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广介绍说，“从国际上看，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与高等教育多样化的过程是紧密相连的。二战后的美国，大批复员军人一时无法找到工作，国家鼓励他们到大学深造，一时许多企业、个人纷纷创办高校，数量多达1000余所，这种多样化办学直接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大众化对多数人来说是扩大了入学机会，而多样化则是用尽可能多的方法提供适合人们需要的高等教育内容。”
各国的实践证明，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可能完全依靠国家投入，而应吸纳社会、民间资本参与办学，转换机制，走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之路。近年来我国在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上尽了最大努力，但仍然不足。杨德广认为，现有公立大学应该有1/3转制为国有民办公助，即资产归国家所有，办学费来源于民间，国家给予适当补贴。这样国家可以把经费集中投入重点院校、重点项目，用于发展精英教育。大众化的任务则更多地交给一般大学、高职院校，同时搞活机制，大力扶持民办高校，并给予一定经费补贴，让它们一起分担大众教育的担子。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精英教育不但不会被削弱，相反将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不能再用研究型大学的质量标准来衡量教学型大学”——关于转变单一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在一些精英教育倡导者看来，大众化使大学变成“失去的天堂”，大学教育仿佛串了味，他们认为扩招必将导致入学标准降低，学术水平下降。针对大众化带来的教育质量问题，杨德广强调，“树立正确的质量观直接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能否健康发展。”
社会需求、学校规格、学科门类、学生个性的多样性，决定了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多样化。单一的、统一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必将束缚人们思维。现在一讲到学校质量、水准，就以多少院士，多少博士点，多少科研经费、科研论文为标准，用研究型大学的质量标准来衡量教学型大学，用本科教育的标准来衡量成人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民办高等教育，用文理科大学的标准来衡量理工科大学，导致盲目攀比之风盛行。一些高校领导、教师不从学校自身特点出发，总是把目光盯住名牌大学、重点大学，感到自己处处不及他人，心情浮躁，急于求成，不重实际，花大量财力、人力搞“高精尖”，结果是学校质量上不去，又丢掉了自己的特色。
杨德广提倡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多元化，可以是以学术“卓越”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为标准，或以合适目标为标准，也可以是以满足高校内外学习者的要求为标准，或以持续发展为标准。任何一所高校要提高质量必须把握三条原则：一是有明确的定位和目标，即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条件制定各学科专业的培养目标；二是满足和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让毕业生有出路；三是有自己特色，在某些方面其他学校无法取代。
探寻真实的北大
“探寻北大”是一个极具敏感又极具诱惑的命题。北大，自创建之始，就充溢着论辩与纷争，古今中外各种思想与言论在这片沃土上百家争鸣，文人、政客、商家都会对燕园侧目而视。
在这里，最古老的文化与最前卫的思潮交相辉映，最保守的学人与最新潮的讲师同登讲坛。北大，成为一种文化宽容的象征，也是无数北大人自由精神的寄托。百年北大拥有辉煌的历史足以令老北大人魂牵梦萦，她卓绝的功绩也足以令今日的新北大人引以为傲。
【古老的红楼成为北大人自由精神的寄托】然而，百年已成为历史不复再来。今日的北大面对的是新的世纪、新的百年。国内大学群雄蜂起，国外大学纷纷抢滩中国教育市场，教育面临学术化和产业化的悖论选择。今日的北大，未来之路在何方？
1998年，北大举办百年华诞，无数校友云集燕园参加盛况一时的百年庆典。有人歌功颂德，亦有人冷眼反思，其中一篇短文道出许多人不敢说、不愿说却始终堵在喉口的“未吐之言”。
“远在边远之地的我们，在百年北大的喜庆中也感受到了一种北大精神的存在，凡俗的我们好像也跟着感染到了一种神秘的崇高与激动。随着辉煌的展示一天天地过去，一种淡淡的失望却悄悄地来到了心头。
“开风气之先的北大，您为什么没有今天的《新青年》呢？边远小城的书摊上人们见到的是《读书》、《南方周末》、《杂文报》……来自北大的声音是什么呢？听说你们有《北京大学学报》，可惜它只高居圣坛，民间没有它的身影。
……
“敢于‘兼容并包’的北大，历史上你有这么多可堪称道的包容，为什么到后来，你所包容的声音就越来越少了呢？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面前，你‘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风范何在呢？……
“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北大，你们有一流的图书馆、现代化的教学楼、财源滚滚的北大方正，但为什么就没有《顾准文集》呢？作为‘精神圣地’的北大，有一个顾准比有一个北大方正更重要啊！因为在顾准身上，从《顾准文集》的字里行间，越看你就越能看到‘北大魂’。对旧思想的那种神圣权威的无情批判、鲁迅般的那种让人久久不能忘却的尖锐与深刻、大胆求索中的那种舍身忘我、勇往直前的自由精神、在反抗恶势中的那种充满历史感的爱国情怀……这些都不是任何企业的巨额利润能够换来的。”(景风：《圣坛上的北大》，原载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贵州广播电视报安顺版》副刊《小世界》第23期)
北大人可以反对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但却不能不承认，该文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当北大人高谈百年北大的崇高与辉煌时，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许多东西。他们不敢触及北大的“黑暗”与“耻辱”；他们只是一厢情愿地描绘北大的“凯歌高奏的奋斗历程”，却掩盖了前进路途中的坎坷、挫折、失误甚至倒退。历史不能被曲解或掩盖，当部分北大人夸赞北大的“光明”与“不败”，他们的灵魂深处正显露出前所未有的空虚与脆弱。鲜花与甜腻的歌唱湮没不了历史的污秽与肮脏。鲁迅先生早在“五四”运动时曾经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日见光荣。”(《论睁了眼看》)熟悉北大百年校庆的人一定知道，在那规模空前的华诞庆典中，从北大内的燕园到北大外的社会，到处是歌咏光荣，历览丰功伟绩。如果有人胆敢有半句微辞之语或反思之言，那么该言论必遭封杀，该人也被视为北大的叛徒打入冷宫。反思似乎成为北大“私处”，任何人都触摸不得甚至包括北大人自己。在满目满耳“盛世太平”的歌咏之中，北大人在沉醉、在麻木，也在堕落。
探寻北大的真实，你必须如鲁迅所说：“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北大有美好的希望的一面，蔡元培先生开创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存在于每一位北大人的灵魂深处，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顽强抗争，执著奋斗。但是，同样在北大，也存在着大量世故钻营之徒、不学无术之辈，他们唯利是图，屈从于权利和势力之淫威，沦为奴隶或帮闲，这种恶劣的负面传统在北大也颇有渊源。实际上，这一正一反的两种品性在每一个北大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这亦是人性的两个方面——奴性(动物性)与神性(对精神的独立，尊严的追求)之间的抗争与搏斗。
钱理群先生在《走近北大》一文中指出：“当对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选择居于支配性、主导性的地位，就形成了北大历史上的光明点；而当邪恶的力量以及奴隶或奴才式的选择成为主导性倾向，北大历史就进入了自己的黑暗时期。正是光明的北大与黑暗的北大，两者的相互搏斗、影响与渗透，构成了北大历史的百年光荣与百年耻辱，忽略或掩饰任何一面，都得不到北大历史的真实。如上所说，由于北大的光明与黑暗是与每一个北大人的人性选择、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紧密联系一起的；因此，对北大历史，特别是它的黑暗面的正视与反省，就不能不成为每一个北大人对自我人性的弱点、知识分子自身劣根性的一次痛苦的逼视与反思。”
探寻北大的真实不能不涉及各个类别的北大人。蒋梦麟先生说过：“一个大学里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北大的历史与传统同样体现在这三部分人身上。
【今日的北大人仍然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北大曾经是大师云集的讲坛。北大的历届校长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的声望、思想和学术贡献都在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出类拔萃，比如孙家鼐、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马寅初，等等。他们的活动和贡献成为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中国现代的思潮。
季羡林先生说过：“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个在全国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全国和全世界学者都以与之有联系为光荣，问学者趋之若鹜。一时门庭鼎盛，车马盈门。倘若这一个学者去世或去职，而又没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继承人，则这所大学或这个系身份立即下跌，几乎门可罗雀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名人与北大序》)当年梅贻琦先生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正是对这一事实的确认。
北大在全民族的心目中的“精神圣地”的崇高地位正是仰赖于此而形成的。然而，今日北大却不得不承认其大师孕育的匮乏。
一批大师纷纷谢世，中青年学者的贡献有限，新的大师难以出现，大学体制与观念的弊端日益突出。北大的身份正在下跌，吸引力与号召力正在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