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沿用计划经济下的金牌战略，且国有国营，由政府一手操办，其成本不仅仅是金钱。在转型时期，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物欲横流，人人思钱，个别官员又贪婪成性。当体育仍沿用原来的方法时，问题就比过去复杂了。计划经济之下，除了阶级斗争扭曲人外，社会风气比今天强得多，体育运动总体上干净得多。在今天的金牌战略下，官员和运动员又要面对金钱诱惑和不正之风。为奥运会金牌战略服务的全运会也就发生了扭曲。黑哨、偏哨、斗殴、下跪、假摔、内定冠军、兴奋剂……似乎体育界的丑闻全集中在这里了。我们不禁要问：争夺金牌到底是为了什么？带着丑闻的金牌是国家的荣誉，还是耻辱？难道我们花钱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看来在转向市场经济的今天，体育也该市场化了。体育可以以全民健身为目标，也可以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可以把体育作为娱乐产业进行市场化操作。相当一部分体育运动，如足球、篮球、拳击等，可以作为娱乐业自己养活自己。美国的NBA不就是成功的例子吗？国家也要花钱，但不是以夺取多少金牌为目标，而是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或资助一些重要而又无法赚钱的体育运动项目。
市场化的关键还不在于谁来花钱，而在于谁来经营体育，体育不能国有国营，由政府一手操办。体育市场化就在于应该给企业办的就让企业办，各种体育俱乐部（如足球俱乐部）就是企业，实行市场化经营。各国的足球比赛就是由它们组织的，既作为娱乐活动赚了钱，还可以为企业做广告来赚钱，在市场竞争中就提高了足球水平。政府不要插手具体事务，仅仅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而已。全运会上的众多丑闻恐怕与体育官员的不正之风有关。权力又一次发威。体育部门既是体育运动管理者又是经营者，权力太大，利益得失也太大，明确界定体育部门与官员应起的作用，才能有干净的体育。
体育转向市场，金牌战略会受冲击。但一时少几块金牌，除了那些体育官员面子上不好看，耽误仕途升迁之外，对国家的荣誉和目标地位并没有什么影响。以金牌战略为导向，丑闻不断，那才丢了中国人的脸。坚持市场化方向，全民身体素质提高，体育比赛成为提高人民精神文明程度的娱乐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金牌还会增加。美国这些体育大国走的不正是这一条路吗？
体育本来是玩的，玩好了争光，玩不好也没什么。金牌战略有点举轻若重，花费巨资效果不佳。这值得我们反思。
竞争才能出精英
英语中的精英（Elite）这个词来自法语，意思是社会的上层或杰出人士。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精英，而且由精英统治和主宰这个社会。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是要消灭精英，而是用一个精英集团取代另一个精英集团。精英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人们先天才能、后天努力和机遇的不同，总有少数人由于才华出众、刻苦努力和运气好而进入精英集团。但是，在不同的社会中，精英形成的方法不同，对社会的作用也完全不同。
在传统社会中，精英的地位来自政治权力，是统治者，当不存在竞争的选举机制时，政权来自暴力革命。在群雄逐鹿中原时，他们是成功者，这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王”与“寇”一字之差，本质上都借助了暴力，所以，都是草莽英雄，能成为精英者，大抵没有什么文化，甚至是流氓无产者。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及开国元勋们，大多如此，不过应该承认，他们无论在脑力还是体力上毕竟是强者，在那样的社会里成为精英也很正常。一代王朝建立之后，精英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贵族，如皇帝或王公，他们的后代能成为精英，靠的不是能力，而是血统。另一种是名门望族，他们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如科举中胜出）进入精英集团的。没有改朝换代，贵族的精英地位是不变的。但即使在一个朝代内，名门望族的地位也是变的。所谓“富不过三代”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精英的形成与延续机制对社会是不利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与停滞性与此相关。运用暴力改朝换代仅仅是实现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暴力的结果不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仅仅是统治者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暴力本身是一场社会动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这种精英形成的过程是以社会的倒退和千百万人的鲜血为代价的。精英成了历史的罪人。这种精英集团形成之后要巩固自己的地位，防止别人取代他们的地位，这就要在政治上采用高压专制手段。而且，他们把当初投身于暴力作为一种风险投资，获得政权后就要取得投资回报，从而以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为能事。其结果是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社会贫穷落后。同时又用愚民政策来防止有人夺取他们的地位，扼杀了许多潜在精英的纵向流动之路。这个精英集团也需要补充，但他们需要的是高级奴才，而不是真正的人才，科举制正是为此服务的。对奴才的需求扼杀了人的创造性，进入精英集团者虽然有能人（历史上的贤相），但主体是和珅这样没有独立人格的庸才。这是精英选拔中的逆淘汰机制。
在传统社会中，精英集中于政治，而且只有通过政治这一条路才能成为精英。从商的经济人才贡献再大也难成为精英。经商致富的晋商和徽商再有钱也属于下九流。从文的文化人只要不能进入政治体制，再有才华也没用——诗人李白、杜甫，小说家罗贯中、曹雪芹都是如此。当只有通过政治一条路才能进入精英集团时，这个社会的愚昧、落后、贫穷就是必然的，这时的精英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现代社会并没有消灭精英，但精英形成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的精英不仅有政治精英，而且还有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条条道路都可以成为受人尊敬、有社会地位的精英，而不必人人都去搞政治。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不是靠暴力，也不是靠血统，而是靠在各个领域的竞争。选举制使政治精英来自政治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玩弄阴谋诡计或宫廷政变，而是公开透明的，当选之后还要接受选民和舆论的监督。这就使有经邦治国之才的能人进入政治精英集团，为管理国家贡献才华。经济竞争使一批天才企业家成为经济精英，他们的竞争促进了社会繁荣，极大地增加了社会财富，对社会功德无量。他们在使自己富有并成为精英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进步。文化事业繁荣的基础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个竞争过程中，那些对繁荣文化、艺术、学术作贡献的人成名成家，自然就是精英了。
这些人成为精英的过程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而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理解竞争，竞争中产生精英就是这个社会的活力所在。同时，现代社会的公平竞争保证了精英集团永葆活力。这个社会实现了法律权利上的人人平等，使一切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成为精英。当然，竞争的结果，精英仍然是少数人，但这少数人一定是对社会贡献最大者，而且，现代社会的精英不会由于血统和出身固定下来。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动，一代精英过去，又一代新精英出现，精英替代速度相当快，往往不是“富不过三代”，而是“富不过一代”，甚至只有几年，这正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现代社会，英雄不问出身，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成为精英的理想，并为此时奋斗。也许你终身也成不了精英，但有过理想，奋斗过，就不会虚度一生。人人都为成为精英而奋斗，这个社会就是永远进步的。
做大胆言利的企业家
有些企业家喜欢以“儒商”自居。如果“儒商”的含义是有文化的企业家，企业家以此为追求是有意义的。如果“儒商”的含义是儒家的“言义不言利”，那就或者是言不由衷，或者是给自己定错了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