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既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也是正式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在一个社会中，正式制度数量是很少的，而非正式制度则遍布在人们的周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正如诺斯所说，“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由此可见，非正式制度在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往今来，但凡改革，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经济利益。在不同的地区或者社会不同阶层中，由于人们对改革及生活幸福度所拥有的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就导致他们对改革所触动利益的不同反应。一些人觉得生活幸福度在下降，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从而增加了社会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另一些人觉得生活幸福度在上升，会成为改革的支持者，从而降低了社会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所以，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正确处理和掌握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们心中有关改革及生活幸福度的知识存量及结构，可以为经济、社会制度变迁提供方向和动力。正确对待人们因不同知识存量和结构而产生的对生活幸福度的不同理解，采取不同的疏导政策来因应、引导人们对生活满足的程度和方向，让人们感知制度变迁带来的生活幸福度的提高，这样就会形成有利于我国经济制度变迁的非正式制度环境，降低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为何选择了同居
越来越多的青年情侣同居，而且不急于结婚，或者近期并没有结婚的打算。这是青年们的明智选择吗？选择的背后又有什么玄秘吗？
按常理来说，婚姻的机会成本非常高，爱情这种纯粹精神的东西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受到物质财富的冲击。而且现在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越来越严峻，购买房产要按揭贷款，毕业之后的去向也是未知数，而且大多数青年人是独生子女……能不能留在同一个城市里也是现实的问题。结婚带给人们的难题越来越多，外部世界的诱惑也越来越多，人们在生活中面临的变数越来越大，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选择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同居。两个人可以享受婚姻生活带来的一切乐趣和好处，没有一纸结婚证书的约束，人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更灵活，不必要承担婚姻的后果，机会成本小，也没有更多的沉没成本。
首先，青年人对未来生活缺乏理性规划。市场经济下，人们的流动性很大，工作不稳定，企业绝大部分实施的是全员聘任制；居住地不再是终生不变的；对未来经济收入的预期也不明朗。这些因素使青年人对结婚充满了恐惧感。此种背景下，过早结婚反而会成了彼此的拖累。
其次，女性独立也是一个原因。对经济独立的女性而言，她们不再需要通过婚姻这个长期的契约来限制彼此的自由，也不需要为对方承担责任。即双方没有长期的正规的契约关系，可以说只是一种合作的“意向”，双方都更灵活。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人们更喜欢选择同居这种生活方式。
再次，男女结识成本低。人们的结识的途径和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这也是现代男女喜欢采用同居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原因。认识的成本低，所以认识得快，熟悉得快，分手更快。认识和熟悉的成本不过是一餐便饭、一次聚会或者是一次网上聊天……因为在一起容易，彼此也就不够珍惜。这种条件下双方最合适的选择就是同居。
另外，不容忽视的是社会的进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已经在现代人的头脑里日益淡化，这些已经不是男女在一起的目的，其目的是追求快乐、愉悦。没有孩子的拖累，两个人不需要承诺，处得好就在一起，处不好就分手。
还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条件的变化必然要影响到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人们对同居现象也越来越宽容了。
哲学家说，存在即合理。事实上，这是理性经济人的一种理智的选择，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人们付出的机会成本低，相对来说，收益就要更高一些。
同居剥离了夫妻名分、财产关系、子女关系等很多东西，留下的似乎只有爱与性。经济学家对性行为有非常精彩的分析。
性行为是一种珍贵的衡缺资源，性别就是成本，这成本能创造多大的价值和效益，或者倒赔，取决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性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有需求，有供应，有风险，有收益，还要计算投入产出比。性行为是有成本的，在决定性选择之前，双方需要有理性的思考。是否能预见并能负担起这些成本，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性行为的后果；还要考虑使用减少负面结果的手段，比如安全套避免意外怀孕和感染性病、艾滋病。世间没有免费的性事，做爱是参与者充分合作才能产生“效应”的人生体验，要达到理想境界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双方不能逃避应负的责任；二是彼此都要明白身兼施受双重角色。就是说，性行为的伙伴都在追求同一目标，这种特性使性爱和一般日常活动尤其是商业交易不同。性行为与生俱来，但具有强烈的理性成分，比如艾滋病令人们在性爱方面较为谨慎。
有这样一句被经济学家广为引传的话：“对体制内的交易双方来说，性像一块永远嚼在口里的口香糖，它的好处是随时有东西让你咬，不空虚，也不会闲得牙疼；缺点是越嚼越无味，牛皮糖嚼成牛皮鞋垫，到最后就成了一种纯粹的习惯。”“七年之痒”的说法，不仅说明交易双方对单一产品、无差别服务的厌倦，也证明了性资源使用中的边际效用递减，由最开始拉拉手精神抖擞，亲一下浑身颤抖，到后来拉得越多、亲得越多越没有吸引力。网络上流行着一百多种情侣、夫妻的睡姿，最后超过两年的，几乎百分百是背对背睡。这些姿势和体位，我们可以看做是人性化的市场需求信息。
性行为也成为结婚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康德认为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薛兆丰说婚姻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另外，婚姻中的性行为具有更多的优势，即少了更多的成本。优势主要在于两点：一是成本小，没结婚的两个人需要两张床，结了婚就只需要一张；二是性价比高，不用冒着危险去搜集一些色情图片、网站来满足私欲，因为这些可以在婚姻体制内得到满足。
性行为能产生“效用”与普通商品或服务没有分别，这等于说，绝对理性的人，其性需求的数量与价格成反比。经济学家屠洛克认为妓女经营生意一定不能忽视这条原理，要想多接客就得价格合理。
娼妓这种“最古老行业”之所以能够在政府禁止下（娼妓合法化的国家不多）蓬勃发展，是因为需求永远存在；娼妓一旦获政府颁发符合卫生条件证书及商业牌照，嫖客的成本大为减轻，也就大大强化她们相对于非妓女（情人、女朋友及妻子）的竞争地位！
上面的分析是在把爱情、浪漫和道德从性行为中抽离，同时以不包含价值判断成分实证经济学视角下的观点，细想一下，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