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我觉得这几种理论批评型态的研究性质、对象都不一样。因为对象的不同，情况也各有不同，象黄子平、陈思和他们，可能在高校研究机构里，显然更重视学术性，不过他们与创作界还靠得近一点。像靳大成他们，离创作就很远了。跟创作靠得最近的是那些感悟式的批评。如果按照我认为的正常的有序状态，应该是由下而上的这样三个层面，从创作出发，依次提炼与总结出一些文艺规律，为最上层提供思维材料，用以构建理论体系。如果说这是一种成功的理论建构的话，那么反过来，又应该从宏观上从长远上为实用批评提供一种思想武器，一种参照，一种框架和尺度。形成由下而上的升华与蒸发和从上到下的反射与观照的双向同构格局。我想，一个国家的正常的理论批评状态应该呈显这样一种互为补充互为依存的关系。但是目前我认为还未进入这样一种成功的有序状。具体表现为都还处在一种摸索与尝试的阶段。比如靳大成他们，像你刚才说的，从对我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进行反弹的角度看，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但也应注意几个问题：一是也要看到西方文论的弊端，不要盲从。其缺陷是在两个极端，一是极端形而上，以高悬于创作之上为荣；二是极端形而下，搞科学主义的定性定量分析等等。我认为这于艺术审美规律都是间离的。那一套与他们本国的创作实践就有间离，与我们的创作实践就距离更大。真正可靠的途径，恐怕还得从本国的文学实践中归纳提升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引进和介绍是必要的，作为参照，作为借鉴，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工作才是值得尊重的。否则，一味盲目追随像创作界近年的浮躁一样是不可取的。从目前看，理论界的浮躁已产生了不良后果，即“两头够不着”，一是与西方当代的科学批评的关系，基本是一种尾随状态，而且似是而非，若即若离，“够不着”；二是与国内发展运动着的创作与批评实践也拉开了一段很大的距离，让大家不太满意。
再一个就是你前面谈到的感悟批评的两个特点很准确。一是注入自己的人生体验，如郭小东评知青文学。我本人有同感。我16岁到部队，近二十年军营生活，使我对军人的生活形态、思维方式、心理特点都比较熟知，在阅读军旅文学作品时很自然就会调动这方面的经验来作为参照。二是运用较好的艺术感觉。科学形态的批评家们一般面对两本书，一本是理论，一本是作品。而我基本没有理论这本书，就不得不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作家和他们运动发展着的创作实践，从中捉得不少文章题目。我还把自己好有一比：既在水中游一游，又到岸上看一看。所谓在水中游，就是自己也进行创作实践，始终保持一种湿淋淋的“下水感”，这样再到岸上来观察别人的泳姿时，发一点议论，就不至于太隔膜，太空洞。
陈：就像我在写你的那篇文章中说的，你们是弄潮儿，与大海融为一体，与纯粹站在岸边的观海者不一样。
朱：但是这种感悟性的批评也有局限性，它的长处是切近创作。
陈：我曾概括为“四性”：直观性、敏锐性、生动性、可读性。
朱：而它的短处，尤其表现在我这种比较缺乏理论功底的人身上就更为明显，思维空间不够开展，参照系数比较局促，容易停留在印象和感悟的层次上就事论事，难以把具体的作家作品置于更为宏阔和悠远的哲学、美学、或历史的文化背景上进行考察，作出理论的升华与提炼。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别无选择，再来补课要受到时间和精力不济等等因素的制约。我只能走自己的路，想到这一点，就常常很悲观。
陈：各个人都可以走自己的路，靳大成也罢，陈思和也罢，吴亮也罢，可以发挥自己的优长。像你们这种批评，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切近创作实践，而这一点又是陈晓明、陈思和他们所不及的。你们的劣势也确实在于缺乏较高的理性升华。所以，我在写你的那篇短文中专门指出了这一点。你们应该努力在坚持发挥优势的同时，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短处。我还是很赞成结合的，不管是传统与现代、还是理性与感情，我以为都是有可能结合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王晓明的批评，就臻于化境了，不管是作家层、批评界还是读者群，都比较欢迎。他的文章就是既有感性又有理性，既面对创作实践，又有所升华，二者结合得比较成功。
朱：我同意，我本人爱读他的文章，我接触了很多作家也都有同感。
陈：因此我觉得你完全不必悲观。我40岁才开始发表文章，而你现在才34岁，悲观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你。我曾经说过，我是个“智力残废者”。许多课都补不过来了。而你们不一样，你们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年华，完全有可能补过来。总之，我觉得这几种批评型态应该形成一种互补的状态，朝着正常有序的状态发展。
四
朱：我再提出一个问题，1985年底我在你们编辑部参加过一个座谈会，在会上就提出应该加强作家本体研究，但时至今日，不论哪一种型态的批评家，都还没太注意这种研究。我本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作一点初浅的尝试，像发在你们刊物第一期上的《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从作家不同的家庭、身世人手，来研究探索两类军旅作家的异同。所谓作家本体研究，就是研究他们的家族、出身、个性、气质、生活道路，包括恋爱史、病史等等，对他们的创作风格、气质、母题等等的重大影响。我朦胧感到这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很有研究头的。
陈：这是个薄弱环节，之所以没有开展，跟中国人的封闭传统很有关系。
朱：对，我曾经在个别公开场合谈到过笼罩莫言作品的始终有两个阴影，一是他的童年，一是他的婚姻，表现前者的如“红萝卜”、“枯河”等；表现后者的如“爆炸”、“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等。但因此可能给莫言带来一些舆论，从此，他嘱咐我避讳他的个人问题。
陈：有这个问题。但这个研究方向确实很重要，实际情况也不完全像你所说的那样悲观，开始有人在作这个工作了，像鲁枢元的文艺心理学其实也就是作家本体研究的一种。还有邹忠民在我们刊物发的“作家学论纲”，吴亮关于残雷的研究，程德培关于莫言的童年视角研究等等，都是这种努力。还有上海吴俊一篇研究史铁生内心世界的文章，史本人看了后给我们编辑部来信说十分佩服作者，而且认为这种研究法十分可怕，简直深入到作家的骨髓里去了，我们准备把史的信一起发表。
朱：与作家本体研究不发达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作家传记文学的贫弱，有也只是一些已故的或有定评的老作家。
陈：也基本上是隐恶扬善的，对作家隐秘的内心世界以及形成原因很少揭示。
朱：也就是说还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科学的研究。
陈：开展这个研究是你们的优势，你们与他们熟悉。
朱：对，之所以不开展，还与我们批评家队伍构成有关，很多高校的研究者与作家不熟悉。
陈：靳大成他们也持一种只管本文、不管作家的观点。其实研究本文、研究作家两条路子都可以走得通。就像各种批评方法一样，要允许共存，而且还不仅仅是共存或平行发展，应该是一种交叉状态，互渗状态。就像现实主义和现代派一样。尽管现在不少批评方法还处在摸索阶段，还不够成熟，但是应该允许这种探索，耐心等待它们走向成熟。有的你不能进入的，不要反对别人进入，如果互相排斥，就会造成内耗。我也曾提倡过新方法，但经过两年实践路，我发现我进不了，只得再转回来，回到自己的社会历史美学批评中去，坚守自己的老阵地。
朱：每个人只要点好自己这盏灯就会有意义，多亮的灯也不可能照亮所有的角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也都有自己的长处。但从事文学批评有一条，必须具备纯正良好的艺术感觉，否则，仅仅靠方法新吃饭恐怕不行。
陈：我在给陈达专的集子写的序言中也提出过对新方法的看法。我以为，在方法与对象之间，我更重视对象，方法仅仅是达到对象的桥梁。那么新方法到底能不能使我们深入艺术堂奥，接近艺术本体现在看来还是个问号。但至少它给我们洞开了又一扇窗户，使我们知道还有这样一种方法，又多了一种参照。
朱：还有一个文风问题。现在有一些文章写得晦涩难懂，受西方文论的翻译影响，再加上大量自然科学名词、公式、图表等等，让人不知所云，甚至像钱谷融教授都表示看不懂，这就不能把责任完全归结于读者的层次低了。应该检讨自身的毛病。今年暑假我在家重读“毛选”，即便从作文章的角度去读，毛泽东的文章作法在今天大有可取之处。他的文章观点鲜明、开门见山，“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类似这样单刀直入的开头，在他的文章中是常见的。一下子就把主要观点亮出来了。本来当代生活的节奏尤其需要这样明快的文风，现在恰恰相反，不少文章绕得很，云山雾罩，花里胡哨，你不能说他没才气，但就是翻了好几个页码还不知道他要说什么。由此还涉及到一个深入浅出的问题。我前不久重读鲁迅，发现他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深入浅出。像“论魏晋风度及药和酒之关系”，是在一个学术会上的发言，非常学术性的问题被他讲得跟故事一样生动、可听。这是大家。鲁迅早期的文章像“摩罗诗力说”等等也很深奥，越到后来，到了中年，成熟之后，文章就越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一是毛泽东的开门见山，二是鲁迅的深入浅出，值得今天的青年批评家借鉴。
陈：我认为这还不仅仅是个文风问题，还涉及到批评的性质问题。批评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如果等同于科学就跟文艺理论重合了；如果等同于艺术，又跟创作重合了。它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正因为它是科学的所以需要理性，又因为它是艺术的，所以需要感性，所以，应该把文风问题提到批评的性质的高度来加以重视。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八日夜整理于鼋头渚太湖疗养院
附记：本篇“对话”形成1988年秋，不仅表述了我们对当时理论批评界的一般看法，也传达了我们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最后的热情，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到1992年才得以全文发表，现在收入本书，作为一个纪念或者是“立此存照”，也就不管它是否已“时过境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