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如湖水般平静，可暗流早已悄悄涌动。而当大明王朝积重难返、行将就木之际，改革家张居正应时而生，以一己之力，使得步履蹒跚的明朝有了一丝生机。
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多次的改革，或图强，或扶弱。天下一统之前有秦国的商鞅，一统后又有王安石、范仲淹传承前人，兼济天下。而当大明王朝积重难返、行将就木之际，又有一位改革家应时而生，使得步履蹒跚的明朝重现了一丝青春的朝气与活力，他就是“救时宰相”张居正。
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如是评论张居正：“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也是至汉朝以来所少有的宰相，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并无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国，最后还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遗恨失吞吴；而王安石必须倚重宋神宗和宋仁宗的支持，富于理想，却拙于实行。唯有张居正在整个王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使得大明王朝返照出灿烂的光芒。
明王朝到了嘉靖年间已经是千疮百孔，嘉靖皇帝深闭内宫，修仙炼道，庆隆帝同样也淡于朝政。张居正之前的两任宰相徐阶和高拱也曾试图重整朝纲，但他们都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和气魄，只是小修小补，最后相继离职。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之后，辅佐的是年仅十岁的万历，面对的是一个积弊重重的烂摊子。少主乳臭未干，张居正自然责无旁贷，这也就为他放开手脚，大展宏图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居正开始书写他的改革。
当时的明王朝，内忧外患。内有土地兼并，流民四散，国库空虚，物资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内忧是本，是改革的重中之重，但他在对外上也下了大工夫。内政方面，他提出著名的考成法，即对官员实施绩效考核，裁撤了政府机构中的冗余，减轻民众的负担，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治理水患方面，他重用潘季驯，变黄河的水患为水利，增加了良田；军事方面，重用戚继光和李成梁等名将，特别是戚继光领导的戚家军，在平定倭寇上战功显赫。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描述：“海内肃清，黄外警服，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积炳然。”
这场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自救运动，张居正自然成了擎天之柱。他以一己之力实现了大明帝国短暂而辉煌的中兴，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变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使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张居正也应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在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得到这么高的赞誉，这也是后人对张居正的极大肯定。
但是正如海瑞所评价的，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他能把一个残破的王朝打理得像模像样，却给子孙后代带来了一场灾祸。虽然《易经》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为后世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依据，但是事实证明，世上的人，特别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是不喜欢变的，因为他们怕这一变，便把自己的荣华富贵变没了。因此古之商鞅，因变法而被车裂，后来的王安石，没等到变法成功，就下台了，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味道。至张居正，他的变法也必然会触及很多既得利益集团。
清臣张廷玉修著《明史》时说：“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为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张居正的改革能够成功，除了他的政治见识和个人魄力之外，还得益于他的政治地位。他既是宰相，又是君师，他开始改革时，万历年纪尚幼，他是在替皇帝打理天下。但是没有一个皇帝愿意被别人的身影遮住自己的光环，张居正英伟高大形象的背后隐藏着的一双稚嫩的眼睛在他死后逐渐发出了逼人的光芒。他要挽回属于自己的天威，他压抑已久日渐膨胀的皇权意识很快找到了宣泄口。
张居正死后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张居正生前所推荐的潘晟。他的下台，标志着张居正地位的动摇。许多深谙官场之道的人明白了政治形势的变化，也揣摩透了皇帝的心思，纷纷污蔑丑化张居正。宋神宗于是下令抄张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正是可怜生前身后名。
不过后世对张居正 “救时宰相”的评价算是对他最大的安慰，在国家危难或者出现变动的时候，都需要这样一位能够力挽狂澜的救时人物。因此朱东润先生，在抗日战争，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为张居正立传。著名的大儒熊十力先生在解放初写《与友人论张江陵书》，也是因为感觉到百废待兴的时候需要张居正这样的人物为国家掌舵。黄仁宇先生在整个世界和中国格局发生转折的时候，也感叹地写下了“世间已无张居正”的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