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押运粮船，发生火灾
高廷瑶说，当官服役，供上级差遣，出了差错，就应该交有关部门论处，可是，有时，也有出了差错而未被追究责任的情况。
如他在安徽做通判时，护送运粮船只一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运粮的船只，其它省份是分为一进、二进的，相继衔接向前行驶。而按照安徽省的规定，则是由州、县按河道就近开行，名为“插帮”。如遇上第一进船只，就插人第一进的船帮。
他奉命督运的粮船一共有十二帮，只有六帮是在宿州亲自督运的，前三帮由洪湖先到通州，后三帮另派丁役照料。虽然各帮之间互通信息，但毕竟是分道前行的。
于是，造成临近帮船因民船不慎发生火灾，火延粮船三艘，而且烧死烧伤旗丁四人。漕运总督将此情况上奏朝廷，朝廷传下恩旨：“失米免赔，损坏船只公费修理，已死旗丁按照规定补偿与抚恤。”竟然有他的不慎之。到他，帝御笔朱批道“先已施恩，免议。”
高廷瑶所犯的过失，依法论处，是罪有应得，然而竟然幸免。
后来，当他回忆起这件事时，他感慨万千地说：“这就是皇天降福，不是人能修得、求得的啊！”
还有就是，他督运的六帮之中，有一个不法之徒，谎称是漕标供的武举人，奉漕标之命来协助运粮。此人沿途不只借机诈取，凡所经州、县，无不骚扰。就问他是什么人，他冒称是漕协的儿子，县里写信给漕协询问此事，他的假冒行为才终于败露。
漕协将此事报告漕督，漕督下令交苏州粮道蔡观察审问。审讯中，他供称被他勒索的州、县及船帮千总，作案一百一十九起，共计得赃银二千余两。漕督想据实上报。
高廷瑶心想这种人作奸犯科，惩办固不足惜，但当官的人负有失察之罪，如果追究起来，株连很广，将会造成许多无妄之灾。他就赶忙请求漕督，将此案交由他来处理。
经他反复开导，嫌犯一一供认不讳。只有“假称和德州徐守备是同科举人，索取徐守备白银二十两”一件，与蔡观察原审不符。
高廷瑶当晚即到漕督衙门，尽力为他辩白。后来，仅仅判处此人流放，此外，无一人受牵连。
可是，他奉命督运，用人失察，岂能无过？但仍然没受到追究。这又是皇天降福，是人们无法修得、求得的啊！
他说，前一件事没有受到处分，是皇恩浩荡。后一件事也没有受到处罚，这就是教训一个人在工作中不能不小心谨慎，更不能存在侥幸心理。
（31）平反昭雪杀夫焚尸案
霍邱县是安徽六安市下辖的一个县，位于安徽省西部。西与河南省固始县接壤，北与阜阳隔淮相望，东与六安、寿县毗邻，南与金寨相连。地处大别山北麓，淮河中游南岸，地势南高、北低，南部属低冈丘陵地区，北部为平地湖泊河流，是淮河中游的重点行蓄洪区。
嘉庆十二年（1807年），霍邱县令以“民妇范顾氏伙同奸夫杨三等谋杀亲夫范寿子，并焚烧尸体，企图毁灭犯罪痕迹”一案，上报按察使司，并以血衣、残骸、凶器等为物证。已经定案了，按察使李书有，命高与县。
经过再次审讯，口供与原审相一致。他们再一次审讯，按察使在屏风后面认真地听着。审讯结束后，按察使问：“这案子的供词合情合理吗？”某县令回答说：“供词很肯定，血衣、残骸、凶器俱在，怎么不合情合理呢？”高廷瑶却说：“不一定。”按察使问：“理由呢？”
高廷瑶说：“范寿子人赘岳父家，他岳父家住在农村。正月十三晚上，范寿子同小舅进城观灯，观灯结束返回村子时，农村虽然没有记录时刻的漏，算起来也应该是二更天了。他又往赌场上去玩了一会儿，应该是三更天了。回来后，范顾氏、杨三和她母亲、二弟等，一起用棍棒将他打死，那应该是四更天了。又肢解尸体，烹其肉、烧其骨，然后才拿去掩埋。四更天时，天已快明了，有多少时间让他们能从从容容地做这么多事？这是不符合情理的要点。况且，村子中央，左右都有邻居，死者被打，怎么会没有声响？焚烧尸骨发出的腥臭，怎么能不传出去？这是明摆着的道理，供词情况一定不实，怎么能说合情合理？”
按察使听了高廷瑶对案情的分析后说：“对！明天再认真仔细地审讯。”
第二天复审，那位县令却称病不到公堂上来。范寿子的父亲是原告，高廷瑶召他进大堂里来对他说：“你媳妇、杨三及媳妇的弟弟等五人都被判处死刑，你说冤不冤？”
他回答说：“不冤。”高廷瑶说：“按照法律，诬告他人的人，是要承担诬陷之罪的。如果你媳妇等人被判处死刑后，你子又回来了，那么，这五个人的死就应该由你来偿命，你敢签字画押吗？”
范寿子的父亲说：“起初，我因儿子不回来，所以才告状，审判中得知儿子是因奸夫谋害致死，那是长官们审定的，关我什么事！”
高廷瑶想了一想，想到此案株连五条人命，顿生怜悯之心。范氏的弟弟顾三麻子突然大喊：“冤枉啊，冤枉啊！”高廷瑶问他：“有什么冤枉？要是范寿子还活着，冤枉当然可伸。目使范寿子死了，如果尸体还完全，这冤也可以雪。现在的情况是，既没有看见范寿子的尸体，你们又没有其它供词，一点头绪都没有，谁能为你们雪冤啊？”顾三麻子说：“真是冤枉得很啊，这其中的冤情，里胥了解，恳请老爷去问里胥。”高廷瑶说：“昨天已经审问过里胥了，如果真有冤情，为什么没有听他说过？”
顾三麻子说：“我们被逮捕的时候，狱吏再三叮嘱说，法官已经判决此案，有谁再敢申辩，就依法处决。所以，里胥不敢说啊！”
高廷瑶立即传讯里胥，里胥说：“范寿子的父亲四月份来县衙里告状，役卒李遥和我充当访缉（即刑侦人员）。”
高廷瑶问里胥：“你们查访的情况怎么样？”里胥听了，神色慌张，支支吾吾，不敢说实话。高廷瑶便责令差役打了他几个耳光，他才说：“我如实交待。五月上旬，小人与李遥查访到范寿子的姨父陈大凤家，陈大凤外出不在家里，陈大凤的妻子指着东厢房说，这就是范寿子正月十五日来拜年时住宿的地方，他十六日吃过早饭后才离去。”
高廷瑶又问：“你刚才说的这一情况，曾经报告过官府吗？”她回答说：“我连官员都没有见到，怎么告诉啊？但我不知道李遥报告过官府没有。”
高廷瑶又传讯李遥，李遥开始也是支支吾吾什么也不说。里胥在一旁对他说：“我已经什么都说了。”他才如实招供，供词也和里胥的相同。还说：“这个案子实际上是县尉在操纵，等我们查访回来，县尉已经把它办成了定案，小人当然不敢再说，判官也没有再追问。”
于是，高廷瑶又提审杨三。杨三说：“小人本来就没有杀范寿子。初审时，顾氏和我都不承认，县尉用刑逼供，我们害怕，就都承认了。县尉急着要我们交出范寿子的尸体，本来就没有尸体。于是，我们谎称尸体在某处某处，他也不去查验。又严刑逼供，要我们交出尸体。我们不堪其苦，便用猪血染成血衣，拿厨房里的菜刀当凶器，挖掘无主坟墓的残骸充当火烧的尸骨。这样，就苦打成招定案了。”
接着，又审顾氏，顾氏的口供和杨三所供吻合。高廷瑶，范寿子既然十五日都还在，那么，十三日被杀之事就可知一定是假的。他将这一情况向按察使汇报，请求将五人暂时关押，等逮捕到陈大凤及寻找到范寿子后再说。当时是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月。
第二年十二月，范寿子从河南回来了，这五人的奇冤才得以平反。
事后，高廷瑶深为感叹。唉！原告仅以儿子人赘顾家失踪不归，请求官府追查根由而告官府，而县令贪图安逸，自己不亲自审问，委派下属代劳，县尉严刑逼供，什么花样生不出来？知府又不审查，几乎造成五条人命含冤黄泉。酷吏造成的祸害，怎么能说得清楚啊？刑不可滥用，事不应代劳。对于没有尸体可以检验的案子，尤其要更加慎重地对待。
当陈大凤还没有被逮住的时候，霍邱县令已经解任，新上任的是陈先生“他虽极力平反，并已掌握了这个案子的大概情由，可知府、县令都不以为然，并烦言啧啧”他私下对新上任的陈先生说：“范寿子一案一天不决，就是先生的累赘，不可不事先提防。如果知府和原县令暗中嘱咐陈大凤拒绝承认，那怎么办？你上任后，立即提审陈大凤的妻子，让她在原来所供实情的笔录上画押，为今后定案作证据，要使她不能变卦。一定要抓紧，千万不得拖延，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能泄露。”陈先生十分赞成他的建议。
十天以后，陈先生果然将陈大凤妻子供认范寿子于正月十五、六日在她家住宿、吃早饭等情况录了供，并寄给高廷瑶，高廷瑶将它。
后来，逮住陈大凤，审讯时，他果然不肯承认。高廷瑶便拿出他妻子的供记录，他才低头不语，表示默认。试想，假如不是高廷瑶和陈先生事先有防备，陈大凤肯定不会承认，此事将会中途生变，即使想为这五个蒙冤受屈的人平反昭雪，也无从下手。平反昭雪的案子，就是这样的难办啊！陈大凤本不值得责怪，只怪那些甘心杀人而不顾天理的人，他们安的是什么心啊！
范寿子回来时，已是当年的除夕，颍知府、霍邱县令以及有关官员，都到按察使司来贺岁拜年。按察使对大家说：“今天，我本来不想见诸位，因范寿子已经回来了，不得不见见大家。如果不是高别驾仔细推察，详加审讯，竭力平反，那么，五人已经正法，今天怎么办？各位还能安心过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