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通信兵在传达战斗命令我军大队人马兵临城下，在21日夜里，已将郑州团团围住。
天将拂晓，郑州守敌十二绥靖区第40军第106师、第99军第268师和郑州警备区司令部等1万多人弃城向北突围。
负责从北面攻城的是我9纵的秦基伟部，他发现敌人要逃跑的动向后，一边调整部署，一边通过电话请示邓小平。
秦基伟语调沉着，胸有成竹，他早已在薛岗、苏家屯设下了伏击圈，专等着敌人往里钻。
邓小平得悉敌情，当机立断，决定将原定的城市攻坚战改为野外追歼战，遂指示秦基伟：“一定要歼敌于运动之中，不能让敌人跑掉！”秦基伟轻松自信地说：“我的网已经形成了。”陈毅从邓小平手里接过电话，又嘱咐秦基伟一定要把这一仗打好。
秦基伟领命，在他的指挥所里严密注视着敌人的每一举动。
秦基伟的9纵就地按分工从北城阻击，中原野战军主力从三面迅速向突围的敌人包抄了过来。
秦基伟的阻击地点位于薛岗、苏家屯。
此处为闭锁战场、保障全歼郑州守敌的关键所在，是通过黄河铁桥的必经之路。
上午7时左右，敌人先头部队两个营进入我设伏区。
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敌人没能突破我军的防线。
至此，郑州逃敌准备孤注一掷，重新组织更大的冲锋。
国民党军集中第99军第268师主力向我阻击阵地轮番发起攻击。
秦基伟预设的79团沉着冷静，大胆反击，几次打退敌人的冲锋，阵地巍然不动。
上午11时，26旅旅长向守志向秦基伟报告：敌已全部离开郑州，其先头部队被我阻击在薛岗、苏家屯一线不能前进，本部集中在老鸦陈、固城及周围的村落和旷野之间，后尾已通过十二里屯。
敌人正集中数千人的兵力，从多路攻击苏家屯、薛岗，79团压力很大。
突围的敌人明知已经身陷网中，但在这种生死关头，还是拼了命地往外冲。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后来连秦基伟这个自信的“渔人”也坐不住了，他带着1名作战参谋，赶到了前沿的26旅指挥所，亲自坐镇指挥。
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时分，经过一个上午的战斗之后，尽管敌人丢下的尸体东一具西一具地摆满在阵地前，但敌人北逃的大门仍然死死地关着。
秦基伟在26旅指挥所亲自坐镇组织战斗，他丰富的作战经验告诉他：突围逃跑的敌人向来是两头强中间弱，军心慌乱。
他亲自做了一番部署，作出了以纵队主力拦腰突击，其他各部分割包围敌人的决定。
要求部队顽强阻击，坚决反击，不惜一切代价，保驻人在阵地在。
其后，每隔一个小时，敌人就组织一次猛攻，妄图夺路而逃。
15时左右，秦基伟下令向敌发起全面突击，一阵炮火过后，杀声四起，敌人纷纷四散溃逃，顿时成了野外追歼战。
敌人始终没有能打开北逃的大门。
逃敌大部分被压缩到了老鸦陈。
老鸦陈，是一个有500多户人家的大村庄，村外寨墙高耸，如同一座城堡，它成了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敌人已是强弩之末，无力还击。
很快老鸦陈也被攻破，敌人纷纷四散奔逃。
前来增援的国民党两个团见主力被歼，再不敢来救，连忙又撤回了邙山，据险防守。
9纵主力在歼灭老鸦陈之敌后，又将矛头指向邙山守敌。
19时，邙山守敌除一个连漏网外全部被歼。
硝烟散尽，郑州宣告解放。
我中原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中间已经没有了任何阻隔，在攻防之间可以进退自如。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连电嘉勉：“占领郑州甚慰。”“济南、锦州、长春解放之后，郑州又告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为我掌握，对于整个战局极为有利。
特此祝贺。”郑州攻克以后，开封守敌第四绥靖区部队望风而逃。
10月24日，我中原野战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开封。
打下郑州后，打好淮海战役即成了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两支大军的主要战斗任务。
在批准进行淮海战役的计划以后，9月28日中央军委发电报强调，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
必须准备两个月至两个半月的粮秣用品。
在淮海战场上，谁都明白将有一场硬仗好打，不先准备好粮草怎么能行呢。
西柏坡，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淮海战役后勤业务会议，毛泽东专门作了指示。
为了保证后勤供应，中原局发出了全区党政军民“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
10月2日，华东局召开会议，研究支援淮海前线作战问题。
1948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中原地区阴雨连绵，交通受阻。
由于冬装不能及时运到前线，每个纵队都有上千人因寒致病，弹药更是难以补给。
以往的作战，都是依靠解放区和老根据地的人民肩扛、手推，用牛车、马车把成百上千吨的粮食、弹药送上前线。
但现在的情况跟以前相比又大不一样，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协同作战，有上百万的军队和民工需要补给，补给成了大问题。
解放军勇士们胜利归来淮海决战的格局既已形成，其战场形势的变化便会一日千里。
最高统帅部的首长们仍高度关注着后勤供应的事。
11月9日，毛泽东电告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应用全力保证我军供给。
周恩来提出，淮海战役打响后，我方参战部队加上地方部队和民工有几十万人，为确保后勤保障，根据辽沈战役李富春亲自抓后勤保证工作的经验，由中央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统抓淮海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
济南黄河口岸的人民群众将大批粮食运往前线郑州解放后，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主力、华东野战军3纵和两广纵队东出徐州、蚌埠线，进至商丘的第二天就解放了这个地方，淮海战役旋即在徐州以东打响。
对战争物资的要求更多、更紧迫了。
为此，中原军区决定大力建立后勤运输组织，不惜减弱其他机构，以加强前线运输的供应。
随后，中原军区在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决定成立交通司令部，并集中了300多辆汽车，组成了辎汽1团、2团和有几百辆胶轮大车的辎重团。
这个交通司令部只有四十几人，堪称短小精干。
这个小小的交通司令部开通了一条条动脉，把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
因此，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了这样一个片断：1948年11月的一天，交通司令部副政委杨国宇和新任郑州铁路管理局局长的田裕民，找到原来的火车站负责人商量，尝试用铁路向前线运送弹药。
这个负责人为难地说：“现在一是没有煤，二是路不通，三是没有火车头，真没办法。
从开封东去的火车早就不能通行，断得一节一节的，上一站不知道下一站的情况，火车不敢走。
再说，国民党撤走时，把许多物资都运走了，现在连一台能开得动的机车都没有了。”杨国宇和田裕民又去了火车站，直接找工人师傅求教，对他们说：“只有打倒了蒋介石，我们才能过好日子。
前面在打仗，需要往前线送弹药，运粮食，需要火车跑起来，你们看怎么样？”“中！”工人们响亮地回答。
“有煤吗？”工人师傅们带着杨国宇他们一起去看了车站附近的煤栈，说要是保证没人私自运走，这些煤可以维持15天。
工人师傅们说，司机、火车头都现成，就等着你们来，只是缺调度，没有人敢发车。
支前队将运粮的小车隐蔽在树林里田裕民说，我就是调度。
铁路上的事，我也懂。
不一会，许多司机和司炉都找来了。
有了能够开动的机车和司机，就连夜把50辆汽车的弹药，紧急装运上了火车。
负责装运的同志兴奋地说：“火车真好呢。
靠几十辆汽车、马车拉一个月也不如一列火车装得多。”昼夜兼程向前线开进的人民解放军队伍“呜——”汽笛长鸣。
装载着弹药和警卫部队的第一列火车缓缓地开起来了。
火车从郑州出发，向前线驶去。
工人们把敌第四绥靖区司令长官刘汝明专用的6号包车也弄了来，作为探路先行车，在前面开路。
包车上的人用红布包住手电筒，前后联络。
列车一直行驶了一夜，驶过开封150公里，来到兰考以东、民权附近时，突然，从铁路两旁响起了枪声，子弹不断从头上飞过。
估计可能是豫皖苏的游击队。
车上的警卫部队高声喊起来：“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一面还不断摇动红旗。
话音刚落，从铁路两旁一下子拥过来许多游击队战士。
听说是中原野战军，高兴极了，连忙把已经卸下的道钉又重新安上，固定了铁轨，笑着说：“好险！我们以为是逃跑的国民党军哩，火车再往前开，就要翻车了。”欢呼声中，火车拉响汽笛又往前开了。
火车来到一个小站，车站上一片黑暗，没有任何信号灯光，火车不能前进了，慢慢地停了下来。
原来，站长听信了国民党的恐吓宣传，不了解我党政策，怕被抓起来治罪，躲了起来。
在游击队和群众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站长，向他讲明政策，解除了他的顾虑，请他主持工作。
火车通过车站，继续前进。
火车就这样走走停停，前面就要到达商丘了。
但是，电话一直联系不通，司机不敢贸然开车。
于是，让6号包车载着一个班，试探着进到商丘，然后再回头引导列车前进。
终于，列车开进了商丘。
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商丘兵站”的牌子正式挂起来了，开始正式接收、调拨源源运来的各类军需物资。
兵站的工作基本就绪后，立即架起电台，向正在前线的刘伯承、陈毅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报告：“第一列火车已从郑州进至商丘车站，并在此设立兵站。”他们开始都不大相信兵站能这么快地前进到商丘，来电查实后，刘、邓、陈首长十分高兴，专门发电指示说：“商丘兵站不仅要接收中原支援的物资，华北、冀鲁豫军区甚至华东、晋察冀的，不论是军队和地方的，不光是枪支弹药，包括粮秣、生活用品，都运到商丘转运。”从此，我军开始利用铁路进行繁忙的军运。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有了这条敌后动脉的全力保障，淮海前线的枪声更加激烈了。
蒋介石的优柔寡断1948年秋天，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接连败退。
济南和兖州相继失守，国民党人心浮动。
其时，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刚刚上台不久，心里也是焦虑不安。
诚然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但他马上就得直接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不得不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对付解放军愈来愈凌厉的攻势。
蒋介石得知丢了济南，更是暴跳如雷，将收音机摔得粉碎。
在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军事上的优势完全丧失。
政权有摇摇欲坠之势。
而10月下旬，蒋介石又亲自在北平指挥辽沈战役，迟迟没有对全国性的战略作出决策。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国防部长何应钦见势不妙，为了能对蒋介石有个交代，不得不使出浑身的解数，尽量来保住蒋家王朝的半壁江山。
10月22日何应钦召集刘斐、萧毅肃、郭汝瑰、顾祝同等人研究中原作战的计划。
何、顾认为辽沈战役失败已成定局，从全国形势看，应该诱导华北“剿总”以主力部队在津塘地区进行持久战，以牵制东北野战军，使解放军不能增兵黄河以南，从而改变其中原地区的不利形势。
这时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由徐州“剿总”刘峙和华中“剿总”白崇禧分别掌握，二人相互协作很差。
刘峙是有名的“福将”，别看他指挥作战不行，却连连高升。
在抗战初期，时任第一战区第2集团军总司令的刘峙率部千里溃逃，丧师失地，只因为是蒋介石“忠实可靠”的心腹爱将，事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置，反倒福星高照，官运亨通，早就引起了许多其他国民党将领的强烈不满。
在1948年6月，蒋介石撤销其“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时，内部就有以白崇禧统一指挥各军之议，后来因为蒋介石、陈诚、顾祝同等人不放心白崇禧，所以才另设徐州“剿总”，任命“猪将军”刘峙为总司令，以分白的兵权。
当时南京政府内部议论纷纷，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
若不派一虎，也应派一只狗看门，而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就守不住了。
当时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听了这个笑话，就讲给顾祝同听。
顾祝同没有笑，他板起面孔对郭汝瑰说：“徐州剿总的人选，我们考虑过两个人，即刘经扶（刘峙）和蒋铭三（蒋鼎文）。
蒋铭三日夜嫖赌，常常不理公务，比较起来还是刘经扶好些。”刘峙就是这样当上了徐州“剿总”的总司令。
6月14日，刘峙率参谋长李树正乘飞机由南京飞往徐州，正式就任“徐州剿匪总司令”。
临行前，刘峙提出要求，要在“剿总”下设一个“前线指挥部”，建议让国防部挑选一名黄埔一期出身、曾任兵团司令以上、资深而有作战经验、能孚众望者，以副总司令名义兼任“前线指挥部”主任。
这个想法，刘峙在头脑里酝酿已久，一开始他就提出来，把“前线指挥部”放在徐州，其目的显而易见：有了这个“有言在先”，以后自己好脱身到后方指挥。
因为刘峙是直接通向蒋介石的人物，国防部长何应钦只好同意了这个提案，就以宋希濂和杜聿明为基本人选，签请蒋介石裁定。
蒋介石最后选中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主要也是想以杜之长来辅助刘峙的不足。
从此，刘峙便事事放手让杜聿明安排。
而杜聿明仗着他11个军的强大兵力，主张乘解放军新得济南的间隙，佯攻济宁，收复济南，实行《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蒋介石和何应钦一致同意这一计划。
正当徐州国民党军主力向北推进之际，东北战场告急，蒋介石匆忙之间又把杜聿明调往锦州。
刘峙顿感六神无主，急得直叫：“光亭走了，如何是好，北进谁能做主。”过了两天，副参谋长文强等请示刘峙：前线军事是坚决按原计划执行，还是有所改变。
刘峙回答说：“光亭走了，谁能指挥得了前线的部队，我已经命令部队停止待命，原计划暂缓执行。”又说：“光亭既已升任冀热辽边总司令，不再回徐州，我正打算保荐宋荫国（宋希濂）来接替光亭，否则，守徐州的责任重，我个人是担不起的。”趁此机会，刘峙便命令部队停止待命，转而保举宋希濂来接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随之，佯攻济宁，收复济南，实行《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的作战计划便告流产了。
刘峙所部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4个兵团共40多万兵力，从西往东，自河南商丘到连云港，排成了一字长蛇阵。
对于作战来说，这是一个最容易截击，被各个击破的阵势。
作为全军主帅的刘峙，却并没有及时改变这种阵势。
刘峙胖胖的身躯，圆圆的面孔，看上去并不讨人嫌，相反倒还让人有几分喜欢，另外他也不盛气凌人，好像总是严肃不起来。
他不大过问具体繁琐细节，谁都知道刘峙本事不大，人很随和，是有名的福将，不管是打胜仗还是打败仗，部属跟着他都有官做。
现在，何应钦觉得不妥当了，他又重新提出以白崇禧统一指挥之议。
本来何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但蒋介石疑忌何应钦而信任陈诚，因此，何又拉拢白崇禧。
并且根据我中原野战军向禹县移动的情报，判断中原野战军即将进攻郑州，也可能协同华东野战军向徐州“剿总”的辖区进攻，因此主张徐州“剿总”放弃陇海线上各大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外围。
华中“剿总”以第12兵团所辖第第第15及第18等四个军进出周家口附近，依情况策应徐州“剿总”或华中“剿总”之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