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特立独行”这句话开始成为时尚话语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想赚取这样一个称号：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也难怪，毕竟现在已不同于在大街上只能看到青、蓝两色的年代。这是一个个性张扬的年代，如果你的身上无法体现异样的个性的话，那么你只会遭到同仁的抛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北大自然也是不甘示弱，因为北大有着“特立独行”的传统和一批又一批追求“特立独行”的学子。
余杰：矛盾的统一体
余杰，一个在许多人的眼中都会被看做北大怪才的典型，不仅是因为他以《火与冰——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而扬名，更重要的是余杰誓与中国传统文人划清界线。余杰自称：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立场，边缘的姿态，乃是支撑他写作方式的三只鼎立之足。一个出自于北大的知识分子，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出于良知而以边缘的姿态进行怀疑与批判，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也是十分崇高的一件事。但是，余杰本身是充满了矛盾的，从他的言语和文章中，可以找到很多自我否定的地方。
余杰的批判激情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神圣的使命感使他虽身居铁屋却桀骜不驯，杨朔、钱钟书、杨绛、钱穆、郭沫若、季羡林等大师在他的眼中全成了重新评说的对象，这气势使那些媚俗平庸的伪高人相形见绌。于是有了《我来剥钱穆的“皮”》，有了《皇帝的新衣——关于“张承志”现象的思考》，有了《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论》、《知、行、游——重读杨绛》、《王府井花园里的郭沫若》……然而，与这样的“杀气腾腾”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余杰虽然批判了许多远离他利害关系的大名人，却对身边的老师、朋友大肆吹捧。
如余杰的《书卷多情似故人——读〈漫卷诗书·陈平原诗话〉》、《那一代的风流——读夏晓虹〈旧年人物〉》以及《挣扎的心——读钱理群〈压在心上的坟〉》……有所为有所不为本是人之常情，一个以斗士自居的人，批判谁与不批判谁也应当是有选择的。怪就怪在余杰的选择标准上，众所周知，夏晓虹是余杰的研究生导师，而陈平原则是夏晓虹的丈夫，而钱理群大概也因为北大的缘故得以逃离余杰的批判。有人说，这是“余杰精于心计的狡猾”。余杰这种“唯亲”的做法与其说是保护了北大人，倒不如说是在使北大人蒙羞，因为中国人是最痛恨“官官相护”的，更何况余杰本身就是一个不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批判者，由他“保护”的人自然难逃株连的危险。
余杰所谓的边缘姿态也是值得怀疑的。“昆德拉是一位充满智慧的人，他采取的是冷眼看人间的方式。昆德拉看透了历史的风烟，历史虽然如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因而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置身于事外的‘游戏’态度。而哈维尔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圣人’(行者)，他坚持认为，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这样的言论似乎与余杰所谓的边缘姿态格格不入，要不余杰也就不会认为中国更需要哈维尔这样的“圣人”了。所谓边缘的姿态其实是与文学的功用相联系的。中国的文人历来重视“文以载道”的价值取向，而西方的文人则更倾向于“文学只是出于审美的需要”这样一种价值取向。
真正的边缘姿态应该是后者，正如高行健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题为《文学的理由》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作家所以不计报酬还写自己要写的，不仅是对自身的肯定，自然也是对社会的某种挑战。但这种挑战不是故作姿态，作家不必自我膨胀为英雄或斗士，再说英雄或斗士所以奋斗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便是要建立一番功勋，那都是文学作品之外的事情。作家如果对社会也有所挑战，不过是一番言语，而且得寄托在他作品的人物和情境中，否则只能有损于文学。文学并非愤怒的呐喊，而且还不能把个人的愤慨变成控诉。作家个人的情感只有化解在作品中而成为文学，才经得起时间的损耗，长久活下去。
”不知道余杰看到这样的文字之后是否还敢自称是“边缘的姿态”，还敢随便就在“铁屋中呐喊”，是否还敢说“我一再表明，我对余秋雨的批判仅仅是一个契机，我想引发的是全民族对我们自己所创造的一部血迹斑斑的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我们国民性中劣根性的无情揭露。”既然余杰选择了边缘的姿态，那么就不应为批判而批判，将批判经常挂在嘴边，不应该为了扬名拿名人开刀。毫无疑问，真正有意义的批判应该是站在边缘的姿态，对于这一点余杰也是十分清醒的，但是他的身上充满了太多的浮躁。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导致的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丧失与国民心态的浮躁，余杰大概是十分愤怒的，但是余杰自己似乎也为时代精神所毒害，居然为了商业炒作的目的将崔健“拉下水”，本来崔健以为余杰只是邀请他到成都蒲江去度周末，结果兴冲冲地赶到后却发现，“完了，又上当了”，成了一个商业活动的“托儿”。余杰居然也学会了在商业活动中“游刃有余”的本领，真是不简单，试问如此世故的余杰又该怎样捍卫其边缘的姿态呢？
余杰的自我矛盾还表现在很多方面。余杰以一副“俯视众生，唯我独清”的姿态与立场，指责与批判别人，然而却很少解剖和反省自己。余杰以鲁迅衣钵的传人自居，可他却偏偏忘了鲁迅的教诲：“我的确时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自己。”余杰非常同情底层劳动人民的痛苦，“一个是特权阶层的世界，纸醉金迷，斗酒狂欢。另一个世界是底层的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名瘦弱的失业工人吃力地蹬着人力三轮车，15岁的农家女在歌厅门口招摇过市，手臂上刺青斑斑的中学生在校门亮出刀子群殴。
”(余杰，《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底层体验永远是需要的，但是为什么余杰又要将劳动人民所喜爱的赵本山污蔑为“伪农民”，将热播的《刘老根》斥为“文化垃圾”呢？也许余杰的苦心在于唤醒那些热衷于安逸的百姓，让他们别上《刘老根》的当，但是余杰又有什么权利来剥夺无辜百姓喜欢的权利呢？余杰曾说，“李方先生(著名记者)当然想像不出住在妻子租来的一间经常停水停电的屋子里的我是怎样生活的。”(余杰，《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余杰致网友公开信》如果这可以算作余杰经历了底层体验的证据的话，那么当余杰成家之后，即使余杰现在不写作，其太太的收入也足以维持小康生活时，余杰所谓的“依据底层体验”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余杰，一个素以北大怪才著称的人物，在北大读了八年的书，从他的身上也可折射出现代北大教育和北大人的自相矛盾。北大的领导决策层非常期望重振北大思想自由和学术繁荣的传统，可是北大的教授要么是迫于政治压力，要么是为了职称而谨言慎行，于是北大的学术争鸣也是不得不偃旗息鼓。北大的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很想做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却又不得不为了前途而忙于背单词、学外语，忙于形形色色的考试。北大人从来都是拒绝平庸地生存在这个世上，他们总想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在繁重的学业负担之下，掩盖的是他们生机勃勃的思想光芒和跃跃欲试的英雄情结，但是现实的北大没有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现实的中国也没有给他们留下太多的选择。在这样近乎压抑的气氛中，余杰的做法也许是代表了一部分北大人的想法。在这冰冻的世界，点一把希望之火，将所有的冰雪融化，迎接明媚的春光；亦或在坚固的铁屋当中，像鲁迅当年那样大声地呐喊，不是为了声音能将铁屋喊破，而是企图声音能够穿越这无边笼罩的铁屋，传到久远之处。在一个思想无用的年代，不如将其付之一炬，不如将其留至久远。这也是如今北大人最无奈的一种选择了。
王小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我们将王小波归入北大怪才的行列，首先要感谢余杰先生。由于余杰以北大第二个王小波自居，既然余杰是北大怪才，那么就没有理由说王小波不是怪才的。然而王小波毕竟与余杰不同，王小波比余杰的文字更耐读，对很多人来说，接触王小波的文字与接触余杰的文字大概是同一时候的事情，为什么短短几年之后，两个人的遭遇就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故呢？一个成了人们深深怀念的启蒙者，而另一个则忙于洗去身上的唾液。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两者思想的深度。王小波的文字在读完之后你还有兴趣回过头去细细地体会，而余杰的文字没有多少思想的内涵，除了阅读的快感，你不可能找到读他的第二个理由，而且他的叙述显得十分零碎，这一点在《心灵独白》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由此区别说开来，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喜欢称王小波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而余杰至今也没能赚到封号的原因了。王小波的“怪”也就在这里，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王小波在其死后获得了文学界和学术界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