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悦读MOOK(第十五卷)
3085000000007

第7章 往事(1)

鸿爪掠影(二)

王学泰

王学泰先生是读者熟悉的一位学者,他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发现另一个中国》等着作,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人们对他的学养很钦佩,但对他在那荒唐的年代里因言获罪,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知之甚少。本书第十一卷刊登的由他撰写的《鸿爪掠影(一)》,介绍了当年进第一个监狱的情景,受到了读者的关注。最近,作者写完了《鸿爪掠影(二)》,由于文章较长,本书将分两卷刊登。

编者

我的第二个监狱

一、摩托车上间隙

上篇自述写到我从房山传讯室出来,以为完事了,要放我回家了。没想到正从拘留所往外走的时候,另一间屋子出来一个警察,喊住了我,要我在院子等一会,我觉得有点不妙。过了十来分钟,开来了一辆带帆布篷子的三轮摩托。那个警察要我上车,我问去哪里?“市局还找你有点事,咱们一块去北京吧。”我要上车之前,突然警察拿出一副手铐,“这是干什么?”我有些吃惊。他说了一句通俗小说中的公差常说的一句话:“这是公事。”这一天是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今天,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忆述此事,整整过去三十四年半。

三轮摩托离开了房山县城,并未一直驶往北京,在向东行驶过程中,进了良乡镇。摩托七拐八拐进入一个小胡同突然停了下来。警察下了摩托座位,从车棚子里拿出半麻袋东西,背到身上就走,刚走出去又回过头对我说:“我给家里送土豆母子去,你在车上等一会,不要乱跑。”他这一去有两三个小时,估计是吃饭喝酒去了。因为从房山分局出来,已经十一点了,可能还没有吃饭。不过这个警察对我还真的挺信任,相信我不会跑。虽然上车前给我戴上了手铐,但铐子是狗牙形的活铐,可松可紧,他给我戴得很松,只要缩一缩手就可以退出来。另外,稍有经验的,用硬细棍状(如火柴棍、头发卡子、曲别针等)的东西就能把这活手铐捅开。如果我想逃走,转个弯就到良乡火车站了,上了火车,在这两三个小时中也到了天津或保定了。

此时已经是春分时节,路旁的小草都已经冒出新芽,麻雀在屋顶上叽叽喳喳飞来蹦去,想起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的“蜩与学鸠”:感到在中国当个老百姓也都不容易,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不虞之灾的降临。所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后来,我的同事里,也有位“文革”中坐过监狱的,常一起聊天。在坐监狱之前,他的工作与我的工作却有天壤之别。那时我在农村中学,他在中央文革。当然“伴君如伴虎”,靠近权力中心更危险。最后他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进了监狱。有一次,我对他说起押送这件事。他说,这个警察没有警惕性。他也说起自己的押送过程。那还是“文革”热潮中,他被从北京押送回老家贵州遵义,坐的是212吉普。深夜里,汽车在黑黢黢的十万大山中穿行。突然车停了,押送人员要他面对万丈深渊站立,不许回头。他说:“我望着黢黑的夜和山谷,心想这下子可完了。他们会从后面送来一枪,我就扑倒在深谷之中,从此消失于人间。不料半天,后面没有一点动静。好像有人在撒尿,我也不敢回头看。过了一会,他们要我转过身来上车。原来是他们要撒尿,怕我跑了。这可比押送你的那个警察的警惕性高多了。”

二、半步桥边K字楼

摩托三轮进了北京,拉到一个大铁门跟前,铁门仿佛大舞台的幕布徐徐开启,原来这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看守所与清朝末年实行新政时盖的第一模范监狱相邻,监狱门向自新路开,看守所大门向半步桥开。不过“自新路”是清末盖了第一模范监狱后,新开辟的一条路(原来这里都是农田),“自新”是囚监狱而得名:而半步桥则是老名字了,据说明朝时就有了,大约是囚有此路名而建此设施吧,一九八〇年代,一次与何满子先生(前不久先生辞世,这里谨致悼念)聊天,他也数次倒霉,坐过数个监狱。他对我说:“很怪,为什么监狱老临桥而设呢?上海是提篮桥,南京是老虎桥,杭州是六渡桥”。我补充说“北京是半步桥”。“半步桥”,有深意焉,人间、地狱(鲁迅曾说,中国的旧式监狱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不但禁锢人犯,而且又要给他吃苦的责任),半步而已。

半步桥在北京南城西南角,过去北京水多,南城地势低洼,水聚尤多,故桥也多。

再向西南就是北京西南角的右安门和护城河了。公安局预审处(七处)就设在半步桥看守所,各个分局履行了逮捕手续的犯人也要到这里来结案。犯人称这里为四〇二(信箱号码)或K字楼(这里关押犯人的主建筑)。关于K字楼,诗人聂绀弩有诗云:

奇书一本阿Q传,广厦千间K字楼。

天地古今诗刻划,乾坤昼夜酒漂浮。

燕山易水歌红日,曲妇词夫惦楚囚。

多谢群公问消息,尚留微命信天游。

《岁尾年头有以诗见惠者赋谢》

本来寒士切盼得到广厦千间的庇护,而“文革”期间许多有向往的读书人却无缘无故被收进了看守所的K字楼,何其荒诞!K字楼监室多,功能齐全,超出其他两处数倍,乃至十数倍,虽然说不上“广厦千间”,但“百间”总是有的,可以住上千个“寒士”。半步桥看守所关押犯人的处所主要有三处:

一,K字楼:这是看守所的主建筑,由钢筋水泥建筑,呈K字形。中间是大厅,四只腿是筒道,大楼三层,共有十二个筒道。

一九七〇年代各筒的安排大体是:一筒关押的是重要政治犯;二筒、四筒关押外国人或特殊犯人:以上三个筒大多是单人牢房。三筒关押的是重病犯人,人称病号筒。

五至十二筒关押的都是男犯人。我在二层的五筒几个号呆过,聂绀弩先生一九六六年冬至次年秋住九筒一号。

二,五角楼:俗称“王八楼”。它是个红砖建筑物,是关押女犯的。共有两层,每层有五个筒道,共十个筒道,排号接着K字楼,是十三筒至二十二筒。“文革”当中着名导演孙维世和杨宪益先生夫人戴乃迭女士关押在此。郁达夫先生的侄女、女画家郁风曾着文说戴乃迭女士受杨宪益先生牵连也关在半步桥,“碰巧我当时也被关在半步桥同一所监狱,同一条甬道的不同监号里。我当时还不认识她,只是每天听到她在有人送饭时说谢谢”。

三,死刑小号院:这里有两个筒,排号为二十三筒、二十四筒。为死刑筒,俗称“枪号”。有的老犯人说,这里平房原来是关押“高饶事件”中的饶漱石的。一人一个小院,挺清静的。“文革”起来后,把饶漱石转移了,这里才改造为死刑筒,成了令人恐怖的地方。遇罗克、沈元等都是从这里拉出枪毙的。张郎郎有《宁静的地平线》

(见三联书店的《七十年代》)详记其事。张郎郎是极少的活着走出死刑筒的犯人。这两个筒在一九七五年被拆,在这里建起工作人员的宿舍楼,死刑待决的都被分到“K字楼”、“王八楼”相应的各筒,监管人员对他们说,把你们提到大号,有不死的希望了,要好好表现。这些带着沉重的死镣、死铐的待决犯分到各筒,在放茅(上厕所)和放风的时候,他们沉重的镣子在“K字楼”

的水泥地板上拖出巨响,仿佛在过坦克车。

看守所本来应该是关押未决犯的地方。也就是实施了逮捕(签了逮捕证)以后,法院尚未判决的犯人。可是“文革”当中“无法无天”,这儿关押的有已经判刑的,但当局认为不宜于送到监狱与大量犯人接触的也押在这里,听说“反右”时期着名的“右派分子”葛佩琦后被判十五年,就没去劳改场,而在看守所服刑。一九七六年,我被判十三年后调到关押已判刑号里,遇到号称“苏修第一特务”的老谭被判二十年,也没去劳改场,就押在这里。他的妻子(苏联人)判十五年,关押在“王八楼”。更多的是以拘代判,有的连逮捕手续都没有履行,甚至没有拘留手续,就在这里关押着,有的一押三四年,我见过有押十来年的。粉碎“四人帮”后,批判这种做法时叫“以拘代押”或“以拘代判”,是典型的“封建法西斯专制”。

“文革”中“K字楼”一度非常兴隆,迎来了许多专家学者,文人墨客,高官显宦,连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大和尚也在这里关了八年。狱中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其中有一个是巨赞法师自述:“‘文革’开始时,我做梦,梦见我在上山时,突然山上有八块巨石滚下,我紧躲慢躲,才脱过挨砸的命运,大约我要坐八年监狱罢。”后来果然是八年期满,赵朴初把他接回佛教协会。

和尚没有家室,被羁押时,都是赵朴初给他送东西。另外如着名的翻译家杨宪益也在这里呆过几年。黄苗子有诗云“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冈”。就是指杨宪益博士“忽于半夜大醉之中,被送进半步桥监狱,酒气熏天,使同牢弟兄,馋羡不已的故事”。其他如王光美女士的母亲、叶帅亲属钢琴家刘诗昆、前宗教局长徐迈进、小提琴演奏家杨秉荪、男高音演唱家刘秉义、作家诗人聂绀弩,还有前面提到的郁风、孙维世等都曾聚集在这里,可以说是才俊云集,极一时之盛。聂翁还有一首诗记录“K字楼”的盛况:

你也来来我也来,一番风雨几帆歪。

刘玄德岂池中物,庞士元非百里才。

天下祸多从口出,号间门偶向人开。

杂花生树群莺乱,笑倒先春报信梅。

这哪里像监狱,简直像开Party一样。

这首诗是赠给老朋友梅洛的,题为《赠老梅》。梅洛曾是国家物资总局科教局长。这些老一代知识人,口无遮拦。在“天下祸多从口出”的时候,进K字楼就不可避免,“号间门偶向人开”是极其自然的。当然“K字楼”不像聂翁写得那样美,“杂花生树群莺乱,笑倒先春报信梅”。首先这里的吃,量太少,质太糟。特别是聂翁进K字楼的一九六〇年末,那时粮食每人每天八两,伙食费每月六元。又规定不准家里送来任何食物,所以在看守所里根本不可能吃饱。长期处在饥饿状态,想吃东西是坐监狱最大的问题,听说这里的定量是解放初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助理制定、局长批准的,“文革”中这位“局长助理”也进了K字楼①才感到伙食标准太低了。不过聂翁笔下的“杂花生树”,大约指的是朋友多了,可以互相安慰。“老梅”也应该是这些杂花的一株。

我是一九七五年到这里的,那时“文革”之初乱抓的情况已有好转,老干部大多被释放了,也有被判刑的,像聂翁就以七十高龄,被判无期徒刑,被押到山西服刑。用当时看守的一句话说,“我们这里与前几年不同了.那时大批的来,大批的走。

现在都已经是神的归庙,是鬼的归坟了。”

此时,大多是“一打三反”进来的。

三、号间门偶向人开

进了K字楼,我从房山分局带来的东西被一搜而空。身上的几十元钱,手表,书包,书包里的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和王夫之的《庄子解》都被留在储物间。把我带进了五筒,进了一道带锁的筒道门,看守打开一个“号”的大铁门,屋子空空的,一个人没有。屋子大约有二十平方米,门在中间,对着门是通道,宽度约八十厘米,通道两边是炕箱,即用木板做的矮炕。高度约二三十厘米,不到三十厘米。

这个炕长约四米,宽约一米八,可并排睡八人。看守所之所以不做高炕是为了防止自杀,因为炕高,晚上睡觉时,把一个重物做个套儿,套在脖子上,就会有上吊的效果。

晚上睡觉时,要把腰带、眼镜等有可能自残的物品统统交出,第二天早上再发还。

有个老看守说,监狱所有的制度和纪律都是血铸成。

我一人呆呆坐在炕箱上,思想集中不起来,不知道该想什么,或不该想什么,大脑一片空白。突然阿Q老兄来相助,“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被关起来的。阿Q真是我们的国粹,历百年而不朽。后来读到聂翁的“号间门偶向人开”感到非有此经历者,很难知此句之妙。一个人在家老老实实地读书,不知什么原因,就把你揪了去,监狱的“号间门”,悄然自开,把一个个吞吃进去,无声无息,一切皆属偶然。当然后来又偶然出来了。

一会儿号子的铁门开了,看守拿来一个半窝头,半碗咸菜,半桶水,放在炕箱上。说这是你的晚饭,你还没吃饭吧?此时我才想起,原来早上从房山分局出来,到现在的下午五点多钟已经快一天了,还什么都没吃呢,但虚火上升,肚子一点也不饿。躺在炕上,胡思乱想。一会儿睡去,一会儿醒了。看守所的号子里,夜间是不关灯的。这是第一次进看守所的人最不习惯的。听老犯人说,解放前在看守所关押是一天顶两天的,因为晚上不关灯,人睡不好觉,等于两个门天。如果你在看守所呆了半年,将来顶一年的刑期。我不知道解放前的监狱制度,不知这是否为真。然而无产阶级专政肯定是不讲资产阶级这一套的。

一进看守所,只要稍有文化都爱讨论为什么这里叫“K字楼”这个怪名字?听老犯人说,“K字楼”国际通行,“K”是英文监狱的第一个字母。“K字楼”是解放初造的,那时抗美援朝还没完,如果仗打到北京了,飞机轰炸,不要炸监狱啊,这里又不是军事目标。所以一打仗这里很安全。说完他还很得意,好像买了安全保险似的,一脸洪福齐天的劲头。实际上英文监狱第一个字母是“P”,俄文监狱的第一字母是“T”,都与K字无关。“K字楼”也不是什么国际通行。我想大约“K”宇就是取看守所的“看”字第一个字母。

看守所是一天三顿饭,早上是玉米面粥一碗、半个窝头、一小撮咸菜,我在K字楼期间,早上的食谱没有变过;中午是窝头两个,一碗汤菜;晚上是窝头一个半,一碗汤菜。星期天、节假日是两顿饭,即把早饭取消,晚上的窝头改为两个。改善伙食也是改善中、晚,早上的几乎是雷打不动。

这里用“几乎”是说也有极罕见的例外,据在这里呆过数年的老号说,有一次早饭是油饼和玉米面粥。这顿“油饼”在K字楼流传了数年之久,为许多老犯人津津乐道。

一天放两次茅,“放茅”是监狱术语,就是上厕所(北方称厕所为茅房)。程序是由看守(通称“队长”)打开监室门,犯人m来进入厕所,厕所与监室在一个筒道里,距离很近,十秒钟就都进入了,此时看守将厕所门从外面插上,大约五六分钟,厕所门打开,队长就要急切地嚷“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是我在监狱听得最多的一个词,乃至出狱之后,对这个词很敏感。正像张郎郎的父亲、大画家张仃先生经过“文革”之后对于红色敏感一样。)待犯人都回到监号,把监号锁上,这次放茅就算结束。碰上心眼、脾气俱好的队长,能够按照规定时间放茅,遇到脾气急、或要拿犯人寻开心的,也许厕所门刚插上不到一分钟,就又开了,随之直着嗓子吆喝“快点”!也有时,筒道就这一个号有人,把犯人轰到厕所,队长插上门走了,也许半个钟头、四十分钟才回来。十几个犯人在这一个六七个平方米的小厕所中熏着。

一周两次或三次放风。放风就要出K字楼,“风场”在K字楼东侧,一排大约有十几间。每间“风场”比监室略大,大约有三十平方米罢。它与监室的最大区别就是没有房顶,但在比房顶略高处有一行走的通道,上面站着几个背枪的军人巡逻,看下面“风场”中的犯人有没有不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