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出童话的地方。四十个学员便是童话里的人物。男孩女孩各一半，大的十六岁，小的十二三岁，个个都有绰号：香瓜头，香烟头，小黑皮，西瓜，鸭子，周大姐，大美人，兜兜，老虎……一个从温州来的男孩，训练时一翻跟斗就常打屁，被冠之以屁老板。张宁因刚进学员队时年纪小个头也小，长相、嗓音甜甜的，被冠之以葡萄干。每到晚上，男孩女孩们穿上定做的小军装、锃亮的小皮鞋，排好队，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是一个兵》，去外面的学校上文化课，沿路上的行人没有不停足观望的，那眼里溢出的羡慕与感叹，在他们齐刷刷的脚步里纷纷弹落……
训练是苦的。给学员们上形体课、古典课、芭蕾课的，是李首珠老师。第一次见面时，她脸上严肃得没有一点笑容，她以此向孩子们表明，在训练时她没有七情六欲，而只是一台机器。靠墙倒立，李老师的锣不敲，就不能把腿放下来，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腰在发软，腿在颤抖，血脉往小脑袋里压得几乎要爆炸，两条手臂则酸麻得似乎即刻要在关节处断开。几十双倒看、圆睁的小眼睛，一忽儿向李老师发出乞丐般的兮兮可怜之色，一忽儿向李老师掷射咬牙切齿般的愤怒……半个小时，终于锣响了，几个孩子似地狱里跑出来的饿鬼，急切切早那么几秒，不行，李老师下令他们重新来过，一来又是半个小时。不论三伏苦夏，还是数九寒冬，都得如此不折不扣地训练，每回训练下来，孩子们都像是刚从水池里打捞上来的鸭子，连咻咻喘气的力气都没有……张宁害怕了，与“鸭子”结伴逃跑回家，她在家里装肚子痛，但终归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有苦，更有孩提时代的欢乐。苦被欢乐化解开来，而且随着对舞蹈事业的日益挚爱，这苦又成了欢乐的一个源泉。
上完课以后，临睡觉之前，一个个鬼的幽灵在孩子们惴惴怯怯的眼里飘进飘出，甚至走到梦里来。折腾，呓语，窒闷，惊醒，直到窗外又是一个清新、明丽的早晨，脑中的铅坠之感才顿然脱落。可是第二天，又照旧说鬼，听鬼……
走廊里，花园里。人影憧憧，窸窸窣窣，踩碎夜露，撞下花粉，天上的星星看见了孩子们藏身的处所，可它们默默清明，不忍心道破孩子们的秘密。捉迷藏的结果常常是，三个五个、男男女女，撞在了一起，滚做了一堆，那纯净得如星光般清明的笑声、闹声，划破了卫岗大院里温馨的天籁……
初夏时节，星期天。学员们常骑白行车去城里玩。中间两个大坡，除卫岗大坡，还有一个是中山门大坡，坡很陡、很长，车队哗地一片下去，犹如从天上倾泄而下的彩河。风呼呼地扑面而来，辫子飘飘拂拂，裙子鼓鼓荡荡，被鼓荡的还有生命的愉悦，青春的自豪……这一景观似乎与不远处紫金山主峰上雄伟、肃穆的中山陵不太协调，但往深想，却是极为和谐的。
生活上也同样富足。就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那三年，每个学员每月还保证有一斤白糖的供应……
他们不知道此时一场空前的大饥饿正在中原大地上徘徊。
他们也不曾关心：一九六二年，毛泽东主席亲白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并在会上做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他们更不曾去想想：由此自己的未来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中国，始终在向他们说着一个玫瑰色的故事。
最关键的一条，是张宁有着极为优越的形体条件；
上起芭蕾课，二十个女孩子一色的小胸衣、小裤头，手臂、肩膀、大腿全裸在外面，那春柳扶风般的款款身段，粼粼水波似的生动曲线，个个叫人眼睛发亮。即使如此，在这些女孩子里，张宁还是最出众的。她的腰和腿韧带的柔软度，曾让有关部门列为专门课题进行研究，也让李首珠老师心里赞叹不已，就是二十年之后，也记忆犹新，做了这样的评价：“张宁，像你当年那样的形体条件，就是在当今的全国舞蹈界，也找不出几个来。”
也许花儿因为身边总少不了一群营营嗡嗡的蜂儿，才知道了自己的芬芳。她也因为几乎整日里被一群营营嗡嗡的“蜂儿”所包围，才知道了自己的容貌——
少女时代，每次她上街，总有人尾随几条街不舍离去。有人走过去了，又调过头，再与她面对面地走一遭。有人扶着白行车，车子撞翻了路边的水果摊，可摊主的责骂仍未能把他几乎是焊上去的视线给剥落下来……
难怪已婚的异性们“立场不稳”，更难怪未婚的男人们身不由己，像是冥冥之中神差鬼使。就是女人们也打破了那条主宰阴阳世界的铁律——异性相吸，同性相斥。一位女友恨自己为啥不投胎成个男人，好与她结婚。在公共浴室里，一个老同志呆呆地看着她，良久，说了这么一句：“张宁啊，你长得这么漂亮的身子，将来不知是哪个有福之人来娶你。”
对待美，张宁远不如对待自己的青春那般爽朗，她表现为某种病态——一种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红颜女子们大都会有的病态：精神上她感觉到一种丑，一种被人打量、被人评价的丑，乃至在生理上产生厌恶，好似厌恶水田里老爱粘乎乎、滑腻腻地爬上人腿的蚂蝗……于是，她很早就有了低头走路的习惯，眼睛只盯着脚尖前的一点地方。眼界是深山古刹般清静了，耳朵里又不太平了。“走到跟前都不理人，”不少人背后嘀咕她“白命清高”……
也许这便是少女时代张宁的全部困惑，全部苦恼。与同时代的少男少女们比起来，这只是蜗牛壳里的困惑，蜗牛壳里的苦恼。
因为诸多的幸运附加一身，她更享受到了同时代的少男少女们常常做梦也难以企及的殊荣——
她成了团里的主要演员。而那几年正是前线歌舞团的全盛时期，无论就水平，还是论影响，都是全国第一流的。在一九六四年的全军文艺会演时，成绩名列前茅。地方文艺团体更是难以匹敌。
她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序幕里跳葵花舞，第二场打土豪、分田地里跳分粮舞，第五场百万雄师过大江里跳女民兵舞，第七场欢庆胜利时跳纺织工人舞。
一九六五年元旦前夕，《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最后彩排。当毛泽东主席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前排就坐后，大厅里响起了铃声，旋即，灿若星河的灯光渐渐暗弱，只剩下一束追光投射在绛紫色1964年，北京全军文艺汇演中，表演贝壳舞（张宁是中间领舞的绸绒大幕。此时，她就站在大幕旁边，幸福感，紧张感，犹如两根紧紧相缠的绳子，缠得她几乎透不过气来。然而大幕一旦拉开，她就像突然受了某股神奇力量的点拨，心明如泉，身轻似燕，一下进入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纵情的境界。她举着一朵硕大的葵花向天幕上一轮辉煌的太阳舞去，她感到了太阳的热力，感到了那灿灿的金汁正随自己的血脉汹涌地漫过全身，她双眼晶晶润润，喉问热热辣辣，她渴望着呼喊些什么，切盼着台下的中央首长能在群舞的演员里注视起自己，因为自己是红军的后代，自己是党哺育大的女儿……
毛泽东主席难注意到她，多年来他已司空见惯了这样的场面，何况这时他正在进行某种思考。就在这前后，他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全党县一级单位，其中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等人的《燕山夜话》。也许就在这万人大会堂里，他还触景生思，怎样把《东方红》里已经记录下的革命推向更深刻、更纯洁、更壮阔的境地。
也有中央领导同志注意到她。
全军文艺会演期问，一次演出完后谢幕，周恩来总理，陈毅、贺龙副总理，在总政文化部陈其通部长陪同下走上台来接见演员。
周总理和演员们依次握手，握到她时，总理说：“听说你是全团年龄最小的一个。”说完，又慈父般拍拍她的肩……
贺龙副总理握手时问：“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宁。”
“你的腰可真软，你有没有腰哦？”
她演贝壳舞的领舞，里面有一个难度很高的腰部控制动作——腰向后仰，右腿抬起来，而且不是一瞬间，得定格住。会演期间，其他军区的舞蹈演员来团里学贝壳舞，一到这个动作，便都囫囵吞枣，做不到位……
听贺龙副总理这么一说，已走过去的陈毅副总理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那张烙满中国革命历次伟大历史事件的脸膛此时无比谐趣、生动，他爽朗地笑了，“姑娘，羡慕你呀！我们都是一把老骨头了……”
还是这次全军文艺会演期间。一天晚上，在军事博物馆顶楼举行露天舞会，刚开始不久，团长沈亚威叫住她：“罗总长要和你谈话，你去陪他跳个舞……”刚说完，岁瑞卿同志已经走到南京军区代表团这里，并在她的那张桌子边坐下。
罗总长问：“你叫什么名字？”
沈团长主动介绍说：“她叫张宁，是我们团里年纪最小的一个。他父亲去世早，她是红军烈士子弟。”
“你的舞蹈条件很好，年纪又轻，要为部队文艺工作做贡献。培养出你这样一个人才不容易，你有没有决心在部队干到底？”
“我有决心。”
“好，有志气。部队文艺工作者，不但要面向部队，还要面向中国，面向世界，你们的前途远大得很哩！”
罗总长站起来，伸出大手，请她跳舞。
舞时，他问：“你爸爸是哪里人？”
“江西兴国人。”
“哦，兴国，那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将军县。几方面军的？”
“四方面军的。”
“你妈妈哪里人？”
“胶东人。抗日战争时期的兵。”
“好呀，一个革命家庭。你可不要忘了他们。今后你有什么事到北京，到我家里玩去，看看我这个革命家庭……”
“好。”
两人转到了正坐着的李先念副总理身旁，罗总长停了下来，“老李啊，你看看，我给你领来个小同乡……”
后者站起来，问张宁：“你哪个县？”
“我兴国县。”
李先念副总理稍愣了一下，“那是江西的。”继而哈哈笑道：“罗总，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弄清我李先念的老家在哪里？”
像是一个小小的惩罚，副总理随即挽起总长舞伴的腰部，踩着《步步高》的曲子，进了舞池……
“你是江西老俵，我是湖北佬。有句话听过吗？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
她摇摇头。
副总理笑了。又问：“你多大了？”
“十五岁。”
“嗬，十五岁长得像十八岁的大姑娘。你爸爸呢？”
“爸爸去世了……”
“哦，孩儿可怜。你什么时候当的兵？”
“十岁时当兵。”
“这么小就离家，你妈妈舍得你……”
跳的是中四步，旋律并不快。可她一个舞蹈演员却刚刚学会交际舞，再加上得不时注意首长问话的紧张，她常踩到罗总长和李副总理的脚。他们丝毫未减兴致，挽着颇为笨拙的她跳舞，宛如长辈看见一个刚会走步的孩子趔趔趄趄上路，笑纹里舒展着宽容，目光里溢满了鼓励。尤其是岁总长，高大、挺拔的身材，舞姿却依然轻柔，一路飘飘逸逸，一路潇潇洒洒，好似大将军的神思常常纵横驰骋在祖国千道兵阵、万座军营的辽阔版图……
如众星拱月，露天舞场上的男男女女们都注视着这旋舞的一老一少。一角昏冥中，却露出了命运的冷峻之色，它已经感觉到历史愈逼近、愈厚重的寒意。此刻，只有它知道：一二年之后，这一老一少将不能再跳舞了，也许眼前就是他们的最后一场交际舞。他们得同一个权势跃上顶端的人打交道，他们的头上将会悬着同一柄克利达摩斯之剑……
一九六五年，对于张宁来说，是“大串连”的一年。和次年令举世震惊的红卫兵大串连迥然不同，她没有去挤连行李架上、厕所里也塞满了人、膨胀得好似一条断了脊梁的狗在艰难前行的列车，更不会餐风露宿，徒步千里，做“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的旅行。她是以贵宾的资格，在世界“大串连”：上半年，基本以前线歌舞团为班底，再加上著名歌唱家胡松华、马玉涛、著名舞蹈家张钧、阿依吐娜等人组成中国青年艺术家代表团，随周总理为团长、陈毅副总理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了印度尼西亚、柬埔寨。下半年，按照文化交流协议，全团原班人马又正式访问了阿尔巴尼亚、波兰。为候车待机，还在苏联、匈牙利、蒙古做了停留。
飞机，真是个不可思议的怪物。巨翼之下，湛蓝的海水再无际，也不过似一方轻绸被谁遗失在那里；雪凝的冰峰再巍峨，也不过如几颗泥丸被孩子掷弃在那里……
遥远的世界一下小了，变成了一盏走马灯。那些罩在一圈神秘的光环里、平日只能从广播、报纸上听见与看到名字的大人物，暂时搁置了各自都颇为动人的政治，各自都少不了的忡忡忧心，也许还有某个韬晦之计，某种怪僻之处，以温文尔雅的微笑，彬彬有礼的举止，一位位从走马灯里走了出来。
大厅里，一圈茶几，上面放满五光十色的糖果、点心。中国青年艺术家代表团的成员们围茶几而坐，拘谨战胜不了眼前这异国风味的糖果、点心的挑逗，从小爱吃零食的张宁更是如此。她尝尝这，晶晶那，嚯，阿尔巴尼亚也有瓜子，她拿了一颗丢进嘴里。这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霍查、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走进了大厅。热烈、由衷的一片掌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人们同时想起的还有毛泽东主席崇高的评价：“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中国人即刻虔诚了，中国人即刻严肃了。一种集体潜意识铁钳般钳制着每一个人，此时别说吃，就是有吃的念头，也是对这一庄严、幸福时刻的亵渎。张宁却想到了吃，那番由一张口里说出来又由另一张口里译出来的话，吸引不了一个十五岁姑娘的注意力，她的注意力蹲在自己嘴里的那颗瓜子上：吐出来，用手帕一掩，挺自然的，她舍不得，刚知其表不知其里，她要品出“阿尔巴尼亚特色”。上下牙床一磕，“咯”的一声，那嘎崩清脆的声响，竞让静谧的大厅几乎为之一震！所有人的目光都准确无异地投向她，聚成一道墙似地压向她，其严厉，其愤懑，似乎从那瓜子壳里蹦出来的不是小小的仁儿，而是大大的“国耻”。只有霍查、谢胡朝着满脸红潮的她笑了，那笑静静地，暖暖地，雍容大度地，直到把那红湖拽下去，将她从困窘里拖上来……
政治家们，即使是心坚如铁的政治家，在这种场合，总是表现有芊芊春草般的温柔。
遥远的世界一下小了，还变成一个色彩斑斓的魔方，每日里都在向被某种公式塑造大的中国少男少女们旋出新奇，旋出困惑，乃至旋出震惊——
车至乌兰巴托车站，大家下来遛腿，谁都觉得有一股羊膻味扑鼻而来，不是极力克制，几个姑娘都想呕了。换上蒙古的餐车，列车继续北上后，餐车里的味儿更重了，重得张宁宁可连着饿几顿肚子。待进入苏联国境，换上了苏联的餐车，那味儿倏然消失了，一进餐车，一股道道地地的西餐味，令人顷刻间脾胃大振……
翻译对姑娘们说：“你们说在蒙古哪里都有一股羊膻味，蒙古人却说中国人身上都有股青草味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