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据此得出鲁迅对其不满，夫妻关系淡漠可见一斑的结论，则未免有所偏袒。朱安何错之有！和鲁迅一样，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她尚有此想法，身处时代潮头的鲁迅却抱着所谓的“人格尊重”，不与之同居，不理解其内心的痛苦，说他考虑自己多于他人，并不过分。他在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署名唐俟的新诗《爱之神》，通过爱神与向往爱情的青年的对话，表达了他的希望和爱情观：“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他热情鼓励青年，要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作自己命运的主人。鼓励别人如此，为什么自己却如此软弱，真是匪夷所思。
朱安自1919年12月被接到北京之后，也就默默地操持家务，陪伴着婆婆。从表面看，她和鲁迅算是在一起生活着，但事实上却是各居一室，琴瑟异趣，精神上是不能沟通的。因为鲁迅有“大先生”之称，朱安被大家尊称为“大师母”，但她和鲁迅每天除了生活上几句关照话之外，几乎无话可说。
清晨，朱安来唤鲁迅起床，鲁迅轻声应着：“噢”。午间，朱安一声招呼，鲁迅一声应诺；晚上，朱安复来房前：“门关不关？”回答是淡淡的。家是寂寞的，如古寺；人是孤独凄凉的，像曾人。生活是如此枯燥无味。
鲁迅对于朱安，虽然无爱情可言，但他清醒的知道，造成他们之间令人悲哀的现状的是旧的婚姻制度。因此，他除家庭中的地位，平等地对待着这位无法使他产生爱情的旧式女子。在北京时，鲁迅每次买回点心来，总是先让母亲挑几块可口的，接着便让朱安挑选，剩下来的才是自己吃。
1925年9月，朱安因胃病住了五、六天医院，鲁迅还把她的病状写信告诉了和朱安关系较好的学生许敛文。鲁迅离京后，每月家用的100元都如数寄来，全由朱安开支，账目先后由许羡苏和俞芳帮着登记。此外每月另给朱安10元作为零花。
1932年11月后，因为朱安身体欠佳，零用每月又增至15元。对于远在绍兴的朱安娘家，鲁迅也有过不少的帮助，诸如寄物、汇款以及帮助朱安的弟弟朱可铭找工作等等。后来，朱安想把自己的侄子朱积成招至京寓暂住，曾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在写给母亲的信中顺便作答说：“京寓离开已久，更无从知道详情及将来，所以此等事情，可请太太自行酌定，男并无意见，且亦无从有何主张也。以上乞转告为祷。”总之，鲁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尤其在经济生活方面，为朱安提供了较好的条件，给驰以足够的信任和关怀。
对于鲁迅，朱安是佩服的、敬重的。她知道大先生有学问，有才华，为此，她常常表现出明显的自卑感。她偶尔也似乎想缩小这种巨大的差距，可又往往弄得啼笑皆非，不大得体。比如，有一次鲁迅说起日本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就自作聪明的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这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北京也没有，她怎么会吃到呢？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只好无言。他们没有感情，可也并不吵嘴，各人干着个人的事，显然天天见面，然而在精神上却很疏远。
朱安毫无怨言地操持着琐碎的家务，细心观察鲁迅在饮食方面的喜好，炒得一手绍兴风味的菜肴，很受鲁瑞称赞。她别无所好，惟一的乐趣，就是忙完家务后抽上几口水烟。朱安没有别的奢求，惟一的希望就是通过自己无私的奉献，天长日久，能感化丈夫，喜欢自己。有时明明知道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她仍不死心。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她长达20多年，直到她从二弟媳妇羽太信子口中得知她心爱的丈夫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的消息后，她才彻底绝望。她沮丧地对俞芳说道：“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朱安对鲁迅，甚至包括许广平并无怨恨之意，但她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有一次朱安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鲁迅)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可见，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立的，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盼望着有一个鲁迅的孩子在自己跟前“走来走去”。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开始很想南下参加鲁迅的葬礼，但周老太太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成行。北京西三条21号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辟为灵堂，朱安为鲁迅守灵。
鲁迅逝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费用主要是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拒绝接受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很多时候，就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保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朱安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后，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谈。该朋友对朱安说：“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尖锐地说：“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当来人向她讲到了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后，朱安态度改变了，从此她再未提出过卖书，而且她还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后，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解决朱安的生活问题，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许广平对这一点十分赞赏。
1947年6月29日凌晨，69岁的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早一天，鲁迅的学生宋琳(紫佩)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志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宋琳看到朱安削瘦的病容，又想到在她病痛中无一人照顾，不由得酸楚起来。
朱安死后次日，接三念经，第三日安葬。她在北京度过了28年，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外，没有墓碑，她像未曾存在过一样消失了。
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从来没有如鲁迅与朱安这样孤独痛苦的婚姻，谁之罪？似乎找不到罪人，但痛苦却是明明白白的。
三、鲁迅和许羡苏的热恋
鲁迅为了应付八道湾大家庭入不抵出的困境，自1920年起，只得到各学校兼任讲师，是年8月他开始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课。1923年9月，又被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10月开课讲授中国小说史。由于鲁迅讲课别具一格，学问渊博，知识丰富，语言风趣，深入浅出，很受同学们的欢迎。特别是一些浙籍同乡学生，就经常在节假日晚上，去拜访鲁迅，并成了他家的常客。其中走得最勤的是女学生愈芳(时26岁)，许羡苏(时24岁)。她们的到来，为死寂的毫无生气的鲁迅家庭，增添了青春的活力。
其中，许羡苏是鲁迅学生许钦文的四妹。她比许广平小3岁。严格说来，她不是鲁迅的学生。她到鲁迅家，是周建人的关系，他是周建人在绍兴教书时的学生，她考入女师大附中后，就寄住在八道湾鲁迅家里。鲁迅对她很关心，这种关心，颇引起了朋友们各种各样的议论。如当时孙伏园就向人说过：“L家不但有男生，也常有女学生，有两人最熟，但L是爱长的那个的，她是爱才的，而她最有才气，所以他爱她。”这“最熟”的两个人，年长的指许广平，另一人是许羡苏，L是鲁迅英文字的第一个字母。
许羡苏比许广平小3岁，比鲁迅小21岁，早许广平三、四年认识鲁迅。她和鲁迅相识是1921年，当时正是21岁的妙龄少女。可以说她的全部青春的年华，是在鲁迅家度过的。她一直到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后，这时她已经32岁了，才匆匆和四川籍的余沛华结婚，离开鲁迅的母亲，从此中断了和鲁迅的交往。
鲁迅出版的书，一生中赠送最多的是两个人，几乎每一种书出版都要赠送的，一个是许寿裳，另一位就要数许羡苏了，鲁迅每出一书，都要送许羡苏一本，一直送到许羡苏1932年结婚为止，这都见于“鲁迅日记”记载，毋庸赘述。另外，鲁迅和女性通信来往，一般认为与许广平的通信最多，这有厚厚的一本“两地书”作证，其实不然，鲁迅和女性间通信最多的不是许广平，而是许羡苏。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自1925年开始通信，至1927年恋爱时期的，包括婚后的1929年、1932年鲁迅两次离上海去北京探视母亲时所写的信，现收于“鲁迅景宋通讯集”总共是164封，其中鲁迅写给许广平的78封，许广平写给鲁迅的86封，偶有丢失者有十几封，总共也不超过180封。而鲁迅1924年开始和许羡苏通信，至许羡苏32岁出嫁的1932年止，鲁迅写给许羡苏的信就有108封，许羡苏写给鲁迅的信也有87封，加在一起的总数是195封。可惜的是，自男婚女嫁后，这批信件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据猜测这样频密的鱼雁传书，除了男欢女爱，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说辞。
可惜的是，鲁迅在婚姻爱情观上，是一个利他主义者，这在他关于爱情的意见书“随感录四十”和关于婚姻家庭的意见书“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些文章中阐述得非常清楚。他自从和朱安结婚的那天起，就准备陪伴朱安一世，做旧婚姻的牺牲者。因此，不管小姐们暗送温情也好，背地追求也好，都没有把鲁迅那颗已经对爱情冻得冰冷透凉的心温暖下来。他一直有一个自卑心理：“我不配”。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妇之夫，无权享受真正的爱情。虽然有时情不自禁的打开爱的心扉，但马上又重新关闭。
四、“风子是我爱”
“淡漠寡情的风子，时时攀起脸孔……胆小而抖擞的，个人都躲避开了！……风子是我的爱，于是，我起始握着风子的手。
奇怪，风子同时也报我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他首先向我说‘你战胜了！’……”
这是许广平的《风子是我爱》。在文章中，她将鲁迅比作风神，如实记录了他们相爱的情景，谱写了一曲爱情之歌。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据说她出生的时候，曾遗尿母腹，按照迷信的说法这是克生母的，所以她自幼便不为母亲所钟爱。
许广平出生后的第3天，父亲外出赴宴，在醉意浓浓、头脑昏昏的时刻，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一个劣绅的儿子。后来父亲虽知失言，但男家却送来了定礼。为了顾及体面，只好勉强收下。许广平稍稍长大之后，从家中一个老妈子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就模糊地意识到命运可悲，前途暗淡，不如一死了之了。家里只要提起这椿婚事，她就生气；男家来人她也没有好脸色，甚至甩门出走。男家送来财物，他就摔倒地上。后来，读书渐多，知道只要自己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婚姻大事才可以不受别人摆布，为此她勤奋攻读，一心想自立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