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好一会儿，珍子擦干眼泪，抬起头来怯生生地说：“怎么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日本人？”
野田哉思索了许久才说：“也许你随性一点就好了。”
“怎么随性？”
也许在野田哉的记忆里，好像珍子的脾气就那次在黄山下，他想对她不敬，被她拒绝了——也许也是这一次，他学会尊重她，也开始真正地爱上她了。除此而外，她一直就是没有脾气的那种。他干脆就说：“你对什么不满意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表露出来，不要对妈妈、对我都是百依百顺的。”
珍子更不解：像小姑子一样把东西乱扔？不过，有时候，她朦胧中却悟出一些说不清楚的道理——
她与婆婆干完了家务，坐下来休息，婆婆无聊，会不冷不热地说她一些什么，也经常会问她类似的问题：“你们中国人也有寿司吗？也有酱油、大米？”
“没有寿司。但酱油、醋，大米都有。”她也同样回答道。
“那是从日本传过去的。”婆婆习惯性地说。
“嗯。”珍子习惯性地回答道。
“传什么传？有时候是偷窃，报纸上也经常说，你们中国人偷窃日本人的汽车和家电牌子吗？”
珍子有些生气了——也许婆婆不使用“你们”一词，不把她划分中国人，她是不会生气的，不过，生气了，并不说明她准备表露出来。但此时她想起野田哉对她说的话，咕哝了半天才说：“日本的这些是从中国传过来的，包括汉字，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婆婆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之后勃然大怒：“怎么可能，那你说我们是向中国学来的？怎么可能，中国那么落后，你这个婆娘。来到日本，还向着中国人说话。”
“没有，没有。”
珍子这下才感觉自己真正犯了大错，可是再怎么道歉，婆婆仍然不放过她，等全家人到齐了，坐下来吃饭时，还要先让她逐个地鞠躬道歉，而且吃过一半才让她拿筷子吃饭。
之后，她似乎突然明白：要做一位真正的日本人，首先应该忘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而且要讨厌中国人，似乎她在日本受到的虐待，就是因为别人让她做了中国人。其实，她早就有这种感觉了，只不过这时候才认识到。
于是，她决定与我们这些中国媳妇断绝来往，也不与她国内的父母打电话了。因为国际长途在国内比较贵，她的父母也很少打电话来，后来他们忍耐不住给她打电话来了，想询问一下她在日本的情况，虽然这个时候，她总想哭，总觉得在日本受到了委屈，但她都尽量克制着能少说几句就少说几句。
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试着在超级市场里，对不认识的人说“中国人的蔬菜很脏，就放在摊子上兜售了，我们日本人用的都是洗净密封的”等等。
看人没有对她的身份有什么质疑，又对邻居家的孩子这样说：“我们日本人，玩游戏都是在电脑上玩，多干净，比打弹子的中国孩子……”
还是没有遭到反对，她又对邻居家的大人说：“我们日本人”怎么怎么。
随后她对小姑、野田哉说，他们都用怀疑的眼睛看她，但毕竟没有遭到反对。
最后对婆婆这样说。婆婆会说：“你是日本人？我原来就反对野田哉娶你这个中国人做媳妇，果然是一个疯婆子。”
她不说话了。
珍子最后一两次来到我们面前，是因为遭到婆婆骂之后，又带着疑问来找我。我感觉到她已经明显生病了，因为她一开始就用信心十足的腔调对我们几个人说：“你们这些中国人还待在一起瞎混？”
“你的日本朋友不要你，你才来这里？”我们其中的一位笑着说道。
“你怎么说话的？”她还知道争辩，但一急就冒出一句汉语，“他们都不理解我，这世界上没有人能理解我。”随后，她讲了那些事。
她的神情本来就是恍恍惚惚的，给我们说上面的故事时就很少是前后连贯的，其间，她总会扯到别处去。是我们打断她的话，提醒她说到哪里了，她才回过来继续说一会儿。但是不管她说什么，我们对她已经生不起气来了。
她走后，还会不分时候地给我打电话，说些无头无脑的事。这些事已经很难记下来了，也没有记下来的任何必要。
最后的事主要是野田哉告诉我的，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搬到了东京。
终于，野田哉带她去看心理医生了，她对医生也同样有礼貌，行鞠躬礼，同样表现出作为日本人的荣耀。
心理医生一边给她治疗，另一边建议野田哉带着珍子搬家，离开原来的家单独住，最好不要再见到她婆婆了。于是，野田哉在公司里争取了到东京的总部工作的机会，搬到了东京。
临行前，她也不忘给我打一个电话：“我终于离开了大阪，到东京都去了，知道吗？那里可是日本的首都，第一大都市，知道吗？大阪只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不过，我注意到了，她并没有说她终于离开了公婆，她不会是对离开这个老太婆感到遗憾吧？离奇的是，我这个玩笑一般的猜测，竟然成为事实了。
过了一些时间，她打来电话，其中说道：“我婆婆对我严厉是对我好，别家媳妇她怎么不说？东京人不友善，总是在笑话我。如果不是婆婆对我的那么多指点，还不知道东京人把我看成什么呢。”
我见到她最后一次，是在她公婆过“还历”（六十一岁）寿日的第二天，因为她与野田哉来到了大阪，野田哉在她的电话本上找到了我们几个中国女人的电话号码，就打了电话，别的几位都因为时间忙，加上不太愿意见她，也就推掉了。虽然我也没有去，却邀请他们第二天到我家来。
野田哉很高兴，因为在东京，他也找了多个心理医生，都没有根除野田珍子的心理障碍，但有医生建议他，带珍子到中国人家里看看，或者干脆回到中国去，如果这样都不能治好她的病，她的病就不可能再有好转的可能。
珍子却不愿来我家，只不过她对野田哉很顺从，也只能来了。
这让我很惭愧，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来日本那么多年了，自己的一举一动也很像日本人了，对照她那样子，我都不知道国内的中国人，怎么看待我了，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连夜把一些放在箱子里的中国字画挂了出来。
然而在我家，她仍然用鄙视的眼睛看着这些，还拿着一把扇子摇来晃去，假装不会用的样子，我就不懂：中国扇和日本扇的用法有什么区别。
她小声地对野田哉说：“这就是中国人家了？可他们却用上了我们日本人的榻榻米。”
依照野田哉事前对我说的话，我必须提醒她她是一个中国人，我用汉语说道：“你怎么知道中国人不用榻榻米？”
她从嘴里也跟着我用汉语说：“你这问题问得很奇怪。”
“你怎么知道中国人不用榻榻米？你怎么知道说汉语？”我一下激动了，“你是中国人，就算你讨厌中国，别人都认为你是中国人，相反，不管你怎么想做日本人，别人也不会认为你是日本人。我们只是嫁给了日本人，而且不是嫁给厌恶中国的日本人。中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宽广的土地，众多的人口……”我事前并没有准备好这些话，一时间说出来，我的眼泪都流了下来。
野田哉说：“你就是中国人，为什么非得要做日本人？我当时并没有因为你是中国人不爱你。”
然而珍子却把我拉到一边去，很神秘地用汉语问道：“你说过你加入了日本籍。”她的记忆倒还行。
“嗯。”我点头，我用莫名其妙的眼睛看着她。
她随后用防备的眼睛看了一下野田哉，又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加入日本籍？”
她的这句话把我吓了一跳，似乎她的思维是很清晰的，言下之意似乎在说：我已经入籍了，她却还没有加入，我没有资格说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事前我并没有打算能开导她，但我绝对没有想到反被她弄得瞠目结舌的，看来我也得好好清理一下自己、审视一下自己了。我的脑袋已经被她搅晕了，仿佛生病的是我，不是她。可是，我也奇怪，她现在也还记得自己没有加入日本籍？也许入籍的事是她记得最牢固的事了。
我看了看野田哉，一个很荒谬的想法脱口而出：“让珍子尽快加入日本籍，她也许就会好起来的。”
果然，她的眼睛转向了野田哉，那是一双期待的目光，随后她还撒娇似地拉了拉野田哉的手甩了几下。
“且不说她到日本的时间太短，像她现在的这种情况，入管局怎么会同意她入籍？入了籍，很可能她的病情更严重。”野田哉说。
“我有病吗？”她的目光暗淡下来了，随后挽住了他的手，“我们回家吧，不要与这位中国人在这里浪费时间。”
有没有搞错？我刚才应该说是在替她说话，她要恨也应该恨野田哉。
野田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带着她出去了。她始终挽着他，如一对正常的相亲相爱的夫妇。
后来，野田哉带珍子回了一次中国，但是没有多少时间他打又电话告诉我：他们回日本了，他说她到中国后，病情更严重了，吵着要回到日本，因为她嫌她的家乡穷、脏、乱，人们不守交通规则等等，看她那样子，再不回日本就活不下来了。于是，他们只住了半个月就回来了，在日本虽然她还是那样精神错乱，却还能勉强过日子。
此时，我拨了野田家的电话，我真担心有什么更让人遗憾的消息传过来，可是，号码是空号，他家可能又搬迁了。这篇文章就留下少许空白，在这里结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