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崇明的垦拓史，几乎所有的细节都已经被滚滚长江的波涛淹没了，史籍称，从西沙、东沙始，一千多年间崇明坍没的沙洲数以百计。那些沙洲已经不是荒无人烟了，而是经过围垦，有良田，长着棉花、稻子和麦子的家园之地。因此，我们才可以这样说，崇明岛的垦拓史是和崇明岛的漂移、沙洲的涨坍密切相关的。在近一千年的时间中，崇明人垦拓了一处家园，然后被淹没，在新涨出的沙洲上重新开始，再垦拓、再造家园。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这一崇明人称为海坍的过程中，除多少良田顿时消失之外，还有多少农人死于非命？如此频繁的迁徙，是怎样组织的？怎么会有如此之众的船队？名列中国四大古船之一的沙船，是不是在此过程中创造的？如此等等，均无可考。
唯一的线索是县治的迁移。
也许，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线索，当西沙、东沙上可以随意占沙为王的日子结束，县治就是崇明岛上垦拓者的中心之地，也往往是垦拓之始，县治的变迁之路，也就是崇明人的垦拓之路，它的五迁六建不就是垦拓者家园的五迁六建吗？
1989年版《崇明县志》记载的县治迁建过程如下：
元至元十四年即公元1277年，崇明由崇明镇、天赐盐场升为州，知州薛文虎在姚刘沙堆土建州城，此为城池首建。
元至正十二年即公元1352年，州城南面为潮汐冲坍，达鲁花赤八里颜及知州程世昌、同知王也先不花，在城北十五里以土筑新城，方圆九里三十步，城濠宽十步，建有公廨、布坊、巷、庙、寺观以及学校，此为一迁二建。
明永乐十八年即公元1420年，城南为风潮浪打所摧，知县高居正、王瑛及指挥江麟于城北十里的姚刘沙秦家符筑新城，规模如旧，方圆九里三十步，城濠宽十一步，有陆门四座，东门名宁洋，西门名承恩，南门名迎薰，北门名安顺，另设水门一座，此为二迁三建。
明嘉靖八年即公元1529年，秦家符城坍于海，知县杜畿于三沙马家浜筑新城，仍是土城，规模无可考，此为三迁四建。
明嘉靖二十九年即公元1550年，县城东北角又坍，知县尹辙议定于平洋沙筑新城。1553年，知县唐一岑筑土城，1554年，倭寇来犯，唐一岑战死。1555年，朝廷准巡按周如斗奏请，以崇明海防要地，拨银四万两筑砖城，十个月后竣工，崇明有砖城之始。城墙基周七里三分，濠宽十余丈、深一丈，城周一千二百八十六丈、高二丈，有陆门四，东门题“东海瀛洲”，西门题“姑苏巨镇”，南门题“青龙要津”，北门题“江海朝宗”。
据张寰《新迁平洋沙城记》称，新城落成之后，“邑之缙绅耆老相与赞叹曰：艰哉！”用“艰”字而不是“雄哉”、“壮哉”，应能说明崇明生存之艰难、筑城之艰难，一个“艰”字尽在其中矣！当时的崇明百姓对这座城、这一处平洋沙均寄予了美好的期望，平洋沙“在三沙西南，袤六十里，广二十里，壤腴土丰”。“宝山前列，狼峰后侍，蛇冈左襟，龙江右带，地剩孰加矣！”狼峰指狼山，蛇冈即佘山也称蛇山。
明万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平洋沙新城西北角坍塌，知县何懋官“卜迁今治于长沙”，“卜迁”者算卦以定所迁之处，最后决定迁长沙，也就是今日之县治所在地。继任知县李大经鉴于崇明县治屡坍屡建，百姓贫困，将原定方圆七里之城缩小至四里七分，1586年动工，1588年竣工，城周七百二十五丈，高二丈，厚一丈，城濠宽九丈，陆门有五，东曰乐平，西曰庆成，南曰迎薰，北曰拱辰，东南曰朝阳。城分内外，外城为土城，内城为砖城。王世贞在《新建长沙城记》中略述城池之重要，而明季又为倭寇侵拢所困，崇明首当其冲。王世贞谓：“崇之先一土城耳，岿然于余皇四战之地，历三百余年而不中寇，彼岂以其瘠而置之夫？亦以四战之民乘险而易守也。日则改土而壁则益坚，今则避水而远则益固。”此为五迁六建也。
从治城首建之1277年，到六建于长沙之城竣工的1588年，其间为三百一十一年。
从首建到一迁二建的1352年，间隔七十五年。
从1352年至二迁三建的1420年，其间为六十八年。
从1420年至三迁四建的1529年，为一百零九年。
从1529年至四迁五建的1555年，只有二十六年。
从1555年到五迁六建的1586年，相距三十一年。
这一简略的统计告诉我们：在崇明上筑一座城太不容易了！从元到清，崇明沙洲的涨坍趋于频繁；而沙洲的坍陷就是家园的沉沦，就是垦拓之后土地的飘逝，崇明岛人，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海坍精光”以后不屈不挠的垦拓者，他们付出血和泪乃至生命的代价，先人的白骨与芦根和泥沙凝结，后来成为家园稳固、诗意安居的奠基。
还有一份从元朝至元年间到清朝宣统二年的户口、人口统计表，也是发人深思的：曾经有多少农户、多少人口因为沙洲坍陷而搬迁、逃难？眼看着垦拓而成的土地家园一片一片地坍没时，他们的哭喊声也被涛声卷走了！
垦拓和坍没，希望与绝望，往复交替。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反反复复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垦拓者惊心动魄、生死相关的过程，对于崇明人的性格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元至正年间，正是姚刘沙崇明洲洲城一迁二建时，当时崇明的户数为一万二千七百八十六户，人口不详。
这一万二千七百八十六户，后来迁到了秦家符，来不及迁走而被风浪淹没的有多少？
姚刘沙的坍陷不断加剧，到1525年即明嘉靖四年时，崇明的户数、人口突然从明正统七年即公元1442年的一万四千七百一十六户、八万七千六百六十五人，减少到九千九百户、三万零八百四十七人。四年后，明嘉靖八年即公元1529年，这三万零八百四十七人随着秦家符坍于海而迁往三沙马家浜，所谓迁移这文质彬彬的词语其实用在这里是不准确的，那是逃难、逃亡，名副其实的海上大逃亡，三万零八百四十七人的波涛怒海中的逃亡还不是大逃亡吗？时当治城三迁四建。
其后，崇明岛上的户口及人口数如下：
1604年即明万历三十二年，23723户。
1647年即清顺治四年，73000户。
1658年即清顺治十五年，27100户。
1678年即清康熙十七年，36300户。
1722年即清康熙六十一年，89300户。
1727年即清雍正五年，105000户。
1753年即清乾隆十八年，91434户，637957人。
1754年即清乾隆十九年，91544户，638587人。
1755年即清乾隆二十年，91773户，640629人。
1756年即清乾隆二十一年，91732户，640331人。
1757年即清乾隆二十二年，91921户，641832人。
1758年即清乾隆二十三年，91982户，642062人。
1759年即清乾隆二十四年，92010户，642743人。
1879年即清光绪五年，131535户，634632人。
1910年即清宣统二年，107020户，670884人。
到1948年时，崇明全县人口则为423960人。
正是在明朝，崇明完成了县治的五迁六建，1588年即明万历十六年竣工于长沙，即今之崇明南门港，迄今为止四百二十年一直是县治所在地。查历史人口记录，没有1588年的记载，相近的是1604年即明万历三十二年，县治已迁往长沙，其时岛上户口数为二万三千七百二十三户，以一户五人计至少有十多万人垦拓、劳作、耕读在崇明岛上了。自此以后，崇明岛依然涨坍无定，但大规模的漂移和坍没不再，生产和生活趋于稳定。明朝后叶起，崇明岛众沙连接，开始成为一个大岛。有清一代，自康熙至宣统，现存的资料告诉我们：崇明岛的人口一直在六十万之上，以宣统二年为最：六十七万零八百八十四人。县志载：宣统二年即1910年时，崇明实存田、荡、涂三万零八百四十二顷四十六亩七分六厘五毫七忽四丝五微。换算成亩，则为三百零八万亩有余。要问这三百零八多万亩田、荡、涂从何而来，答曰：极大部分为垦拓而来，有的荡、涂正待垦拓。
可是以这些田、荡养活六十七万人，人均不足半亩，其艰难可想而知。首先是粮食，查不同版本、不同时期的《崇明县志》，均有从江淮拨运、购买大米的记录。而在我的记忆中，儿时，母亲以及乡邻经常说到的一个字眼就是“饥荒”，那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一次又一次大潮没，然后粮食绝收、无米可炊的一个岛、一群人的共同记忆，因为没有饭吃、肚饿，这样的记忆便刻骨铭心。深刻的记忆才是可以隔代传承的记忆，并且成为一种财富、共同的财富；爱惜土地、爱惜粮食。于是，在儿时，我们被要求吃饭时不能剩下一粒饭屑，喝完粥还要用舌头将碗底舔干净。而所有的农家都遵循这样的习俗：农忙时吃一顿和米麦饭，条件好一点的，在午饭和晚饭之间加一顿小点心，其余喝粥；农闲时一天三顿全是粥，麦粥或者玉米粞粥。老一辈农民信奉这样一句话：老鼠还要防三天宿粮！秋九八月收过新稻之后，一家人会吃一顿新米饭，新米饭中还杂以秋天时鲜的扁豆、芋艿，而且是白米饭还可以多吃一碗，管饱。但，这一顿新米饭之后，母亲就会把新稻、新米放在坛坛罐罐里，日常吃的依旧是麦子、玉米和一点陈米，以及大量的杂粮，如南瓜、蕃薯等。乡邻有言：年年收新稻，年年吃陈粮，有得陈粮吃，春荒不觉长！
为粮食愁，就是为土地愁。
为了吃碗饭，崇明岛人不能不把相当一部分人力和物力，投身于围垦，扩大土地面积。我们首先要感谢长江，没有它挟带的泥沙，哪会涨出这么多沙洲、荡涂？当然即便有了沙洲荡涂，如果没有人去垦拓，如果不是把垦拓当做是一种使命，然后成为崇明岛的一种精神，那么，崇明岛依然是荒岛，不可能成为家园之地。
有一些数字，可以让我们怀想、追思垦拓者的脚步与艰辛，在感叹中生出敬畏。
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在崇明这块土地上着力经营的便是水利和围垦，从1956年至1984年，崇明岛组织三十九次大围垦，以及次数更多的沿江沿海地区的零星围垦，崇明岛围垦所得土地为六十九万五千八百九十二亩，合四百零四点八平方公里，占全岛土地面积一千零六十四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四（资料来源：1989年版《崇明县志》）。
1955年12月20日，两万五千名来自崇明各地的农民开始了聚兴沙围垦工程，1956年5月竣工。聚兴沙位于崇明岛北沿中部，东起茅家港，西至新港，长十一公里。围垦以后的聚兴沙筑长堤八千八百六十五点二米，堤顶高程六点四八米，堤顶面宽五米，围地一万两千四百亩。
1959年12月，一万名农民围垦开沙。
开沙位在崇明岛西北角，与我家相邻，儿时曾到开沙拾过柴，第一次看见茫无际涯的大芦荡。开沙西起陈元兴港，东至盘船洪，长十四公里。这个沙最早露出江面，时在1917年，十二年后又陷没于江水，1939年再次涨出逐渐淤高，附近农人、我的乡邻曾去开沙套圩——筑堤围之——垦拓的基础工程。大规模的围垦于1960年3月底完成，筑堤二万二千零三十一米，围得土地六万二千一百二十五亩。
崇明的围垦都在冬天，从农时而言正值农闲，从长江而言正值枯水。
每一次围垦都是艰辛无比的啊！
淡水供饮不及，只能喝咸水，住环洞舍。环洞舍是以芦苇搭建而成的尖顶苇棚，棚内再铺上芦苇、稻草，便是围垦者的居住地。荡滩上遍地芦桩，临时辟出的道路泥泞不堪，一万农人穿草鞋挖泥开河筑堤，没有任何机械，全凭人挖、人担，泥土封冻，潮水来袭，民工们以山歌和号子相回应。临近年关，刚筑成的小洪坝为“拜年潮”冲击出现险情时，农民们纷纷跳入江水以身堵漏。开沙围垦完成后，当年种水稻二万三千三百九十七亩，收获稻谷六百零九点九九万斤。
1959年12月，一万多农民围垦东平沙。
东平沙位在崇明岛中部之北沿，西起老滧港，东至相见港，长15公里，1948年初涨，开时西高东低，后来东边渐趋平缓，故名东平沙。到1960年4月，共筑堤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一米，围地五万七千二百亩。
1960年9月围垦合隆沙，该沙介于开沙和东平沙之间，四十年代露出水面，1944年曾有冯姓农民到合隆沙上套圩种地。1960年时，国家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耕地与粮食问题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合隆沙围垦大军万余人来自上海卢湾区、徐汇区、长宁区、普陀区，其中有工人、教师、干部和居民。吃大麦粞、山芋干、胡萝卜叶子、酱油汤，所需淡水每天二次用木船运往各大队和食堂，实行定量配给供应，1960年冬天格外寒冷，围垦者只能用芦苇生火烤热冻土，才能挖泥筑岸，一段一段烤，一段一段筑，共筑成长堤一万八千二百五十米。南坝合拢时出现险情，上海市政府急调船只赶运大批草包，堵坝抢险成功。围垦事毕，在围垦所得的土地上，建有长宁、徐汇、卢湾三个畜牧场。
新安沙位于本县西北角，东接新海大堤，南接老鼠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露出水面。1960年9月，上海市黄浦区、吴淞区以及市高教局师生组成围垦队，围垦新安沙。1961年1月，筑成一万三千米大堤，围地两万四千亩，建设了黄浦、吴淞、高教局畜牧场，1966年10月改称跃进农场。
1964年底，再围新安沙新涨沙地，围得土地六千亩。
1968年底，海桥、三星、新河三个人民公社的农民，在新安沙南部又围得土地一万七千三百七十五亩。
合隆沙与东平沙之间，五十年代涨出一沙，初名八爿沙，后名百万沙。也是在1960年9月，由上海静安区、南市区、杨浦区、闸北区组织围垦队伍七千余人抵达百万沙。10月中旬起，先筑防潮小堤，再筑大堤。1961年春节前，杨浦、闸北两区所筑大堤九千零二十米竣工，围得土地二万多亩。1961年5月，静安区筑成大堤四百三十二米围地万余亩，南市区围地七千多亩。百万沙东坝工程浩大，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赴现场指挥大坝合拢。
1962年1月，上海市工业机关两千五百人又至百万沙，围得土地三千二百六十亩。
1964年12月，崇明岛万余民工再围百万沙，围地六万七千一百五十六亩。
大新沙位在百万沙东，长约十公里。1961年、1962年，上海市轻工业局、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先后到大新沙筑堤围田，建设畜牧场，后成为前进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