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以来文学的急剧分化，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然，对文学的分化和分化后的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作出多种评说。但在这里，我只想对一种与文学分化直接相关或者干脆说是文学的另一半——文学创造主体——作家队伍的分化进行若干探讨。因为在我看来，文学（包括读者）与作家的双重分化，无疑是文学与作家双向选择的结果，我们只有在敏锐地把握文学分化的同时，也及时地把握住作家的分化，才有可能对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和走向保持清醒的认识。
由于我国现行体制方面的问题，何谓作家并没有明确界定。我说的作家队伍，所指可能比较宽泛（其实也可以叫做文学创作队伍）——它既不仅仅指那些少量的专业创作人员，也不仅仅是那些作家协会会员，似乎还应包括大量的时有文学作品问世者一一这是一支阵容庞大几星“爆炸”趋势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渐变大体是和文学的分化与深化同步进行的。我们不妨分三个层次来考察。一个层次是人数极少但前几年俨然标领风骚响震文坛的一流名家，自从新潮迭出，他们既无法保持前锋而又不甘居中游，便在一夜之间激流勇退，声沉响绝，令人今天谈论起来已有昨日黄花之慨；一个层次是为数颇多的所谓二、三流作家，多年为诗作文驾轻就熟，发表亦不难，且时有小热闹，正欲奋力“突破”、“超越”，转瞬间却弄得举足无措，不仅力争上游无望，中游似乎也难保，不得不在惶惑中握笔观望；还一个层次是人数更为大量的业余作者，坚持十数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学寻觅，虽或偶有文字发表，但终难登堂入室，而纷纷改弦更张，昨日还熙熙攘攘，今日便风流云散。——总而言之，一向庞杂而喧闹且不断壮大的文学队伍突然沉静，大量减员。如果用惯常的以从事某项活动人数的多寡衡量其事业的衰荣之标准来验证，是不是说我国近一二年来的文学事业反倒倒退了呢？否。——依我之见，一个国家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数与整体的文学水平并不一定构成正比，有时候还可能恰恰相反——作家队伍的“爆炸”尽管给文学带来了许多生机与刺激，但未必就是一种正常现象。
当然，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都有其合理性，作家队伍的“爆炸”与其说是一种文学现象，毋宁说是一种社会现象。上溯它的背景和原因，大概有这么几条：（1）、十年动乱，个人才华无从施展，人们便求诸笔墨，以此作为实现自我价值，争取社会承认，进而改换生存境况的重要渠道，另有一些人因为情趣和爱好，为寻求精神寄托与心理平衡，著诗作文，自我欣赏，但也多在文革之后脱颖而出，知青作家群落的崛起可看作这方面的力证；（2）、动乱刚剐结束，政治尚欠清明，人们或把文学当作渲泄情感的隐蔽渠道，委婉曲折地抒意写怀；或把文学视为匡世济时的手段大加弘扬，不少人因此一举成名，而一段时间内，社会政治需要又鼓励了这种文学的非文学化，使其倍受推崇，尤加神圣，诱惑了愈来愈多的文学青年；（3）、近年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成几何数猛增，稿源一时供不应求，致使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人发表了几篇作品便以作家自居，加上某些评论人士的“捧杀”政策，更使其盲目地自我感觉良好，入迷途而不返。——究其实，“误”入文坛的人们之所以能获得短暂成功，其背后都还有着更为深远的隐因。这就是数十年来，我们一方面把文学“工具化”，在抬升文学的政治功用的同时，降低其艺术水准，乃至成为工农兵普及读物；另一方面又把文学“简单化”，漠视艺术创造规律，随意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甚至像遍地高炉大炼钢铁一样地发动“万首诗运动”等等。——文学由此变得既神圣又简单，相比较别的行业，真正成了一门既可以名利双收而又可以随意加入的“自由职业”。无怪乎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果决地在此投入自己的才华与理想，终于导致了文坛上“人满为患”，也造成了刨作繁荣的某种假相。
面对这种景况，王蒙早在几年以前就好心而又郑重地提醒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不要拥挤在文学小道上”，可惜这种警世之言被一片“喧哗与骚动”所淹没。只有到了今天，当大家平心静气下来，才发现他们一直认为美妙的前景，实际上是一种窘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于是，分化和解构出现了。就像他们当初集合在文学大旗下自有其合理性一样，今天他们从文学小道上择路分散更有其合理性。首先，改革开放更新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自我选择的可能性，比如搞活经济的商品意识，就溶解了“君子不言钱”、“重义轻利”、“君子立功、立德、立言”等传统观念，经商致富同政治透明度不断提高，个人情感可以相对自由地渲泄，不必再绞尽脑汁地去依借于文学排遣。同时，政治压力的日益放松，也使以往那些勇于和善于蹚“政治雷区”的“文学瞠雷者”渐渐失去用武之地，陷入一种失却目标的困惑。文学在不断卸除自己沉重的（非文学的）负担时，也减弱了自己的重要性，而变得更加“文学”了。——如果说，今天的时代为一部分作家提供了重新选择自我的自由，那么，它同时又决定了一部分作家被文学选择的不自由。那就是随着整个社会大文化背景的动变（包括审美心理的转换、影视艺术的冲击和文学市场机制的调节等等），文学的竞争将愈趋激化，文学的筛选与淘汰将更加苛厉与残酷。要想做一个够格的作家，就必须拿出更加独特的高精尖产品。——文学，遽然把作家推到了真正来自艺术规律自身的挑战面前。
我认为，真正来自艺术规律自身的挑战才是每一个作家所面临的最严峻最深刻的挑战，谁无法回应它，谁实际上的艺术生命就趋向终结，所谓作家队伍的分化，归根到底是面临这种挑战而出现的“应激状态”。然而，一个作家能否不断地逼近并驾驭艺术规律，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主观意志是否顽强或写作劳动是否勤苦，还要取决于他是否具有进行艺术创造的某种天赋或素质（当然也还与知识结构、审美图式等创造机制有关）。我之所以特别推重“天赋”，是在于对我们多年来绝对否认“天才论”的反拨。——事实上，每一个人禀赋的不同、才华的差异和智商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也不全然由后天所决定，尤其从事艺术劳动，先天的生理、心理条件往往显得特别重要。我觉得，成就一个作家的先天条件包括特殊的大脑系统和心理机制等（其实还包括特殊的生活际遇、情感历程等，但这都是不可选择的，因此也带有某种命定性）。特殊的大脑系统决定了形象思维、想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突发性、超常性与独创性；特殊的心理机制决定了情趣品类的多样性、情感体验的丰富性和艺术感觉的敏锐性等等。具体来看，一个作家是否具有良好的艺术感觉，又可分三个层次进行测试：①.能否对客观世界和内心世界持有独特感受；②.能否将这种感受精微地传达出来；③，能否将这种感受进行再生与发酵。这样一种艺术感觉能力虽然可以通过后天的生活实践和审美实践得到诱发或“引爆”，得到挥扬与强化，但却不能完全创造出来。它不等同于某种技巧或匠艺，而是一种先天素质。我提倡重视这种素质，有点近乎于“天才论”，但起码不是唯心论，而似乎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虽然我们的现代心理学、神经生理学和大脑科学目前还不能对它作出全部的定性定量分析，但却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客观存在。我们在努力建设和发展作家学的同时，先行尊重和正视作家的天赋素质，至少可以惊醒一部分人的作家梦想并减少他们谋虚逐妄的文学努力，使他们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人人都可以参与歌咏活动，但最终成为歌唱家的却只是百万分之一乃至更少。
于此，我们看到，当今作家队伍的分化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社会进步和艺术回归三大前提之下的。它表明了中国作家日见成熟和中国文学渐趋正常。而且，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作家队伍会继续减员，尤其是搞纯文学的作家（包括其读者）将更会越来越少。如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有一年在美国也只卖出一本，这都很正常。一篇小说就轰动全国乃至街谈巷议的现象恐怕将越来越成为历史。但这丝毫不妨碍中国文学一步步走向世界，就像读者的孤寡并不影响福克纳获取诺贝尔文学奖并成为二十世纪的经典作家一样。还想说明的是，作家队伍分化的过程也就是重构的过程。一方面是作家们根据自己的素质进行自我调节，重新选择自我、确定自我、发展自我，或坚持探索文学、或注重纪实小说、或发掘历史题材、或尝试推理样式等等，真正形成一个渐趋明晰稳定的多元多层次的作家格局；另一方面，愈来愈多的作家介入通俗文学的创作，会极大地提高通俗文学的创作水准，改变通俗=庸俗的现状，以其对纯文学审美图式的不断侵占来完成自己的兴盛，并继续对纯文学作家进行驱赶，逼迫后者不断地开拓与缔结新的审美图式，从而以金字塔般的宽厚基座，把纯文学举高到一个崭新的品位。而纯文学的发展又反过来为通俗文学的进步提供广阔前景，最终确定它们之间的互补同构关系；还一方面则是如同近年一样，不断地有一些真正富于文学创造素质的文学新人补充进作家队伍，全面地更新作家构成，保证我国的文学事业生生不息，后继有人。
最后我想，作家队伍的分化与重构，势必是一个复杂漫长的文学运动，它将可能伴随整个当代文学的进程，渐变在本世纪最后的十余年中。
载《文艺报》1988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