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秋天，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而言，无疑是一个丰收的金秋。
解放战争头两年，人民解放军奋勇作战，节节胜利。
在第一年中，坚定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大量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
在第二年中，将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在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同时，自身力量也不断得到发展壮大。
总兵力上升，武器装备改善，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技术和战术，特别是攻坚作战的能力大大提高。
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120余万人，发展到近280万人、与国民党同期兵力对比为1∶13，正规军对比为1∶132。
全国解放区面积已有2355平方公里，人口168亿，城市586座。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条件已趋成熟。
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举行。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彭真。
中央委员有：徐向前、饶漱石、贺龙、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滕代远、薄一波。
候补委员有：廖承志、陈伯达、邓颖超、刘澜涛。
重要工作人员罗迈、杨尚昆、胡乔木、傅钟、李涛、安子文、李克农、冯文彬、黄敬、胡耀邦等10人列席了会议。
这是中共中央离开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
报告论述了8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我们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后各方面工作的干部；学习工业和做生意；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关于新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等。
毛泽东的报告贯穿着一个主题思想，即如何实现战胜国民党蒋介石和胜利后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与会同志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和探讨。
中央政治局会议依据解放战争头两年的作战情况，特别是战争第三年头三个月的作战胜利，确立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
会议期间，***就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周恩来就战争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作战与建军问题分别作了专题发言。
周恩来具体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根据头两年战争的发展，人民解放军在今后三年打垮国民党是完全有把握的。
***发言指出：我们提出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
以前这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
这个计划是有条件保证胜利的。
我们在战争中，带有决战性的攻坚和大的会战这两个没有过。
过了这两关，问题就解决了。
任弼时说，两年来解放战争的成绩，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
如不犯大错，则五年左右胜利大概无问题。
邓小平说，前两年打胜仗，第三年是关键：困难确实有，真正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
但困难可以在胜利中解决，军事胜利是决定性环节。
可以在党内、在人民面前，宣布毛泽东的估计和计划，以兴奋、鼓舞人民群众。
会议强调，战争第三年是争取五年胜利中的关键一年。
今后局势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如果战争第三、第四年我们给国民党的打击很严重，加上国民党蒋介石政治经济危机的发展，则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可能垮得早些，胜利会来得更快；另一种可能即美国出兵，则战争也可能延长。
我们既不要因为胜利太快而准备不足，也不要因为胜利稍慢而没有耐心。
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作会议结论后胜利闭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迅速传达贯彻到各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军民的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
九月会议之后不久，人民解放军即开始接受“闯关”的考验：即在一次战役中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攻克国民党10万人以上守备的大城市。
经过权衡，中央决定将“闯关”的目标定在国民党重兵把守的济南。
9月16日晚，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
经过8昼夜激战，攻克济南等城，共歼国民党军104万人，俘虏国民党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多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
济南战役的胜利，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重兵坚守的大城市的先例，动摇了其据守大城市的信心，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坚守大城市的信心，锻炼和提高了人民解放军攻坚作战能力。
新华社在《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的社论中指出：“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国民党城市已无法逃脱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9月29日，中共中央在致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首长的贺电中指出，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美国人惊呼：“济南的强攻战，显示共军已不再惧怕直接攻击政府据有的阵地了。”“共军已变得强大到足可攻击并可能攻克长江以北任何城市。”美联社引用中国问题专家的话说，人民解放军攻占济南，是一个“动摇蒋介石政权根基”的军事胜利，已使国民党最高统帅部“惊慌得目瞪口呆”。
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说：“济南陷落于人民解放军后，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大城济南的攻占，已大大地改善了中共的经济形势及加强了他们的军事地位。”在取得济南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又把目光瞄向东北。
几乎是在济南战役开始的同时，东北野战军发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辽沈战役。
9月12日～11月2日，经52天激战，人民解放军歼灭东北“剿总”及所属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6个师及地方保安团队共计472万余人。
辽沈战役，是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一战，又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第一个大战役。
在北起长春，南至山海关，东起抚顺，西至阜新的广大区域内，双方投入兵力共160余万人，各自集结精锐主力，使用当时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大较量。
此战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对于战略决战的进一步展开并夺取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辽沈战役的胜利，给了国民党蒋介石以沉重打击。
路透社称：“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折，现在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20多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了崩溃的边缘。”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认为：“满洲和它的30万左右最优秀的军队的丧失，是对政府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打击。
就我看来，军队的丧失是最严重的结果，这实在是国军死亡的开端。
共军增添了有36万人的军力，现在可以自由行动，进攻关内，对华北因此不可能有任何保全的希望。”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更是悲观，他说：“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东北的失败是“国民党最后一连串军事失利的开始”。
在这次战役中，蒋介石三飞沈阳，坐镇北平，亲自指挥，“半个月中几席不暇暖”，企图挽回东北败局。
结果却回天乏术，亲手丢掉东北和断送东北全部精锐师团。
蒋介石悲痛莫名，欲哭无泪。
他“在北平吐血，回南京后又连续吐血”。
10月30日下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紧急会议，“以最阴郁和最悲观的腔调讲话”，“描述目前的军事形势为对日战争结束以来之‘最严重者’”。
蒋介石承认：“这一次东北战役是我们革命史上最大的教训，也是我们革命过程中最大的挫折。”辽沈战役的胜利，东北全境的解放，使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战略机动部队，东北解放区成为巩固的战略大后方，其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
战役结束的次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暨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和东北全体人民，热烈祝贺东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一九四五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一百一十万人。
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成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东北日报》发表“庆祝沈阳解放，庆祝东北解放”的社论，指出：“沈阳及东北全部解放，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匪帮所竭力投掷到东北来的血腥赌注，是全部输光了。”“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二满洲’统治，现在已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歼灭打击之下而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东北人民空前伟大的胜利。”辽沈决战的胜利有力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加速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
10月31日，中央军委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指出：“中央九月会议规定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因为战争迅速发展，可能提早一年完成。
11月11日，毛泽东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再次指出：“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在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态势。
七月至现在四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近百万人。
国民党全军现已不足三百万人，我军则已增至三百万人。
“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日个正规军，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11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的评沦中，庄严地向中外宣告：从此，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巳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
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过程，大为缩短。
只需从观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这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战中央、毛泽东决心抓住已经出现的有利决战时机，扩大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决战的规模，在南线的徐州地区和北线的平津地区，就地歼灭刘峙集团和傅作义集团，以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
争取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东北全境已获解放；在西北战场，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主力被压缩于关中地区，眼见难逃厄运；在华东、中原战场，山东全境和郑州、开封及豫北广大地区也已解放，陇海线东段、平汉线南段的铁路，完全控制在解放军手中，华东地区的淮海战役也顺利展开，驻守徐州的刘峙集团不久就会成为华东、中原野战军的囊中之物。
在这一形势下，如何收拾华北傅作义集团，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了毛泽东及中央军委考虑的问题。
华北处于连接东北、西北、中原、华东地区的枢纽位置，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因此，这里成为国民党军同人民解放军激烈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
二、挽危局傅作义自不量力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帮助下，迅速空运部队抢占了北平、天津、唐山等大城市，同时出动数十个师的兵力沿同蒲、平汉、平绥等铁路线向平、津等地推进，侵占了华北地区的主要城镇、交通线，但一部分城镇和广大乡村仍为晋察冀及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所控制。
在解放战争的头两年，人民解放军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广阔的战场上，实施宽大机动作战，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并收复了不少失地。
1947年石家庄战役后，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为建立统一的华北解放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华北人民解放军力量在头两年的作战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8年9月，华北军区已拥有3个野战兵团、11个步兵纵队、31个步兵旅、2个炮兵旅。
此外，华北军区还下辖冀中、北岳、冀鲁豫、太行、冀南、太岳、晋中等7个二级军区。
全区部队共46万人。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发起后，为配合东北战场作战，进一步发展华北战局，遵照中央军委统——部署，华北第2、第3兵团于9月上旬发起察绥战役，至10月底，共歼灭国民党军2万余人，解放了绥远和察南广大地区，并包围了归绥。
同时，第1兵团发起太原战役，严密包围了太原，完全隔断了阎锡山与傅作义两大集团之间的联系。
在平保线上，第7纵队攻占固安城，孤立了保定。
在豫北地区，第14纵队包围了新乡、安阳。
这些作战，不仅有力地配合了辽沈决战，且进一步削弱了华北国民党军的实力，发展了华北战场的有利形势，为平津地区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守华北的国民党傅作义集团，有4个兵团、12个军、42个师，连同地方保安部队，共50余万人，部队拥有美械装备，并得到美国援助。
傅作义是国民党军中比较有才能的将领。
朱德这样评价他：“在作战上他学了日本人的一些办法，也学了我们的一套，在华北方面他的力量现在远比我们大，所以傅作义是比较不好打的。”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人。
早年从军，在阎锡山手下任职。
1924年参加北伐时，率部坚守涿州城达3月之久，一战成名。
1928年即升任第3集团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
1930年参加蒋阎冯战争，任阎军第2路军总指挥。
1931年任第35军军长和绥远省政府主席。
抗日战争时期，曾多次率部与日军血战，多有建树。
1938年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在绥远后套五原与敌作战。
1940年发起五原战役，击毙日军绥西警备司令水川一夫中将。
五原大捷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区第一次收复失地，国民党政府特授予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结束时，傅作义己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势力大大膨胀。
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忠实执行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在解放战争开始的第一年，他即通电全国，口出狂言：“如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愿执鞭！”蒋介石为了诱使傅作义卖命以支撑华北危局，于1947年11月间在解放军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之后，撤销了孙连仲的保定绥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把华北五省（河北、山西、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两市（北平、天津）的军政大权交给傅作义。
后来为了统一军权、统一指挥，蒋介石索性把北平行辕也撤销了，并且把华北地区所有的国民党中央军及青年军、交警总队等统归傅作义指挥。
这对非蒋嫡系的傅作义来说，可谓破天荒。
由此可见当时蒋对傅作义倚畀之重、期望之高了。
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一些御用文人也把傅作义吹捧到天上，将他与“中兴清室”的曾国藩相比。
傅作义对蒋介石的重用铭感五内。
但是他觉得山西阎锡山在国民党军阀中资历最高，又曾是他多年的顶头上司，不便指挥，便电请蒋介石，把山西划出职权范围之外。
所以傅作义的权力范围，名义上是五省两市，实际上是四省两市。
这时的傅作义可谓是红极一时，权倾朝野。
1947年12月，傅作义正式就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之职，带领原张垣绥署全部班底进驻北平。
傅作义用兵本来极为谨慎，不到万不得已不肯使用自己的基本队伍。
可此时却利令智昏，为了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一改以往用兵谨慎的作风，疯狂地向解放区进攻，竭力寻找华北解放军主力决战。
为此，他将自己的王牌部队第35军编为摩托化部队，加上新编骑兵第4师及炮兵部队，合编为机动兵团，希望这支机动部队能为自己立下赫赫战功。
哪知出师不利。
1948年1月，在涞水附近，傅作义的精锐主力35军遭受了歼灭性的打击，军长鲁应麟自杀。
这次失利对傅作义是一个沉重打击，他悲痛异常，几天几夜寝食不安。
1948年10月，傅作义派兵偷袭石家庄，企图摧毁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以“从危机中找转机”。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时得到了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行动计划，迅速采取了严密的部署：令华北第7、第3纵队等部坚决阻击并歼灭傅作义偷袭部队；急调位于锦西附近的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率第4、第11纵队等组成先遣兵团，向北平近郊前进，威胁敌军侧后；通过电台、报纸等新闻媒体，公开揭露蒋介石、傅作义的阴谋。
结果，傅作义的偷袭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
11月初，华北第2兵团进至曲阳、定县、满城地区，对傅作义重兵据守的平、津、保三角地区形成直接威胁；东北先遣兵团2个纵队、3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共12万人，进至冀东之蓟县、遵化地区，对平谷、平津、津唐各线及平津两城形成严重威胁。
特别是东北先遣兵团入关，大大加强了华北战场人民解放军的兵力，为主力入关和发起平津战役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人民解放军连续不断的打击下，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和太原绥署阎锡山集团的态势极为不利。
1948年9月间，阎锡山的6个军、16个师共10万余人龟缩太原孤城。
傅作义以1个军、3个师约4万人驻守归绥；1个师万余人驻守大同；12个军、42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50余万人，分布于山海关、唐山、塘沽、天津、北平、张家口及承德、保定等铁路沿线。
当时，傅作义集团北面有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以为屏障，南面有徐州“剿总”刘峙集团可作依托，自身兵力上又多于华北解放军，因此尚能在华北地区应付坚持。
但辽沈战役结束后，卫立煌全军覆没，东北之屏障不复存在：刘峙集团正陷于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自身难保。
一旦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入关，傅作义集团将首当其冲。
对平、津的退守问题，傅作义早就有所考虑。
1948年春就任华北“剿总”不久，即飞往太原，向阎锡山讨教良策。
阎锡山在纵论华北局势后，提出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筑坚强堡垒1万—2万个，密布于唐山至塘沽及天津一线，以阻止东北林彪部入关，或消耗歼灭向关内进攻的东北共军；中策：退出北平，守张家口至包头一线，与山西及河西之马家军成掎角之势；下策：坚守北平。
傅作义虽表面上对阎锡山的计策连连称是，但内心里却认为这一战术过于保守，因此采取了“以机动战术保守北平”的方针，以北平为中心，以平津保三角地区为作战重点，在北宁、平绥、平保各线往返机动作战。
辽沈战役开始后，傅作义始感到华北战局面临危机，平津退守问题已摆在眼前。
他认为，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西退绥远是比较可行的方案，这样可以带走自己的基本部队，保住基本的根据地。
不过，退守绥远也有困难，一是只能带走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军他带不走；二是西北有马鸿逵，难以合作；三是绥远物资缺乏，地广人稀，运输补给困难。
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不战而放弃平津去保守绥远一隅。
傅作义认为比较理想的方案是暂守平津，扩充实力，争取美援，以待时局变化。
他自恃手中兵强马壮，解放军一时对他无可奈何，认为“目前局势严重，但其严重程度还不至于威胁华北的生存”。
因为当时华北解放军3个兵团正分别围攻太原，西出归绥和南下平保线作战，兵力未集中。
自己的兵力与华北共军相比占有优势。
只要东北野战军不入关，单是华北解放军对其构不成致命威胁。
他认为，东北解放军经过50多天的连续作战，没有四五个月的休整补充是不能入关作战的。
辽沈战役结束后，华北国民党军队面临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的联合打击，是撤是守，对于蒋介石而言，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11月3日，南京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紧急商讨华北作战方针。
国防部长何应钦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乘华东解放军正集中兵力准备举行淮海战役、济南地区防守兵力较少的时机，傅作义南下袭取济南，以后即在山东作战。
这一方案的优点是既可撤出华北部队，又可牵制华东解放军，使其不能全力进行淮海战役，从而减轻徐州“剿总”刘峙集团的压力。
不利的地方是从平津地区南下济南，要经过近千里的解放区，沿途必遭重大损失。
因此，第二个方案是将傅作义全军径行南撤，第一步海运青岛，第二步再海运江南。
蒋介石虽基本同意将华北部队南撤，但对不战而放弃平、津，却心中充满矛盾。
一方面，徐州刘峙集团面对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联合打击，前途凶多吉少。
如果徐、蚌丢失，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即暴露在解放军的直接攻击下，因而急需增加徐蚌战场兵力，并加强布置长江防线，而华北傅作义集团是唯一能够调动的兵力。
因此，蒋介石极想将傅作义集团南撤。
另一方面，若撤出傅作义集团，就等于放弃平、津，放弃华北，在政治上必将产生严重影响。
同时，能否安全撤出这支庞大的部队也是个问题。
如从陆上南撤，要经过辽阔的解放区和黄河天险，成功的希望很小；如从海上南撤，运力不足，时间上也来不及。
另外，如果傅作义固守平津，可以牵制东北、华北解放军一个时期，便于争取时间组织长江防御。
蒋介石认为，“东北军事虽然失利，但在关内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
与共匪实力比较，仍然居于优势”，“华北国军战意战力均佳，且已有坚强部署，共匪窜犯占不了便宜去”。
“傅总司令作战精神与战略之运用，均极勇敢周备”。
只要“适时加强战力，整个战局无虞”。
蒋介石还把挽救华北危局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形势的变化上。
10月底，他在北平召集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训话时说：“戡乱必胜的关键在于以美苏为主要对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美苏必战。
苏俄必败，美国必胜，美国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这种矛盾的心理，使蒋介石在是退是守的问题上犹豫难决。
11月4日，即辽沈战役结束的第二天，蒋介石一纸电令将傅作义召到南京，参加最高紧急军事会议。
蒋介石认定华北守军已处于夹击危险之中，因此为了集中兵力在徐蚌地区同陈毅、刘伯承的华东、中原野战军进行决战的需要，同时避免华北守军坐等被歼，主张放弃平津，将傅作义的4个兵团近60万大军南调。
蒋介石的意图是，集中兵力在徐蚌地区一决胜负，一举扭转中原进而改变全国形势。
即或徐蚌失利，还可以促有江南半壁河山同解放军打持久战。
为此蒋许傅以“东南行政长官”的要职，希望能够令傅作义动心南下。
傅作义与蒋介石共事多年，深知老蒋的为人。
虽然蒋介石器重他的才干，并将整个华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他，但他心中明白，他毕竟不是蒋的嫡系，蒋介石一贯排斥异己，一旦撤至江南，人为马俎，我为鱼肉，几十年苦心经营的血本迟早要被蒋吞个精光。
况且傅作义发迹的本钱是第35军，起家的根据地在绥远，他的嫡系部队如第35军等绝大部分士兵是绥远一带人，故土难离，傅作义是很难将他们带往江南的。
更为重要的是，傅作义盱衡形势，认识到跟着蒋介石走到底，未必能有好的结果。
所以，傅作义认定自己不能离开华北，任凭蒋介石说得天花乱坠，傅作义就是不离开华北。
傅作义的理由十分充足，那就是撤总是要撤的，但现在还不是不战而撤的时候。
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兵力损失一定很大。
需要经过最少3个月的休整方能入关。
3个月内，傅作义凭现有的50多万部队完全能够支撑华北局面，支持华东徐蚌会战。
傅作义慷慨陈辞：“南撤方案非不得已时不可实行。
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
如果轻易将半壁河山拱手让人，会影响国际威信。”傅作义的一番大话竟然说服了蒋介石。
蒋介石最后决定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
为了鼓励傅作义据守平津，蒋介石除将华北党、政、军、经大权交给傅作义全权处置外，还允许他不经过南京政府直接接收美援，答应用美援的7万只步枪和2亿发子弹补充傅作义所部。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从11月中旬开始，采取措施，重新调整了部署。
1948年春，阎锡山根据他守太原的经验，曾向傅作义反复推销其“堡垒战术”。
阎锡山认为，傅作义的“机动战术”对付华北共军的游击战术，可奏效于一时，但对东北数十万大军就不起作用。
对付共军进关的有效办法，就是采用“堡垒战术”，即在“唐山至塘沽、天津之间筑碉堡一万个至两万个”。
阎锡山说，东北共军欲进关内，非攻碉堡不可。
这些碉堡既可吸住其不能前进，又可消耗其实力。
假使每个碉堡能消耗其100人甚至可能200人，即可获得胜利。
“倘使得了几次胜利，则何患美援不至。
美援一至，剿匪之功，便可成矣。
不这样做，恐死无葬身之地了”。
当时，傅作义自恃实力强大，不需采取如此消极的战法。
但彼一时，此一时也。
现在，傅作义开始考虑使用这种消耗战术了。
于是，他加紧征集民工，大力加强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城市的防御工事和塘沽海港的外围工事，并亲派“剿总”副总司令宋肯堂进驻塘沽，督导，检查北宁路上的护路工事。
还多次指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市长杜建时，加强天津城防，使“大天津堡垒化”。
傅作义意识到，东北解放军进关后，在兵力上将形成优势。
为此，制定了一个扩军20万至50万人的计划，争取数量上的平衡。
他下令河北、绥远两省加紧扩兵，每县编组1至3个保安团，并下令将地方保安团编人正规部队。
同时，指示各省，抓紧征购粮食，以备战时之用。
在兵力部署上，缩短战线。
他并未按蒋介石的要求，将主力集中于津、塘、唐地区，而是将他的嫡系部队17个师置于平绥路东段和北平以西地区，确保西撤绥远的退路；将蒋系部队25个师配置在北宁线平津唐段和北平以东地区，阻挡东北解放军入关，并保持海上通道，以便形势不利时各奔东西。
他将蒋系中央军之第4、第9兵团部，第13军、16军、31军和傅家军第35军、101军、104军置于北平及其附近；将中央军第17兵团部与第62军、86军、87军、92军、94军置于天津、塘沽、唐山、滦县一线；将傅家军第11兵团部与第105军置于张家口、张北、宣化；另以暂第5军的4个师防守绥远的归绥，以第275师防守山西大同。
这样，为了执行逃守兼顾、以观时变的方针，傅作义便将主要兵力部署在东起塘沽海口、西至张家口长500多公里的战线上，摆出了一个长蛇阵。
蛇头；茫唐山、天津，蛇腹在北平，蛇尾在宣化、张家口。
傅作义的意图是—旦东北野战军入关，守军坚守不住，即采取逃跑方针，东西两便。
西可遁人绥远，进而西去；东可从海上南撤。
这一部署表明，华北国民党军已成“惊弓之鸟”，随时都有可能进行战略总撤退。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和确定的作战部署，是挥动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部队这两大战略集团，对傅作义集团巧妙地实施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切断其南撤西退之路，将敌由“惊弓之鸟”变成“笼中之鸟”，以实现抑留华北就地歼灭的战役目的。
平绥路是连接傅系军队后方绥远（现内蒙古自治区）的生命线，张家口为平绥路之战略要冲。
包围张家口，切断平绥路，便能抓住傅系，拖住蒋系。
毛泽东知己知彼，判断准确。
他在1948年11月27日发给东北先遣兵团和华北第2、第3兵团的电报中指出：，敌人在张家口、宣化、怀来地区有8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包围这些敌人后，位于北个附近的第16军、第35军等有极大可能增援上去，’只要你们在12月份内能抓住扭打上述步骑16个师、旅于平张线上，并歼灭其一部，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的胜利。
后又指示华北第3兵团：你们任务是务必包围几部敌人，以便调动东面敌人西援，故不重在歼灭，而重在包围。
你们包围几部敌人之后，紧紧筑工围好，不使跑掉，至要。
聂荣臻和杨得志（左2）、罗瑞卿（左5）、杨成武（左3）、李天焕（左1）在平津前线华北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副政治委员李天焕率第1、第2、第6纵队，于11月25日、26日从绥远秘密地迅速东进，奔赴张家口、宣化地区。
整个东进的路上，到处都是我军的队伍，红旗猎猎，战马嘶鸣，部队情绪高昂，斗志旺盛。
杨成武骑在马上，看着向东奔流的大队人马，心里领悟着毛泽东主席赋予第3兵团任务的深广内涵，越想越觉得毛主席高瞻远瞩，令人叹服。
张家口位于北平西北约180公里，是傅作义守卫北平的战略重地，又是其西逃归绥（现呼和浩特市）的必经之路。
它东、西、北三面环山，南临大洋河，北靠古长城，地形北高南低，城南地形较开阔，有平绥铁路，平张公路通过。
清水河贯穿南北，城北是一条狭长的川谷。
凌晨，在万道霞光中，张家口这座为全国人民所瞩目的英雄山城，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古长城、东西太平山和市内的建筑依然如故。
部队到达作战地区，按军委指示，首先包围张家口、怀安、柴沟堡、周家河之敌。
侦察得知，驻守柴沟堡之敌是第21师，已闻风撤至张家口外围的孔家庄一线，只留下骑兵第12旅2个连和保安部队。
11月30日拂晓，第2纵队第5旅迅速全歼柴沟堡守敌，当晚乘胜进攻占领左卫。
与此同时，第1纵队占领怀安，接着，渡过洋河占领沙岭子，切断张家口与宣化的通道。
第6纵队攻占万全、郭磊庄，俘敌2000余人。
这样，我华北第3兵团已从东、南、西三面逼近张家口，北岳军区部队和骑兵第3、第5师从北面包围了张北之敌，给傅作义集团西线以严重威胁。
三、首尾难顾敌35自投罗网傅作义的算盘打得不错，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早已给他的长蛇阵准备了利剑。
毛泽东敏锐的眼光停留在傅作义的长蛇阵上，他一下子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眼前这个长蛇阵，明显反映出傅作义犹豫不决、撤守难定的心态。
只要能够充分利用好傅作义这种犹豫不决的心理，就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实现抑留傅部在华北，不让其南撤或西逃的目标。
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还是先揪住蛇尾好。
蛇尾一旦被捉住，蛇头必然回头咬人，这是蛇的本性。
也就是说，要从西线打起？绥远是傅作义的根据地，平绥路是他从平、津地区退守绥远的唯一交通线，张家口是其军事基地，它西连绥远，东接平、津，在东北野战军尚未到达平、津、唐地区之前，从这一线开刀，就打在傅作义集团的神经上，他势必由平、津地区增兵确保该线畅通。
只要吸引傅作义几个军于平张线上，并歼灭该线各军之一部或大部，使傅作义既不能西逃，也不能南撤，那就是最大的胜利。
1948年11月上旬，中央军委、毛泽东根据济南、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决定扩大淮海战役规模。
淮海战场人民解放军的兵力不占优势，如果蒋介石再从其他战场抽兵增援，淮海战役将会大受影响。
蒋介石要抽兵，华北傅作义集团是当时唯一可以机动的力量。
因此，中央军委在组织指挥淮海战役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华北国民党军的动向。
11月7日，即淮海战役发起的第二天，中央军委致电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及东北先遣兵团、华北第2、第3兵团领导人：“据谍息，傅作义通知张北、兴和、尚义地方政府秘密准备粮草供应大军一点看来，傅部有准备增援归绥，以及放弃平张退回绥远之可能。
据沪宁谍息，有蒋介石要傅作义放弃归绥、大同、张家口，固守平津之说。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傅作义四日到南京开会，蒋介石有要傅作义放弃平津，集中徐州之说。
究竟南京会议结果如何，现尚不知，但闻傅作义不愿意这样做。”中央军委估计，傅作义今后的动向有三种可能：一是固守平津；二是放弃平津，傅作义率自己的几个军退回绥远，蒋系各军撤至南京一带；三是蒋、傅两系均撤至南京一带。
中央军委指出，傅作义如采取固守平津的方针，“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便于我就地加以歼灭；如采取放弃平津的方针，“对我利害各半”，利在我可不战而得平津，害在增加我尔后作战之困难；为此，中央军委要求华北第2、第3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共同对付傅作义集团可能的撤逃行动，同时要求各方“密切注意平、津、张家口、唐山、锦西、葫芦岛蒋、傅两系军队的动态”；华北军区首长应将所知的傅作艾全盘动态，及时通告东北野战军和先遣兵团领导人。
此时，华北第3兵团和第1兵团正在积极准备进攻绥远和太原。
归绥是绥远省省会，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后方基地，守军1个军3个师约4万人。
10月24日，华北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致电军委，建议攻打归绥城，准备于11月10日左右开始攻击，争取11月底解决。
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第3兵团主力随即迅速东移，向归绥集结，于11月5日包围了归绥城。
在第3兵团包围归绥的同一天，中央军委致电杨成武等人：目前华北第2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正从南北两面威胁北平，估计傅作义难以大力抽兵援绥，但仍须准备对付其1个军增援。
你们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周密调查归绥城敌方配合情况，以利攻城迅速奏效，应争取十天左右攻克归绥”。
第3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归绥守军情况，拟定了攻击归绥计划，决心集中第1、第2、第6纵队共8个旅，分两步夺取归绥城。
第一步，以6个旅的兵力夺取旧城及车站，另以2个旅作为攻城预备队并担负牵制新城守军。
各部统于10日完成攻击准备，11日晚开始扫清外围作战，并进逼城垣、车站，预定于16日15时对旧城及车站发起总攻，争取3昼夜解决战斗。
第二步，以5个旅攻击新城，以3个旅作为预备队，相机参加攻城或打援作战。
争取5至10大解决战斗。
在攻城期间，第8纵队和北岳集团等部位于集宁及其东西地区，担任阻击张家门方面之援军任务：11月8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这—计划。
同时鉴于第2兵团已从平张线南下至平保线作战．一旦第3兵团攻击归绥，傅作义必派兵西援，而第3兵团又打援力量不足的情况，中央军委致电林彪，即令东北先遣兵团提早一两天到达河北蓟县地区，到后须以一部兵力向北平等处动作，“牵制傅军西援兵力，帮助杨成武得手”。
正当华北第3兵团准备攻击归绥时，华北第1兵团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增兵太原。
太原是山西的省会，也是国民党太原绥署阎锡山盘踞山西的最后一个堡垒。
1948年10月5日，华北第1兵团等部发起太原战役，准备用3个月时间完成解放太原的任务。
太原守军依托坚固的城防和层层外围防御工事及优势火力，负隅顽抗。
第l兵团进展缓慢，至11月上旬，共歼守军约3万人，自身减员约19万人。
在此情况下，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致电中央军委：为争取早日打下太原，避免旷日持久，增大消耗，提议在可能条件下增加2个纵队至太原前线，以便迅速解决战斗。
中央军委认真分析了华北的形势，认为：“华北局势在我军胜利影响下，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
但我如攻打归绥，有促使傅作义集团其嫡系三个军及骑兵三四个旅提早西退可能，而我杨李兵团因无打援把握，亦有被迫撤围南退可能。
阎匪则因空运未断，阵地坚固，我攻城兵力尚非优势，仍在负隅挣扎，企图在旷日持久中，增大我之消耗。”若要打破僵局，惟有增加兵力。
如此，“可助徐、周攻下太原，并使徐、周早日南下接替刘、邓在中原的任务，以利刘、邓明年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