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继诚
我有一张褪色的照片，至今已近二十年了。这张照片确是“有碍观瞻”。棉衣裤很不合体，一顶长毛狗皮帽儿，压在干瘦的小脸上。摄影技术极差，本来就不白的面孔，更显得黑。那双一本正经的眼，极无生气。
那还是1968年的初冬，风华正茂的我，面对将要奔赴的“广阔天地”，很有些革命的浪漫感。母亲却整夜不睡。那些日子，她觉得时间出奇的快。走的那天，我起得很早。窗外还墨一样的黑，母亲忙着做早饭，行装整齐地放在地当中，几夜未睡，她两眼红肿。我有些惘然，感到从此将要失去什么最为宝贵的东西。我环顾家里的一切，觉得从此不再回来。母亲不断地叮嘱我，好几次声哑，急急地去洗脸，擦得十分用力。我说：“我走了。”她的泪是再也止不住了，且没有力量从她的坐处站起身来。邻居们死死地拉着我快走，走出好远，忽听身后唤我的乳名，母亲奔过来，失魂落魄，她紧紧地抓住我。我是永远也忘不了那张被极度痛苦所扭曲了的脸……光阴似箭，我来到祖国的北部边陲已两载有余。我想母亲也一定想我，就约了几个知青，跑到几十里外的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全身照，就是这张“其貌不扬”的小照。摄影技术极差，但毕竟是我的近照。我连夜寄了出去。后来我知道，母亲拿着这张照片哭得很悲哀，她说我瘦了，脸又黑，衣裤长长的，也不知道卷起来。她说穿的这样少，绝对抵不住零下四十度的风寒。她好几次忘记了手中的活计，呆呆的不动，好几次无缘由地失声痛哭。又过了几个月，我忽然收到一封加急电报，“母病危，速归”。我慌了，不知所措，同屋的一个知青，早几天也收到了一封电报，传来的是“母病故”的噩耗。另一个上海知青，因请探亲假，被连长点了名，说她“扎根边疆志不坚”，从此，她半疯半傻，好可怜。我怎么办？我不相信母亲会说谎，我清楚记得小时候因为撒谎，气得母亲脸色铁青的样子，那顿打，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几位兵团战友给我出主意，让我去找团长请假，天地良心，团长准了假我家不在街面上，要穿过三条连接着的胡同，邻居小鬼们见了我，有充足的时间跑去报信，我还没进第二条胡同，母亲便急急火火地奔出来，她一把抓住我，死死地盯住我看，忘却了身边的一切，一任泪水尽情地流。我看不出，母亲是悲还是喜，是醒还是梦，我看得出她并没有“病危”，这该是我记忆中的母亲的第一次“说谎”，她苍老得太多，再也挨不过日复一日的思子之情。
终于有一天，太阳转到了夺去母亲生命的那一刻，转到了夺去我最珍贵的母爱的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命运之神是那样不可抗拒，那情形好惨。她大口大口地喘息，吸进的似乎不是气，而是一支支利箭。不大分明的双眼，死死地盯住床边的儿女们，我们彻底地慌了，撕心裂肺的哭声又给母亲那苍白的脸上增加了一层绝望的痛苦。我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分担哪怕是一点点的痛苦，却要眼睁睁地看着她去咽气。她至死没能说出一句话来。看得出，她是尽了巨大的努力，以便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说出必须留给后人的嘱托。
几天以后，我捧着母亲的骨灰，来到了一片墓地，我的姥姥葬在这里，野草没膝，使人望而生畏。这条路我一点也不陌生，小时候母亲几乎每年都要带我到这里，她蹲在姥姥的坟前，慢慢烧化着纸锭，双眼噙满了泪，喃喃地低语着。那时我还不知道母亲六岁时就已卖作童养媳，姥姥卖女葬夫，不得已而为之。母亲能得到多少母爱呢？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就已深深地打下任人驱使、奴役的烙印，看着别人的孩子穿衣、上学，享受母爱，她辛酸落泪，而又无法改变世道强加给她的不公平的现实，她仍旧走着父辈所走过的路。在生她、养她、奴役她的这块古老而又贫穷的土地上，她默默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寒暑春秋。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格外珍惜那一点点的母爱。那时母亲站在墓前，总是久久不忍离去，后来我知道，姥姥正是为了赎回作童养媳的女儿才早殇的。姥姥拼命劳作，打短工、做奶娘、沿路乞讨，干尽人间最悲苦的工作。现在我的母亲也将永远留在这片墓地里，陪伴她孤独多年的母亲。
我把骨灰放在姥姥墓旁，摆好几碟她生前最喜吃的饭菜，点燃了纸锭，烟色幽蓝，冉冉上升，融化在湛蓝的天空里。我像当年的母亲一样，喃喃地低语着，这世界若果真有灵魂，她也该享受到在人间绝少享受的母爱了。
母亲的遗物少得可怜，除去四季常用的衣物外，便一无所有了。然而，在这有限的遗物中，我却意外地发现了这张几乎被我忘却的照片，它保存得竟是那样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