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保小学是初级小学，升五年级要考试，我考到了在我家西边约一里多路的新安镇上的新平小学。教数学的朱老师戴眼镜，上身总是穿一件旧西装，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西装。在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上，我读到了第一首新诗——艾青的《春姑娘》，我一边读一边想，春姑娘不也从我家门口的田埂路走来走去的吗？她挽着的篮子里还会有油菜花、蚕豆花、荠菜花……这首诗，这些想法，使我兴奋，一种莫名的兴奋，也许就在少小年代因为被艾青而感动，诗正向我走来，我正向着诗走去。机缘巧合的是，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的开篇又是一首新诗——袁鹰的《时光老人的礼物》。语文老师叫张其文，胖胖的，和蔼可亲。他在讲解袁鹰的这首诗时，要求我们反复朗读，并布置课外作业，以“时光”为题，每人写一首诗。同学们愕然，诗，什么是诗，怎么写诗？张老师说了六个字的要求：“分行，简练，顺口”。我又哪里知道怎样写诗呢，但内心里有一种冲动，或者说是激情，想写，写我艰辛的母亲、早逝的父亲，真是无知无畏啊，我在油灯底下写到后半夜，开头几行还约略记得：父亲在我出生百天时就死了/把我留给母亲留给光阴/总想让光阴还我父亲/看见的却总是母亲种花地的身影……
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张老师看完我写的这首诗后激赏，除了要我在全班朗读之外，还在学校的墙报上发表，并且送给我一本显然是他常读的《唐诗三百首》、一本《诗经》，还叮嘱道：“诗要慢慢读，读不懂再读。”几天后，张老师又把我叫到办公室，送给我一支同学捡到后交给张老师无人认领的钢笔。在这之前，我只有铅笔，小学六年级的同学中有家境好一点的已经会摆阔了，在袋口上插了三支钢笔，有一支钢笔是小学生，有两支钢笔是中学生，有三支钢笔是大学生，小学生作大学生状，也有愤愤不平的同学责问道：“你是大学生吗？”遂起纠纷，进而撕扯，两个人弓着腰打了一架，这一打不要紧，三支钢笔掉在地上的是三个笔帽，又有同学揭发道：“他没有钢笔，这笔帽是捡的！”
张老师送我的钢笔，我一直视为至宝。可是，一个夏夜与小伙伴们在柴草场上疯玩打闹之后，钢笔丢了，再也找不见了。本来不是我的，终久离我而去了。从此，惶惶不可终夜之后，便是惶惶不可终日，我怕有人去认领这支钢笔，还怕张老师问起为什么又用铅笔了？好在小学就要毕业了。
从小学升初中同样要考试，录取比例是百分之三十。我的数学成绩在及格与不及格之间，考试前在张老师的催促下突击复习了几天，考得上考不上一点把握也没有。再加上我的大姐正在武汉卫生学校读书，二姐刚刚病故，母亲愁苦的面容实在使我心痛，便对母亲说，不想上学了，回家在合作社放鸭子，母亲只顾纺纱没有说话。不料，没过几天，张老师突然来访，一路问：“徐刚的家在啥地方？”母亲正在棉花田里锄草赶紧出来迎候，张老师手里晃动着一张纸大声地说：“考上了，徐刚考上了！”在我家里小坐，张老师不无沉重地对我母亲说：“再穷，也要让伊读书，这个小囝将来是做诗人的料。”
送走张老师，母亲便问：“做诗人就是做官？”
无论如何，我又要去读书了，崇明的农人对老师、教书先生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敬畏，老师说的话总是对的，不听老师的你听谁的？同时，我也感到了母亲对我的一种期待，虽然少不更事却多少能感觉到，那是多么遥远的期待啊，相比较于近在咫尺的鸭棚、从小希望长大了有力气像别家的男人一样挑重担，为母亲分忧而言，母亲的期待，除了母亲还会有谁去期待？
忽然生出了从田埂路出发的路的迷茫的感觉。
我的田埂路啊我脚下的路，还要延伸到哪里？
这一个暑假，母亲天天晚上帮人家纺纱，为了凑够我开学的学杂费。入夜，乡村里只有虫鸣狗叫，一盏小油灯下，我翻来覆去读《唐诗三百首》，相比李白的《静夜思》，少小时我却更为“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陶醉，是不明不白的陶醉。乡村里还有老户人家祖传的旧小说，纸很薄，双层双面印刷，绘图绣像，如《西游记》、《封神榜》、《说唐全传》、《七剑十三侠》等，我都借来看得如醉如迷。假如是晴天，月亮刚好升起在东方的夜空中，我家又是朝东屋，母亲便在月光下纺纱，月亮升高，纱车便往前移动一点，一直移到门槛，差不多便是月上中天了。这个时候夜色轻柔，星光月色泻在地上，只有母亲纺纱的“吱呀吱呀”声，和院子里青草丛中小虫的鸣唱，邻居家的狗也已经休息了。早晨，我还在睡梦中时，母亲已经出早工下地劳作了。乡下也有人劝我母亲的：“丫头读书，儿子读书，你一个寡妇有几条命啊！”母亲总是沉默不语。但，我的那位爱到镇上听说书的品元伯却不这么认为，“各人头上一爿天，各人脚下一条路”。我的堂兄、三哥在乡里做指导员，经常送我一些白纸，“好好写”，还给过我一本《红旗飘飘》；大约五年级时，我的姐姐还送我一本《把一切献给党》，知道了吴运铎；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进了初中以后了。
我要上中学了。
我的中学在我家东南约三里路的猛将庙镇上。说是猛将庙却不见庙，中学的名称为“崇西中学北校”，当地农人都称呼学校的旧有名字：“三乐中学”。老一辈的人如数家珍地告诉我，猛将庙祭祀的猛将姓刘名承宗，广东吴川人，元末驻防在盘船洪一带。当时江淮地区蝗灾严重，崇明岛亦被波及，刘承宗在盘船洪“督兵逐捕”、“保禾有功”，一方百姓为称颂刘猛将军，后又建庙以祀。1911年，乡人汤颂九于上海中等商业学校毕业，时当科举已废、新学初起之时，汤先生回到崇明西沙故土，在猛将庙的佛堂里接办正蒙初小，为乡邻欢迎，要求读书者纷至沓来，于是增办高小，取《孟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之义，而命名为三乐高等小学堂。到1925年时，这一所为农人子女开设的学堂声誉日隆，学额递增，汤颂九与施显谟、施象秋等前辈一起，联络乡绅，组建初级中学，并造主教育楼——雨花楼，初中、小学成为一体，前者名为三乐中学，后者名为西成小学。
我的田埂路把我带到了一个离家更远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能感受到一所有历史的学校，必定具有创办者的灵魂和思想并且成为传统流布，成为一种精神。当我拎着一个小小的饭篮，里边盛着麦饭、咸瓜走进校门后才知道，这是三乐中学的传统，几十年来如我这样的学子都是带中饭走读完成学业的。我第一次看见了一排整齐的二层楼房，楼房前有松树、冬青，我的教室在一间平房里，升到初三的学生才能升到楼上，那时就可以登高望远了。
在三乐中学，能感到老师的温暖、求知和读书的快乐，学校里不仅有图书馆还有一间阅览室。管理图书馆的袁老师是个早生华发的漂亮的女老师，细声细气，循循善诱，每一次我去借书可以多借一本。在那一间位于一楼的阅览室里，我惊讶地看见了那么多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东海》、《鸭绿江》等。这是我最为醉心之处。我读到了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秦牧的《艺海拾贝》、《人民文学》上的郭小川的《望星空》，并一字不落地抄下来，为同学朗读郭小川的诗。关于星空、银河、琼浆的梦想，以及人生的惆怅，便如种子一样种在我少年时的心灵中了。
我读书时三乐中学的教导主任是施汉梁老师，学生中间流传着他勉励学生发愤学习的名言：“万勿到头来，一抔黄土封口，万事皆休。”他注意到了我为校黑板报写的一些短文和小诗，有一天放学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送给我一本歌德的《浮士德》，要我多读书，读古今中外的书，同学们哗然，哪有教导主任给学生送书的？
上地理课时还有一本《崇明乡土地理》的教材，使我知道：崇明为什么有那么多“沙”的名字，比如我家和三乐中学所在地称为“上沙”，或者“西沙”，岛的东部则为“下沙”，还有“北沙”、“小南沙”、“长沙”、“响沙”、“平洋沙”等不知具数，崇明农人还爱说“上下八沙”。原来，崇明是长江入海口泥沙堆积而成的一个岛、沙岛。长江正是从我家所在的崇明岛的西端分成南北两支沿狭长的崇明岛东流，然后于崇明岛的东端汇流进入东海的。农人的习惯称长江北支为北海，我曾经去北海边上跟随母亲在芦荡中拾柴，那是望不到边的大芦荡啊，起伏，摇曳，大片的起伏，大片的摇曳……在堤岸高处可以看见波涛与风帆，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涛声轰鸣，那就是一夜一夜地回响在我枕边、梦中的涛声。
大芦荡是大风景，大芦荡是根源的保有者。
有了大芦荡里最早踩踏而成的拓荒小道，才有了田野风景中花边一般的田埂路。
大芦荡里有螃蟹、蟛蜞，这是上天和江海赐给崇明人的美味。大芦荡里还有丝草子，那暗红色的小小颗粒，去壳之后可以磨成粉，做丝草籽烧饼吃，在吃不饱饭的岁月里，农人们成群结队去割丝草子，聊补无米之炊。
大芦荡里还有各种小鸟，有的会用一根稻草缠住两根芦苇做窝。有一种鸟叫告天鸟，会从半空中直飞而下，叼起一条小鱼，再扶摇而上鸣叫于白云之下：“吉吉之”、“告告之”……
在大芦荡中跋涉，你会感受到大荒凉中的生命气息的悠远、绵长，还能看见一层层波涛涌来再后退时的沙的沉积，崇明岛的新地，如同婴儿一般嫩滑的泥土的表层，提醒我们：一千三百多年前崇明岛出露水面时的娇嫩、羞怯……
当一条田埂路引领我走向自己的童年、少年，并在大芦荡边缘徘徊的时候，我知道，亲爱的读者，我们可以探询崇明岛的来龙去脉了，那些关于沙、沙洲以及沙洲之上的语言和生生死死的故事，等等等等，如此这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