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并没有与日本学生有什么来往，学校有许多留学生，大多数都来自亚洲，中国、韩国、东南亚的……虽然有一些小圈子，但主要是忙着打工、读书的事，哈嘿，倒是几个韩国人最团结，有政治觉悟，他们似乎当上我们领导了，可以把内地和台湾学生纠集在一起，当时两岸关系因为‘九二共识’也是最火热的时候。与日本人来往并不多。日本人富裕，但独立能力却较强，勤工俭学也就不在少数，我们家由佳就是其中之一，也正是这种独立性，让她混入了中国留学生打工的其中一个小圈子。”
“与你在一个地方打工？”
“没有，我当时在一家物流公司工作，她与其他两位中国留学生在料理店打工，我只是经常与这两位在一起聊天。她也时不时过来与我们闲聊，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说真话，我第一眼看了她，就有些心潮起伏了，由于她个子不高，穿的鞋跟就稍微高了一点，走起路来，由于要稳住身体的平衡，且不让屁股摇晃的幅度过大，哈嘿，我真希望她一下子把高跟鞋弄断了，我借势去扶她一把，这样就顺便……啊哼。其实不管是学校，还是打工的地方，她一走过，只要你留意，就会看到几个日本学生会注视着她，那眼神很特别的，也经常会有人给她塞一封情书、要一个电话号码的。我们家的由佳是抢手货，是吧？”
由佳笑着不说话。
“不过，我更喜欢看她去打工之前，早早地穿了一条很旧的牛仔裤，我觉得如果有一天真能把她领回家，是很好养的——她有一些日本大小姐的模样，却没有她们的做作和娇气，娶一个女人就等于娶了两个，很划算的。其实，她是想发财才凑在我们中国留学生那里的，因为我们穷，所以说的就是怎么找钱、怎么创业的事，我们经常谈论的对象是严诰。”
我丈夫一直听得心不在焉的，此时却眼睛一亮，插话说：“你认识严诰？能在日本干到那种程度真不简单。”
严诰是中国留学生，1991年与几位留学生合办了EPS公司，1998年成为日本的上市公司，2004年的资金有五十五亿日元。虽然这种规模的公司在日本不算大，却也是中国留学生的骄傲了。
“不认识。”他又说，“当时严诰的公司就很有起色了。然而我们毕竟没有严诰的客观优势，一方面，他是公派留学生，能一路轻松地读到研究生；另一方面，后者在学校期间就参加了医药临床方面的研究，这不仅是后来公司的赚钱手段，而且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
我笑着说：“你不是妒忌严诰吧？”
“其实我最钦佩严诰的几次决策。首先是从当时的热门计算机专业转向医药临床。现在我有更深入的认识了，他最大的聪明，是深入了解日本社会、日本人。”
与男人说话，就是这些创业的事，倒是我丈夫听得津津有味的，可与我的采访有什么关系？我提醒他引入正题。
“我们谈论创业、谈论严诰，因为对由佳有好感，或者说有女人在，我说得很起劲，却又要装着对她无所谓的样子。但时不时，我还可以说说包括对她的穿着上的看法，有时候她还真如我的建议一样，在穿着上稍稍改变一下，可看上去还不如原来。不过，没有办法，我是研究生，学识理应比她本科生多，我不说、不用，哪一天脑袋装得太多，知识在脑袋里发生爆炸了怎么办？”
我对由佳说：“你对他那一套是怎么感觉的？”
“他？他那样子，还真让人觉得他有三斤八两的。我虽然并没有因此爱上了他，也没有有意要让他与别人比较。不过，我与那些日本学生来往后，总感觉他们特别傻了。好像那时在我的潜意识中，要找一个与他一样的日本人。”
陆路笑着说：“日本人平时是很客气的，但是因为经济富裕，加上文化封闭，是很难接受别国人的，所以我当时也并不指望要找一个日本女朋友。”
我丈夫和由佳听到这里，脸色有些难看，他们不准备笑了。我提醒陆路不要这样说，虽然都不是外人，但毕竟是有区别的。
“关起门来说真话，有什么不好？我有时候也是闷一口气，不仅在日本找女朋友难，在日本创业更难，还不能说，因为四处都是日本人，所以一有机会就想说这些。哈嘿，我们声讨日本人之后，再让安藤君和由佳小姐声讨中国人吧。”
“其实，中国人，”由佳立即想说什么，却看在我的面子上又止住了。
我得自我反省一下了，“其实中国人对乡下人，或者对经济落后的别国人，不是也另眼相看吗？有几个与印尼人、菲律宾人、越南人通婚的？既然如此，我们要求日本人平等，就说不过去了。”
两个日本人仍然微笑着，但不表示意见，是因为担心过于得罪我们两个中国人。
陆路急了，用汉语快速地说道：“这件事看起来我找不到辩驳的理由，可是从其他事来看，差别就大了，诸如：如果一个日本人出国几年之后回国，那大多数日本人就会把他看成外国人了，足见日本人的封闭心态和小家子气。可中国人正好相反，不管你出国几十年、几百年，都会认为你是中国人。可见中国文化是相当包容的，有大国心态。有中国许多很成功的女人嫁到了日本、美国、欧洲和一般国家，如果仅仅因为物质需要，她们在本国也能找到很富裕或者很有身份的人。”
他说得快，我相信两位日本人也只听清了个别语汇，不过加上猜想，他们脸上都挂上不快的表情。我扯了扯我丈夫的衣袖，小声说让他不要介意，我们都是在闲聊，他也可以发言，说什么，我也不会介意的。
我又代替日本人问他说：“那她们嫁到别国不仅仅为富裕，又是因为什么？”
“不为什么，那是因为中国人不仅有日本人一样的民族观，还有更强的地球村意识，诸如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如果双方调换位置，中国人也许也很难承认历史，也许会选择沉默，但很难想象，中国人会公然不顾别国的情感，在教科书上篡改历史，领导人还会去参拜‘靖国神社’。”
我得让日本人消气了，否则他们或许会吵起来，我说：“你的话太偏激了，我们身边的这两个日本人能容忍你的话，说明他们才是宽容的，你陆路借别人的宽容，发泄不满才是小家子气的。”
陆路笑着一字一句地说：“我是说：如果我是日本人，或者说，由佳是欧洲人、美国人，我与由佳可能早就好上了。”他又笑着问太太：“由佳，你说是吗？”
由佳情不自禁地点头了，之后又笑了笑。也许她爱她老公，胜过爱日本了。
“你最终是怎么把由佳骗到手的？”
“说到哪里了？哦，1994年，我们毕业的前一年，我们几位中国留学生准备办一家酒吧，希望通过它实现资金原始积累，最后办一家小的IT公司，这种中国留学生公司也不少。我们也鼓动由佳入股，她同意了，店也是用她的名字申请办理的。”
由佳说：“我当时是上了他们的当，因为我是日本人，办什么都方便，他们是在利用我。”
“我现在承认我们当时看你傻乎乎的，只是想利用你。”刚才，陆路的情绪得到了充分发泄，情绪也高了，也爱说他俩的事了，“她当时还真认为我们把她看成人才了，她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成了大股东。”
“一开始我们的生意还是可以的，虽然我们请的人调的酒、做的菜都没有什么特点。但女留学生站在门外招揽顾客，还是把许多日本男人招了进来，由佳也经常亲自站在店门口。但是这些日本男人不习惯只看她们，他们想让她们陪酒，再摸一摸她们，可我们没有这项服务，这些客人自知上当，也少有回头客了。
“等到毕业前，我们打工赚的那些钱也快耗完了。后来，陈昌明（与他们合伙的留学生）建议干‘斯纳库’的一些事，我同意了，因为我们不能就这样亏下去，如果说是害人，我们不干，那些小姐也会找别的地方去干。我们并没有征求由佳的意见就干了。果然，酒吧的生意好了起来，开始时由佳只是少到店里来，她怕别人把她看成陪酒女、看成‘妈妈’，后来她要退股了，可店里哪里有钱，于是她睁只眼闭只眼，却在控制酒吧的再投入。1995年，她毕业之后还是离开酒吧了，只是作为股东分红，她去了一家银行工作。
“随后，我也不参与酒吧管理了，因为我已经毕业了半年，如果不尽早让导师介绍工作，时间拖长了，就不便找他们了。于是，他们把我介绍到了名古屋一家电视投资公司，也申请到了工作签证。其间，我只是每月在酒吧分红或者有事的时候，才与由佳见一次面，我也邀请由佳到名古屋来玩，听有玩的，她倒不拒绝，来了两次。”
由佳插话：“为什么不来？看看名古屋艺术潮，逛逛“大须”——也是全日本数一数二的电脑市场了，古屋城堡、Shirotori花园我都比较喜欢。”
“游了之后，她对名古屋感兴趣，可就是看不出对我这个人有兴趣。”
“当时你也没有对我说什么吧？”
我笑了，说：“陆路虽然能说，其实胆子是很小的。”
陆路说：“我是在等机会。”
“你就不怕由佳找到男朋友嫁人了？”
“我在公司干事还算顺利，回了几次国，帮助日本电视片进入中国，立下了功劳，也站稳了脚跟。1997年7月的一天，我所在公司的事务小姐给我推来一把有两个黑色小扶手的新椅子和一个小办公柜，这就意味着我已经升任公司副部长了。你们知道：日本公司等级观念极强，各种地位、职务的人，通常坐的椅子的款式和颜色都不一样。那天，我给由佳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完成了一件大事，要请几个人在东京喝酒庆祝，我让她一定和她的男友一起来。那时候我们都半年没有见面了，因为我与她都从酒吧里退股了，也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说到这里，陆路停住了，对由佳说：“后面的话你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