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个以生产服装而闻名的小城市，一个服装厂老板这样介绍说，当年他那品牌的服装并不好卖，高不成低不就，穷人买不起，富人嫌档次低不愿买。后来他听从了一位海外商人的话，想出了一招，将服装价格突然从原来每套几百元一下子提高到五千多元，没有想到效果奇好，市场一下子打开了。西装还是那种西装，但愿意买的富人多了。原来几百元的西装穿在身上，富人觉得丢人；而现在五千多元一套的西装穿在身上，这些富人觉得很“派”！当然，这种西装如果说当初几百元一套，某些穷人还有所期待的话，那么，现在则完全不会买了。他们真是买不起。
现在众多媒体整日鼓噪一个名词“精神消费”，这绝对是有闲阶层或者说富人们的玩意儿，因为对于穷人来说，所有的收入几乎都用于维持生计了。而所谓“精神消费”，恰会出现所谓“边际效用上升”。比如玩名牌，无论是车还是服装，富人们每增加或购买一套（辆），他会自觉他的身价又增加两分，因此，增加的满足程度会上升；更有玩收藏的，收藏得越来越齐全，他的满足程度不是在降低而是在不断地提高。曾有这样一则报道，一位大老板，爱收藏世界各地的微型冲锋枪，当他那年终于收集到某种德国造的微冲时，竟然兴奋得心脏病突发，一命呜呼！看来，这一支微冲，其增加的效用竟然比生命还值钱！
穷人与富人的消费行为不同，所以实际上也存在两个市场：一个穷人的市场，一个富人的市场。在穷人这边的市场上，主要是低档消费品与日用品；在富人那边的市场上，主要是高档消费品与耐用品。因为世界的购买力主要在富人手中，所以，占有世界生产份额百分之八十的大厂商都将质优价高的商品对着富人；穷人这边，则是小厂商负责供应。小厂商生产的商品附加值低，为了多赚一点钱，顾不了那么多，于是，假货、勾兑酒、霉米霉面都一齐上。受害的多是穷人，因为富人老早就不在小商店与集市上买东西。为了对付这些问题，政府会强制执行某些标准。但标准一高，成本上去了，穷人又消费不起。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曾经有过这样的报道：中国农村已经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最大集散地；在有政府部门去打假时，竟有农民出来说：“我们需要假货！我们也只买得起假货！”
这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奈，更是一种社会性的悲哀。
人们为何质疑富豪们的第一桶金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晓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判断：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涌现的 “转轨富豪”几乎全部是“问题富豪”。他们的财产状况扑朔迷离，一直让人怀疑。带着“与生俱来的原罪”，他们没有把财产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中，而是以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引来了如今争论不休的“中国人仇富心理”。
像李嘉诚、比尔·盖茨，他们确实是靠自己的实力成为富豪的，但是像他们那样的富豪又有几个？实在是太少了，那么，那些富豪的“钱”到底是怎么赚来的呢？
富豪是“名副其实”的有钱人，他们的财富是普通人想象不到的。普通人一辈子赚到的钱还不如他们一天赚的钱多，所以他们的财富就像一个天文数字。
可以说，年年公布富豪榜，年年议论声不断。特别是这几年，人们对于一些富豪的财富是否干净、是否阳光，有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贫富悬殊的拉大，随着社会创业环境的日益复杂化，贫者不能心服口服，富者不能理直气壮。一部分人确实是在通过一些很不正当的手段、见不得阳光的措施在积累自己的财富，特别是一些人的第一桶金，淘得并不是那么阳光。个别人通过盗取国家资源积累财富，一些人通过官商勾结进行敛财，还有人通过偷税漏税走向富豪榜，再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企业转制上市中大捞一把。当然，利用国家资金在股市中坐庄为自己赚钱的，也确实大有人在。
有人从民企攫取财富的“非法”形式上对“原罪”进行定义：一类是“腐败型原罪”，即依靠贿赂官员、权钱交易，从中牟取暴利；一类是“暴力型原罪”，即依靠暴力犯罪、强权垄断、黑社会组织攫取社会财富。有人从公司行为和个人情感上进行定义：一类是可以被原谅的，如因为资金周转不过来没有及时发放工资，因为经营困难没有准时纳税等；一类是不能被原谅的，如污染环境、虐待员工、假冒伪劣等。有人说：“现存原罪现象的主体为通过特权与寻租，或者通过特权、寻租、制度缺陷获取稀缺资源如资本、土地、原料等，再加捕捉到的商机而积累财富。”
在人们对《福布斯》大陆富豪榜进行各种各样的议论时，在2004《福布斯》大陆富豪榜排名第八的天津家世界连锁商业集团董事长兼CEO的杜厦敢于出来直面媒体、直面广大民众说：“我扪心自问，我一直走一条光明的道路，我们创造的每一分钱都是在阳光下的。从来没有贿赂过一分钱，从来没有一分肮脏的财富。”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无论事实怎样，这种勇气可圈可点，这种精神值得颂扬。
有多少富豪们敢说：我没有贿赂过一分钱，从来没有一分肮脏的财富？我们希望敢说这种话的富豪们越来越多。这就要求，首先，现在的富豪们和想要成为富豪的人们，必须走阳光富裕之路，必须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合规合法地创造财富，那样才能够睡着觉，心里才踏实，才能够享受财富带给自己的幸福。其次，社会必须给公平、公正创造财富铺就阳光大道，必须有杜绝走邪道创造财富的措施和制度，并能严格执行、落实和监督。对于一些靠违法违纪、权钱勾结等手段积累的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放过，都必须坚决依法惩处。最后，要创造全社会都来监督合法创造财富的机制和氛围。一个人、一个集团在财富创造和积累过程中，涉及方方面面，不可能密不透风、与世隔绝。这就是说，财富增加得是否阳光，公众心里都有一杆秤。这就要求有这样一种机制，使全社会都用它来监督财富的积累过程，确保财富积累阳光化。
“仇富心理”作为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富人们要努力减轻“仇富心理”带来的社会影响：其一，富人应当更自觉地、更广泛地从事慈善事业，用慈善的方式回报社会。美国著名经济时评人理查德·兰伯特在英国《泰晤士报》上曾经放出高论：“在美国，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聚敛财富，你可以拥有极多的财产。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有所回馈，而且必须有人注意到你这样做。而且你必须这样做，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大人物。”在美国，人们并不景仰富人，而是景仰对社会有所回馈的富人。
正因为如此，《商业周刊》每年公布的慈善家排行榜比《福布斯》每年公布的富人排行榜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中国的富人从事慈善事业的深度和广度都还远远不够，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定法律把富人们的慈善热情变成实实在在的事业。其二，富人应当更自觉地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把公司——一个单纯的经济动物变成一个诚实的、道德的经济动物。公司对内要对员工负责，对外要对社会负责，减少对社会的各种消极影响和外部性。其三，加大立法和执法力度，切实保护好劳动者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对于用种种方式侵害公民合法财产的行为要坚决给予打击，使整个社会形成合法致富的社会风气，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近几年来，不断有富豪落马，列起来是一个比较长的名单，比如，爱多集团胡志标、健力宝集团李经纬、科龙电器顾雏军、托普集团宋如华、大午集团孙大午、伊利集团郑俊怀，等等。仔细了解富豪落马的原因，不外乎是由于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做假账、虚假注册资金、违规担保、合同诈骗、偷税漏税等问题，但这种现象之所以一年又一年地出现，应该是由于“没有制定一个良好的游戏规则”。赵晓分析，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期的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制度的完善和健全。“问题富豪”是在有问题的环境和制度下、在一些问题官员的配合下产生的。除制度原因外，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江湖豪客”，不喜欢遵守游戏规则，有着明显的“捞一把”的心态。
总之，一个完善的制度和机制，是确保财富增长阳光化的根本，财富创造者自觉合规合法创造财富是基础，全社会都来监督财富的创造过程是关键。这样，才是对财富创造者的真正爱护，财富创造者也才能直起腰板说：我从来没有贿赂过一分钱，从来没有一分肮脏的财富。也只要这样，才能让公众信服。
财富为什么不能直接决定幸福
有西方学者研究后指出，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临界点（如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的时候，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就不存在了。如富有的瑞典人比保加利亚人幸福，但是更富有的美国人则与瑞典人在幸福感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幸福指数的高低。但是，金钱不是唯一的原因。过去民间有一些统计也反映，农村人的幸福感比城里的人更强。上面也说过，衡量人们的幸福指数有若干个指标，而且受人的价值观、受教育程度、习惯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考量不出这样的结果吧？没有必然联系。
据一项调查显示，四川农民的“幸福感”超过城里人。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感93.1%，农村居民为94.2%。这次调查中，民众满意理由中，详细调查了生活收入水平、个人健康状况、家庭生活和谐与否、社会人际关系、业余精神文化生活等五大指标。
另有一项调查，2004年4月，由新华社主办的新闻杂志《瞭望东方周刊》与芝加哥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教授合作，对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在内的6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结果，杭州第一，其后分别是成都、北京、西安、上海和武汉。
是否城市经济越发达，居民生活就越幸福呢？奚恺元教授的另外一项调查显示，在六大城市总体幸福度的排行榜中，市民月收入最高的上海（月平均收入2847元）、北京（月平均收入2484元）和广州（月平均收入2556元），在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而杭州（月平均收入2300元）和成都（月平均收入1515元）却排在最前。
奚恺元说，许多人以为钱多会幸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实践表明，人们最终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幸福感。
某知名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一位教授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假定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你有两种支付员工报酬的方式，一种方式是给员工支付定额的高薪，另一种方式是给员工相对低一些的工资，但是时不时给他们一些奖励。客观来讲，第一种方式花的钱更多，但是，你的员工在第二种方式中会更高兴，而且公司花的钱还较少！
当然，如果之前你的公司已经采取类似第一种的支付定额高薪的方式，那么现在要转换成第二种支付方式已晚，因为降低工资总是让员工很不开心的。
我们无法讳言这样的现实：追求财富是人的本能。人人都希望自己的钱包变得更鼓甚至有朝一日成为富翁。但我们同样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社会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可能期望人人都成为富豪，富裕阶层与弱势群体之间的贫富鸿沟也不可能完全消失。
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提高幸福水平最有效的手段。但奚恺元教授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举个例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GDP翻了几番，但是许多研究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却没有什么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人们最终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因为，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起最大效用的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
这一点已经被很多真实的例子证明。
有一位私营企业家，他的公司年产值约两亿元，一年纯利润也有两三千万元。但他每天早上八点半上班，常常要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他自嘲被企业“套”住了，一年到头很难有轻松的时候。有人问他，公司每年财务报表上利润的增加能给他带来多少快乐，他笑笑，摇头说：“增加几百万没啥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