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执于纯文学的作家将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取决于作家的艺术才情，还取决于他们的价值标准。这将是一群不为金钱所动的虔诚的艺术殉教徒，如果要说市场经济对他们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水落石出——浪花退去之后，更加显出了礁岩的坚定与傲岸。他们并不为工商社会物欲横流的大潮所魅感，或者也可借用艺术大师吴昌硕的名言，叫做“勇于不敢”。他们遗世独立，抗拒甚至蔑视金钱，极端地认为“经济使学者变成病人，使书籍传播肤浅，使艺术丧失灵魂，使男子失去血性，使女人失去魅力”。（张承志：《心灵史》）他们决不为金钱而向世俗妥协，甚至相反，常取一种对峙的批判的挑战姿态。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心灵的自由表达、精神的不倦探索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以及艺术方式的新的创造。他们或者像张承志，前后六年反复深入一条孤独而悲壮的心灵历程，去接近一种原始而崇高的信仰，寻找一个人类前进道路上失落了的精神家园（《心灵史》）；或者像史铁生，在无数个清晨或黄昏独对天地万物，用古老的观物方式，去静观默察去感知与体验人类生存的根本困境和永恒痛苦（《我与地坛》）；又或者像马原们，为了获取一种新的文学表达可能性而绞尽脑汁，乐此不彼。（当然，在一个优秀的作家譬如像王蒙那里，内容的深化和艺术的出新又总是并行不悖并驾齐驱的。）这类文学在当下也许没有太多的“市场”和“效益”，但是，它们的市场在思想者中间，它们的效益在民族文化的创造与积累一方面。它们的价值也许更具历时性和穿透力，它们不仅标志着我们时代文学的水准，而且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的高度和心灵的深度，同时还捍卫着我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和再生能力。一个不是过于急功近利的社会和民族应该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文学基金或设立高额大奖来承认它的无价之价，并借此表达应有的敬意。
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意指责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滚雪球般地卷入通俗文学这一趋势。如前所述，这是历史潮流，也是社会和作家双向选择的必然结果。所谓社会的选择也就是市场的选择，它反映了公众的一种阅读需要，一种现代人在强竞争快节奏的工商社会生活中对娱乐性、消遣性大众文学的空前渴望。报刊出版界已经敏感到了这一点，据有关方面报道，1993年不仅是大量严肃文学刊物的“转向年”，各大小报纸的“扩版年”，还是近千家刊物的“创刊年”，而且不论是创刊的、扩版的还是转向的，其宗旨都瞄准了大众化、纪实性和生活类三大特点。也就是说，1993年的文学市场（也包括图书）对通俗性作品的需求量将呈几何数剧增。而所谓作家的选择主要基于两个出发点：一是价值观念，他们并不特别执着作品生命的未来与永恒，而更注重眼前的繁荣、现实的成功和世俗的快乐。如果说，穆勒曾经称哲人为“痛苦的苏格拉底”和俗人为“快乐的猪”的话，那么他们则会反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快乐的苏格拉底？二是艺术素质，他们将清醒地分析自己与把握自己，重新进行自我调节与自我确定，既然当不了金字塔尖就干脆溶入大众之中。如此一来，可能既发挥了一己之长，实现了自我价值，同时又满足了市场需求，赢得了广大读者，何乐而不为？
结果便是文学分化——分开档次，分清只能；作家归位——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确各自的目标。从而建构起一个由纯与俗两极对应富于张力而又两极互补共存共荣的多元多层的文学新格局。
三、通俗文学的几个问题
以上预测表明，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以权威意识形态话语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向以工商文化和大众传媒为主导的文学时代的历史转型期。而通俗文学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覆盖有九亿农民的巨大的文学市场，如果仅就生产量和影响面而言，它无疑将是未来时代的“主潮”文学。我们的理论界尤其是批评界，应该及时关注这一现象。因为，目前我国的通俗文学既是最活跃最具前景而同时也是最混乱最易误入歧途的一块。真正在这里有志于开拓、建设和完善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的作家少，而把这儿当成一个发财的“市场”的赶海者多。于是，相当多的作品内容粗俗、技巧粗糙、格调粗鄙也就不足为奇了。更有甚者，把通俗文学变成了卖材料、卖点子，靠一把剪刀剪贴挤凑的“编辑文学”。这都无异于自毁形象，砸通俗文学的牌子，早晚得倒了读者胃口，把通俗文学市场也彻底搞疲软不可。所以，现在该是我们严肃地来谈一谈通俗文学的时候了。
我想简要谈三个问题。
1.为通俗文学“正名”。前文说过，多年来由于我们总以“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并提所产生的误导，让人认为通俗文学就不必严肃、就可以随便写、胡乱写，就是噱头、惊险加大腿，或者干脆就等于“庸俗文学”。以至于为正经高雅之士所不屑，有人偶尔涉足也不得不羞羞答答隐姓化名，好像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这真是大谬不然。通俗文学决不是庸俗文学，它同样也需要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所谓通俗不过指的是它通俗易懂为人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性，这也是由它的娱乐和消遣功能所决定。而要傲到这一点却十分不易。首先它必须充分考虑到最广大读者的知识水准、接受能力、审美情趣和兴奋点，然后在以上前提的规定下展开故事设计和技术操作。大凡成功的通俗文学作家，无论是阿塞·黑利、谢尔顿、西村寿行，还是金庸、琼瑶、岑凯伦，都从长期的写作中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独特题材（或侦探或武侠或育情）的模式和语言。而且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艺术想象和深厚的文化修养乃至历史洞见和人生体验，常常令我们的“严肃作家”所汗颜。严格地讲，大陆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家（王朔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但不是一个通俗文学作家）。如果说我们的纯文学还未能走向世界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的通俗文学压根就没有起步。什么时候才能产生我们自己的通俗文学大家，而不必再用金唐、全庸、雪米莉之类的名字去冒充大家呢？
2.通俗文学的未来出路在于虚构。这是我针对目前国内畅销通俗读物现状而提出的一种战略考虑。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国内比较看好的通俗文学作家基本上走的都是“纪实”的路向。从权延赤、叶永烈们为毛泽东等领袖、名人的写真，到叶雨蒙、陈志斌、肖思科等人对抗美援朝之战、中苏珍宝岛之战、中印反击战、中越反击战等重大历史战役的揭秘，以及对审判林彪集团的曝光，一直到新近走俏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系列“域外亲历记”，莫不如此。他们基本上都是以一种文学语言和手法处理一种“新闻”或“冷冻新闻”。而这种“新闻”之所以总能成为社会热点，引起广泛兴趣，背景就是当代中国的铁幕政治和由此造成的“新闻”的被“冷藏”。质言之，也就是作家抢占了记者的地盘，从而满足了国民的新闻需求。这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也许是正常的，而对于通俗文学形态来说又是非正常的。它仅仅突出了文学的认识（社会和历史）功能，而属于通俗文学本质特征如轻松愉悦娱乐消遣的一面则未能发挥。同样，圈于“纪实”所限，文学更本质的想象（虚构）的羽翼也难以高张。而且作家们为了搜集素材往往疲于奔命还难以高产，遂有作家自嘲曰：搞纪实文学是体力劳动者。更为致命的是，长远来看，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社会透明度必将愈来愈高，新闻的地盘迟早要交还记者，那时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时我们比照一下域外畅销书之情状恰与我们相反，占主流的并非纪实，而是虚构。这也进一步说明我们通俗文学的“小儿科”，亦说明这正是大有可为之天地，真正有志于此者，现在就应坐下来认真琢磨一番虚构通俗文学套路。什么时候走通了这一条路，出现了几个大陆的金庸、琼瑶或谢尔顿，那才可以说我们的通俗文学真正开始成熟了。
3.建立通俗文学的批评机制。
为了尽快促进大陆通俗文学的健康成长与繁荣，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对通俗文学创作和阅读的研究与导向，在积极的批评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一个以读者为关注重心的大众批评模式——它应该有明显区别于学院派批评的大众化的评价尺度、语言风格和操作规范；它应该有自己的像《纽约书评》那样的报纸、刊物和一批专门家乃至权威发言人；它还应该设立以读者投票为基础的通俗文学大奖，以奖励每年一本或几本最畅销而又真正代表国家水准的通俗文学佳作。如此等等。通过这样一套完整的批评机制，在直接刺激、提醒或矫正作家创作路向的同时，更主要是通过提高、调整或引导读者的审美水平和阅读需求来间接制约作家，调控市场，并进而把握整个通俗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全部运作。
这对于中国的批评界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且不见得轻松的任务。这也是转型期的社会、文化和文学对中国批评界的一次挑战，不容回避也不应回避。——因为中国通俗文学的繁荣之日，有赖于创作家和批评家的比翼齐飞之时。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京西黑白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