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形势的新转折1948年11月初，中国军事形势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占有优势；国民党蒋介石不仅在军队数量上急速地转入劣势，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亦面临崩溃。
根据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心抓住时机，扩大决战规模，加速战争进程，争取再用1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一）人民解放军力量全面超过国民党军根据新华社11月14日公布，战争第3年的头4个月，即1948年7月到11月2日，由于全国各战场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北线的辽沈战役，使国民党军在短短的4个月内，损失建制营以上部队合计83个师的兵力。
其中包括63个整师，共约100万人，占当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的一半（仅10月份即丧失约50万）。
国民党军的总兵力虽经补充后人数也只达290万左右，其中正规军由198万人降至156万人。
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第3年开始时的280万人，迅速增加到314万人。
除去作战损失，4个月内净增30万人，与同一时间的国民党军兵力相比，已超过20万人。
这表明，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国民党军。
人民解放军大兵团、大歼灭战和大城市攻坚战的能力大大提高。
不仅能在诸如豫东、辽西等野战中歼灭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而且能在诸如济南、锦州等攻坚战中夺取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
并积累了打大规模歼灭战和城市攻坚战的经验。
朱德总司令在8月底召开的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曾指出：20年来我们在军事上所苦恼的，即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也谈到：人民解放军要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还要闯过带决战性的攻坚和一次消灭国民党军二三个兵团这“两关”。
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的胜利，表明人民解放军已经闯过这“两关”，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已转入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时期。
正如朱德总司令所指出的：20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
今天形势变了。
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
我们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将开始。
济南、辽沈战役胜利后。
东北、华东解放区更加巩固和扩大。
两大解放区面积合约166．09平方公里；人口合约8708万；县才上城市263座，其中10个省城、1个特别市（哈尔滨）、3个出海口（安东、烟台、威海卫）。
解放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方面建设的基础大大增强，战争资源较之过去获得了空前发展。
正如中央军委领导人指出的：打下济南，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
山东交通也很便利。
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
东北地区，幅圆辽阔，资源丰富，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外国军事观察家曾评论说：“满洲的丧失对政府是一个大悲剧，因为满洲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亦是原来吸引政府到那里去的原因。
军队和资源的损失，尤其值得注意，没有军队和资源，在华北的安全的抵抗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各解放区秋粮均获好收成。
“东北今年有八成年景。
华北解放区平均七成，山东大部分地区平均六七成，陕、甘、宁平均八成，晋绥则为十年未有之丰收。”因此说，无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极其有利于解放军作战。
对于处在经济危机深渊的国统区人民，无疑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
标志着中国军事形势进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毛泽东称这个转折点“足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变点，”“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一年之后，中国军事形势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性转折点。
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称这个新的历史性转折点“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二）蒋介石集团的防线已开始总崩溃1.军事战线破碎，士气低落在北线，经过辽沈决战。
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正规军连同非正规军47万余人已被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东北全境解放。
华北地区除太原、保定、承德、大同、归绥诸点早已互相不能联络外，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诸点的联络亦时被解放军切断。
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50余万人，一条长蛇阵分布在张家口、北平、天津诸要点上，正面临东北、华北人民解放联合打击的严重形势，成为“惊弓之鸟”。
阎锡山集团正规军十几个师10万余人，也被人民解放军严密包围在太原。
孤立无援。
在南线，徐州、汉口、西安国民党军已经构不成一条完整的防线，只是3大据点及其附近摆了3个军队集团。
徐州“剿总”刘峙集团虽尚有70万人。
但随着济南、郑州两大战略要点的失落，以济南、徐州、郑州“三足鼎立”的防御体系已土崩瓦解。
这个集团正陷入华东、中原人民解放军联合打击的严重形势下，已是惶恐不安。
华中“剿总”白崇禧集团23万人，其“攻协防御”计划惨败后，欲退守长江却又没有建起完整的防线来。
西安胡宗南集团正规军25万余人。
被西北人民解放军死死牵制于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既不能东进华北，亦不能南下华中。
在长江以南，国民党军的防线还没有建立，并且是建立不起来了。
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进一步衰落。
从将校军官到士兵，甚至在蒋介石的政府官员中，沮丧、厌战情绪高涨，普遍认为目前的这场战争失败已成定局。
美国政府内部文件也称：国军士兵对国民政府继续从事内战。
使生灵涂炭、经济混乱，均大为不满。
于是公然叛附共军、立即投降和不能坚持战斗而退却。
从国军的失败纪录和共军的不断胜利足以显示政府军的不忠、士气低落和缺乏作战意志。
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哀叹：“自东北战事失利后，高级将领弃职潜逃、临危变节，而投匪者，比比皆是；真正忠贞为国而殉职的将领。
寥若晨星。”11月6日，司徒雷登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鉴于军事形势的再度恶化，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高级人员和各兵种武官一致认为，如果傅作义不能抵挡共产党在华北所能集中的力量对他的进攻，而陈毅对付徐州地区那些劣等的国民党部队，能在两星期内到达南京附近的长江沿岸，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
2.统治集团内部“反蒋倒蒋”活动加剧军事上的接连失败，导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更加有力的“反对和责难”蒋介石。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国民党桂系势力。
在美国政府明里暗里支持下，利用各种机会加紧“反蒋倒蒋”活动。
10月底，蒋介石鉴于东北战场败局已定，转而企图保持华东、华中不丢，决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2个集团，白崇禧固不从命。
“当时国防部的人推测，不是白故意要看蒋介石出漏子，就是怕蒋介石作成圈套，准备于会战失败时委过于他，以后事态发展。
才知道这与美帝国主义支持李宗仁逼蒋下野有关，白崇禧是存心要拆蒋介石的台。”蒋介石嫡系中的某些分子，也参加了“倒蒋”活动。
被称为官方反对派的“立法委员”刘不同，公开著文主张蒋介石“出国”。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辞职后至11月下旬无人愿意就任。
南京的要人纷纷弃蒋逃向两广及台湾，并谈论着迁都广州的问题。
“由于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失败主义的情绪盛行全国，甚而及于部长阶级的人，几乎毫无例外的普遍地都在批评蒋委员长的无能”；“由于大多数人看到在目前情况下没有一线希望，这种批评也就越来越坚决了。”社会舆论公开激烈抨击蒋介石。
10月16日，北平各报针对时局发表社评说：在物价一日三变，战汛一日数传，酒糟树叶瓜梗野菜都成为稀世珍品，人命如蚁，民生艰困已达极点的社况下，当局和当权者却不睁开眼睛，不为人民设想，不保护人民生存。
民众为着生存，应向当局和当权者去“要饭吃”。
国民党《中央日报》也向蒋介石“发难”，哄蒋介石下台。
该报11月4日的社论说：东北战事失利，变相的物价高涨，国家风雨飘摇，老百姓生活煎逼，国家演变到这个地步。
势必牺牲极端少数的人来挽救最大多数的人。
只有这样做才能将这个局势扭转过来。
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就看是走多数派的路线还是少数派的路线。
来自内部的“反蒋倒蒋”活动和社会舆论的抨击。
使蒋介石十分恼怒又无可奈何。
他在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最近军事与经济形势，皆濒险恶之境，一般知识人士，尤以左派教授及报章评论，对政府诋毁污蔑，无所不至。
盖人心之动摇怨恨，从来未有如今之甚者，不意今竟深入我党政军干部之中。
他还写道：以期毁灭余个人之威信的舆论，实较任何武器尤厉。
为反击“逼蒋下野”活动，蒋介石于11月8日公开发表演说，宣称：“我个人平生做事的态度是一件事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职责不轻易担任，一经担任就决定负责到底。”这表明蒋介石既不准备向其党内反对派妥协、让步，也不准备向革命人民交枪投降，而是要孤注一掷，顽抗到底。
3.“币制改革”加速经济崩溃1948年秋，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通货膨胀在加速发展，物价已成天文数字，使南京国民党政府来不及印出每天所需要的钞票。
在通货大膨胀、财源大枯竭的严峻形势下，蒋介石决心实行“经济改革”，即发行新货币“金元券”，以取代贬值的“法币”。
8月19日，蒋介石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发布了金元券发行办法、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
规定自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其总限额为20亿元。
限期收兑黄金、白银、银元及外国币券，逾期持有者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限期登记国人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蒋介石反复强调。
“货币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并指定蒋经国全权领导“改革”，俞鸿钧、宋子文、霍宝树、张厉生、王抚洲等要员奉派辅佐，督导上海、广州、天津等地改革进程。
由于所有物价一律冻结在8月19日水平，被媒界称为“8·19”防线。
国内外舆论和商界对蒋介石的“经济改革”前途并不乐观。
美国官方认为：币制改革是为阻止经济恶化浪潮而采取的一个“不顾一切的拼死行动”。
“至多只能为一个喘息机会而已”。
《字林西报》评沦说：各国商人有一相同见解，试欲迫令在国内的中国商人缴出其所有外汇资产，恐难有成功之望。
以为继续以“警察方法”监督商人，则其行动恐将对中国国内商业组织及中美贸易关系均将发生强烈影响。
《中央日报》8月19日的社论。
则将蒋介石的“经济改革”比做“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身体自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在蒋介石的“货币改革”中，官僚资本集团非但不带头平稳市场价格，稳定市场经济秩序，反而带头囤积物资。
哄抬物价，投机倒把，从混乱中歙取巨额利润。
上海、广州、北平、天津等地，市场物价三日三涨，囤积加剧，黑市盛行，投机倒把猖獗，抢购成风。
报章评论大声疾呼：民生艰困可谓已达极点，当局尚不速筹对策，则一日三涨之物价，未来演变实不堪设想。
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补充办法。
宣布从11月1日起放弃限价政策，11日又宣布撤销“金元券”最高发行限额，“8·19”防线全线崩溃，市场物价扶摇直上。
每石大米价格从限价时的20元，骤然上涨到500元至1000元。
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相继爆发大规模抢米风潮。
学生罢课，教授罢教，工人罢工。
仅上海一地，罢工工人就达10万以上。
蒋经国惊呼：“社会乱矣，人心乱矣”。
11月1日，蒋经国在上海发表声明。
宣布“货币改革”彻底失败。
《中央日报》社论讥讽说：时至今日，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
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
对于这辈人民公敌，不用说到现在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
甚至不曾用指甲轻弹他们一下。
4.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在其统治地位岌岌可危的形势下。
通过各种途径向美国政府求救。
9月底，蒋介石交由驻美大使顾维钧转交美国总统一份特别密电，呼吁杜鲁门大力推进和加速“特别军援”，帮助“扭转战局”。
接着派财政部长王云五赴美游说继续援华，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援助。
10月间，又恳求美国政府紧急援助国民党军7个军和3个师的武器装备及作战物资。
11月，蒋介石亲自写信给杜鲁门，乞求美国政府紧急援助。
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呼吁美国政府加速提供和增加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援军援。
蒋介石在致杜鲁门的信中称：我以反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进袭与侵入之民主共同防卫者之资格，要求你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
王云顾维钧转告美国政府和美国会议员，蒋介石希望获得3年的经济援助，每年5亿美元。
当然，能拿到20亿更好。
第二，呼吁美国政府出兵直接参加对共产党作战。
燕介石在致杜鲁门的信中说：阁下如能尽速派遣一支高级军官与本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本政府当无任欣快之至。
第三，呼吁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一个声明，表示在道义上继续坚定支持蒋介石的政府。
蒋介石认为：在华北、华中正展开重要战斗之际，此一声明足以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之地位。
蒋介石在信中说：“华中之共产党军队现在已到达距沪宁甚近之地区。
如果我们不能阻遏这一浪潮，中国便将失去民主。
我因此不得不向阁下再作直接与迫切之呼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一直推行“扶蒋反共”，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和附庸国的反动政策。
正是有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才敢于发动全国内战。
叫嚣武力解决共产党。
但是，美国政府的飞机枪炮加美元，并没有使国民党蒋介石很快打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
美国朝野人士乃至杜鲁门政府中也有人认为，蒋介石的“统治不会超过三个星期或三个月，并且认为当前的国民党政权已经没有希望”；经济援助是白白浪费，充其量只不过是“填老鼠洞”；“供应的武器和弹药，只是一条间接供给中国共产党的途径。”因此，“寄希望于其他人”，即谁能在中国境内领导同中国共产党作战，谁就是美国的真正朋友，美国应尽其最大努力助他成功。
国会讨论援华法案时，有人建议将这种援助直接分配给各省。
经济合作署打算请求国会下年度授权直接与中国各省主席商谈拨款和货款，国务院人士打算要求国会授权直接把军需品分配给中国各地方司令官，他们“暗示了傅作义和李宗仁”。
对蒋介石增加经济援助的要求，杜鲁门于11月13日复信说：“美国正尽一切可能以加速依援华计划采购在本国可以获得之武器与弹药，运往中国”；“并愿向阁下保证，美国政府将继续尽力以实现援助中国之计划，此计划业经国会通过并得我之批准。”即是说，援华计划之内的款项照数给予，再追加援助不可能了。
所谓援华计划，是指美国国会1948年4月通过的援华法案。
该法案拨款4．63亿美元援助国民党政府，其中包括1．25亿美元的军援关于要求派遣高级军事顾问团参加指挥作战。
国务卿马歇尔答复说：我们最近对华关系必须依据以下基本的考虑，即：“美国不得直接地卷入中国内战，美国也不得在军书上和经济上为中国政府负起担保的责任。
直接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是和美国对华的传统政策抵触的，而且可能违反国会已经明白表示过的意向。”所谓国会明白表示过的意向，是“在一亿二千五百万元赠款范围内的美国对华援助既不含有使用美国战斗部队，也不包括使用美国人员指挥中国的军队。”副国务卿洛维特代表美国政府正式答复说：美国政府认为在中国目前局势下，任何个人——不论是谁，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好，麦克阿瑟将军也好，或其他任何一位高级军官都不能扭转中国的局势。
杜鲁门则婉转地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
他回信说：驻华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少将洞悉目前局势，可常备咨询，至不熟悉中国情况之外国官员，其困难则更大。
关于发表支持蒋介石的声明。
杜鲁门在信中说：阁下当已注意到，我1948年3月11日之公开声明中，谓美国与中国政府维持友好关系，并力求援助被承认之中图政府维持和平。
我又谓我不希望政府中有共产党参加。
“我相信这些声明与美国根据1948年援华法援助中国政府之行动，已明白表示美国政府之态度。”因此，没有必要再发表什么声明了。
以上情况表明，美国政府既不愿看到中国共产党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又因蒋介石无能继续维护美国在华利益而另寻新的代理人。
（三）中共中央对解放战争胜利时间的新估计解放战争进入第3年时，国民党军除后方部队外，分为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6个集团，以徐州、沈阳两个最大的集团为主，实行重点防御的方针。
根据国民党军防御方针和所处态势，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决定，战争第3年人民解放军作战重心仍置于长江以北，北线的重点在北宁路；计划战争第3年内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115个旅（师）、152万人。
战争第3年头4个月。
华东野战军于9月间进行济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0个旅及1个团，连同非正规军10万人，重创徐州刘峙集团；东北野战军于9月中旬至11月初进行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33个师又16个团，连同非正规军共47万余人，完全解决了卫立煌集团。
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3年头4个月，就取得歼灭国民党军近100万人的伟大胜利，远远超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估计。
据此，毛泽东在10月31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程子华、黄志勇、东北局、华北局的电报中指出：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规定5年左右建军500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因为战争迅速发展，可能提早一年完成。
“此点你们应有精神准备，从而加速组织准备，并以此种精神教育干部。”11月11日。
毛泽东在给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的电报中再次指出：9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估计及任务，因为10两个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落后了。
即是说，“我军已不需要再以三年时间（从今年七月算起）歼敌三百个正规师，才能达到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之目的。
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能达成这一目的。”同时，毛泽东又告诫说：“要全部解决国民党并占领全国，则尚须要更多的时间。
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
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各中共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务必将中共中央的以上精神传达到全体干部和党员，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心抓住已经出现的有利决战时机，扩大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的决战规模，在南线的徐州地区和北线的（北）平（天）津地区，就地歼灭刘峙集团和傅作义集团，以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
争取再有1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战前决策解放战争发展到1948年秋，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军已经由劣势转为优势。
继辽沈战役之后，我军又组织了另一战略决战：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抵商邱，北自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域内进行的。
在这场战役中，国民党投入的兵力计有7个兵团，1个绥靖区，30个军75个师，号称80万人。
这些部队分布在陇海、津浦两铁路相交的“十字架”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参战部队计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相当于军）、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加上地方武装，总共60万人左右。
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5天，全歼国民党精锐部队5个兵团22个军（计56个师，其中4个半师起义），约555万人。
解放了长江以北豫皖苏的大部分地区。
战役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8年11月6日到22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在徐州以东碾庄圩地区全歼了国民党第7兵团黄百韬部，并孤立了徐州。
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到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配合下，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围歼了黄维兵团，在孟集地区歼灭了孙元良兵团。
第三阶段从1949年1月6日到10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在永城东北青龙集和东官庄地区围歼了从徐州西逃的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
早在10月11日，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10月14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在曲阜召开作战会议，确定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以7个纵队向新安镇、阿湖地区实施主要突击，歼灭黄百韬兵团；以3个纵队南北对进，突击运河车站及其以西地区，分割黄百韬、李弥2个兵团之联系；以山东兵团指挥第13纵进攻台儿庄之第3绥靖区部队，尔后强渡运河，直出陇海路，切断黄维兵团退路，阻击徐州东援之敌，以2个纵队及冀鲁豫军区部队协同中原野战军主力，逼进徐州。
我军得到作战指示，立即将部队在战场展开。
但蒋介石却把他的几大主力兵团猬集在徐州地区，形成重兵团，企图让我啃不动、打不散。
11月7日，人民解放军攻克邳县。
翌日晨，涉水向碾庄圩前进毛泽东对战场形势十分明了，他的心思在徐州，眼睛却看向了徐州以外的广大地区。
毛泽东在关注着郑州和开封这两座重镇。
郑州和开封是陇海线和平汉线上的交通枢纽，它是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
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不先把郑州和开封的敌人肃清，我军将会从侧背受到威胁。
因此，他决定在大规模的战役发起之前先夺取郑州和开封，由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
10月13日，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从西柏坡参加了9月会议后回到豫西，召集第9纵队领导干部在郑州西南的宝丰县皂角树村开会。
在这次会议上，邓政委传达了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的精神，决定全军整军，用刘伯承的话说就是“大战前整军”。
同时，为配合华东野战军打大仗，并研究部署了打郑州的方案。
10月14日，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与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共同研究作战，进行了具体分工：决定由陈、邓率中原野战军主力第9纵队北上郑州，准备以攻击手段吸引孙元良兵团和邱清泉兵团回援。
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率第6纵队及中原军区在豫西牵制张淦兵团和黄维兵团。
人民解放军部队向阵地运动10月18日，中原野战军下达了郑州作战的基本命令。
杨勇、苏振华、陈锡联、阎红彦、陈赓、谢富治、秦基伟、李春芳等分率各纵进入指定地点，在华北野战军第14纵及附近地方部队配合下，迅速进入战斗准备。
第二天下午，邓小平、陈毅和张际春乘着从国民党手里缴获来的吉普车，从皂角树村出发，往前线急驰而去。
10月21日，邓小平、陈毅部北上主力加上配合作战的第14纵队共10万人马迫近郑州，兵临城下，外围守敌很快被一一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