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阿雅的专业化投资对应的是，她的老公精心经营事业，也算是专业化投资。但是受“关系特定的投资”原理的影响，阿雅与她老公的专业化投资出路却异常分歧。花时间提高炒菜技艺，自然减少了提高挣钱技能的时间。更何况，阿雅成天琢磨的，只是怎样做菜才符合老公和儿子的口味。比如，儿子吃面喜欢放醋，老公闻到面里有醋味儿就反胃。老公吃炒鸡蛋喜欢嫩嫩的，做法最好是等油烧得滚烫，熄掉火，然后再放鸡蛋，最能吊老公的胃口。如此这般的知识，得一点一滴积累，耗心耗时，颇为不易。
可问题在于，阿雅耗心耗时积累的这些知识（“人力资本”），照顾的仅仅是老公和孩子的特殊口味，一旦离开他们，便没什么太大的用场。也就是说，阿雅的专业化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只在自己和老公的这个特定婚姻关系中有用，离开了老公，离开了这个家，就会大大贬值。而先生呢，有了阿雅操持家务，相对地腾出了更多时间培养挣钱技能，扩展他的事业基础和关系网。这些东西的价值，离开了阿雅和这个家，不会降低分毫。最要命的是，这投资的价值，跟有没有老婆没多大关系。
这让阿雅感到非常不平衡，甚至有点愤愤不平。怎么自己和老公之间经过交换和专业化，结果却变成我必须依赖他，才能从我的投资中获益，而他，却不必同等程度地依赖于我？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人的地位变得如此不对称了？经济学认为，这种平等而自愿的交换，互利互惠的专业分化，却蕴藏着令人很不舒服的前景：对方随时可以用出走作为威胁，对你予取予求。你对他的单方面依赖，使他有能力敲诈走你投资的全部利润。这就是家庭主妇阿雅所面临的悲惨现实。那么，怎样保障阿雅的专业化投资呢？建立牢固的爱情纽带，就是最好的、不得已的方法。
斯蒂格里茨在其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言外之意，经济学家与一般人的思考不同，对同一问题、同一事件，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与一般人得出的结论往往偏差很大，甚至完全相反。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意味着更多的理性、更多的智慧，做家务也是如此。
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
《读者》杂志上曾经刊登卢周来的一篇文章《点评乡下姑姑的来信》，开头是这样写的：
乡下的姑姑来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前年我家养了三头猪，那时猪很值钱，一斤毛猪四块多钱，年底你姑父把猪卖掉，换了两千多块钱。但去年猪不值钱了，一斤毛猪就两块多钱。我们又没别的挣钱的法子，又要应付度日，只好多养了两头，一共五头猪，到了年底卖出去，勉强维持了前年的收入。……
这里出现了一个一般经济学供求定理无法解释的现象。按一般供求定理，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高时，供应商会增加供给；价格低时，会减少供给。但文中的姑姑却反其道而行之，猪价格低下来了，反倒增加了供给，由原来的养三头猪，增加到养五头猪。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思考。
《点评乡下姑姑的来信》中还提到这样一个案例：
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当地人唯一的生活资源是养羊，唯一可用来换成货币的也是羊。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哪年是灾年，羊的死亡率高，当地人放养的羊头数越多；哪年羊最不值钱，当地人为了维持货币收入不下降，放养的羊也增加了。
一般是价格下跌供求下降，但是也会出现上面的特例。卢周来认为这是有条件的：首先是可供给的品种是初级产品，要么猪，要么羊。其次是供给者没有可替代的货币收入来源。作者的姑姑与非洲牧羊人一样，都只能将全部的货币收入寄托在猪或羊身上最后，一定的货币收入对供给者来说不可或缺，比如作者的姑姑必须有可支配的收入供开支。
与之相对的方面，如同电视上的广告一样，那些高档品，广告的次数再多，穷人照样买不起，也只是针对富人。
著名的经济学家托达罗在其《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就曾用模型论证过这样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购买力，掌握在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少数人手里；而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其购买能力对于市场需求来说其实无足轻重！在这样的境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自然会将市场开拓的重中之重放在少数富人身上。所以，那些广告自然也主要是对着富人，而与大多数穷人无关。
首先是一般需求定律。这个定律称：某种商品的需求量与其价格成反方向变动。也就是说，这种商品价格越高，其需求量就越低；而价格越低，需求量就越高。对于穷人，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所以，商品价格每涨一点，穷人在购买时都会多掂量掂量，少买一些，故这个需求定律的确对穷人管用。例如“恩格尔系数”，不管经济学定义如何规范，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用于维持生存的钱——主要是吃饭的钱——占其总收入的比例。比如一个月挣一百元钱，如果花了九十元用于吃饭，“恩格尔系数”就是0.9。
显然，如果一个社会阶层恩格尔系数高，那么这个阶层就越贫困，意味着这个阶层收入中用于维持生存的钱占了绝大部分；反之则相反。而经济学规律又说，当某种（些）商品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其价格变化时，需求量变化越大；反之亦相反。这就完全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穷人的恩格尔系数远高于富人，用于维持生存的生活必需品支出在所有消费支出中占的比重大，所以，一旦这些消费品价格上涨，穷人只能勒紧腰带过日；除非这些消费品价格下降，穷人才有可能增大需求量。但富人完全不同，因为在他每日挥金如土的过程中，用于柴米油盐的钱所占比重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这些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他们根本不计较，更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需求数量。这一穷一富，正应了时下流行的那句话：穷人看着钱买东西，富人看着东西花钱！
穷人买跌不买涨，富人不问跌还是涨，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证明一般需求定律在某些领域对于富人不管用。金钱的边际效用对富人和穷人也有明显不同。
一次，一个小区里的保洁工和邻居阿姨对话，阿姨说现在城市中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保洁工感慨地说：现在稻子不值钱，一担谷子就四十来元钱。一万元钱，我们要卖250担谷子才能换到，等于我几年的收成。城里人一顿饭钱，在我们乡下，可以干多少事情啊。
同样是一万元钱，在城里富人手中，可能只是一顿饭钱；而在乡下保洁工那里，却是个惊人的数目，相当于几年的收成，可以干非常多的事。如果用经济学术语表达这种现象，可以这样说，同样一块钱，对于一个富裕的城里人和一个贫穷的乡下人，其边际效用是不同的。
经济学上所谓边际，就是增加的1个单位；效用，就是消费某种物品给人带来的主观满足程度。边际效用，就是增加1个单位某种物品的消费给人带来的主观心理满足程度的增加。1块钱的边际效用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比如一个亿万富翁，你给多加1块钱，这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也就是说，增加的这1块钱，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满足程度的增加；但对于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你给他1块钱，他会高兴老半天。
假定边际效用可以用数字表达。那么，这一块钱给穷人增加的满足程度如果说是100个单位，而给富人增加的满足程度也许就只有1个单位。我们再假设一个国家由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组成。今年国家税收比去年多了1块钱，我们来研究这1块钱应该给谁，才会使得社会总福利增加最多。显然，如果依上面的理论，这多收入的1块钱应该给穷人，因为给了穷人，社会总福利增加了100；而如果给了富人，社会总福利仅增加1。所以，从这个道理出发，社会收入分配应该偏向于穷人而不是富人。
这可以从庇古那里找到根据。著名的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提出收入均等理论。他认为，增加社会总福利的方法之一，就是将钱从富人手中向穷人手中转移。因为即使是社会总收入未增加，从富人手中拿出1块钱，福利损失是1；而这1块钱到了穷人手中，增加的福利是100，两相抵，社会总福利仍增加了99个单位。只有全体社会成员收入相等了，1块钱对于社会全体成员边际效用相等了，这种财富的转移才因为没有增加社会总福利而变得没有意义。
但是，事物推理往往具有两面性。从1块钱对于穷人与富人效用的不同，也可以得出与上述偏向于穷人结论完全相反的结论：一切都更应该偏向于富人。
因为“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要追求个体的效用最大化，穷人和富人都有追求自己增加的效用最多的权利。因为1块钱给穷人增加100个单位的效用，而只给富人增加1个单位的效用，因此，穷人容易满足，富人的满足度要达到和穷人一样，收入必须是穷人的一百倍才行。那么，结论就是给穷人每增加l块钱，就应该给富人增加100元钱。
于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庇古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利己的经济人，真要讲平等，应该是满足程度的平等，也就是幸福程度的平等，而不应该是钱财上的平等。因此，富人本身就应该拥有比穷人更多的钱，而且也应该比穷人更在乎钱。
更有一些中庸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本身就没有可比性。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幸福与否，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社会没有办法将他们的效用进行排序，也没有办法协调他们之间的不同的利益。
社会有了穷人与富人之分，也许就注定了经济学本身的分化，即使是前提一致，最后的结论也因为有了穷人与富人而完全不同。穷人争的是穷人与富人的平等，而富人争的也是富人与穷人的平等，不过两个平等的含义各不相同而已。
能认清自己立场的经济学家真的不多了，罗宾逊夫人也许算得一个。20世纪30年代，罗宾逊夫人因为发现了不完全竞争定理而名扬经济学界。但不久后的一天，罗宾逊夫人突然想到，同样是啤酒，其价格上涨后，对于收入很低的穷人来说，消费量的确会明显减少；而对于那些富翁来说，啤酒价格上涨对于他们的消费量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罗宾逊夫人仿佛在一时间大彻大悟：哪里有什么普适性的经济学定律啊？于是，她主动将她的书绝版了。
无论有多少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于穷人与富人没有什么区别，社会却一日也不可不在穷人与富人之间进行选择；而社会上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不同，的确就是一万元钱对于富裕的城里人与清贫的乡下保洁工之间的不同。
也许是我们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只关注满足感足矣，不要再奢求什么实质平等了。有一个情节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一天结束了，卖煎饼的夫妻数着一天的收入，比昨天又增加了两块钱，夫妻相视一笑，是那样的甜蜜和满足；而在同一个夜晚，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因为所持股票面值下降而饮弹自杀，其实，仅他留下的，也够那对卖煎饼的夫妻吃上几辈子。
省钱与花钱的学问
“节俭悖论”是凯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也叫“节约反论”、“节约的矛盾”。凯恩斯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勤俭节约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说是美德，然而对整个社会来说，节约意味着减少支出，迫使厂商削减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减少了收入，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阻碍经济发展和产量、就业增加。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凯恩斯还引用了一则古老的寓言：
有一窝蜜蜂原本十分繁荣兴隆，每只蜜蜂都整天大吃大喝。后来一个哲人教导它们说，不能如此挥霍浪费，应该厉行节约。蜜蜂们听了哲人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迅速贯彻落实，个个争当节约模范。但结果出乎预料，整个蜂群从此迅速衰败下去，一蹶不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