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仙话
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大致源于两个重要系统：昆仑神话系统和蓬莱神话系统。昆仑神话系统的发祥地在西部高原，蓬莱神话系统的发源地在古时燕、齐、吴、越一带。在时间上，西部昆仑神话先于东部的蓬莱神话。
在昆仑神话中，昆仑是个有特殊地位的圣地。《山海经》最集中地为我们展示了昆仑圣地的神奇天地，那里有壮丽的宫阙，精美的园圃和各种奇花异木，珍禽怪兽。在昆仑生活的人，就是凡人向往的神，他们采集神奇的草木，用疏圃的池水和四大川的神泉制成不死之药，凡他们遇上不当死而死的人，就用不死之药救活。这是一个雄伟、美丽、生活上最能满足的所在。由此而生出的种种神奇诡秘的故事，便形成了美丽的昆仑神话世界。随着海洋交通的萌芽和畅通，燕、齐、吴、越等国，常有人到海里去探寻新地。长期以来，亲历海洋生活的人，留下了许多海外异状珍闻的描述，产生了《齐谐》一类的志怪书。这些域外异状珍闻同传来的西方昆仑神话一俟结合，便激起了人们对“海上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的幻想和求仙的欲望。于是，产生了燕国人称道的“仙人”，掀起了修炼成仙（把灵魂从躯体里解放出去）的热潮。这便促成了蓬莱神话的迅速形成。
蓬莱神话的中心在渤海。传说渤海中的仙山，住着一批仙人，同昆仑一样，有壮丽的宫阙、珍异的禽兽，更有贵重的不死之药。事实证明，仙山的不死之药比昆仑引诱更大，寻仙活动连续不断。可以这样说，东方的仙岛是由西方的昆仑神国脱化而生的。昆仑神话说人可成神，而蓬莱神话说人可成仙，其中心观念都是指“长生不老”和“自由自在”。不同的是神之所以长生久视，是由于“食玉膏，饮神泉”，而仙之所以永生，是因为“餐六气，饮沆瀣，漱正阳，含朝霞”。
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到战国中、后期，由于领土的大兼并，就被时人合二为一。至《楚辞》家抒写情怀，已完全把昆仑、蓬莱两区的文化合并腕下了。
民间故事的文化精神
通常，民间故事泛指在民间口头流传的各种体裁的作品。
人民永远需要表现高尚情操，反映人民风趣和机智的作品；民间故事为文学的民族化提供了借鉴，说明民族性是我国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除此之外，民间故事本身内在的文化精神，使一般读者和学者对它的作用有了新的思考和评价。
它所蕴藏的民族文化精神之丰富，是任何作家文学所不能取代的。
在大量幻想性故事中，充分体现了人类初级形态的思维的整一性。神话、童话中的人兽共体、人兽变形等都表现了那种超时间、超空间的宇宙观。在原始思维中，把世界的空间，人类的历史，都视为无界限的存在，人们相信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将人、动物、植物以及广阔无垠的自然界，连接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把人、动物、植物、无机物都放置在同一个层次上。于是，过去的事物和眼前的事物可以发生关系，时间的顺序可以颠倒。由于人的自我意识不强，万物和人本身可以互变。于是，人与万物的活动，既可以扩展到空间的全部领域，时间上也可以上伸至荒古之际，下延至文明时期。所有的空间，全部的历史流程，都可以成为幻想故事的历史背景和空间舞台。因此，一些有因果联系的和没有因果联系的事物，常常混同起来。在神话和童话世界里，从天上到地下，从神界、人间到动植物界，便出现了这种奇特的现象，或各种半动物半人的形象，或两种以上动物的合体，或兽形人语；忽而天上神界，忽而人间。这几乎都可以追溯至原始思维的超时空观念。尽管这种超时空观在我们看来荒诞离奇，但却提供了可贵的文化史资料。从中可以知道，人类各种文化形式的确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幻想性故事中所存在的集体无意识因素，证明人类文化确曾经历过一个混沌一体的阶段，后来将其区分为宗教的、艺术的、道德的等不同文化形式，是人们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劳动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结果。由此可知，人类从无知走向科学，其间有着多么迂回曲折的历程。幻想性故事中的原始的超时空观所体现的整一性和思维方式，显然是属于最低层次的统一性。它们在本质上是未经科学分析的综合，所以才把世界万物看作是等同的、有联系的整体。
不管原始的整一性思想披着一件多么荒诞神秘的外衣，也不能忽视幻想故事想像的创造力，不能忽视其中合理的，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的宇宙观，这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人类一旦进入理性思维阶段，对世界的整体认识便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哲学信念，无论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是对社会科学的形成，都有难以估量的影响。但是，神话和童话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的整一性，却长期被冷落。民间故事中这一集体无意识的思维成果，在科学史上，如果加以有意识的、自觉的运用，便能化为精神力量和物质财富。
尽管如此，民间故事的世俗文化仍是主要的。有的故事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改造自然的结果与文化形成的关系。不过，大量的故事表现的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民间故事有着鲜明的伦理道德观。任何时候，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永远处于矛盾之中，人和现实世界必将不断地发生冲突。人们在矛盾中所产生的喜怒哀乐都在民间故事里有充分的表现。人们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态度鲜明，爱憎强烈。民间故事的形象很少有多种矛盾或多重性的性格，通常对正面形象总是加以理想化，对反面形象极力夸张，使其好的更好，坏的更坏，对比鲜明。人民的感情是纯朴的，他们往往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去反映、评价生活，也按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去美化生活。
故事里的正、反两种势力的斗争，有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的象征新旧观念，有的表现家庭之间、邻里之间、家族之间的矛盾。不管题材、情节怎样，人物的类型都很明确，不正即反。甚至有些历史人物的传说，同一个人物，在这个故事中是正面的，在另一些故事中又是反面的。如秦始皇，他在孟姜女故事里是暴君，而另有一些传说又歌颂他是一位修长城抗番，同情人民苦难的明君。这都不完全是历史事实，可能是产生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不同地区的作品，表明了人民不同的心态。如果把所有秦始皇的故事合在一起，就可以了解人民在每一则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明确的伦理道德观，人民对秦始皇的总评价及所进行的褒贬无比公正。即使是精灵的变形，基本上也属于神物或妖魔正、反两种类型。
可见，在民间故事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始终相结合，不是客观地再现生活，但基本上不违背现实生活的因果律，因此这种主观倾向包含着明显的道德教诲。这些，都不能用当代的审美观去评判。因为传统民间故事反映的是自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这一历史时期人们的道德观、审美观，对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和审美能力，曾有过巨大的功绩。不理解这些，就不可能理解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特点。
尽管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基本属性仍然应该是民间传承文化中的文学现象。它不同于民间音乐、舞蹈、美术、建筑等等，更不能等同于民情风俗、宗教、语言、历史，它只是和它们有密切的关系。它的多功能性，指的是它同时具有多种科学价值。
民间故事流传的时间久远，必然积淀了历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社会现象，以及文化心理形成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这样漫长过程的文化沉积层，在作家文学里是找不到的，而在民间故事里，既有原始的多神崇拜，又有发展了的一神崇拜；既有血缘婚，又有低级类型的一夫一妻制。有时，透过同一篇故事的流传演变，还能剖析出不同社会形态的文化沉积层。如《白蛇传》中白娘子的原型，便可追溯到原始的动物崇拜。
无论从艺术价值还是学术价值衡量，我国民间故事无疑是各民族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蕴藏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精神。这一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文艺家的创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都能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真实可信的资料。
文学史上的佚名作品
中国文学历史悠久，留下了数以万计的传世佳作。也有不少脍炙人口、独揭妙谛的名篇，未见著作家姓名根植，无从说及时代、籍贯和大背景了。虽经考证，仍难究明细，察其源由，当有诸因：
①年代久远，不知所本，如《山海经》（传为夏禹、伯益所作）、《卜居》、《渔父》和《神女》、《登徒》（分别传为屈原和宋玉所作），实误，“其世远，其作者之名不传”（崔述：《考古续说》）。
②由民歌演变的几代人集体创作，时有修改，则很难用一两姓名表示，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
③作者从实不从名，为使已作留彰后世，借托名家手笔，如李陵、苏武的五言诗，“携手上河梁，问子何所之”，因为世人传诵，搜入《文选》。
④因为政治需要，文为时而作，而攀援古人，以激励世人，如所谓岳飞“手书摹刻汤阴庙中”的《赠吴将军南行》、《送紫岩张先生北伐》，多系明人委托，而隐去真名；李秀成《壮志》两首，亦系辛亥时革命党人赝品。
⑤文人好古，惯于借古人姓名，发现已作以抒情怀。如《古诗十九首》几首借枚乘之名，“是知假托成文，乃词人之常事”（崔述：《考古续说》）。
⑥敬幕古人，而憾其作品有所不足，遂借其姓氏而作，故作品不见于同时代，或相关文集里；却见于隔代的著作，如见于晋张俨《默记》的所谓诸葛亮《后出师表》。
⑦含有隐晦深意，且也忌讳时尚，为免众矢之的，故埋去本名者，如《金瓶梅》。
⑧署名主官，实出自幕僚代笔，由此作者之真姓名被隐去，以致后人追溯，难寻本源，如《史可法报多尔衮书》，作者分别见有侯方域、王纲等８人，众说不一，莫辨一是。
文学家的青春火花
许多文学家在年轻的时候就写出了成名之作，那熊熊燃烧的青春之火，使他们在人类文明史上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诗人屈原，２１岁时，就写出了表现自己坚贞而高尚情操的《橘颂》；写成不朽诗篇《离骚》时，只有２３岁。
文学家陆机，２０岁写成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论文《文赋》。
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３０岁写出了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
唐代诗人白居易，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流传千古的名句时，只有１６岁。３５岁时，写成名篇《长恨歌》。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相传７岁就写了《咏鹅》这首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形象鲜明，诗意清新。
唐代诗人王维，９岁即能写诗作画，１６岁时写了《洛阳女儿行》，１７岁写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有名诗句。
晚唐诗人李贺，一生只活了２７岁，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多才而短命、有特殊成就的诗人。据《新唐书》云：“贺年七岁，以长短之歌名动京师。”有《昌谷集》四卷，《外集》一卷。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８岁即能写诗，１０岁已享有盛名。他一生写了几万首诗歌，有《剑南诗稿》共收集诗９０００多首，是我国文学史上作品特别丰富的一位诗人。
南宋词人辛弃疾，少时即文思敏捷，才气过人，１５岁就做诗填词。２６岁写成力主抗金、光复河山的论文１０篇，名为《美芹十论》，文章议论精辟，激昂慷慨，极有见地。
文学家鲁迅，２３岁写出《自题小像》等著名诗篇，２７岁发表著名论文《摩罗力诗说》，发表《狂人日记》时，只有３８岁，接着连续出版了《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
诗人郭沫若，３０岁出版了震动当时的文艺界的诗集《女神》，３２岁，又写出了收入《星空》、《瓶》、《前茅》等诗集中的大部分诗。
作家茅盾，３２岁写出第一部小说《蚀》，不久，又写了《虹》，３８岁出版了名著《子夜》。
剧作家曹禺，２４岁完成了处女作多幕剧《雷雨》，２６岁写成《日出》，这是在中国话剧史上大放异彩的作品。
作家老舍，２３岁发表短篇小说《小玲儿》，２５岁在英国任教。在英教书５年间，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长篇小说。
作家丁玲，２３岁开始写作，２６岁主编左联的机关杂志《北斗》月刊。
作家冯至，１８岁开始发表诗和散文，２２岁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
艾青，２２岁开始发表诗歌，３３岁正式用“艾青”的笔名写了《大堰河——我的保姆》；３６岁出版第一本诗集《大堰河》。
“人面”与“桃花”
“人面桃花”诗及其“本事”，始见于唐人孟棨的《本事诗》。唐人崔护，清明日独游长安城南，见一人家桃花绕宅。崔叩门求水，一女子予之，两人一见倾心。第二年，崔又去该地，但人未见，门已锁。崔即题诗于左扉：“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人面桃花”诗的出现，对后世的戏剧、小说创作均有相当大影响。最早将这个故事搬上舞台的，可能是元代大剧作家白仁甫，《录鬼簿》上有他的《崔护谒浆》杂剧存目；接踵编剧的是明人孟称舜，他撰有《桃园三访》（又名《桃花人面》）；清代既有剧作家舒位的《人面桃花》，又有曹锡黼的《桃花吟》；本世纪初，欧阳予倩根据京剧特点，又新编了《题门记》，成为京剧传统剧目之一。这些戏的主要情节，皆依于唐人孟棨的《本事诗》，只是那面如桃花的小姐，因姓名不见于“本事”，未免各有不同，在《桃园三访》中叫叶蓁儿，到了《题门记》里又变成了杜宜春。
若因此而把以“桃花”喻“人面”的发明专利给崔护，那就错了，甚至会挑起人们对崔护这首诗著作权及其恋爱故事真伪的追究。这不仅因为早在《诗经》中就有“桃之夭夭”、“宜其家人”，庾信的《春赋》中有“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的句式，还因为唐人独孤氏曾写过一首诗：“忆得去年春风至，中庭桃李映琐窗。美人挟瑟对芳树，玉颜亭亭与花双。今年新花如旧时，去年美人不存兹。借问离居恨深浅，只应独有庭花知。”其意境与崔诗何其相似乃尔？独孤氏死于崔护登第的贞元十二年，寿五十三，显然要长于后者数岁乃至数十岁，其诗也很可能在先。崔护的诗意及其“遇艳”故事，是与前者不谋而合还是“偷”来的，岂不很值得怀疑么？
以佳句得名的文学家
唐代韦庄以黄巢起义为题材，写下首长诗《秦妇吟》。中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之名句，传颂千古。人们因而称他为“秦妇吟秀才。”
唐代赵嘏描述边塞凌晨景色时，有“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的妙句。博得大诗人杜牧吟叹，因而称之为“赵倚楼”。
宋代饶节有“间携经卷倚松立，试问客从何处来”之句，人们称他做“倚松老人”。
宋代贺铸《青玉案》中句云：“试问闲愁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用江岸如烟的青草，随风飘荡的柳花，江南梅熟时的连阴雨来比喻闲愁纷繁，成为绝唱。被称为“贺梅子”。
明代崔华有“黄叶声多酒不辞”之句。清代王苹有“乱泉声里才通屐，黄叶林间自著书”和“黄叶下时牛背晚，青山缺处有人行”之句。他们分别被称为“崔黄叶”和“王黄叶”。
清代张锦麟以“碧天如水雁初飞”句出名，时人称他为“张碧天”。
文人“梦笔”
人类如果没有梦这种生理现象，单就文学宝库而言，所受影响将会是怎样的呢？起码，作品的数量既不会像现有的这么丰富，文学的色彩也不会如现有的这么绚丽多姿。因为没有了梦，以梦为素材的作品便不会出现，梦中赋诗填词之类的事，如《东坡志林》的“梦寐”部分，几乎全是这方面的内容，也都将化为乌有，至于借“梦”反映现实生活，诸如关汉卿的《蝴蝶梦》、《绯衣梦》，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曹雪芹的《红楼梦》等文学巨著，咱们恐怕也就无福拜读了。
在中国，流传的一些文学大家“梦”中增长才干的故事，似乎更能显示出“梦”与文学之间的不解之缘，“梦笔”，便是这类故事中的“一束”。
梦笔如椽：东晋王珣，文章本已写得不错，跟殷仲堪、徐邈等人齐名，并且“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很得孝武帝的赏识。一次，梦见有人把如屋椽似的巨笔送给他，醒后，他顿感文才倍增。跟别人说：“此当有大手笔事。”不久，孝武帝死，一切哀册谥议，都是他所起草。由于这则故事的流传，故尔至今人们还用“如椽之笔”、“大手笔”来赞扬一些有成就的文学家笔力的雄健。
梦五色笔：这是南朝江淹的故事。江淹曾在宋、齐、梁三朝当过官，是南朝的文学家。他所写的抒情小赋如《恨赋》、《别赋》等，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南史》曾载这位文学家的颇为神奇而曲折的遭遇：他小的时候，颇好文学。一次做梦，梦一神人授给他五色笔。从此，他“文藻日新”，每写一篇，便广为传播。晚年，一次在冶亭住宿，又做一梦，梦见一人，自称郭璞（东晋道家人物，文学家、训诂学家），向他讨还五色笔。江淹从怀中掏出，还给了他。另一说是：在梦中，江淹怀中的一匹锦，被自称张景阳的讨还回去。自此梦之后，江淹再做诗文，就“绝无美句”。当时的人们都说他“江郎才尽”了。“江郎才尽”，至今还流传在人们的口语或书面语中。
梦青镂管笔：纪少瑜曾在南朝梁朝做官。小时候，他文章写得很好。一次，梦见陆倕（较早于他的文学家）把一束青镂管笔（笔管有青色雕饰之笔）给了他，并告诉他说：“这些笔还可以用，你选择其中好点的用吧。”从此，他的文章“因此遒进”，他本人也颇得简文帝的重用。
梦双笔：唐代文学家李峤，小时候曾梦见人家给他一双笔。之后，再写文章就变得“有文辞”起来。文学造诣，与当时的骆宾王、刘光业等齐名，并且后来还当上了宰相。
梦笔生花：李白，是唐代文学家，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新唐书》载，他的出生就很神奇：生他之前，母亲曾梦见长庚星（又名“太白星”）入怀；生下之后，故给他起了“太白”的名字，《开元天宝遗事》，还载有他“梦笔头生花”的故事，李白小时，梦见自己所使的笔，笔头生花，于是乎后来便“天才瞻远，名闻天下”，成为出类拔萃的大作家。
以上种种“梦笔”故事，初看好似无稽之谈，但若联系故事主人公的生平、经历、文学素养，作番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故事原是些美妙而瑰丽的传说，是与迷信的东西不可相提并论的。古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饥者梦食，寒者梦衣，自然之理。现实中没有或根本没有思念过的事情，几乎不会出现于梦境。人们中有谁“梦乘车入鼠穴，捣捣韲噉铁杵”（《世说新语》）呢？以上５人的“正史”本传中，即可见到关于他们原先就“留情于文章”、“能属文”的记载。以上５人，多数家境贫寒、困窘。江淹“少孤贫”，李峤“早孤”、纪少瑜的遭遇更为坎坷：他本姓吴，因“少孤”而被纪氏收养，故改姓纪。他们共同的特点还有：“少勤学”。李白虽出身富商，并曾逃学。但后来在一位用“铁杵”磨针的老婆婆的启发教育下（尽管是传说），也发愤读起书来。由此可见，超凡的才能，并非得之于“神授”之笔，而实由苦学而成。
古人怎样“发表”作品
“染翰聊题壁，倾壶一解颜”。这是杜甫的诗。“题壁”是古人“发表”作品最常见的形式之一。那时的酒楼、驿站、寺院等人流之地，大多有一粉刷得很好的墙壁，专供文人墨客们题咏留名。《水浒传》中的宋江，在浔阳酒楼题“反诗”时，便“见粉壁上多有先人题咏”。陆游诗“驿壁流尘暗旧题”，则讲驿站墙上前人所题的诗，已被灰尘所蒙。寺院等名胜处，更是古代骚人最见爱的挥笔场所。唐诗人张祜，曾在全国几十座寺院题咏过；著名的大雁塔，因处唐京西安，唐皇常去，始为诗人们“题壁”骚坛，后为新进士题名圣地。在我国文学史上，唐人的王播、段文昌，宋代的寇准，都有“碧纱笼旧诗”故事，而他们被“笼”的那三首诗，均分别题在三个不同寺院的墙壁上。
用“题壁”形式“发表”作品固然方便，却也不可随便。苏东坡诗曰：“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常遭骂。”大约是此公只知挥笔而未审墙壁主人的好恶。
作为“题壁”形式的补充和发展，从唐代中期始，民间出现了“诗板”（宋代称为“诗牌”）。“诗板”的出现，使某些无“壁”可题的名胜区、点亦可题诗，并可传观，扩大了读者面。《云仙杂录》载：李白游报恩寺时，寺中的和尚便是手捧一块用水松做的“诗板”向他乞诗的；《全唐诗话》说：诗人薛能路过蜀地飞泉亭，见亭“中有诗板百余篇”；《东京梦华录》又云：宋代闹元宵，大相国寺的大殿前，两廊均列有诗牌。可见，诗板（牌）在唐宋时期使用广泛。
古人“发表”作品的第二种常见形式是赠答。以此形式“发表”作品，虽然开始时读者面小，却有利于保存和传世。因为诗人的赠答者大多为文人，他们往往会将文友的赠答之作笔录于自己的著作中，即所谓“求赠攀前例，将诗认故人”。赠答的方法，有对吟、留赠、遥寄等。《唐语林》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时，与钱徽、李穰、元稹等就是以竹筒寄诗，互相赠答的。“求赠”在古代看来也是很盛行的，以致使许多著名诗人“诗债”累累，应接不暇，黄庭坚诗“传语豪州贤刺史，隔年诗债几时还”；张雨诗“先生闭门成真嫩，诗债敲门不厌催”，便是对这种世风的反照。
韩愈诗《送灵师》，有“战诗谁与敌，浩汗横戈铤”句，写的是一位云游和尚善于即席斗句的敏捷诗才。“即席赋”、“即席咏”，是古代诗人在题壁、赠答之外，创造的又一种“发表”作品常用形式。那时的文人多热衷于“以文会友”，经常搞一些所谓“文会”、“诗社”之类活动，如《南史》载：顾越与沈炯、张种、孔奂等“每为文会”；唐诗人孟郊诗：“昔游诗会满，今游诗会空”；《西湖游览志余》称：元时，仅杭州一地，就有清吟、白云、孤山、武林、九友会等诗社五六个。
然而，按封建时代“文章经国”、“学而优则仕”教旨，题壁、赠答或即席赋咏，均非用文正途；仅此，也不可能使诗歌之外的各体文章得以问世。于是，便有了第四种“发表”诗文形式：投献。“投献”就是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投诸名流、显宦或献给皇帝，以期牟得声誉或一官半职。行此道者历代皆有：《世说新语》载：左思《三都赋》成，先后投于张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文价大增，洛阳纸贵。《新唐书》言：李白微时，携文见贺知章，“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诏供奉翰林”。《宋史》云：葛胜仲原为太学正（学官名），哲宗视学，他献赋一篇，得好评，旋被迁升为礼部员外郎。可见，“投献”不仅使所投作品（当然须确系精作）得以“发表”，且由此可使人、文俱显，名、位双收。
“文以人传”。人既贵，其文就值钱了，少不得就会有人携礼上门，请作辞赋、请撰碑文、请拟传记等等。这就出现了第五种“发表”诗文形式：卖文。卖文有两种，一是如上述名人，“坐堂经商”，收“笔润”。这类故事前人已讲得很多，不赘述。另一种是沿街叫卖，举两例：宋人《蓼花洲闲录》载：祥符中，徐奭及第为状元，甫放榜，好见街上有人卖“状元赋”，显见这是“代销”。“自销”的：《坚瓠五集》载：“（宋人）仇万顷未达时，挈牌卖诗，每首三十文。”看来他的生意还不错，文中录了他卖出的三首诗。
古代“发表”诗文的形式还很多，如唐球放诗飘于江；李后主赐诗扇于宫女；吕不韦将《吕氏春秋》悬于市门；唐宫女题诗红叶，由御沟流到宫外等。
作者考谬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书赠瞿秋白同志的一幅名联。过去一直将此视为鲁迅先生自撰联，至今若干对联书及报刊仍本此说。实际这是鲁迅先生录清人何瓦琴联。新版《鲁迅全集》第五卷有此联手书影印件，联上有“洛文（即鲁迅）录何瓦琴句”字样。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过去一直作为***撰联。实际是明人杨继盛有一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把“辣”变为“妙”，成一新联，自有其妙。所以称***手书联较准确。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名联，长期被认为是明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赵承中撰文指出，即便传说可靠，也是陈云浦出的上联，顾宪成所对的只是下联；况且传说亦不可靠。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著名五言绝句《登鹳雀楼》，原来一直认为是盛唐诗人王之涣的作品。林爱贞考证此诗系盛唐处士朱斌所作，名为《登楼》。
志怪小说中的“精”和“神”
狐在我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动物。《尚书》、《诗经》、《周易》及《左传》中，都有狐的记载。由于狐的动作灵活、敏捷、性格活泼、聪明的缘故，人们把狐看作较有灵性的动物。在战国人的著作里，出现了以狐为原形的神兽，狐被赋予了作怪变异的能力。东汉《吴越春秋》中载有禹娶白狐九尾的涂山女为妻的传说。神奇的狐能变形为人，这是狐狸成精的雏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狐能变人的说法就流行起来。《玄中记》中把狐说得活灵活现：“狐五十岁能变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狐被看作寿命长，神通大，富于变幻的动物。这显然是把普通的狐和传说中神奇的狐糅合在一起了。在《太平广记》中，收集了唐以前的“狐怪”故事１２条，其中的狐多是以作祟害人的恶兽出现。
“狐狸精”名称的出现，始于唐初。《太平广记》卷四四七《狐神》条云：“唐初以来，百姓皆事狐神，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魅”字，《说文》释曰：“老物精也”，“狐魅”意即“狐狸精”。“狐魅”一词的出现，反映“狐狸精”已作为一个独立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民间信仰里。它成为混迹于人间，以过人的生活为意趣的“精灵”。“狐狸精”化作人形，或是到人家的饭桌前饮酒吃喝，或上门求娶妻亲。它的情感、行为都是以人的模式来塑造的。唐以后的志怪小说中，狐狸精仍保持着人性化的特征，如《容斋随笔》、《聊斋志异》里，到处都活跃着性格各异、人情味十足的狐狸精。
《聊斋志异》中的《书痴》，写书生郎玉柱只知埋头书本，不知处世待人。一天，他读《汉书》，忽见一位绝色佳人自书中跳出，自报名颜如玉（正合古谚“书中自有颜如玉”），愿与为友，并劝告书生切莫死读书，以后就教他弹琴、饮酒、弈棋等，还要他出门交际，在那女子的调教后，郎玉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大概是中国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位书的女神。
清乾隆时有一位戏曲家沈起凤写过一本文言小说《谐铎》，其中一则描写的书神却是男士，故事说：金陵有某氏，世代“书香门第”，传到此人，觉得愈读愈穷，就索性做生意了。一天此人独宿房中，忽闻床头一声叹息，一位头戴方巾、脚穿红鞋的男子从床后飘然而至，神情是那样郁闷不乐，说，我乃上界书神，今见君为铜臭所逼，改行当了商人，令我失望，我劝你切勿斯文扫地，否则恐有不测之祸降临。某氏惊醒，方知是一梦，起床后发现床头一捆久置的破书，心想：近来不得安宁，怕就是这书精作怪，于是便点火焚毁。不一会，却连房屋也起了火，家中财产，一烧而光，某氏再无栖身之地，终于乞讨贫病死亡。看来这位书神是反对“弃读经商”的，而前面的那位书神则是反对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了，好像更富人情味。
武侠小说的五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在晚唐，层出不穷的传奇中有不少篇章写侠客，或亦侠亦仙的奇人，其文字成就已压倒其他题材的传奇作品。武侠的各种写法及所塑造的各类侠客形象，影响了后世的武侠小说及元明清戏曲传奇。
第二次浪潮是晚清，《三侠五义》崭露头角之后，各种长篇说书的武侠小说成批出现，每一种的续书动辄十数种以上，戏曲舞台也竞相搬演。此外，文人笔记小说也连篇累牍地讲述武侠剑客。
第三次是在本世纪２０至４０年代，武侠小说更形成狂潮，仅２０年代作者就已逾百，长篇武侠技击小说数以千计，名噪全国的作品有数十部之多，许多书中人物妇孺皆知，不少人重金购藏，戏剧与电影争相改演。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属罕见。
第四次起于５０年代，港台海外掀起新派武侠小说浪潮，迄今未衰，作者甚多，名家迭出。其中梁羽生、金庸、古龙被称为新派武侠小说三大家，他们的作品大都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欧美华人甚至成立了“金、梁学会”。
第五次浪潮是在８０年代，由电影《少林寺》触发的武侠小说浪潮在大陆掀起，从通俗刊物波及到省级以上的纯文学刊物。长篇武侠小说陆续出版，其发行量大大超过纯文学作品。
盗侠与官侠
在中国历史上，侠在本质上具有不可避免的两重性：一方面，我行我素，自掌正义，尽力保持独立自由的江湖人身份，其结果便意味着在主流社会之外又出现了一个隐秘的黑社会；另一方面，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的侠，其思想、行为超越不出中国文化的传统心理结构和社会思想结构。
堪称为武侠小说先河的《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史记·魏公子列传》等篇，塑造的众多侠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郭解、朱家、剧孟等“游侠”，是我行我素的自由人；另一类则是侯嬴、朱亥、曹沫、豫让、聂政、荆轲、冯煖之流，为政治家所利用的工具。这两类侠，实际上是侠本质的两重性的具象化。他们的出现有着深远的意义——武侠小说的创作逐渐形成了两条线：盗侠小说线和官侠小说线。两条线并行发展，时有交叉，而在精神上却又相反。反抗官府、追求人格自由独立的盗侠小说线，是以传统墨侠精神为主；依附官府、甘心充役的官侠线，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表现的是儒家的清政理想和道德力量。两者都表现出下层民众的心理状态——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前者是侠勇的梦，后者是清官与侠勇结合的梦，道家文化则始终渗透在这两条线之中，影响着其创作。当代的武侠小说，在继承传统精神文化中，走得最自觉的算是神奇武功的道家化的路子。
《水浒传》一书，前半部写盗侠，后半部写官侠。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它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可以说，《水浒传》以前流行的武侠小说中“盗侠”味浓，其后“官侠”气足。武侠小说由“盗侠”为主向“官侠”为主的这种政治观念的转变，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社会思潮和国人文化心态的一种发展历程。
歌德欣赏《好逑传》
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一名《侠义风月传》或《风月好逑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它列于“明之人情小说”一章里。
这部小说，在国内并无盛名，可是在１９世纪初的西欧，它却颇受德国文豪歌德的青睐。他说，近日读了一部中国传奇——《好逑传》后，发现“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歌德指出《好逑传》“故事里穿插着无数典故，援用起来很像格言，例如说有一个姑娘脚步轻盈，站在一朵花上，花也没有损伤；又说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个房间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歌德此处说的情节，正是指秀才铁中玉和水侍郎之女水冰心虽成婚而不合卺的故事。
歌德像
当爱克曼问他：“这部中国传奇在中国算不算最好的作品呢？”歌德的回答是：“中国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由此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悠远与丰富，绝不是一无所知的。
中国的福尔摩斯
西方现代侦探小说，创造了几个智力非凡的人物：如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阿加莎·克利斯蒂所描绘的波洛，以及加德纳笔下的海森等。然而，在20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里，一位叫高罗佩的荷兰汉学家，却用一系列大受欢迎的小说，竟使欧美读者信服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远在１３００年前的唐代，即有名臣狄仁杰，在用逻辑推理侦破神秘案件的能力上，以及犯罪心理学的造诣方面，丝毫不比上述几位大侦探逊色，甚至还高出一筹。
高罗佩对东方国家的文化和历史具有广博的知识。他从20世纪５０年代起，开始选用并改造中国公案小说的情节，写出了第一部以狄仁杰为主人公的小说，即《中国铜钟凶案》。他用英文写出初稿后，原打算与人合作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以向中国读者介绍如何将历史上的公案小说“现代化”。不料此稿被朋友看过后，大加赞赏，遂以英语出版。小说问世后，即风靡欧美。高罗佩也像当年柯南道尔一样，欲罢不能，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写出了１６部《狄公案》。
由于这些小说的缘故，狄仁杰便获得了一个“中国福尔摩斯”的雅号。
“诗的国度”
诗歌，作为文明发展的产物，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文学的诸般形式中，诗歌也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到了唐代，甚至有以诗取士的制度，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僧道商贩，无不有擅长诗歌者。因而诗歌成了文学殿堂中的骄子，它与传统的散文一起被视为正统文学，而后起的词、曲（严格说来词、曲也是诗的一种形式）、戏剧、小说等文学样式在传统的眼光里是无法与诗相提并论的。我们翻开中国历史，会惊异于那么多的王侯将相、志士仁人竟然都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我们检视一部中国文学史，会发现那简直是一条茫无际涯、万怪惶惑的诗的长河。
诗歌在中国的异常地位与中国人对诗的认识有关。《论语》中载孔子的话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千百年以来，这种视诗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思想始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们。曹操、曹植父子的诗就是汉魏之际时代风云的实录，杜甫、白居易的诗则是唐代由盛转衰的真实写照，至如南宋末年文天祥、林景熙、汪元量等人及明末遗民顾炎武、黄宗羲、屈大均等人的诗更是记录了时代的脉搏，表现了极高的民族气节。在中国，诗歌又与历史携起手来，那些能反映现实，表现时代精神的诗作被称为“诗史”。
同时，古老的《尚书·尧典》中就提出了“诗言志”的说法，它从诗歌能表现人的思想感情这一特征上肯定了诗的价值。后来的论诗者也大都沿袭这一传统，所以朱自清以为这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中国诗人将诗作为一种抒发胸臆的手段，如伟大的爱国诗人的屈原，就以他的诗作（后人称之为“楚辞”或“屈赋”），寄托了自己对家园的忧患与哀伤。到了唐代的韩愈，就直接把诗称作为诗人心中的“不平之鸣”，强调了诗的抒情作用。因而，诗之所以历来被广大的知识分子所重视，是因为他们在此中寻找到了宣泄个人意志和感情的途径，而这正是现实社会中难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诗歌史是一部记录感情和思想的历史。
诗歌的繁荣使中国成为了璀璨的诗国，所以，称中国为“诗的国度”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诗话词话的理论价值
诗话是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主要形式。从北宋欧阳修创始以来，千年诗话，作家云蒸，作品如林，卷帙浩繁，至今未衰，且衍生出朝鲜诗话、日本诗话等，显示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她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有学者说：“古代诗话词话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学思想，常以片言只语就描绘出古代作家及古代诗词作品的风貌与特质，对文学史上重要的思潮、流派及其演变也有所阐述，对古典诗词的体制作法也有所探讨。因此，怎样整理和继承这笔重要遗产，也是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有学者认为诗话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地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①诗歌艺术论的渊薮；②诗歌创作的经验总结；③诗歌艺术鉴赏的金钥匙；④诗歌批评的有力武器；⑤诗歌发展史的生动记录；⑥诗歌美学的资料宝库。任何一种艺术，总是深深地植根于本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沃土之中，打上本民族文化性格的烙印。中国诗话词话亦然，它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性格，形成了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成为世界文学理论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有学者从自己的研究经验出发，认为“诗话的价值是丰富广泛的，比如诗论、诗评、诗考、诗录、诗事等，故要作不同层面的研究”。诗话有范畴问题，把古代论诗的言论都称之为诗话，即显得太宽泛了，建议分清诗话与诗论的界限，广义的诗话与狭义的诗话的区别。诗话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我们的研究重点应放在狭义的诗话上。
中国诗话是中国式诗理论，也是中国的诗学。
中国诗歌之最
我国最早的诗歌是上古时代的《弹歌》。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春秋时的《诗经》。
我国最早的长抒情诗是战国时屈原的《离骚》。
我国最早的叙事诗是东汉时的《孔雀东南飞》。
我国最早以作家个人选编成书的诗集是西汉刘向辑的《楚辞》，收有屈原、宋玉等人的辞赋１６篇。
我国文学史上诗作留存最多的大诗人是南宋的陆游，他的《剑南诗稿》存诗９３００余首。
我国最大的诗歌集是清康熙时编纂的《全唐诗》，共９００卷，收诗４８９００余首，作者达２２００余人。
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诗文总集是南朝萧统（昭明太子）编选的《文选》，分为３８类，共６０卷，７００余篇（首）。
我国最早的诗歌评论是南朝梁钟嵘撰的《诗品》。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话，是北宋欧阳修撰的《六一诗话》。
我国最早的新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
我国最早的文艺批评文章是汉魏时曹丕的《典论·论文》。
我国最早的文艺批评著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
我国最早的散文诗是刊登在“五四”时期《新青年》第４卷第１号（１９１８年１月出版）上的沈尹默的《月夜》：“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古代咏农诗歌漫谈
商代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是公元前１１世纪农业气象信息的实录，神农时的《腊辞》，唐尧时的《南风歌》和商代的《桑林祷辞》等，都咏及农业，记载了当时的农业信息。至于《诗经》，半数以上的篇章涉及了农桑渔牧，更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农业信息的先声。就是汉魏辞赋、唐宋诗词、金元散曲，其不少篇章碎句，也都咏及农事。比如水稻的早熟品种生育期，就可见之于南宋陆游的诗句：“六十日白可续饭”、“六十日白最先熟”。还自注：“六十日白，稻名。”又如播种前的水稻晒种技术，可见之于宋人诗句“稻种开包晒”和“出种暴篱根”，这比元代《王桢农书》对这项技术的记载早了２００多年。
晋代顾恺之的《竹谱》用“才章富健，气调警拔”的四言诗，谱写出世界第一本植物专著。特别是号称第一部植物学词典的南宋陈泳辑撰的《全芳备祖》，对著录的３０２种植物，都“物推其祖，词掇其芳”，通过数以万计的诗句，对各种植物的形态、性味、生态、分布、用途以及历史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往往具有较深入、细致、真切、生动的描述，是蕴藏丰富的资料宝库。
一些为史籍所遗而又无出土文物可资稽考的农业信息，可从有关诗歌中找到佐证。比如温室育花的技术，不见诸宋代农书而见之于南宋杨万里的《盖花房》诗。他在诗中说：“何以盖花房？白云清江纸，纸将碧油透，松竹画栋峙。铺纸便成瓦，瓦色水晶似。”同时还将花房中升温措施与效果做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如果没有这首诗歌，那么当时的所谓“发非时之品，变物之性，盗天之气，虽时亦可递”的育花绝技，恐怕后人永远难以了解。
中国古代大量的采风诗、民间乐府，是对当时农业社会最生动形象的描绘，可以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和教益。“唇亡而齿寒，河水崩其坏在山”和“山瘦识民贫”等警句，深刻地揭示了破坏森林而导致的恶果。
历代爱民官吏的劝农文告和农学家的通俗技术书刊，大都采用诗歌或骈文的形式，宋楼璹在任于潜令时，就撰有《耕织图诗》，通俗易懂，简练可诵，至今尚存２３首。明代万历年间刊行的《元享疗马木驼集》，更是诗图并茂的科普名著。
题壁诗话
在墙壁上题诗、题字，名曰题壁。相传司马相如过升仙桥曾题柱云：“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可见早在汉代就兴题壁。
古人题壁大都是诗词，诗人即兴创作，把题壁作为发表作品的特殊方式和相互观摩交流的重要手段。
李白登黄鹤楼时，诗兴顿生。正想挥毫，忽见崔颢的诗篇：“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白掷笔长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古人在壁上题诗的故事在小说中也有体现。《水浒》中提到，宋江州阳楼题壁，写下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爱。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后得报冤仇，血染诗阳江口！”后被指为反诗而将宋江治罪。京剧《浔阳楼》（又名《闹江州》）就讲述的这件事情。
历代题壁诗中，不乏佳作。如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谭嗣同狱中题壁：“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古代女子也有题壁者，如宋代署名“幼卿”的女子在陕府驿壁题道：“极目楚天空，云雨无踪。漫留遗恨锁眉峰。自是荷花开较晚，孤负东风。客馆叹飘蓬，聚散匆匆。扬鞭那忍骤花骢。望断斜阳人不见，满袖啼红。”不过有人认为，女子题壁诗词多是男性文人伪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