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编写的《海国国志》一书就集中体现了他这一“经世致用”的思想。这本书于1852年完成，共一百卷。它是近代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的介绍世界各国国情的著作。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各方面，而且在书中魏源还重点介绍了自己抵抗侵略、民族自强的重要思想。后来这本书传到日本，备受重视，成为日本近代抵抗西方殖民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魏源主张创办军事工业，学习列强的制造新式武器技术，最终制服、战胜列强，这就是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魏源也不是唯武器论者，他更重视人的作用，没有人去指挥，有了好武器也等于没有，这就预言了以后甲午战争的结局。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结尾，他发自内心地疾呼：“在得人而已！在得人而已！”
百家争鸣
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从政治到经济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学术思想的突前活跃，不同阶段、不同阶层的各个学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据记载，至汉代(公元前206年-220年)初期，以著作形式表述自己学术观点的有一百八十九家。汉代史学家将它们分门别类，归为十家，即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在这十家之中，杂家、农家、小说家所讨论的问题很少涉及哲学。在这十家之外，对(周易)的研究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哲学，可以称为易家；对军事和兵法的研究当时也已形成了一种含有丰富哲学思想的学说，可以称为兵家。在这些学派中尤以儒、墨、道、法家四家影响最大。
阴阳五行说
五行说是讲宇宙构成的元素的，即认为世界万物是由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构成的。据《国语)记载，“和”与“同”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元素与另一种元素参合，能产生新的东西并能得到发展；后者是同一种元素相加，不能产生新物，也不会有所发展。所以，要把土与金、木、水、火杂和起来，才能生成百物。这里的五行，突出了土的作用，既反映了重视农业的思想，也是对五行并列观念的修正。
至于阴阳，则是对自然状态的一种描述，对世界的一种看法，它是古人在观察天文气象、时节变化的基础上萌发的。周人用两种不同性质的阳气和阴气来解释四季的变化和万物的繁茂与凋衰。他们认为在冬去春来之际，气从地下向上蒸发，万物便出苗生长；如果沉滞不能蒸发，农作物便不能茁壮成长。阴气的性质是沉滞下降的，阳气的性质是蒸发上升的，这阴阳二气若相互协调，配合有序，流转正常，就风调雨顺，否则就要发生灾难。周幽王时的伯阳父，曾用阴阳二气的失调来解释当时发生的地震现象。他认为阴阳二气的流转是有一定的秩序的，如果发生秩序紊乱的现象，阴阳二气就各失其位，就要发生地震。
后来，古人对各种现象进行抽象概括，以阳代表天、日、昼、暑、刚、强、前、男等，以阴代表地、月、夜、寒、柔、弱、后、女等，认为两种势力相互对立和依赖，是事物固有的属性，是引起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
阴阳五行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对中国古代的学术和日常生活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魏晋玄学
汉末黄巾之乱，中央集权瓦解，儒家经术也随之衰落。乱世之中，老庄思想抬头，加上曹操等人崇法术刑名，便产生了尚论玄理的。魏晋玄学寻求顺时应变的处世之道，在乱世中保存自己，甚至重建或再创社会秩序。这一时刻的学者，大多从老子、庄子的学说，甚至从《周易》的理论中，寻找“玄”的道理，从而促成玄学的流行。
玄谈的课题主要有才性四本论、声有无哀乐、养生论、言意之辩以及圣人有情或无情等。这些玄谈的主题，经由正始到竹林七贤时期大致完成。玄谈由正始经竹林、西晋到东晋，发展到最盛，特别是东晋，几乎全为玄谈笼罩。
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阮籍、嵇康、王弼、向秀、郭象等。
它的发展经过四个时期：第一是曹魏正始时期。玄学家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以《易》、《老》为理论论据，盛倡“贵无”，鼓吹“言不尽意”，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为门阀土族利益服务。第二是西晋初至元康时期。玄学家以竹林名土阮籍、嵇康为代表，思想上与何王学派对立，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庶族寒门的利益。第三是晋元康时期。玄学家以裴颇为代表，提倡“崇有论”，反对“贵无论”。第四是晋永嘉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是玄学的综合和完成时期。
什么是理学
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 ，即程朱理学。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
理学讨论的问题主要有：①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②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③认识论问题 ，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 。
理学流派纷纭复杂，尽管这些学派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特点，但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主要有三大派别 ，即张载为代表的气一元论哲学；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一元论哲学；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一元论哲学。
作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理学一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它在思辨哲学方面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理学在强化封建礼教 、维护宗法等方面，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愈益起着消极乃至反动的作用。
理学宗师——朱熹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世称朱子微笑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他是南宋最博学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学者，是程朱理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朱熹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他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孝据、典章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朱熹哲学发展了程颐等人的思想，集理学之大成，构建起了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他认为“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朱熹的著作很多，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的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西铭解》、《太极图说解》，以及后人编纂的《朱子全书》、《朱子语类》等。
心学泰斗——王阳明
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今属浙江）人，因为他曾经筑室于绍兴阳明洞中，后又创办阳明书院，所以被称为阳明先生。在我国古代诸多思想家中，王阳明是很特殊的一位。他是哲学家、教育家，却又是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名将。他与程朱理学唱反调的过程中，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虽然属心学一派，但水平却超过了以前的心学大师陆九渊，并且是集心学大成，影响了好几代人。
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心外无物。他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他还提出“心外无理”的命题。在他看来，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说“心即理”。比如，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而他却认为是人们心中所固有的，这就是他所谓的“良知”。他主张，要认识“理”，即所谓“知良知”，其途径不是通过实践，而是到心中去体会先验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要求人们主动自觉地为善去恶，用封建伦理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动。
他也和朱熹一样，把“人欲”看作“天理”的对立物，认为由于先天的“良知”受到了外来物欲的“昏蔽”，人们才会有不善的思想和行动，因此，他竭力宣扬“去人欲，存天理”，只要人们体会到心中固有的“良知”，扫灭私欲，哪怕“愚夫愚妇”也可以成为“圣人”。他的心学，归结起来，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消除一切反抗的念头，从心底深处服从封建统治。
他的学说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与程朱学派对抗，影响很大。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传习录》和《大学问》，在当时都很受欢迎。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后来他的学说还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洪仁玕(1822～1864) 中国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者。字益谦(一作谦益) ，号吉甫 。广东花县(今花都市)人。洪秀全族弟，太平天国干王。
清咸丰九年（1859年）洪仁玕提出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 它的主要内容是：政治上强调“设法用人”。“设法”也即制定法律、制度，反对结党联盟，加强中央统一领导。所谓“用人”，即要做到人尽其用，赏罚严明，延揽人才，广采意见，鼓励人人奋力上进。同时反对私门请谒及依恃父兄朋友权势，钻营仕途，发现此类情事，立即审实革职，二罪俱罚。经济上，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制造火轮车、火船、汽船，以坚固轻捷为妙；发展制造、开采、冶炼业，业主享有专利，国家予以保护，凡金、银、铜、铁、锡等矿物，探出者受赏，并允其招民开采；发展金融、邮政事业，国家设立邮亭，传递朝廷文书，民间可办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并准许私人创办银行。文化教育上主张开办学馆，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凡轮船、火车、钟表等等“正正堂堂之技”，必须学习；认为文化遗产并非一无可取，但反对骄奢之习。社会改革上，严禁鸦片，取缔迷信，禁止溺婴和蓄奴，兴办医院、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育婴堂等社会福利事业。外交上，反对闭关态度，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国人不得触犯太平天国的国法，不得干涉天国内政。
《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它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产物，仅代表少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规划，因此未提及农民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同时，正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提出的这个建设方案，却丝毫未涉及抗击外国侵略的问题。同时由于太平天国本身不具备实施资本主义建设方案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加以战争环境的限制，故未能实行。
《盐铁论》写的是谁的理财思想
《盐铁论》是我国西汉桓宽根据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大辩论。桓宽，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汉宣帝时被推举为郎，曾任庐江太守丞。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之议。贤良、文学在辩论中所阐述的当时的儒家经济思想，经过《盐铁论》作者桓宽的“推衍”，更为全面系统，形成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
《盐铁论》全书分为10卷60篇，前41篇是写会议上的正式辩论 ，自第42～59篇是写会后的余谈，最后一篇“杂论”是作者写的后序。篇各标目，前后联成一气，采用对话文体，以生动的语言真实反映当时的辩论情景，保存了不少西汉中叶的经济史料和丰富的经济思想资料，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经济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五四运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