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悼词的前身——诔、哀、吊、祭
诔辞，哀辞、吊文、祭文是我国古代用于哀悼与祭奠的文体，也是现代悼词的前身。
北齐颜之推说：“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颜氏家训·文章篇》）。颜氏将“五经作为文章的来源，这个观点是唯心的。天下文章只能以生活为源泉，不能以经书为源泉。但颜氏的话却点明了古代哀悼文体与宗法礼教的密切关系。哀悼文体之所以盛行于我国古代社会，有其必然的经济政治方面的客观原因。从商周奴隶社会开始，统治阶级就提倡“厚葬”，通过隆重的祭奠仪式，来表彰死者功绩，宣扬鬼神迷信，并借此巩固宗法礼教制度。后来儒家又把这套“厚葬”的礼节伦理化、规范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礼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于是诔辞、哀辞、吊文、祭文等等哀悼文体，就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
1．诔辞作为我国哀悼文体的最古形式，产生于西周初年奴隶社会。“诔”是一种专门表彰死者功德的宣读式的哀悼文体。西周就有读诔定谥的制度。《周礼》记载：“太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六日诔。”郑玄注道：“诔者，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由此可见，诔辞与我国古代的“谥法”紧密相关，也可以说，作诔辞就是西周以来中国奴隶社会和初期的封建社会的“谥法”的一个必要的环节。按照《周礼》，王公贵族卿大夫死后，须在祖庙之庭举行致哀大奠。行奠之前，由史官宣读诔辞，以表彰死者功绩，并确定死者谥号（所谓“大行受大名，细行受小名”）。谥号的授予限于一定范围，诔辞的制定与宣读，也有一定规矩。《礼记》曾子说：“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
我们现在见到的最古的哀悼文辞，是鲁哀公为孔子去世而作的诔辞，全文只有短短四句，但词哀而情切，体现着先秦散文的朴素风格。诔辞的成熟。，是在两汉魏晋时期，扬雄的《元后诔》、杜笃的《吴汉诔》、苏顺的《和帝诔》、潘岳的《杨仲武诔》等名篇，其内容都是历述死者世系、德行，并寓哀伤之意，其形式皆为四言诔文。例如，以诔辞发迹的杜笃的事例就很典型。杜笃自幼博学多才，但不拘小节，因触犯礼法被乡人所告，美阳县令把他关押并送到京师治罪，但恰逢大司马吴汉去世，汉光武帝诏令群儒作诔辞。杜笃在监狱里闻讯也写了一篇《吴汉诔》，文日：“朝失鲠臣，国丧爪牙，天子憨悼，中宫咨嗟。四方残暴，公不征兹；征慈海内，公其攸平；泯泯群黎，赖公以宁。勋业既崇，持盈守虚；功成即退，挹而损诸。死而不朽，名勒丹书；功著金石，与日月俱。”（《艺文类聚·四十七》）光武帝见到杜笃的诔文，大加赞许，不但免掉他的罪名，还赐予许多金帛。关于诔辞的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做了这样的概括：“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暖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
唐宋之后，随着谥法的改变，诔辞这种文体也发生明显变化。当时，由于受谥范围的缩小，谥法的简化和“谥议”的废除，许多名臣学士死后，得不到官方的“公诔”，他们的生前友好便互相商议而施以民间的“私诔”。这种“私诔”的对象不再限于贵族士大夫的圈子，打破了传统的“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的规定，体现了古代哀悼文体的发展。明代的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里写道：“盖古之诔本为定谥，而今之诔惟以寓哀，则不必问其谥之有无，而皆可为之。至于贵贱长幼之节，亦不复论矣。”不但诔的内容改变，诔的形式也不再局限于四言体的呆板格式，向灵活多样的骚体诗与长短句演进。如《红楼梦》里，贾宝玉为悼念晴雯而写的《芙蓉女儿诔》，前序后歌，缠绵凄恻，便是私诔的杰作。
2．哀辞。这是诔辞的旁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指明：“哀者，诔之流也。率以施于童弱夭折，不以寿终者。”哀辞的起源也很早，但其对象、内容、格式，和诔辞多有不同：
（1）诔辞的对象是王公贵族士大夫，而哀辞的对象是“童弱夭折，不以寿终者”；
（2）诔辞以赞颂死者的生平功德为主，而哀辞则以抒发生者的哀悼之情为主。如曹植为悼念大女儿十九岁不幸夭折，写下著名的《金瓠哀辞》：“在襁褓而抚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终年而天绝，何见罚于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无愆。去父母之怀抱，灭微骸于粪土。……”天地长久，人生几时，先后无觉，从尔有期。”其哀痛伤悼之情，溢于言表。
（3）诔辞以四言韵文为规范，而哀辞或仿楚辞，或仿汉赋，或为四言，或为六言，其形式较自由。
但哀辞与诔辞的区别不是固定不变的。唐宋之后，由于私诔的兴起，“哀”与“诔”的界限就很难分清。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里就把哀诔与哀辞放在一类，指出，唐代韩愈悼欧阳詹的文章，柳宗元悼吕温的文章，有时称作“诔辞”，有时称作“哀辞”，名虽不同，实则归一。至于到了宋代，哀辞就代替了诔辞的地位。吴讷说：“迨宋南丰、东坡诸老所作，则总谓之哀辞焉。”
3．吊文。即凭吊性的文章。吊文的内容比诔辞、哀辞广泛。古“吊”字，为人持弓状。《说文解字》说：“吊，问终也（谓有死丧而问之也），从人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会殴禽也。”我们可以说，吊文是我国古代群众性的哀悼文体。吊文的对象不像诔辞和哀辞那样狭隘，虽然《礼记》曾规定：“死而不吊者三畏（畏罪自杀）、厌（被崩坠之物压死）、溺（被水淹死）”，但后来并没有多少人认真执行这个规定。屈原是自投汨罗江溺死的，而历史上第一篇著名的吊文就是贾谊的《吊屈原赋》。吊文中，贾谊以屈原自况，悲悼屈原也就是哀怜自己，抒发受贬后心中的愤懑不平。
吊文的内容也比诔辞、哀辞庞杂。它不一定是歌颂死者的功德，如汉代司马相如的《吊秦二世赋》，晋代傅咸的《吊秦始皇》，列秦二世的“信谗不寤”，对秦始皇的“政虐刑酷，如火之扬”的暴行，都提出严厉的批评。唐宋之后，吊文更向群众性和咏怀性的方画发展，不仅凭吊死者和历史人物，而且扩大到对具体物件的凭吊，出现《吊口钟》、《吊战场》之类作品。吊文的格式，以赋为主。
4．祭文。这是古代祭祀天地鬼神和死者时所诵读的文章。它和古代的祭祀仪式紧紧联系着。屈原根据楚国民间祭歌而写成的《九歌》，就是最早的祭文体。祭文的范围极为广泛，祭天、祭地、祭鬼、祭神、祭人、祭物，几乎无所不包。
应该注意，祭祀文体与哀悼文体是有区别的。祭文中，只有祭奠死者的祭文才能属于本书所要讨论的哀悼文体的范畴。这种哀悼性的祭文的兴盛，也是在唐宋之后。据徐师曾考证，唐宋之后兴起的哀悼性祭文，是由古代颂神式的祭文（祝辞一）演变而来的，他说：“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中世以还，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盖祝文之变也。”（《文体明辨序说》）。流传至今的古代最著名的哀悼式祭文是《古文观止》里所收的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和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韩文为散文体裁，质朴无华，叙事中抒情，千回百折，仿佛面对死者倾诉衷肠，字字真切感人，而欧阳文则是韵文体裁，敷衍华丽，咏怀中暗寓人生的哲理。叶圣陶先生曾将两篇祭文进行对比，认为“韩的得分该比欧阳多”，这个见解是很中肯的。祭文既是哀悼死者的文辞，就应该以真挚的感情与质朴的风格为贵，如果一味追求文辞的华丽，势必造成“虽丽而不哀”的弊病，损害哀悼文体所必需的真情实感。
从诔辞开始，经过哀辞、吊文和祭文的沿革，一直到现代白话悼词，鲜明地显示了我国哀悼文体随着社会的演变而演变的轨迹。
二、现代悼词的特性
现代悼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悼词指向死者表示哀悼，缅怀与敬意的悼念性文章，狭义的悼词专指在追悼大会上对死者表示敬意与哀思的宣读式的专用哀悼文体。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现代悼词的概念，采其广义，同时将狭义的悼词（宣读体悼词）作为现代悼词的一类来讲述。
现代悼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它反映新时代的新生活，新风俗、新思想，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和古代的诔辞、哀辞、吊文、祭文，都有实质性的不同。现代悼词彻底地坚决地摈弃一切封建礼教和鬼神迷信，它体现新社会人与人之间崭新的社会关系，虽然现代悼词也要历叙死者生平，表彰其业绩并致哀悼，但目的是为了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勉励生者去学习，去战斗，去工作。它是积极的，决不是消极的。毛泽东同志在悼念张思德同志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里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进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这段话确切地阐明了现代悼词的宗旨。
由此而产生现代悼词的三个特征：
1．总结死者生平业绩并充分肯定其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毛泽东同志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每个人，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不管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地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贡献。张思德同志是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因炭窑崩塌而牺牲在烧炭的工作岗位上。他的工作是平凡的，但伟大的事业就寓于这无数平凡的工作之中。他牺牲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在追悼张思德同志的大会上致悼词，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不朽的名篇。现代悼词是一种具有高度思想性和现实性的文体。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总结死者生平业绩，充分肯定其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并寄托人们的哀思，以激励生者更加奋发地前进。但现代悼词并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总结报告，它从哀悼文体的角度来总结死者生平业绩时，务必做到饱蓄深情，言简意赅。
2．化悲痛为力量的积极的基调和内容。现代悼词的内容是积极的。它不能像古代的哀辞那样，一味宣泄个人的哀痛之情，充满悲惨的情调，使人感到愁闷压抑。现代悼词应该排除一切感伤主义的、悲观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消极内容。它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和将来。因此，化悲痛为力量的主题，形成了现代悼词的基调。
3．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现代悼词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是极其多样的，既可写成记叙式或议论式的文章，也可写成优秀的散文作品；既有书面体，又有宣读体；既能以叙事为主，也能以议论为主，或以抒情为主。如《沫若文集》第十三卷里所收的几篇悼词，几乎篇篇的写法都有所不同：《悼念A·托尔斯泰》是一篇议论文，而《罗曼·罗兰悼辞》则是一篇出色的抒情散文，《吊星海》是缅怀性的随感，而《悼江村》则明明是一首别具一格的散文诗。虽然现代悼词的表现形式与表现手法各不相同，但它们的语言风格都大体相同。那就是务求真挚质朴，切忌浮夸艳丽。
充分肯定死者对社会的贡献，真诚表达生者的悼念和敬意，以质朴无华的语言和多种多样的形式体现化悲痛为力量的积极内容——这就是现代悼词的基本特征。
三、悼词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角度和标准，悼词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1．按照时代分类。可分为古代悼词和现代悼词两大类。古代悼词主要有诔辞、哀辞、吊文、祭文四种形式，如果扩大范围，还可加上“谥议”和“挽歌”。古馋悼词和现代悼词除了内容的区别外，在表现形式上也有显著区别。一个最明显的分界是：古代悼词用文言文写作，现代悼词用白话文写作。
2．按照用途分类。可分为宣读体悼词和书面体悼词两大类。这类情况，现代有，古代也有。在古代悼词中，诔辞和祭文就属于宣读体悼词，哀辞和吊文则属于书面体悼词。前者用于一定形式的定谥仪式与祭奠活动，要求能够在一定场合进行宣读；后者则用于普通礼节性的书面哀悼，并不＿定要求适合于宣读。在现代悼词中，这种区别更为明显。宣读体的现代悼词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狭义的现代悼词。它专门用于追悼大会，由一定身份的人进行宣读。它是对在场的参加追悼的同志讲话，而不是对死者讲话，应表达全体在场群众对死者的敬意与哀思，并勉励大家学习死者的优点，化悲痛为力量。因为宣渎体悼词必须受追悼大会本身的时间、条件、地点的限制，所以它的形式相对地比较少变化。宣读体现代悼词以记叙或议论死者的生平功绩为主，而不以个人抒情为主。而现代书面体悼词，内内容广泛，形式多变，灵活自由，不拘一格。
3．按照表现手法分类：可分为记叙式、议论式和抒情式三大类。这种分类法，比较适合现代哀悼文体的复杂情况，值得我们重点地加以分析。
（1）记叙式悼词。以记叙死者的生平业绩为主，并适当地结合抒情或议论。这是现代悼词最常见的类型。通常的宣读体例一：
在沈雁冰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胡 耀 邦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时五十五分，中国文坛殒落了一颗巨星。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沈雁冰（茅盾）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中国新兴的革命文学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沈雁冰同志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以来，在漫长的六十余年中，他始终不懈地以满腔热情歌颂人民、歌颂革命、鞭挞旧中国黑暗势力，创作了《子夜》、《蚀》、《虹》、《春蚕》，《林家铺子》、《霜叶红似二月花》、《清明前后》等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绘制了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为我国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提高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水平，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许多作品被翻译为多种外文，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他还撰写了大量文艺论著，翻译介绍了许多外国作家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导工作，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特别是一贯以极大的精力帮助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成长，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沈雁冰同志一八九六年七月四日出生干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一九一三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开始接触进步的新思想。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他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一九二〇年，他同郑振铎、叶圣陶等同志一起，组织了“文学研究会”。积极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他接办和改革了，《小说月报》，使这个月报成为倡导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阵地，对我国新文学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九三。年，他同鲁迅一起参加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发展革命文艺，团结和壮大革命文艺队伍，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周思来同志的领导下，广泛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战救亡工作，并亲自主编了《文艺阵地》杂志，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他到过延安，在鲁迅文艺学院讲过学。抗战胜利后，他不顾国民党的压迫，在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运动中，有力地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
全国解放前夕，他不顾艰险，间道来到北平，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筹备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他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家协会的前身）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第一任文化部长，并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几十年来，他勤勤恳恳，殚思竭虑，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支援各国人民的进步文化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献出了全部心血。晚年，他经受了十年浩劫的严重考验，始终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粉碎“四人帮”后，对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表示衷心的拥护。他在最后几年里不顾衰病，努力写作回忆录，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仍然为现代我国文学史和政治社会文化史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史料。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没有放下自己手中的笔为人民服务。
沈雁冰同志从青年时代起，毕生追求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早在一九二一年，他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一九二六年，他以左派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在汉口主编左派喉舌《民国日报》。一九二八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他曾于一九三一年和一九四。年两次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第一次没有得到党的左倾领导的答复，第二次党中央认为他留在党外对人民更为有利。在他病危之际，为了表达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表达他对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坚贞的崇高的信念，他仍再一次向党中央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一九二一年算起。
沈雁冰同志的逝世，使我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这是全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要学习沈雁冰同志一生坚持真理和进步，追求共产主义，刻苦致力于文学艺术的钻研和创造，密切联系群众和爱护青年，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的高贵品质。他的大量精神劳动成果，曾经帮助促进了一代又一代青年思想感情革命化；而今而后，他的作品的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还将长久地教育和鼓舞我国青年，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战斗，并将促使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人不断涌现。
在当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为了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将把对沈雁冰同志的沉痛的哀思变为推动我们工作的动力，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决地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培养和造就宏大的社会主义文艺队伍，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使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等同志用毕生心血培育的伟大革命文化事业，永远在祖国的大地上繁荣昌盛！
这篇悼词，全文共八个自然段，其中的三、四、五、六自然段都用来记叙茅盾同志从事文学活动六十年的光辉业绩，最后是总结性的议论与抒情，表示深切的哀悼和化悲痛为力量的决心。
书面体的现代悼词也常用记叙的手法来写作。
例二：
哀韦杰三君
朱 自 清
韦杰三君是一个可爱的人，我第一回见他面时就这样想。这一天我正坐在房里，忽然有敲门的声音，进来的是一位温雅的少年。我问他“贵姓”的时候，他将他的姓名写在纸上给我看；说是苏甲荣先生介绍他来的。苏先生是我的同学，他的同乡，他说前一晚已来找过我了，我不在家，所以这回又特地来的。我们闲谈了一会，他说怕耽误我的时间，就告辞走了。是的，我们只谈了一会儿，而且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话——一我现在已全忘记——但我觉得已懂得他了，我相信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第二回来访，是在几天之后。那时新生甄别试验刚完，他的国文课是被分在钱子泉先生的班上。他来和我说，要转到我的班上。我和他说，钱先生的学问，是我素来佩服的；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而且已定的局面，因一个人而变动，也不大方便。他应了几声，也没有什么，就走了。从此他就不曾到我这里来。有一回，在三院第一排屋的后门口遇见他，他微笑着向我点头，他本是捧了书及墨盒去上课的，这时却站住了向我说：“常耦到先生那里，只是功课太忙了，总想去的。”我说：“你闲时可以到我这里谈谈。”我们就点首作别。三院离我住的古月堂似乎很远，有时想起来，几乎和前门一样。所以半年以来，我只在上课前，下课后几分钟里，偶然遇着他三四次；除上述一次外，都只匆匆地点头走过，不曾说一句话。但我常是这样想：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他的同乡苏先生，我还是来京时见过一回，半年来不曾再见。我不曾能和他谈韦君；我也不曾和别人谈韦君，除了钱子泉先生。钱先生有一日告诉我，说韦君总想转到我班上；钱先生又说：“他知道不能转时，也就安心的用功了，笔记做得很详细的。”我说，自然还是在钱先生班上好。以后这件事还谈起一两次。直到三月十九日早，有人误报了韦君的死信；钱先生站在我屋外的台阶上惋惜地说：“他寒假中来和我谈。我因他常是忧郁的样子，便问他为何这样，是为了我么？他说：‘不是，你先生很好的；我是因家境不宽，老是愁烦着。’他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年老的父亲和未成年的弟弟；他说他弟弟因为家中无钱，已失学了。他又说他历年在外读书的钱，一小半是自己休了学去做教员弄来的，一大半是向人告贷来的。他又说，下半年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呢。”但他却不愿平白地受人家的钱；我仅只看他给大学部学生会起草的请改奖金制为借贷制与工读制的信，便知道他年纪虽轻，做人却有骨干的。
我最后见他，是在三月十八日早上，天安门下电车时。他照平常一样，微笑着向我点头。他的微笑显示他纯洁的心，告诉人，他愿意亲近一切；我是不会忘记的。还有他的静默。我也不会忘记。据陈云豹先生的行述，韦君很能说话；但这半年来，我们所见的，却只有他的静默而已。他的静默里含有忧郁，悲苦，坚忍，温雅等等，是最足以引人深长之思和切至之情的。他病中，据陈云豹君在本校追悼会里报告，虽也有一时期，很是躁急，但他终于在离开我们之前，写了那样平静的两句话给校长；他那两句话包蕴着无穷的悲哀，这是静默的悲哀；所以我现在又想，他毕竟是一个可爱的人。
三月十八日晚上，我知道他已危险，第二天早上，听见他死了，叹息而已！但走去看学生会的布告时，知他还在人世，觉得被鼓励似的，忙着将这消息告诉别人。有不信的，我立刻举出学生会布告为证。我二十日进城，到协和医院想去看看他；但不知道医院的规则，去迟了一点钟，不得进去。我很帐惘地在门外徘徊了一会，试问门役道：“你知道清华学校有一个韦杰三，死了没有？”他的回答，我原也知道的，是“不知道”三字！那天傍晚回来；二十一日早上，更得着他死的信息——这回他真死了！他死在二十一日上午一时四十八分，就是二十日的夜里，我二十日若早去一点钟，还可见他一面呢。这真是十分遗憾的！二十三日同人及同学入城迎灵，我在城里十二点才见报，已赶不及了。下午回来，在校门外看见杠房里的人，知道柩已来了。我到古月堂一闻，知道柩安放在旧礼堂里。我去的时候，正在重殓，韦君已穿好了殓衣在照相了。据说还光着身子照了一张相，是照伤口的。我没有看见他的伤口，但是这种情景，不看见也罢了。照相毕，入殓，我走到柩旁：韦君的脸已变了样子，我几乎不认识了！他的两颧突出，颊肉瘪下，掀唇露齿，哪里还像我初见时的温雅呢？这必是他几日间的痛苦所致的。唉，我们可队想见了；我正在乱想，棺盖已经盖上；唉，韦君，这真是最后一面了！我们从此真无再见之期了！死生之理，我不能懂得，但不能再见是事实，韦君，我们失掉了你，更将从何处觅你呢？
韦君现在一个人睡在刚秉庙的一间破屋里，等着他迢迢千里的老父，天气又这样坏；韦君，你的魂也彷徨着吧！
四月二日
韦杰三是朱自清在清华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也是“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之一。这篇悼词，以记叙韦杰三给作者留下的深刻印象为主，文笔含蓄，极为感人。它与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可并列为现代文学的珍品。悼文开头说：“韦杰三君是一个可爱的人；我第一回见他面时就这样想。”随后，朱自清从一桩桩的生活琐事谈起，逐步加深韦杰三之所以温雅可爱的印象，使这种印象既是作者的深切感受，也是读者的深切感受。而这样可爱的一位青年，竟被反动派虐杀了！作者在悼文的结束部分这样记叙韦君人殓的情景：“照相毕，人殓，我走到柩旁：韦君的脸已变了样子，我几乎不认识了！他的两颧突出，颊肉瘪下，掀唇露齿，哪里还像我初见时的温雅呢？这必是他几日间的痛苦所致的。唉，我们可以想见了……”这里，没有议论，也没有多少直接抒情的语言，完全以朴素的记叙为主，但字里行间，充满对牺牲者的爱和对刽子手的憎。
（2）议论式悼词，以议论死者对社会的贡献为主，并适当地结合抒情或叙事。它常见于书面体的哀悼文章。
例：
永恒的纪念与景仰
茅 盾
一九四四年最后那一天将是反***的文化战士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反***的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罗曼·罗兰，是在十二月三十日逝世的。
对于我们中国的知识者群，罗曼·罗兰不是一个生疏的名氏。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同是今天的进步青年所爱读的书；我们的贫穷的青年以拥有这两大名著的译本而自傲，亦以能转辗借得一读为荣幸。
而且我们也不能忘记：当我们这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由敬隐渔君译为法文而在法国出版时，罗曼·罗兰读了以后曾是如何感叹而惊喜的：当《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和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向中国的兄弟们宣言》的寥寥数语中，给我们以多么大的鼓励。那时我们正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前夜。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淤血堆中挖个窟窿透口空气的千千万万争民主求光明的青年们，看到罗曼·罗兰对我们号召：“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个民族，——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一方面是忍耐，热烈，恒久，勇敢地趋向光明的人们，——一切光明：学问，美，人类的爱，公共的进化。另一方面是压迫的势力，黑暗，愚朦，懒惰，迷信和野蛮。我是附顺前者的。无论他们生长在什么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那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争民主求光明的斗争中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有了坚强的信心了。我们也还记得：当“五四”初期，思想界还没有个中心的时候，为了批判资本主义文化而求启示，曾因探索“新浪漫主义”的内容而在若干文化工作者群中涌起了研究罗曼·罗兰的热心，在话剧运动的初期，罗曼·罗兰的“民众剧”的理想也曾被提出而讨论，田汉先生曾经热心地介绍过这一理论。
我们现在不但有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还有《革命戏剧》的大部分的译本，（罗曼·罗兰自称其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革命戏剧》）有《葛莱郎波》的译本，也还有兹怀格的《罗曼·罗兰传》的译本。在当代的世界文化巨人中，我们可以说。除了高尔基以及若干苏联作家而外，罗曼·罗兰是和萧伯纳、德莱塞、纪德等等同为我们热心研究的对象。而我们对于罗曼·罗兰的热心更有其特殊的理由，即因他第一次引起我们的注意的，是他那在上次世界大战时期所发表的《精神独立宣言》，是他的在上次世界大战时期所写的反战论文的结集《超于混战以上》。而也因为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顷，***的毒焰在全世界高扬的时候，罗曼·罗兰是国际文化界中反***与保卫世界文化的立在阵头的战士。
现在，正当法兰西获得解放而***强盗的末日即将到来的时候，罗曼·罗兰——这位反***的巨人和老战士却以七十九岁的高龄谢世了。在世界范围的反***斗争中，人民的胜利于今是确定的了，然而艰巨的工作还在前面，从军事上政治上消灭了***以后，还得从文化领域中彻底扫荡***以及***的毒瘤，这一工作不见得比消灭***的武力轻便些。我们在这时期特别需要罗曼·罗兰。他的逝世，对于我们——全世界，不但法兰西——的损失之大，是无可比拟的。
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在反抗日本***战事的第八年，在向前奋斗以求民主政治真正实现的今天，对于这一位反***的文化巨人的逝世，不仅是哀悼就算完了事的。我们的处境也许比西欧的同志更为严重些，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也许比西欧的同志所面对的，更为艰巨些，而我们的主观力量，（不必讳言）比起西欧的同志来，也还觉得薄弱些。然而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从“五四”以来的思想斗争的经验来的，是从鲁迅先生的光荣的业绩里来的，而也是从世界的反***文化前辈的努力与其辉煌的事业而来的。
在今天，我们文化人，正经历着思想上的绝大的苦闷，也正在经历着一次绝大考验。今天，人类历史新的一页正在展开，但也是一个伟大的斗争的时代。今天，相同于罗曼·罗兰在上次大战以后的“摸索和彷徨”的情绪，在我们文化人中，恐怕也还是相当普遍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以哀悼和纪念之心，来追溯罗曼·罗兰一生所经过的思想历程，将能激发我们的勇气，增强我们的信心。
罗曼·罗兰所走过的，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当他七十岁时，他感谢苏联人民对他七十大寿的庆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多谢你们纪念我的七十岁，这好像是一个旅程的终点——从巴黎走到莫斯科。我已经走到了，这个旅程并不平顺，然而完结得很好。……‘经过苦痛而后快乐’。经过了七十年来的战斗与劳苦互相更迭的长途旅程，我才到达了你们所建造着的‘快乐’，这世界人类的新社会。……”（用戈宝权的译文）。而在另一时，他又曾这样告诉我们：“你可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年代的深处来的？我是从溃灭了的巴黎公社，从一八七。年惨酷的普法战争的时期来的。……我的来处是在战争期以及在革命期两度被征服过的法兰西，是当我的童年时代和青春时代一直在悲观主义的重压之下屈伏过的法兰西”（用戈宝权译文）。但是，时代和“来处”，并不能把罗曼·罗兰压在怀疑和悲观的深渊，也不能把他驱入“象牙之塔”，——虽则他早年的环境和教养是很有这可能的。当他毕业于高等师范，游学罗马与德国之后，曾经深受托尔斯泰和华格纳的影响。托尔斯泰的充满了热情的呼声“我们怎么办呢？”曾经使他深受感动。他和托尔斯泰的通信，在他“那时期是他的路”，他这样说：从此他立下了为人民一为人类服务的伟大决心。
然而，人民的道路——人类的历史的道路，是向哪一个方向去呢？此去又该经过怎样必不可少的步骤呢？这些问题，当时的罗曼·罗兰是有他自己的见解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可说是他的这个见解的形象化，那么后来的《精神独立宣言》便是详细的注脚，抽象的理论。“惟有创造才是欢乐”，“创造就是消灭死亡”，这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淋漓痛快地发挥了的。克利斯朵夫是从窒息的毒害的“优秀阶级”文化中钻出头来的英雄，——以创造战胜一切丑恶与危害的英雄；罗曼·罗兰曾经说过：“我那时是孤独的。我在一个精神上敌对的世界里感到窒息，我要呼吸，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反抗一般僭称的优秀阶级的毒害的思想。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有一个眼目清明、心灵纯洁的主人翁，有着相当高卓的灵魂以便有说话的权利，有着相当雄壮的声音以便令人听得真切！这个主人翁，我耐心地造成了。”（用戈宝权译文）
从《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九一二年完成）到《超于混战之上》，罗曼·罗兰是从“创造即欢乐”的说教者走到了实际斗争的战士的阵头了，但在基本思想上他还是始终一贯的，这就说明了后来他在“光明社”何以会跟巴比塞意见相左。
直到此时为止，罗曼·罗兰的基本思想是个人主义，——或者也可称为新英雄主义。他认为“自由而阔大、坚毅的个人主义，便是人的最高价值、人的前锋”，而《约翰·克利斯朵夫》便是他这理想的化身。罗曼·罗兰在《精神独立宣言》中表示：此种精神的个人主义是独立的，不附属于任何民族，不附属于任何党派，保持着超利害的客观性，作为一种科学的气象台，以清明的眼光照耀着人类的前途。他更进一步说，这样的精神的个人主义者可与人民的战士携手而且为其引路。
这样的“理想”，也许是“美丽”的，不幸面对着现实之时，却碰了钉子。一九二。至一九二七年间，正是罗曼·罗兰的“摸索和彷徨的年代”。他回到了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又向甘地主义伸出了乞援的手，但是，大智大勇大仁的罗曼·罗兰终于突破云阵，“向过去告别”。“从巴黎走到了莫斯科”。精神的个人主义的罗曼·罗兰终于成为社会主义的战士。
一九二七年以后，罗曼·罗兰的思想发展的过程，可以他的几部著作来表示。这几部著作正可视为他的思想历程的里程碑。
《向过去告别》，论文集出版于一九三一年，在这里他批判了自己过去的思想，宣告他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拥护！用他自己的话，这是“已经毁了身后的桥梁了，不管我后面有桥还是没有桥，我永不再回头了。”
《保卫新世界》论文集出版于一九三二年。
《动人的灵魂》（长篇小说）第五、六两卷《诞生》完成于一九三三年。这一部共六卷的巨著，开始写于一九二二年，初成第一卷《安娜德与西维尔》，及第二卷《夏天》，中经间歇，一九二六年完成第三卷《母与子》，又隔五年，那是一九三二了，完成第四卷《一个世界的死亡》，翌年完成最后两卷（五与六），均题为《诞生》。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相同，这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时间，前后亦跨十年，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三。然而和《约翰·克利斯桀夫》写作的十年间所不同者，这后十年正是罗曼。罗兰所自称为“苦斗十五年”的重要阶段。如果前十年可称为罗曼·罗兰前期思想形成的阶段，而《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其总结，那么，后十年便可说是罗曼·罗兰后期思想发展的阶段，而《动人的灵魂》的最后三卷便是他“摸索”而合于大道的宣言。
安娜德最初还是“克利斯朵夫型”的人物，但是经过了幻灭以后，她渐渐改变了，终于在她的儿子马尔克因为反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谋杀以后，她坚决地作为本阶级的叛逆者而踏上儿子所走的路——人民大众的历史的道路。她说：“没有力量的白旗染上了红血，已经成为红旗了，这旗帜将为千百万人所有，安娜德将拿起这旗帜与千百万人一起继续去战斗！”而罗曼·罗兰是和千百万人一起去战斗了，他在一九三二年以后成为国际反***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
这样我们在长篇小说《动人的灵魂》中看到了罗曼·罗兰早期思想的继续，也看到了《摸索和彷徨》，最后又看到了自我批判的《向过去告别》，大踏步走向新的《诞生》。
怎样从一个人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从一个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足足走了七十年的长途，仅是这一点坚韧的求真理以及自我批判的精神，已经值得我们万分景仰了。他这长途不是没有痛苦的。在他写给他夫人的信中曾有这样几句话：“我的累累的创伤，就是生命给我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明着前进的一步”，这就是罗曼·罗兰之所以伟大。
在某些点上说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不也正如罗曼·罗兰所自称的“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代的深处来的”，有些相仿吗？五十年代的中国当然和一八七。至一九二。年的法兰西不同，但五十年代的世界不就是罗曼·罗兰所“摸索”的时期那一世界吗？而时代逼迫着我们回答“我们该怎么办”；不更紧急于罗曼·罗兰的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的当时吗？
让我们认真来思索这一切，这该是时候了！
摆在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争取民主，而争取民主的首要条件，则是挥起我们的笔杆，反对***的侵略。罗曼·罗兰一生的艰巨的行程给我们榜样，也给我们勇气和信心，为了哀悼和纪念这一位世界反***的文化巨人，我们的“摸索和彷徨”——如果还有，不该从此结束了吗？《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们已经读过了，现在我们该读《动人的灵魂》了。
我们相信：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对于伟大的罗曼·罗兰的逝世，将有无穷的悲哀，对于产生这位巨人的光荣的法兰西民族将永志其敬爱与感谢，中国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不单是法兰西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损失，也是中国人民大众的损失！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将以善于学习罗曼·罗兰作为·永恒的纪念与景仰。
“向过去告别！”
让我们把这一句话作为座右铭罢！
1945年2月1日，重庆。
［附记］十三年前写这篇追悼文的时候，中国的青年们正陶醉于《约翰·克利斯朵夫》，以这位个人主义的“斗士”作为“做人”的榜样。这在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可以说是严重的时代错误。我这篇文章，批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个人主义，分析罗曼·罗兰早期思想的错误，实在已经太含蓄了，可是仍然收到了几封谩骂的信，说我借死人作政治宣传，（指本篇分析《动人的灵魂》那一段以及其他谈到罗曼·罗兰思想转变的章节。）而且毫无根据地说我歪曲了罗曼·罗兰。离开这篇文章十三年之后，中国青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陶醉于约翰·克利斯朵夫者，仍然不少，这真是十二分严重的时代错误。经过了去年的反右派斗争，分析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文章也有几篇，大概算是大大地消毒一番了罢？但是我以为把罗曼·罗兰的前后期作品作全面分析，还是有其必要；因为副作用又产生了：不少青年把罗曼·罗兰视为一文不值，甚至还把他当作反动文人。
1958年11月17日，于北京。
这篇文章侧重于对罗曼·罗兰的生平、思想及创作道路做出客观评价，既批评了他早期作品中流露的个人主义思想，又肯定了他作为“反***的伟大的思想艺术家”的不朽功绩和“坚韧的求真理以及自我批判的精神”。茅盾后来在一九五八年为此文所写的《附记》中说。“十三年前写这篇追悼文的时候，中国的青年们正陶醉于《约翰·克利斯朵夫》，以这位个人主义的‘斗士’作为‘做人’的榜样。这在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可以说是严重的时代错误。我这篇文章，批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个人主义，分析罗曼·罗兰早期思想的错误，实在已经太含蓄了，可是仍然收到了几封谩骂的信，说我借死人作政治宣传。”议论式悼词能够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是社会意义较强的一种哀悼文体。
（3）抒情式的悼词。以抒发对死者的悼念之情为主，并适
例：
罗曼·罗兰悼辞
郭 沫 若
罗曼·罗兰先生，你是一位人生的成功者，你现在虽然休息了，可你是永远存在着的。你不仅是法兰西民族的夸耀，欧罗巴的夸耀，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夸耀。你的一生，在精神生产上的多方面的努力，对于人类的贡献非常的宏大，人类是会永远纪念着你的。你将和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伟大的灵魂们，像太空中的星群一样，永远在我们人类的头上照耀。
罗曼·罗兰先生，在二十年前你的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初次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你曾经向我们中国作家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认识欧洲和亚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民族——一种是上升，一种是下降。上升的民族是忍耐、热烈、恒久而勇敢地趋向光明的人们——趋向一切的光明：学问、美、人类的爱、公众进步。而在另一方面的下降的民族是压迫的势力，是黑暗、愚昧、懒惰、迷信和野蛮。”你说，只有上升的民族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你的弟兄。你说，你的祖国是自由的人类。这些话对于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是给予了多么正确的指示，多么有力的鼓励呀！
在今天的世界，正是这两种民族斗争着生死存亡的时候。你所说的上升的民族就是我们代表正义、人道的民主阵线，你所说的下降的民族就是构成轴心势力的***蒂。一边是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解救人类的困厄；另二边是奴役，饥饿，活埋，杀人工场，毒气车，庞大的集中营，一个鬼哭狼嚎的活地狱。但今天，上升的不断地上升，下降的不断地下降，光明终竟快要把黑暗征服了。我们要使全人类都不断地上升，全世界成为自由人类的共同祖罗曼·罗兰先生，你伟大的法兰西民族的儿子，当你看到法兰西民族又恢复了她的光荣和自由，而你自己在这时候终结了你七十九年的人生旅程，在你那肃穆的容颜上，怕必然表露出了一抹更加肃穆的微笑吧！但当你想到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你的兄弟的好些民族，依然还呻吟在***蒂的控制下边没有得到自由，在和死亡、饥饿、奴役、恐怖作决死的斗争，在你那肃穆的容颜上，怕也必然表露出了一抹更加肃穆的悲愤的吧？
但是，罗曼·罗兰先生，伟大的人类爱的使徒，你请安息吧。上升的要不断地自求上升，下降的要不断地使它下降，我们要以一切为了人类解放而英勇地战斗着的民族为模范，我们要不避任何的艰险，尽力趋向一切的光明。不避任何的艰险，尽力和黑暗、愚昧、残忍、凶暴的压迫势力、***蒂、现世界的魔鬼，搏斗！我们中国是绝对不会灭亡的，人类是必然要得到解放的，***魔鬼们是必然要消灭的！
罗曼·罗兰先生，你请安息吧。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们，更一定要以你为模范。要像你一样，把“背后的桥梁”完全斩断，不断地前进，决不回头；要像你一样，始终走着民主的大道，把自己的根须深深插进黑土里面去，从人民大众吸收充分的营养，再从黑土里面生长出来。我们一定要依照你的宝贵指示：“每天早上，我们都得把新的工作担当起来，把前一天开始的斗争继续下去。……对于错误，对于不公正，对于死，我们必须不断地力争，为着更大的更大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这是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写的，但表现手法与茅盾的《永恒的纪念与景仰》迥然有别。一个是议论，一个是抒情。郭沫若是诗人，他用诗一样的语言，以第二人称的写法，满怀激情地歌颂了罗曼·罗兰的功绩。他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继承罗曼·罗兰的反***的民主精神，决心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愿望。
抒隋式现代悼词经常以抒情散文的形式出现，文学色彩浓厚，能在感情上打动人。但它与一般抒情散文不尽相同，悼词的情感不同于普通的情感。它崇高而真挚，质朴而自然。
四、悼词的格式
不同类型的悼词具有不同的格式方面的要求。悼词的格式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古代悼词的格式比较固定，如诔辞的传统格式为四言韵文，吊文的传统格式是骚体诗，哀辞与祭文的格式虽较灵活，但太体也离不开四言、六言、骈体、骚体等几种。古代悼词在正文之前往往还加一小段序言，简要地说明年、月、日，作者与死者的关系及写作的动机！祭文的结尾，还须加上“呜呼哀哉，尚飨！”（可悲啊，请享用这祭物！）之类祭祀专用的话语。现代书面体悼词一般没有固定的格式。现代宣读体悼词，主要有记叙式和议论式两种，而以记叙式的现代宣读体悼词较为常见，格式也较为固定。
例：
在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邓 小 平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宋庆龄同志。
宋庆龄同志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多方医治无效，不幸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二十时十八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宋庆龄同志是广东文昌县人，从青年时代就追随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一九一三年，她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处理同国内外往来的大量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一九一五年和孙中山先生结婚。她坚定忠诚、恭谨谦逊，始终是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一九二一年五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叛军进逼，形势危急。宋庆龄同志拒绝先行撤离，对中山先生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先送孙中山先生撤离险境，才在卫士掩护下正面突破火线，身体受到无法补偿的摧残。这一英勇行动，充分表现了宋庆龄同志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强意志和卓越胆识。
宋庆龄同志在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磋商合作以及与列宁所派使节反复交谈中，做了大量积极的、切实有效的工作。她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孙中山先生力排众议，犯难北上，宋庆龄同志毅然随行。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宋庆龄同志向国内外介绍了中山先生的遗嘱，不久又义正词严地谴责国民党右派，并投身于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
一九二六年一月，宋庆龄同志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坚决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斗争。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同志和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武汉汪精卫政府公开叛变革命前夕，她又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同中山先生事业的叛徒决裂。八月一日，宋庆龄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等二十二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严正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南昌起义当天，成立了由周恩来等二十五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宋庆龄同志虽然未在南昌，仍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七人主席团的成员。八月，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她长途跋涉，访问了苏联。
十年内战的头两年，宋庆龄同志在苏联和法国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性反帝活动，并在一九二九年被选为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宋庆龄同志回国后，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断然拒绝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任何职务，有力地挫败了他们各种威胁利诱，多次申明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切向往。一九三一年，她在一篇文章中严正指出：国民党早已背弃革命政策，各派势力都在以军阀为靠山，力争帝国主义头子的欢心，屠杀中国人民大众，提出“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三十年代，她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和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并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一九三四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宋庆龄同志等签名公布。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宋庆龄同志和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影响巨大。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同志拒绝到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她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外人士和海外侨胞进行募捐，坚持不懈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国民党政府为此曾通过外国势力向宋庆龄同志施加压力，遭到宋庆龄同志和在座的陈翰笙同志的驳斥。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同志和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四人挺身而出，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宋庆龄同志到达重庆，联络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同情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国际友人并肩战斗，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宋庆龄同志在上海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劳动群众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在解放战争中，给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巨大的物质帮助。
北京解放后，中共中央邀请宋庆龄同志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她欣然离沪北上。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宋庆龄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四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五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一九七五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三十二年来，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她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国务活动。宋庆龄同志曾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锡兰等国，取得很大成功。一九五七年，宋庆龄同志随同毛泽东同志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和她交换意见，他们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推心置腹，亲密无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宋庆龄同志一贯关注新中国的妇女工作，热情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宋庆龄同志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的慈爱祖母。宋庆龄同志一贯关心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故旧友朋，关怀台湾的前途，殷切期待国共和谈早日进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并为此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近年来，宋庆龄同志为我党相继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而欢欣鼓舞，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满怀激情地关怀着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贡献出自己晚年的全部精力。她热烈期待已经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生义理想并转入社会主义时代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宋庆龄同志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建树了光辉的业绩，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尊敬和爱戴。
宋庆龄同志一九五。年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领导成员，一九五二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在国际活动中，她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交往，进行了艰苦卓绝和审有成果的斗争，受到中外各方人士的广泛崇敬，被国际上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七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很早以前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宋庆龄同志逝世以前不久，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宋庆龄同志永远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永远活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
悼念宋庆龄同志，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
宣读现代悼词的开头，总是以沉痛的语气点明所悼念的死者，尽可能全面而确切地说出死者的职务、职称和称呼，以不尊崇，还要注意这些称号之间的先后排列顺序。接着，一般总是简要地概述死者逝世的原由，所享年龄。然后转入悼词的主体部分，即对死者的籍贯、学历以及生平业绩进行集中的介绍。这种介绍，应突出死者对人民、对社会的贡献，可先概括地介绍，再具体地介绍；也可先具体地介绍，再概括地总结。这篇悼词采用了后一种方法，先历述了宋庆龄在辛亥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出的伟大贡献；然后总括她光辉的一生，给予总结性的崇高评价。
现代悼词的结尾，主要表示生者对死者的悼念及化悲痛为力量的决心。结尾应该是积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过去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悼词的结尾总要添上“某某同志，安息吧！”这句话，久而久之，似乎也成为一种格式。但一九七三年七月，首都举行章士钊追悼会，郭沫若致悼词，却没有用这句话。从此以后，用“安息吧”做结尾的悼词就比较少了，一般场合都用“永垂不朽”、“精神常存”之类的词代替。叶圣陶对现代悼词的结尾的这种变化，曾经发表了很中肯的意见。据他考证，“安息吧’’这句话，出自西方天主教为死者举行的宗教‘仪式。天主教教义认为人生是痛苦，只有死后才能享受“安息”的幸福，所以人死之后，神父念完为死者祈祷的经文，就向死者身上洒圣水，同时说：“安息吧。”由此可见，“安息吧”这句话“包含着多少为死者庆幸，替生者安慰的意味”。叶圣陶坚决主张废除“安息吧”这类消极性结尾，这个意见是很正确的。积极和消极，正是现代悼词和古代悼词的原则性区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