天性，古今无人能及。作为一代帝王，他本可以尽享人间富贵，但他在享受之余，却总不忘记将自己的所爱所恨真实地记录下来，这是古今任何一位帝王都不曾达到的一种境界。”
可见，真、纯是李煜人格的坐标，更是李煜词作的灵魂。李煜的这种真性情与花间词风并不完全相符。不但如此，李煜在亡国之后，还写出了一篇篇饱含血泪的词作，这些词作体现了李煜的眼界之宽、感慨之深，也正是因为这些词作，才造就了他“千古词帝”的美名。我们只能说李煜前期的作品有“花间词”的味道，但不能因此就将李煜划入花间词派的阵营，他之所以被誉为“千古词帝”，也不是因为他前期创作的情意绵绵的儿女情长之作，而是由于他亡国后创作的感慨深邃之篇。所以我们不应该将他定性为花间词人。李煜已经彻底摆脱了花间词风的羁绊，走出了一条清明之路。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曾立志要“发愤著书”，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说“不平则鸣”，欧阳修又云“穷而后工”……这些人说的都是一个道理：人越是身处逆境，创作才情就越容易被激发，愤怒反而能创作出绝好的文章来。冷酷的现实对作家打击得越重，越能激起他们思想的火花，越能激扬他们灵魂的升华。李煜词风的渐趋成熟，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未沦为亡国奴时，他流连于琼楼玉宇，沉湎于宫廷的奢华生活，他的词多是吟咏香艳软媚之作，继续徘徊于晚唐花间词人的温言细语之间，满眼的风花雪月，柔情似水。但当他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变故，这种“高岸为谷”的恐惧感，便燃起了他胸中悲愤抑郁的火焰。大有“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之感。这种令他辗转反侧的烦忧之感，最终令他融血泪于词章，直面人生。鲁迅曾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记念刘和珍君》）李煜恰恰是在这种沉默中爆发了，亡国后的他，写词的范围不再是儿女情长的缠绵，而代之以国破家亡的惨烈。这种爆发最终让他惨死在宋主的淫威之下，但他却开辟了雄奇深邃的词风新境界，为中国词学发展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