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与“道教”二词，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其实，道家与道教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一个学术流派，以其思想演变与代表人物为研究内容；后者是宗教，有其神仙崇拜与信仰，有教徒与组织，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与活动。而且道教尊老子为宗又追求长生久视、长生不死，是和老子的哲学思想有相悖之处的，如庄子有时讲生不足喜，死不足悲，强调顺应自然，有时则讲生不如死，死比当帝王还快乐，而生则如多余的肉瘤，对待生死比较淡漠。而道教认为人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就脱胎换骨，超凡入仙，所以重视个人今生的生命，强调和必死的命运抗争，力求突破生死大限，因而是积极有为的。此外，道家努力突破宗教和有神论的束缚，以天道自然否定鬼神的主宰，而道教则不然，承认而且主张有鬼神和仙人的存在，构筑“神仙乐园”以满足长生不死的愿望；道家尤其是庄子之学，对善恶持一种相对的观点，面对世俗之是非、礼仪也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而道教则吸收了儒家的纲常思想，又有严格的教规和戒律，劝人去恶就善。
然而，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二者又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道教与道家纠缠成一团，血脉相通，颇难分开，以致若干国外汉学家认为道教是道家思想的继续和延长。道教脱胎于道家，道家哲学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与宗教理论的主干。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在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老子后来被道教神化为教主、太上老君、道德天尊（道教最高神“三清”之一的太清道德天尊），甚至在唐代被封为“玄元皇帝”。而《老子》一书文辞深奥，哲理丰富，具有不少神秘的色彩，因而为道教所利用，不断加以附会、演绎和宗教注解。东汉以后，《老子》一书成为了道教的最高神学经典，称为《道德真经》。《庄子》在魏晋时被佛家用来诠释佛典，被认为同释迦牟尼思想同调。到了隋唐，《庄子》被奉为《南华真经》，庄子也被奉为道教祖师。以后，一批道教思想家相继研究《老子》和《庄子》，从不同的思想角度注解和诠疏《老子》《庄子》，丰富了道教思想的内容，极大地提升了道教神学的理论水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教老庄之学。道教欲使人长生不老，变化飞升，其炼养服食的方式于老庄所说的养生意旨也基本相同。虽然老庄没有讲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之类，但也讲修身养生的功夫。老子讲谷神，讲玄牝，让人营魄抱一，专气致柔而达到婴儿淳朴清明的境界，“致虚极，守静笃”则成为后来道教修炼的入门功夫。至于庄子，其“缘督以为经”、坐忘、心斋、守一、抱神以静等思想都为道教内丹学所继承和发挥。
道教又以特有的宗教形式，延续着道家的慧命，演绎、实践、发展着道家的思想和精神。葛洪扬道抑儒，力阐道者为本，不仅可以治身，还可以治国，从理论上发展了道家学术；唐代道士成玄英注疏《老子》《庄子》，深雅通达，百代所重；“重玄之道”，也是对道家哲学的创造性发挥；宋代道士陈抟作《无极图》，析解《周易》、《老子》，对天人相通之理有精妙之论，还推动了宋明理学的形成；张伯端《悟真篇》融合儒释道，对老学的虚境之道颇多深刻领悟；王重阳、丘处机力主三教会通，大倡性命双修之旨和清心寡欲，在更高的水平上返回道家，也推动了道家思想的发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道家与魏晋玄学
1.简介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会通自然与名教，融合道家和儒家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对宇宙、对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玄”字出自《道德经》第一章，末句形容道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言道幽深微妙。
汉末之时，儒家经学趋于衰落，社会动荡，政治分裂，为思想的自由阐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条件。魏晋时代，名士谈玄论道，探求人生意义，一时蔚为风气，道家思想的衍变于是迈入新的阶段。由于当时的思想家把《老子》、《庄子》与《周易》作为谈论和研讨的主要经典，故称为“三玄”，又因为谈论的内容大多涉及远离具体事务的“玄远之学”，所以后世将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称为“魏晋玄学”。
《老子》和《庄子》是道家的经典，而《周易》是儒家的经典，由此可见魏晋玄学实际是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部分儒家思想而形成的新的哲学思潮。事实也是如此，玄学家们一方面提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一方面又大谈“圣人明乎天人之理”，以“建天地之位，守尊卑之制”；一方面自称“老子、庄周是吾师”，一方面又鼓吹要“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魏晋玄学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意之辨、形神之辨等形而上的问题。玄学家多立言玄妙，行事玄远，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王弼以注《老子》出名，向秀、郭象以注《庄子》著称。何晏的《道德论》，阮籍的《通老论》、《达庄论》，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则是专意为文阐论老庄玄理的。
2.玄学的精神与特色
（1）清谈与思辨
清谈是玄学的表现形式。魏晋时期，玄学家们之间盛行清谈之风。清谈亦谓之“清言”，不谈国事、民生之俗事，专谈老庄、周易。清谈被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成为当时的时尚。
玄学家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以驳倒他人为能事。清谈之内容往往具有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意味。与喜好连事比类的两汉儒者不同，魏晋玄学家专注于辨析名理，以清新俊逸的论证来反对沉滞繁琐的注释，以怀疑论来否定阴阳灾异之说和迷信，以注重义理分析和抽象思辨抛弃支离破碎章句之学。玄学谈玄析理，解玄析微，挥洒张扬，海阔天空，体现了理性思维的智慧美，抽象美，也体现了人摆脱局促狭隘、向往洒脱广大的超越品性。清谈多标新立异，“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探求义理之精微而达于妙处”，这促进了理性思辨的空前活跃，从而影响了魏晋时各方面的学人。文学批评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都具有前代所少见的严密的理论系统性和深刻的美学内涵。
（2）潇洒与隐逸
随着人们关注的主题由世俗政治转向生命个体，魏晋玄学培养了一大批潇洒飘逸、放浪形骸和愤世嫉俗、高蹈浪漫的骚人墨客，形成了一种挣脱儒家精神枷锁、要求思想解放和追求个性自由的士风。魏晋玄学所确立的人格理想境界，成为魏晋士人追求的目标，他们的生活自然会浸染上“悟道会神”的浓重玄味，铸就了中国士子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在玄学家看来，道之无为，皆因其“法自然”、顺应自然，而自然的境地是一个独立于现实功利之外的逍遥自足的世界。阮籍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中焉”，“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达庄论》）郭象也说：“万物必以自然为正”，“知天人之所为，皆自然也。”（《庄子论》）正因为如此，魏晋士人多徜徉山水，寄情丘林，临渊而啸，曲肱而歌，“琴诗自乐”，“皆以任放为达”，追求一种“不与时务经怀”的“萧条高寄”的生活。顺情适性的行为方式使得隐逸之风在当时大为盛行。陶渊明的名篇《饮酒》形象地描绘了隐士恬静自适的生活：“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3）山水与玄趣
山水是玄学家最常接近和赞咏的对象，当玄学家“以玄对山水”，从自然山水中去领悟“道”的具象时，自然便有了无穷的奥妙与玄趣，从而为中国文化艺术拓出了一片博大而崭新的境界。
自然界本是一个没有任何尘世痕迹的自在之物，它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丑。然而，魏晋人以虚灵的心境去观赏自然山水，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无的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系列的由外知内、以形征神的美学观念，使他们对自然的山水有了完全别样的理解。他们超越形而下的种种束缚，以空灵之心趣审视山水，赋予自在之物的自然以无穷的玄趣，大自然在人们的眼中跃动、鲜活起来，它宁静淡泊、自由逍遥、圆融朴素，玄趣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