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这段监狱生活萨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我在监狱中等于过了一段帐篷生活”，他仍然热切地期盼着逃出牢笼、回到巴黎的那一天。由于无论是对自我、对他人，还是对社会他的观念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关于未来的设计实在是太丰富、太急迫了。萨特和狱友们在等待着每一个可能的逃跑机会。不久，时机终于到来了。由于战俘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老百姓，德国方面同意释放那些太小或太老以及身体状况不行的。要伪造一个能证明自己老百姓身份的证件太容易了，关键是如何让德国人相信你身体不合格。许多伪装者都被一眼识破了，因为当问及：“有什么病”时，他们千篇一律地回答：“心跳过速。”这种症状太容易做假了，于是他们被重新关回牢里。轮到萨特了，他把右眼皮翻开，露出几乎快要瞎的眼睛，可怜兮兮地说：“我什么都看不清。”这个证据医生们很满意，这样，萨特被当作老百姓释放了。
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周折，萨特顺利地回到了巴黎。可沦陷后的巴黎让萨特惊愕不已。在集中营中，萨特和难友们发誓永不屈服，和侵略者抗争到底，而巴黎——法国的首府，却作了太多的妥协，巴黎人远没有萨特想像中那样坚贞不屈，人们为什么都在黑市上买东西？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一份申明自己既不是共济会成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材料上签字？连波伏娃都签了？萨特不由得皱起眉头：他没有想到逃出集中营重新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便丢失了那种紧张、团结的气氛以及简单朴实的生活环境。巴黎和集中营不同，你不得不活，但活着就是一个亡国奴，就意味着你妥协了。萨特不得不好好思考一番了：应该如何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又如何在这一环境中实现他在狱中时对未来所做的种种规划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萨特一生中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兵役和战俘生活使萨特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用萨特自己的话来概括这种转变便是：“战争使我懂得了必须干预生活。”
萨特回到巴黎后变多了，那是一种从内到外的变化，连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的波伏娃都感到他有些陌生了。他的表情常常是严峻的，有时甚至是僵硬的。他满口集中营的语言，动不动就对人进行道德说教。然而让朋友们惊诧不已的还不止于此：萨特说，他回巴黎不是为了享受自由的甜蜜，不是为了单纯地活着，而是为了采取实际行动。在德国势力如此嚣张的巴黎，能采取什么行动呢？波伏娃既有些担心，又有些疑惑。萨特认为人们之所以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彼此闭塞，而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他要做的正是打破这种闭塞的局面，把人们团结起来，组织强有力的抵抗运动。
事不宜迟，萨特立即着手与政界发生联系。他找到了他以前教过的学生，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坚定的反德分子。此外，高师时的同学梅隆·庞蒂也被他联络上了，大家决定成立一个抵抗组织，萨特和小组成员们决定把这个组织取名为“社会主义和自由”。
“社会主义和自由”小组的成员们投入了紧张的斗争中。他们常常在旅馆里或某一位成员的家里碰头。萨特忙于撰写一些煽动性的文章，然后在小组创办的地下小报上刊登出来，其他人则马上把这些简报以及其他宣传小册子散发出去。
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自从萨特认识到哲学是什么时，哲学就成为他心目中对于作家的根本要求。萨特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哲学思考，这不仅因为他认为文学必须有哲学为其服务；也因为其本身一直对哲学情有独钟。于是，《存在与虚无》——萨特的第一部哲学专著出版了。
《存在与虚无》是萨特对自己从1933年起所从事的哲学研究的一个总结。在柏林留学期间，他就有了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打算。从1939年他服兵役的时候起，他就计划了写这样一本哲学专著。他花费了大量的业余时间把自己的哲学思考、读书感想涂满了好几个笔记本，从而大致勾画出了一本哲学著作的轮廓。每当波伏娃去营地探望他时，他总要阐述一下那一段时间思考结果的要点。后来，这些笔记本都遗失了。不过这对于萨特而言并无大碍，一切都印在了他的脑海中。在被俘期间，他继续这种思考。1941~1942年是《存在与虚无》的成书阶段，由于已经思考成熟，萨特写起来驾轻就熟、毫不费力，因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便完成了这本巨著，同一时期还写作了剧本《苍蝇》和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二部。
《存在与虚无》集中地、系统地阐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它标志着萨特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的形成。从此，他作为一个研究人的存在的成熟的哲学家的面目而出现，开始受到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从英国实证主义者罗素到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的关注、研究和评论。存在主义从此成为一个可与其他哲学理论相提并论的哲学流派，并对20世纪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1944年8月，解放巴黎的战斗终于打响了。
受秘密报纸《战斗报》的邀请，萨特和波伏娃专门负责巴黎解放的报道工作。他俩走街串巷，满腔热情地把所见所闻在第一时间报道给大家。大街上，人们砍倒树木。挖掘壕沟、修筑街垒，一个个斗志高昂、精神振奋。子弹不时地打在墙壁上噼啪作响。每当写出了一篇文章，萨特或者波伏娃便火速回到《战斗报》总部，把稿子交付主编，在那儿，荷枪实弹的抵抗运动成员守卫着大门。他俩撰写的一系列报道在当时的巴黎广为流传，使那些对胜利仍持怀疑态度的法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而那些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战士们则由于知道有那么多志同道合者而备受鼓舞。巴黎不久将解放的喜悦荡漾在每一个饱受占领之苦的法国人心中。
1945年迎来了和平的第一个春天。战后的法国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们怀疑一切，再也无法用原有的价值体系对他们进行规范。不过，这种状况倒是为纷繁多元的思想观念打开了方便之门。如何能赋予世界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呢？通过集中营时期的《巴里奥纳》和沦陷期间的《苍蝇》，萨特认识到了写作能起到非同小可的重要作用。在这样一个寻求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时代，实在应该有一个渠道，能使人们的急躁、惊讶和赞同等情绪及时得到宣泄；还应该有一个园地通过对于文章的内容和倾向进行选择介绍，来影响同时代人，为他们指引时代的方向——创办一种杂志！这种想法一旦在萨特的头脑中生发出来，便迫不及待地要付诸实践。
新杂志取名为《现代》，是萨特和彼伏娃在想到他们最喜爱的查理·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时满怀深情地取下的。
1945年10月15日，《现代》杂志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巴黎人面前。创刊号很快被抢购一空，由萨特撰写的饱含激情的创刊词被人们广为传诵。在创刊词中，萨特陈述了他思考已久的观点——文学应该介入生活，他号召人们要坚决抵制对时代不负责任的诱惑。
创刊号取得的辉煌成绩使萨特一时间声名鹊起，而在同一周内，他所做的讲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更令他名噪一时。
《现代》的创刊、轰动一时的关于“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以及周期上演的波伏娃的戏剧《吃闲饭的嘴》和《他人的血》的出版在法国社会生活中掀起了一股追求存在主义思潮的时髦之风。
仿佛只在一夜之间，存在主义成了最时髦的词语，它如潮四起，渗透到巴黎意想不到的每一个角落。而萨特被誉为“存在主义教皇”，而波伏娃则不得不接受“萨特圣母”的称号。现在，到处都可以听到有关萨特以及他的作品的传言。在街头，记者们对着萨特拍个没完没了，不时有陌生人冲到他面前来提几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有的甚至纠缠不休。许多认出了他的行人在他身后紧紧跟随，不时有人递过来本子请他签名。连萨特和波伏娃常去的“弗洛”咖啡馆也因此带上了传奇色彩，许多人赶到那儿，企望看到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或猎取到关于他们的种种传闻。“弗洛”的老板感到福从天降，因为生意前所未有的红火。
不过，这场存在主义攻势中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虽然人人都在对存在主义高谈阔论，但大多数人始终不理解“存在主义”一词，对“存在主义”理论几乎一窍不通。起初，人们毫无理由地把披着长头发的男女青年视为存在主义，后来越来越多赶时髦的人来掺和存在主义，一切都成为存在主义的了：有存在主义罪行、存在主义服饰、存在主义酒吧、存在主义歌曲……最热衷“存在主义”的还是青年人。小伙子们一律剃成小平头，还从圣多昂门旧货市场的旧衣店找来大量衣服，一时间，成千上万的方格衬衫、小裤脚的长裤、横格短袖衫、篮球鞋组成的新潮服装涌现在巴黎街头；姑娘们则更喜欢黑色对折裙、黑色紧身毛衣、留长长的直发……这是她们模仿“存在主义歌唱家”朱丽叶·格雷科推出的款式。1947年秋，存在主义登峰造极、盛极一时。人们议论着存在主义绘画、存在主义政治、存在主义经济，连萨特和波伏娃最喜欢的食品如猪肉、腌莱、酸菜、干酪也成了存在主义名菜。人们已经完全将一种他们并不太理解的哲学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混淆起来了。
成名之后的萨特丝毫没有改变。他还是住在旅店里，还是常常到咖啡店坐坐，他还是无心考虑自己该如何打扮，仍然不结婚，仍然避开社交界，也从不拿作家这个幌子来保护自己，尽管如果这样做的话，他的一些“奇谈怪举”可以得到一些谅解。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写作，惟一有所变化的是：他对当代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了。每一个重大社会事件、每一篇重要的政治评论都令他密切关注。
1975年，70岁的萨特破产了，他最后的积蓄都已被他领导创办的《解放》报耗尽。
70岁这年，萨特不仅要第一次开始担心如何才能保证收支平衡，也不得不第一次正视自己的健康“已经被消耗完了”的事实。青年和中年时的萨特身体通常很健壮，很少有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痛苦的时候。如果万一病倒了，他会掩盖或否认他的症状，以致医生很难给他作出诊断。从对年代初起，也就是萨特65岁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这一方面是衰老所带来的生理机能，另一方面则是这个“工作狂”长期以来“同钟点对着干”，以健康换取时间的结果。
萨特一生都有一种紧促感，因此他从来不会放松自己，甚至看到别人的放松，如打哈欠、伸懒腰他也心里不舒服。工作时他总是坐在硬椅子上，从来不坐那种有扶手的安乐椅。他总是事先详细地制定工作计划，然后一丝不苟地逐个实施它们。为了提高写作速度，他大量地服用兴奋剂，使自己保持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兴奋剂还能消除抑制，使他能克服各种原因的胆怯心理，直接面对他想要表达的主题，走上通向“真实”的心理之路。萨特在创作生活的后半段尤其是在玩命，他写作时的那种气势、那种速度，让旁观者觉得仿佛在看一场运动会的绝技表演。每当萨特发现自己头脑空空，不能自发地写作时，他就产生了强烈的焦虑甚至羞耻，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只有当病情严重到实在无法支撑下去时，他才肯给自己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机会。萨特这种无视健康的做法终于使他在晚年饱受疾病的折磨。
疾病对萨特的打击是沉重的：动脉炎、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等数病齐发，导致萨特出现中风、昏睡、健忘、思维紊乱、产生幻觉等种种症状。
与病魔的抗争是萨特晚年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一次次病情的发作使萨特陷入沮丧之中，而死亡的阴影也一点点地袭上他的心头。一天晚上，萨特又处于轻度中风的状态，他呆呆地坐在那儿，什么也不能干，烟老是从他的嘴里掉下来。波伏娃的养女西尔薇替他拾起来，他接过后又从手中滑落了，整个晚上，这个过程一再地重复着。这时，唱机里响起了《安魂曲》。“这对我倒真合适。”舌疾急性发作使萨特一晚上一言不发，但这句话他却嗫嚅了好几遍，令听者不寒而栗。
1980年3月20日，因肺气肿和尿毒症急剧恶化，萨特住进了医院。尽管这不是致命之症，但由于衰弱的萨特经受不了所必须的手术，他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边缘。对此，朋友们和医生都对萨特守口如瓶。
萨特似乎感觉到了大限已到，但除了为他的葬礼的花销而担忧以外，他并不惊慌，平静地接受了自己不久就将永远地离开人世的事实。他认为反抗一个他无法改变的命运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不时会谈到死亡，但从未露出恐惧之色。住院期间的萨特经常昏睡过去，但每当神志清楚时，他的安宁、紧张，对周围人的友谊和感激，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爱，无不令旁人动容。“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他总是这样满意地说。
4月15日，萨特终于没有再醒过来。4天后，蒙巴那斯区出现了自上一世纪的伟人雨果逝世以来从未有过的感人、盛大的送葬场面。送葬的人从2万增加到5万，人们在灵柩旁自发地手拉着手，筑起一道道人墙，灵车后，密密麻麻、看不到头的队伍井然有序而又感情激动。与此同时，全世界的电台，报纸都在报道这一令人哀痛的消息与场景，各界知名人士表达了他们的悲痛心情。法国总统德斯坦亲自向萨特的遗体告别，他说，萨特之死“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那样。”美国《华盛顿邮报》盛赞“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他的斗争“是明智的、坚韧的、勇敢的。”而许多曾经受到萨特生前激烈无情的批评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萨特的对手们都相继发表悼文，承认萨特伟大的哲学、文学贡献和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