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这本书后，有编辑看了说：总觉得缺一点什么，似乎对中日婚姻的介绍不太全面，也单调了一些。于是，特别增加了一个中国男人与日本妻子的故事。因为众所周知，社会对男人和女人的要求，和他们对婚姻的理解，都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在中日婚姻中，男人是中国人的也不少见，据权威部门统计，2005年有1200对以上，而且增长速度比较快。我本想另写本书的姊妹篇——《“嫁”到日本的十位中国新郎的故事》，可惜现在了解的情况不多，只有等到以后再说。这本书既然只附加了一篇这样的文章，那就尽量把故事扩展得大一些，尽量把在日留学生、华人的更多信息传递给读者，就算作为这本书的后记什么的。
我有一位家住名古屋的朋友，就娶了日本女人。我把准备“采访”他的打算告诉他时，听得出他不太愿意说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或许这也是男人与女人的一个主要区别。不过，碍于朋友的情面，他同意让她的日本太太与我聊他们的事，他作陪。
陆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在国内有一份好的工作，1989年辞职到日本留学，攻读硕士学位，后在日本一家电视节目投资公司任职。他的日本妻子是他的同学，他们是1999年结的婚，当时他三十三岁。我与我老公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听说我周末（2005年7月16日）要去名古屋，为此，我丈夫想了许久，是否要与我随行，因为工作太忙，他已经两年多没有因私出远门了。如果不随行，他又要独守空房两天，还要自己做吃的。可是，他不太喜欢陆路，因为我们两家人偶尔见面，陆路与我说话时，总喜欢说日本人这样那样的。
我也不说什么。然而这一天早上，当我准备钻进车里时，他一咬牙、一跺脚先上了驾驶座，他开的车三个小时才“晃”到名古屋，还专门上了“百米大街”（宽一百米，长三千米）去“爽”了一分钟，还吵着去名古屋电视塔，把整个名古屋及周边看了一遍，跨海大桥、伊势湾、弄尾平原、铃鹿、养老山脉……到了下午一点才去了陆路家。
他们两口子已经在楼下等我们了，两个男人见面相互鞠躬、寒暄，好像我丈夫与他一直是好朋友似的。我对这位日本人的这一点很是满意。
他妻子由佳除了眼睛大一些，个子小、嘴也小……身体的每个部位都长得很精致，也打扮得很精致。她拉着我的双手甩了几下，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了，但她仍然用很惊讶、很内疚的口气和姿态感谢我们送他们的礼物——这就是典型的日本女人，即使别人送的礼物再怎么不起眼，她们都会表现出这样的礼貌。我一直就没有学好这一招。随后她接过了我手上包装得很大的花束，和我丈夫拿着的几个礼品盒子，她的身体被花遮住了大半，盒子又把她的身体压到了一边，她还没有走到电梯间，就有些气喘吁吁了。但两个男人仍然聊着天在前面走，根本不管后面发生的事。
我一边去拿由佳手上的盒子，一边对陆路说：“陆路，你现在像一个日本男人了。”
他回头笑了笑，才走过来接过我手上的东西，说：“这是她自找的，她不愿意让我干一点事，要让我像一位日本男人一样，我也养成习惯了。”
“不会吧？你还认为我是第一天来日本吗？日本女人什么都干，是因为日本男人什么都不想干，你想干，由佳会阻止你？”
我们几位都笑了。
由佳也笑，但她说：“我现在辞职了，做了全职太太，靠他养活，家里的事还让他干，他会不高兴的。”由佳似乎是怕陆路听了她的话不高兴什么的，于是向他那边靠了靠，做出一些温柔状。
“你原来不也是这样的？”我说，“我一直就有些不明白，你曾经对我说过：你爱他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你可以在中国男人那里找到更多的体贴、照顾和平等。”
由佳笑，陆路也笑，不过他却说：“可这是在日本，我们是客，我们应该听他们的安排，我们应该入乡随俗啊。”
我又说：“我们家安藤这一点就比你强，他知道体贴女人。”
说完，我注意看了我丈夫一眼，他在笑，但笑得比较勉强。我知道他又开始小心眼了，心里面一定在骂我不给他面子。
“有几个女人能找得到雨倩大姐这样的好丈夫？安藤更像一位中国丈夫，浩行（陆路的日文名字是陆路浩行）像日本丈夫。”由佳也说。
“他是装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出去，他从不让我开车，他说坐女人开的车会让人小瞧的，他时刻都想做出保护女人的样子。”我得给丈夫挽回一点面子。
可是我丈夫不领情，相反还得寸进尺，说话了：“我很赞成浩行关于入乡随俗的想法，可是有些人喧宾夺主了。”
他们几个都笑了，我没有笑，却大有成了孤寡老人的感觉，我说：“可是我们婚前是怎么约定的？不能用日本男人的那种习性对付我，你是答应了的。”
我老公突然“扑哧”地笑了起来，随即对那两口子说：“我原来向小倩求婚的时候，她的规矩特别多，她还要让我反省历史，让我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承认南京大屠杀之后，她才答应嫁给我。”
他们大笑起来，把我笑得满脸通红，我说：“当时我可没有想嫁你，还不是你要娶我，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扯着你那鬼嗓子给我唱歌、给我献花，还用你那鬼嗓子怪声怪气地学说汉语。所以我同意嫁你，但规矩是不能少的。”
陆路幸灾乐祸地说：“你没有把这些写进你的书里？”
我丈夫说：“写了，我看过了，我在她的书稿中发现有几处说到我，都是可怜的样子。”
我却与由佳说着话：“你刚才说你辞职了？结婚五年，现在才终于辞职了，是因为怀孕了吗？”我知道她原来在一家日本银行工作。
“没有。”由佳说，“不过，我都三十二岁了，我们也应该有孩子了，我回家调理一下，也是想生孩子了。”
“原来听陆路说，他非得要买一套像样的房子才生孩子，我就觉得这是两回事。”
“我是想在远一点的地方买一套房子就行了，可陆路就是想买好一些的、近一些的。”
到了他四十三层楼的家，其实是四十二层（编注：“四十二”的日语发音是“死的”，日本人忌讳这个数字，与中国人忌讳“四”类似），这是他们租的房子，不到四十平方米，但布置得很精巧。我想这是由佳的功劳，也是日本人才有的本事。
她匆匆忙忙地给我们倒茶、削水果——其实，干这些事是可以慢一些的，不过，匆忙一些也即热情一些，比较传统的日本女人大抵都这样。
“你们计划什么时候买房子？”我用汉语问陆路。
他说：“看看再说，现在手头上钱还不多，如果贷款过多，压力也太大了。”
由佳也懂汉语，她接过话说：“你知道，我与他结婚不久就想辞职了，我每天早上给他做好饭，才赶车上班。在银行工作，每天数钞票、拉存款，紧张得不得了，回来还要做饭、擦地板、洗衣服，我们那里结了婚的女人都辞职了，我怎么不辞职？可他不太愿意，他要让我一起与他挣足买房子的钱之后再辞职。”随后又看了陆路一眼，向他那边靠了靠，“买房子是男人的事，生孩子是女人的事，是吧？”
看得出，从他眼睛里还是流露出微微的不愉快的神色。我知道，由佳是用玩笑的口气说了一句真话。
“你还真生气了，唉……小气鬼。”她说。
他把心里那点不快处理掉之后，幽默地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对你都没有隐瞒什么，难道对一个中国人，我还想隐瞒什么？”
“现在他没有理由反对我了，因为我等不及了，快老了，我要生孩子了。可是他又说让我怀孕后再辞职。我要先回来保养一些时间，再生一个健康、聪明的男孩。”
“她闲了下来，又觉得无聊了，地板一天要擦几次，我下班时，她有时候还到车站去接我，她这是何苦呢？不过，我们家由佳很乖，就是成天像没有娘的孩子在街上乱窜，也只是带买菜那一点钱，因为她怕管不住手，买这买那的。上街就是遇上什么好看的衣服，也只是围着它转上三圈之后就走了。”
“别说了，不要让雨倩姐家误会了。”由佳难为情地说，“好像你是怕人家来你家才这样诉苦的。”
“你问雨倩，她会这样想吗？”他说着，担心地看了看我丈夫。是的，日本人表达什么大抵是很含蓄的，也会转着弯去听。
我说：“你们还是说说是怎样认识的，怎样配对的。”
“不过是一些千篇一律的事，有什么说的，而且你也是知道的，还用再问？”
“我只知道大概，我原来哪里敢仔细问你们俩的事？现在我需要详细的，煽点情的最好，读者需要这个。”
“你知道，由佳和我是同校的，哎，你与你老公不也是大学同学？”
“现在是你们。你们当时对对方有一点感觉吗？”
“有一点，”由佳想了想说，“这小子真能说，仅此而已。”
我对陆路说：“你呢？你一定是一开始就对这个漂亮的日本女子动过歹心，夜晚睡不着觉，就去爬别人家窗子？或者在人家门口撒一张网？”
“你是在说安藤吧？”他笑着说，“你这样说，我只有承认了。其实，男人的内心有时候是很邪乎的，只是不敢说出来。你们女人也是这样的吧？都是不便表现出来的。”
由佳说：“也就是说你对其他日本女子也起了歹意？只不过是逮住了我？”
我可不想引起他们两口子的矛盾，我说：“说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