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就是这样，五元钱给饥肠辘辘的人带来的快乐，可能要比一万元带给千万富翁的快乐来得强烈。如果用竖轴代表快乐，横轴代表财富，那么二者的关系可以通过一条曲线反映出来：在一贫如洗时，最初的财富积累给人带来的幸福感急剧上升。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幸福感的增加进入一个缓坡。等财富增长到某个数量，大大超过一个人一生的需要，拥有者可以“为所欲为”时，幸福感增长就基本成为水平线，很难再有更多增长。无论金钱、财富怎样多，人生终究还是有缺陷的，比如生老病死，所以，人的幸福感都不可能达到100%。
衣食无忧了，为什么还要抱怨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衣食无忧，却怨言很多，他们总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就骂娘”。很多学者和官员对此十分困惑：难道是人们的道德水平在不断地下降吗？其实，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
英国科学家说他们破解了人类最大的谜团，那就是幸福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他们认为真正的幸福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幸福（F）=P+5E+3H，P代表个性，包括世界观、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E代表生存状况，包括健康、财政状况和交友的情况；H代表更高一级的需要，包括自尊心、期望、雄心和幽默感等。有的学者把这一公式进一步简化为：幸福（F）=E/D， E代表效用，D代表欲望。也就是说，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效用特别是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正是这种递减使人们感到“天天吃山珍海味也吃不出当年饺子的香味”。
所谓边际效用，是指该物品在具体合理使用时可能产生的最小效用。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正是按照这一规律活动的。19世纪80年代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其于1888年出版的《资本实证论》中以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做了精彩论述：
一个农民独自在原始森林中劳动和生活。他收获了五袋谷物，这些谷物要使用一年。他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因而精心安排了这五袋谷物的使用计划。
第一袋谷物为维持生存所用。第二袋是在维持生存之外来增强体力和精力的。此外，他希望有些肉可吃，所以用第三袋谷物来饲养鸡、鸭等家禽。他爱喝酒，于是将第四袋谷物用于酿酒。对于第五袋谷物，他觉得最好用它来养几只他喜欢的鹦鹉，这样可以解闷儿。显然，这五袋谷物的不同用途，其重要性是不同的。假如以数字来表示的话，将维持生存的那袋谷物的重要性可以确定为1，其余的依次确定为2、3、4、5。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一袋谷物遭受了损失，比如被小偷偷走了，那么他将失去多少效用？
面对这种情况，这位农民面前只有一条唯一合理的道路，即用剩下的四袋谷物供应最迫切的四种需要，而放弃最不重要的需要，或者说是放弃边际效用。边际效用由谁来决定呢？庞巴维克发现，边际效用量取决于需要和供应之间的关系。要求满足的需要越多、越强烈，可以满足的物品量越少，那么得不到满足的需要就越重要，而物品的边际效用就越高。反之，边际效用和价值就越低。
又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现象，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碗里的肉越来越多，吃肉需求越来越容易满足，肉的边际效用和价值就越来越低，因此，“放下筷子骂娘”这种现象从边际效用理论角度来看就十分正常。
制度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也很有意思。
事实上，在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人们对生活满足程度的理解是不同的。正如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2004年武汉东湖论坛上指出的，人们对生活的满足其实不能只用一个指标（GDP指标）来衡量，那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如在非洲一些国家，那里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但是人们经常在解决温饱后就在大树下开展娱乐活动，显得对自己生活很满足；而一些发达国家人们在人均GDP达到数万美元后仍觉得生活困苦或者压抑。从中可以看出，要衡量人们生活的满足程度，用生活幸福度来衡量比单纯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要科学和合理。
生活幸福度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心理评价，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具有浓厚的社会色彩，和新制度经济学界定的非正式制度范畴具有很多相同的属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其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制度创新能力和方向是知识及其结构的函数，即人们知识存量的多少决定了制度创新的能力，知识存量的结构决定了制度创新的方向。也就是说，人们拥有知识的存量越多，就越能对现行制度进行深刻的理解，这样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后要求制度创新的能力和欲望就越强烈，而不同的知识结构又决定了人们制度创新的努力方向的差异。如在西欧国家科学创新的精神受到推崇，所以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得以发展和完善，但在中国偏向于“学而优则仕”，这样就使中国科举制度得以巩固。
人们对幸福度的感知作为一种更深刻层次上的非正式制度，也存在同样的规律：人们在生活幸福度方面所拥有的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人们对幸福生活追求的价值标准和方向，即知识存量和生活幸福度呈反相关关系，而知识结构则决定了生活幸福度发展方向。如在科学和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人们的知识存量有限，对于生活满足的要求则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上，解决温饱是最大目标，此时人们的幸福追求比较容易得到满足，因而生活满意度也较高；随着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温饱的解决，对自身的自由和发展的要求则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人们的升级的幸福追求不容易得到满足时，生活幸福度就下降。知识结构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爱好和满足状况，如在美国人们都热衷于信贷消费，认为这样可以最大化地提前满足自己的需要，即生活幸福度高；而中国人认为负债消费是一种生活压力，习惯在积蓄后消费，认为这样消费的生活幸福度高。这些对生活幸福度不同的认知根源就在于美国人和中国人知识结构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