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脉源远流长。从诸子百家、诗词歌赋到声韵训诂、金石书画等等，三千大道，不一而足。而在每一条路上，总有或追求心灵归宿者，纵情于山水风物，或追求格物致知者，沉迷于即事观理。自有炎黄文字甚至上溯至自有华夏语言以来，垂千万年以降，雅士达人灿若星河，数不胜数。
时至近当代，恰遇中华沉沦之后百年奋起，风云际会，大师频出，为中华文脉之承继发扬屡绽异彩。沈从文、冯雪峰、张光年、李可染、侯金镜、赵少侯、金人、沃渣，等等，宏文今日超秦汉，妙手千家写报章。世人对其耳熟能详，学子对其顶礼膜拜。
丹江口何其幸也。以一方瘠薄之土地，竟曾与以上诸多大师深深结缘。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因“文化大革命”之肇因，文化部创办咸宁“五七”干校，6000余名文化部高级领导干部，著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文博专家、学者及其家属下放鄂南向阳湖劳动锻炼。1969年底，文化部为保护年老体弱的文化名人，专门在丹江设立办事处，后改为文化部“五七”干校丹江分校，校址位于现丹江口文字605厂沟垴。李可染、白登云、袁牧之、陈述亮、曹安和等都是直接从北京到丹江口的。1971年夏天，从咸宁总部分流了一批人，同时也将分散在金口和其它地方的家属集中到了丹江分校。这些学员中有著名作家沈从文及夫人张兆和，齐白石老人的弟子李可染，文化部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副局长张国光，翻译家金人、赵少侯，古典文学专家王利器、顾学颉，老学者傅振伦，书法家李长路，文博专家单士元、徐邦达，故宫研究员朱家溍，京剧板鼓大师白登云，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可奎，琵琶艺术大师曹安和女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书法大师陈述亮，油画大师许幸之以及文化教育界名人董永绍、陈杏圆、袁涌进等。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众多中国文化教育界的翘楚精英，汇集于丹江口市之一隅。于时代而论，诚为历史浩劫，于诸大师而言，亦是人生厄运，但于丹江口市而言，却是千载难逢之大事件。至今转眼回顾，那时间，金岗山麓、汉水之滨：青山收笔底，翰墨图书，皆成风彩；绿水涌毫端，往来谈笑，尽是学人。
“五七”干校因文化人云集，轶事众多，酸甜苦辣不一而足，桩桩件件，渗透的是对沧桑岁月的叹息，对荒唐“文革”的反思。这一段历史，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史的一部分，注定也会成为当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部分，其研究价值和抢救意义不言而喻。近年来，已有李城外先生等有识之士慧眼先识，对“文革”中有关“五七”干校的情况进行梳理、研究，出版了不少书籍，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鸣。2010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了《向阳湖文化丛书》。丹江口市委、市政府今附骥尾，组织专门力量对文化部“五七”干校丹江分校的部分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成书《金岗山麓的追忆——文化部丹江口“五七”干校文化名人寻访录》，愿以此抛砖引玉，对相关研究工作稍有促进。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目前，在丹江口的土地上，那作为干校旧址的一幢幢红砖平房仍然屹立；李可染、沃渣等大师在丹江口传承的弟子虽已开枝散叶，至今仍然深深缅怀恩师；而病逝于均县人民医院的金人先生，至今我们仍不知葬于何处……且不论“干校文化”的研究与否，仅仅作为一段特定历史的承载者，作为与以上诸多文化名人深深结缘者，丹江口便必须承担这一使命：整理保存相关的史料，为研究当代政治史、文化史尤其是“文革”史提供一些文字的依据。对于那个特殊时代的那些“落难的精神贵族”，我们或许只能仰望，我们或许未必能够理解他们那饱受煎熬的灵魂，但我们有义务通过我们的探索与努力，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发掘与研究，从中找到积极的东西，以供今人和后人思考与借鉴。套用咸宁市向阳湖文化研究者李城外先生的话，其目的有四：一是吸取特殊年代的历史教训，二是记录文化名人的心路历程，三是展示知识精英的丰硕成果，四是填补干校研究的国内空白。总之，为特殊时代留痕，为文化名人存照，功莫大焉。至于以此为丹江口的人文风物厚实隽永寻求佐证，以名人效应为旅游经济增光添彩等等其它功利的意图，与之相比，则当为细枝末节了。
余秋雨先生说：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址的展览室里，有这样两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着苦辣人生，历史的筹码历史地掂量着沉重记忆。”在缅怀“五七”干校沉重历史的过程中，在品味那些文化名人生活轶事的过程中，我似乎更加读懂了以上这些话。
丹江口自是山灵水秀，更因其“人文山水”的独特自来便是吸引国内外游客的佳处。惟愿有更多的人，能来到这片土地上寻觅那些古老的诗韵，寻觅那些影响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寻觅那些沉重的经验与思想。
值此《金岗山麓的追忆——文化部丹江口“五七”干校文化名人寻访录》结集付梓之际，谨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