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金秋，我和季红真、潘凯雄、白烨一行四人，被作为“北方批评家”应邀去到肇庆蓝带作家山庄，和南方批评家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南北对话”。返穗途中，“北方批评家”人人感慨良多，我突然冒出一句“早晚有一天批评也得明码标价。”
话题就这样从南方带回了北方，从秋天留到了春天。春天，连问题也要发芽，何况今年春天的北方也早已是商海滔滔了。
1.批评究竟能不能“明码标价？”
按道理说是可以而且应该。事实上由国家制订的稿酬制度也是一种“明码标价”，“接质论价”，只不过主动权是在买方，作者一方基本上都是被动售稿。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推进，文艺产品的商品属性开始得到确认和尊重，它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在经济规律支配下日渐卷入市场。最初是演艺界名星开风气之先，纷纷标价出场，且风头坚挺扶摇直上，一夜之间竟相暴发。如此情势之下，作家们也人受启发，先是王朔领衔的“海马”集团打出“明码标阶”的旗号，坚持要“优质优价”；后又有上海33位剧作家联名签署《931约定》，提出剧本的最低稿酬标准，而且都通过新闻传媒引出了阵阵哗然。但是，舆论的喝彩与抨击，都无法阻遏文艺生产卷入市场机制的进程。明码标价在创作界已经成为了事实，虽然不能个个都像王朔那样速成大款，但至少是大大涨破了国家原来规定的千字30元的最高标准，实践本身正在促进与推动稿酬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新的著作权法实际上也认可了今后的稿酬标准将由“买卖”双方通过合同来进行约定的新趋势。总之，在文艺生产市场机制形成过程中，尽管还有许多问题和不如人意之处，但确实已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反应灵敏，因势利导，随行就市，自行提高稿酬，从中获“益”匪浅。——已经介入商业性文化生产并火了起来的大腕们（如王朔、权延赤等）自不待言；一批保持了一定文学品位的纯文学作家最近也被各种丛书相继推出，（如“跨世纪文丛”、“海马丛书”等）日见走俏，行情看好；至于那些不管文学只管赚钱而直接和书商们打交道的“作家”开口要价就是千字百元，而且半个月“写”（其实是剪贴）一本，一本就是两三万，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相形之下，与这种或理所当然或莫名其妙或乱中取胜的总归是有点热火朝天地“火”起来的创作（同时也“创收”）势头恰成对比的是批评家的更加冷寂寒伧的“零度操作”。批评家们刚刚从政治冬眠中苏醒立刻又陷入了经济拮据的窘迫。——出书难自然是日甚一日，稿费呢，不要说提高了，就是国家标准也拿不“满”（原规定理论著作可以突破干字30最高到35元，可又有谁享受到如此优待呢）。而且即使是拿“满”了又怎么样呢？常常是大量地读作品，比如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吭哧吭哧读了一周再费心劳神琢磨三二天写出一篇两千字的文章，最后得五六十元稿费，你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有点憋气的“呛水”感？
可不可以给批评也来一个明码标价，或者也来联合约定一个稿酬最低标准：国家一级报刊一篇多少多少，国家二级报刊一篇多少多少……然而，跟着的问题便是向谁明码标价？明码标价应该面对的是市场，如今的批评有市场吗？
你可以说有“市场”——君不见，但凡已算得“出道”了的大小批评家们，谁个不是请柬如云，文债如山：这会那会的邀请，这报那刊的约稿，这朋那友的“拜托”，终年都有爬不完的格子还不清的帐。但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市场”呢？说穿了，这是一个特定的、稳固而畸形的“小市场”，这个市场的“买方”无非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被评作品的作者，二是发表作品的刊物或出版杜，三是刊发批评的报刊。而且三方寻求批评的动机各有所图。面对这样一个小市场去明码标价不是也够寒伧的吗？而且万一这个小市场认了你的明码标价，“高价”把你“买”下来，不是更可怜吗？那时候，你不想评也得评，不愿吹也得吹，你还算是批评家吗？——恐怕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牛虻”了，而且常常被你叮的还不是一头健壮的好牛，而是一匹瘦牛、病牛！
如此看来，批评要想明码标价，或者说通过明码标价来取得社会的认同与尊重，首先就必须打破“里评”、“窝里吹”的小格局而获得市场——获得一个真正具有社会和经济双重意义的广阔市场，从而重新建构起自己的独立形象。
2.批评到底去哪里寻求市场？
读到这里，我想读者诸君可能会要求我对本文所谈的“批评”立即作出一个界定：你说了半天，又是要“明码标价”又是要“寻求市场”，你这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批评？当然，我所说的是“大众批评”。本文从“明码标价”的角度切入，目的就是为了探讨建设中国大众文学批评的现实性与可能性。而所谓大众批评，就是一种有明显区别于学院派批评的大众化的评价尺度、语言风格和操作规范的，以大众为关注重心的通俗批评。盛唱乃至身体力行去建设、健全和完善大众批评，是当前批评界的急切课题之一，也是今后批评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
就如同市场必然带来文学的急剧分化一样，批评也必须要而且也必然会打破多年来面目模糊浑沌一片的旧有格局，而向着纯与俗两极分化，逐渐形成一个档次不同，功能各异的由纯与俗两极对应而又两极互补的多元多层的立体批评新格局。——极向着纯的方向提升，建立一派科学化、学术化、规范化与系统化的学院派批评（或曰“精英批评”。就像谢冕教授主持的北大文学批评研究所所聚集与团结的一批教授、学者、研究员所从事的批评操作。他们最新推出的富有建设性的积极成果就有由谢冕主编的有钱理群、王富仁、陈晓明、张颐武等中青年学者加盟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型丛书关于理论批评的前十种）。这一派批评盼价值取向和终极目的基本上排斥市场因素，而致力于文学本质规律的探寻和批评学科自身建设的纯粹性和深度感。它们也许有一部分能遇上较好的经济效益（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但更多的在当前工商社会中难以有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效益。但是，它们的市场在学术界，它们的效益在于为大众批评提供理论框架、方法与体系，在于推动批评理论建设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学运动的发展与深化。它们研究的最新成果往往标志着我们国家文学批评的最高水准。因此，国家应该为它们实行保护政策和鼓励措施。
而批评的另一极即我说的大众批评则应向着俗的方向倾斜和靠拢，也就是说走向市场，介入大众，在通俗批评的运作中寻求价值实现。它的批评起点是向大众趋同，即关注大众文化中的兴奋点、热点、难点、疑点；但它的批评目的却不是对大众审美水准和价值标准的认同，而是通过自己训练有素的专门化的但又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批评与阚释，去吸引大众、引导大众、提高大众，并通过这种“导读”，来影响、修正和制约大众文化的生产者，进而调控市场，把握住整个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全部运作。这种批评无疑是批评家和大众双向选择与相互妥协的必然结果，因此，它的市场只能是在大众中间。
以此观之，可以说目前国内的大众批评还未正式形成，甚至可算得是一片空白。一方面是相当一部分批评家仍然处于既不能纳入学院派而叉远离大众的“武大郎攀杠子，两头够不着”的尴尬境地，在寥寥可数的几家报刊的“圈里评”与“窝里吹”中耗费精力与才华。而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急建发展几成芜杂之势的大众文化，亟待批评而又没有批评的奇怪局面。比如室内电视连续剧，发展快、覆盖广、影响大，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往往在播放期间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成为全社会的热点话题甚至对人们的心态、情绪、生活方式和语言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渗透。本来这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批评家们大展身手的好题目好机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到《皇城根儿》、《爱你没商量》，几年时间过去了，有关文字倒也算得是连篇累牍，但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观众来信”、“演职员访谈”和影视圈记者们写的一点“花絮”之类而已，就连从最权威的《中国电视报》上也只能读到一些一律操着王朔腔调的莫名其妙的胡侃乱弹，其中能有几篇是真正有点分量和质量的像样的批评文章？！又比如近年来一直呈燎原之势的纪实文学热，一本书就掀起一个浪头，一个浪头赶着一个浪头，把作者、读者和书商都冲得晕头转向，乱成一团。批评界对此也是置若罔闻，该捧的不捧，该批的不批，任其良莠不分，在盲目的创作与阅读中陷入恶性循环……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大众批评就是要走向这个市场，覆盖这个市场，这是大众批评的选择，更是大众文化的期待。在积极的大众批评实践中，不仅可望使一部分批评家走出当前的困境，还可能造就几个乃至一批登高一呼应者如云或一言九鼎顺昌逆衰的“大腕”批评家，而大腕批评家产生之时，就是中国大众批评成熟之日。
3.批评的大腕如何产生？
其实，这个问题所指应该是大众批评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我本人既无经验可以借鉴又无现成的范式可以参照。我想到有两条恐怕是比较要紧的，说出来，就教于大家。
一是必须打掉一种错觉或歧见，即因为大众批评的大众性与通俗性就予以轻视，就认为简单和“小儿科”。多年来，我们的批评先是围着主流意识形态打转转，后又在当代西方各种科学主义批评流派的牵引和国内各种新潮创作的追赶的双重夹击中疲于奔命，对真正工商社会中以娱乐性和消遣性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其实是隔膜得很，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你可以鄙视消费文化的肤浅和没有深度，但它一旦表现为一部具体的影视或文学作品，你就不能不承认它同样是对个体性与社会性、现实性与可能性、真实性与幻想性的关系的一种复杂运作。而这种运作又是在特定的规范与模式中进行的，都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无论是武侠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还是喜剧片、枪战片、动作片，抑或室内剧、肥皂剧，莫不如此。你的批评只有遵循这“规尉”来操作才有可能说到点子上，点到穴位上。你的任务就是引导帮助读者（观众）遵循这些规则来更好地参与“游戏”，并在“游戏”过程中不断地修改、完善和创新“规则”。而不是不懂规则就抡圆了侃，或者故作高深地用围棋规则来规范象棋，用桥牌规则来规范扑克。就好比你用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来批评金庸，或者用德里达来解构琼瑶，恐怕都有点风马牛，八竿子打不着，不仅远离了大众，也调侃了大师。还有，你要记住：在这里，“文以载道”的传统的庄严与神圣恐怕已被消解，而且“主旋律”的音响也不很高亢和明亮，等等。这些都是“规则”。
当然，记住这些规则亦不难，难的是真正懂得这规则。也就是说，你有志于当一个通俗批评的“大腕”，你就必须真正坐下来认真研究一番通俗小说或类型片的种种模式和套路，认真拆解一下金庸、梁羽生、温瑞安、古龙、琼瑶和谢尔顿，反复观摩一批好莱坞经典之作，找出它们的决窍和规律，据此，再来对大陆的作品对症下药，指点江山（我们读不到这方面有分量的批评，我想原因之一恐怕是大家都舍不得下这样的功夫罢了），那时候，你不仅能镇住读者或观众，还有可能影响小说家、剧作家，乃至书商和制片商一一到那时候，你自然也就成“大腕”了。
二是必须改变一种文风或文体，首先要说真话。有了真知灼见，不论是好话坏话都要敢于说出来，你不必对作者和书商负责，也不必对什么领导机关负责，但你必须对广大读者负责，敢捧敢批，文责自负，假话不说，套话少说。其次是要写短文。再次就是要行文生动活泼形象，不故作艰深，不卖弄炫耀，努力作到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顺便再说一句，据我看来，随着报业大战升温并进一步走向市场，今后的专栏作家必将与日俱增，而专栏将成为大众批评的一个重要阵地。
当然，大众批评机制的建立与健全无疑是一个系统工程，决非像我所说的这么简单。但是作为一个个体批评家来说，能真正做到以上这两条，我觉得基本上也就算“大腕”了。
“批评究竟能不能明码标价”？我的回答是：只要您真正成了批评大腕，那么，这个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一九九三年三月九日京西黑白斋
载《文论报》1993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