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把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有人都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即他们行为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个人作为居民提供生产要素是为了收入最大化，作为消费者购买物品与劳务是为了效用最大化，作为企业家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从现实中看，企业家的经营活动也许有不同目标，但作为共性是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如前所述，经济学分析是把某种假设作为分析的前提的。在分析企业行为时，基本假设是利润最大化。
在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利”是受到排斥的，“唯利是图”是一个贬义词。长期以来，我们也习惯于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好像“利己”必定“损人”。经济学家强调个人的利己，实际上是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贡献社会、增进社会利益的过程。
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有这样几条途径：
——按消费者的偏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生产，向消费者和社会提供充分的好产品。这样的产品市场欢迎，能卖出好价格，利也就在其中了。
——进行创新活动，不断提高生产率。首先进行创新的企业，产品成本低于其他企业，又可按市场价格出售，其余额就是利。当其他企业为利而进行模仿或再创新时，整个社会受益。
——承担经济活动的风险也会得到作为“风险贴水”的利。社会需要有人承担风险，利就是对风险承担者的报酬。
——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获利。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成功的企业获利，这正是社会进步的过程。
——按最优化原则利用和配置企业拥有的资源。如果每个企业都做到了这一点，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也就实现了最优化。
企业这些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活动哪一项不利于社会？企业言“利”必然对社会有“义”，为何不敢公开言“利”？企业利润增加，向政府交纳的税收增加，企业用利润去投资扩大了就业，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企业唯利是图何罪之有？一个只言“义”，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企业如果亏损还要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养活，这种“义”有什么意义？这种“为人民服务”，岂不是让人民为它服务？
人们往往把当前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结为企业唯利是图，其实市场经济首先必须是一个法制社会。每个人都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从事自己认为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活动。企业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为利润最大化而经营。那些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甚至坑蒙拐骗以谋利的行为不是我们所说的理性经济人行为。犯法的行为最终是要受到法律正义之剑惩罚的，哪有个人利益或利润最大化？现在一些个人或企业为谋私利而从事非法活动的现象存在（甚至还相当严重），并不是因为经济人假设或利润最大化假设不对，而是因为执法不严。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
原计划经济各国的经济改革往往是从承认利润的作用开始的。60年代中期，苏联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从经济学家利别尔曼一篇强调利润作用的文章开始。7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改革也以重新评价孙冶方把利润作为引导企业经济活动“牛鼻子”的观点启动。今天，唯利是图不应是一个贬义词，利润挂帅也不是什么修正主义。企业追求“利”、“义”也就在其中。中国所需要的正是大胆言利、敢作敢为的企业家。
信心来自未来预期
“9.11事件”后人们对美国经济的未来做出3种预测，有悲观者，也有乐观者。“9.11事件”摧毁了纽约世贸大厦，给民航业、保险业和相关行业带来惨重损失。但更重要的是，“9.11事件”冲击了人们的心理——人们对未来经济的信心。经济信心对一个经济的未来至关重要，我们只有从“9.11事件”对美国人心理的影响入手，才能正确判断这一事件的未来影响。
未来是不可预期的，人们对未来经济是否有信心直接影响各种经济决策，尤其是消费和投资。这个道理人们早就知道。但在现代经济学家中认真分析这个问题的第一人还是凯恩斯。
凯恩斯庞大的理论体系是以三大心理规律——心理上的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心理上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心理上的流动偏好（利率的下降有限度）——为基础的。其中最关键的是心理上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经济中严重衰退（或危机）的发生源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这种崩溃的根源则在于对未来信心的突然丧失。凯恩斯把这种信心的丧失归因于“动物的本能”（animalspirit），即由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例如早上起来偶感胃疼）引起的本能性冲动。这种解释自然是过于简单，但他对信心的重视是有见地的。
现在人们总谈论消费信心指数或投资信心指数，可见都知道信心之重要性。信心来自对未来的预期，因此，研究人们信心的大小还必须了解预期的形成方式。信心对经济的重要性，也就是预期对经济的重要性。
例如，在发生通货膨胀之后，如果人们预期通货膨胀会持续下去，对政府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无信心，那么，无论这种通货膨胀最初是由需求还是供给引起的，即使这些原因消失了，通货膨胀也会由于预期而作为一种惯性存在下去。这就给反通货膨胀带来了困难。假设由于总需求增加，物价水平上升5%，人们预期这种通货膨胀会持续下去，就按这种预期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比如，劳资双方按5%通货膨胀率签订工资合约。到下一年，即使引起通货膨胀的总需求原因不存在了，也会由于工资已上升5%而发生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甚至说得极端一点，即使经济中本来没发生通货膨胀，也没有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但如果人们普遍预期会发生通货膨胀，并按这种预期调整自己的行为，那么，最后真的就会发生通货膨胀。
相反，如果人们对政府的反通货膨胀信任，预期也有助于通货膨胀治理。沃尔克作为美联储主席决心制止当时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沃尔克的决心和强有力的紧缩政策使人们对治理通货膨胀充满信心，他们修改了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这是沃尔克以比预想的小的代价获得反通货膨胀成功的重要条件。
人们的信心来自哪里？从根本上说来自制度。我们经常讲投资环境。良好的投资环境对坚定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十分重要，但这种投资环境不是来自某些领导的恩惠、特批或临时性政策，而是来自一套制度，一套有法律程序批准的成形制度。信心来自法治而不是人治。人相信法律，但不相信个人——哪怕是极有权势的个人。从制度的角度看，“9.11事件”对美国的冲击并不大，因为美国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这种制度是美国长期繁荣的保证。
政府的各种政策对人们的信心也有重要影响。如果政府政策多变，人们无法掌握其规律，人们就会做出错误的预期，动摇信心。理性预期学派证明了政策的无效性。这就是说，如果政策是有规律的，人们会做出正确预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失效。如果政策是随机的，可以靠欺骗起到一定作用，但欺骗不能总起作用，这种政策最后只是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因为俗话说得好，你能一时欺骗所有人，也能永远欺骗少数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政府的政策还是要以取信于民为本。人们信任政策，会据此做出正确预期，对未来有信心，经济就能克服各种困难而实现稳定。
“9.11事件”对人们的信心有相当大的冲击。过去美国人相信自己是强大的、安全的、不会有什么大灾难，但这次严重的恐怖行动打破了美国人的这种信心。人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美国还安全吗？”如果这种担心扩散、漫延，就会改变美国人对未来的预期，对美国经济有不利影响。
不过美国人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是一种随机性外部冲击。美国政府重要的不是去弥补这次事件的物质损失，而是恢复美国人的信心。这正是美国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消灭恐怖分子的战争（小布什总统强调这次反恐怖主义是一场战争）进行到底的原因。反恐怖战争不是一种报复行为，而是要重新给美国人一个安全感。这场战争的胜负对美国人未来的信心举足轻重。
我不相信罪恶的恐怖活动会成功，也不相信恐怖分子可以横行无阻。这世界毕竟是有正义的。从这种意义上看，“9.11事件”对美国人信心的打击也是暂时的。美国政府正努力取信于民，信心会恢复。“9.11事件”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也只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