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此理文丛”序
王春瑜
岂有此理！我相信，从鲁迅到当代的杂文家，他们的绝大多数杂文，都是怀着“岂有此理”的愤懑，伏案疾书，掷出杂文的匕首或投枪的。说来有趣，“古月照今尘”，三百多年、二百多年前的文坛前辈们，早已举起“岂有此理”的武器。
说来更有趣的是，八十多年前，吴稚晖老先生在小书摊上看见了一部小书，从中得到了写文章的诀窍，喜不自胜，跟朋友说，这小书名叫《岂有此理》，开场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这话传到钱玄同先生的耳朵里，大感兴趣，连忙到书摊上买部《岂有此理》来看，开场并没有那两句，又买来《更岂有此理》来看，更没有那两句，他废然浩叹曰：“此吴老丈造谣言也！”（刘半农：《重印<何典>序》。）其实，吴老先生并未造谣，只是记错了书名，应当是《何典》。这部康熙年间上海作家张南庄写的鬼小说第一回《五脏庙活鬼求儿；三家村死人出世》，开头有《如梦令》，词曰：“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康熙年间，钦定的主导思想是程朱理学，倡导毫无人性的“存天理，灭人欲”，儒生们满口天理、堪舆之学，也就是“谈天说地”；皓首穷经，考证草木虫鱼的考据学风行学界，堪称“咬文嚼字”之学。张南庄把这些视为狗屎不如，全是放屁，以鬼世界的阴间喻现实世界的人间，对“岂有此理”之事，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成了文坛奇书。这对文字狱横行的康熙王朝，无疑是严重的挑战。
再说《岂有此理》这本书，虽然没有《何典》开头那两句惊世骇俗的话，但也是一部奇书。书分“天下岂有此理”“正义岂有此理”“历史岂有此理”“人生岂有此理”“金钱岂有此理”“文人岂有此理”“美味岂有此理”“夫妻岂有此理”“女人岂有此理”“官吏岂有此理”“文化岂有此理”十一章。从逻辑上说，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批评它“岂有此理”，未免杂乱无章。但全书有不少离经叛道之论，作者空空主人，在文字狱空前、知识分子头上罩着弥天恐怖黑网的乾隆时代，竟写出这部充满杂文气息的书来，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胆识。虽然他的书一直被清王朝列为禁书，但生前他并未被捕，让吃饭的家伙搬家，够侥幸的了。
列入本文丛的杂文家邵燕祥、柳萌、鄢烈山、朱铁志诸先生，是读者熟知的杂文大家。虽然各人的风格并不相同，燕祥先生更以思想深刻名世，他的这本杂文集《南磨房行走》，书名就俨然是一篇杂文。如果要指出他们的杂文共同点，起码有这四个大字：“岂有此理！”笔伐政界、学界、文化界……岂有此理之人、岂有此理之事，不管是多么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有着怎样闪光的头衔、动听的言辞、华丽的外衣，都让其显示出本来面目：或狰，或伪，或脏，或丑。
我不敢说这些杂文篇篇都是传世之作，字字都掷地作金石声，像余某人自我标榜的那样，“我等不及了”，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北方文艺出版社精心出版的这套文丛，都是杂文家们呕心沥血之作，如果读者竟不屑一顾，那肯定也是“岂有此理”！
2010年8月24日上午于牛屋南窗下
更要提倡听真话
陆续读了多篇文章，都是提倡讲真话的，篇篇都说得很在理。其实，这只是说了问题的一面，说话是为了给别人听，倘若没有人听或者不真听，那么，真话讲得再多又如何呢？还不是镜中月水中花，只是给人觉得好看而已，实际起不到任何作用。我以为现在问题的关键，并非是讲不讲真话，而是要不要听真话。谁都知道历史上的魏征，是唐代最敢讲真话的大臣，假如没有肯听真话的唐太宗，恐怕也不会成就魏征的美名，所以说，讲真话得有听真话的氛围，单纯地提倡讲真话无济于事，更要提倡听真话。
我留意了一下，如今提倡讲真话的人，最多的莫过于两种人，一是某些在位官员，一是某些社会名流。其实，这些人都拥有很大话语权，那么，他们又讲了多少真话呢？我没有认真地查对过，不过，单凭他们让别人讲真话，而闭口不谈听真话这一点，我就觉得他们并未全讲真话。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在现实生活中，让别人讲真话，远比让别人听真话，更要难更需要勇气，怕踩着这条红线，于是就只说讲真话。这样做的结果，在客观上就形成，好像如今的问题是，人们都在讲假话，没有讲真话的人。这样的看法，显然不是很准确。
所谓讲不讲真话，首先得弄清楚，是指在公开场合，还是指在私下里，是指平民百姓，还是指在岗的职工，特别是在位有权的官员。没有这样严格的区分，笼统地谈讲不讲真话，这种说法毫无意义，跟没有说一个样。更多的普通人或退休干部，在我看来还是肯讲真话的，因为他们无所求无官职，说出的话大都是肺腑之言。只是私下里说得更坦率，开会时说得会稍委婉。在职的人则完全不同，说话难免会有所顾及，万一说得不对头头心思，穿小鞋给脸色看还在其次，闹不好丢饭碗都有可能。尤其是关乎上司升迁的事，或者关乎上司业绩的事，只能给他言好话自己保平安。例如，现在对于干部提升的考察，大都听取在岗某级干部意见，十有八九都会给说些好的假话，真的实话只能在私下里跟人讲，若问为何“耍两面派”，此人准会说：“唉，我还得在人家手下干啊。”言外之意就是怕打击报复。至于在位的官员，考虑自己的官运，就更难讲真话。
提倡讲真话，实际讲真话，应该说，并不算很难。对于普通百姓尤其不难。如果说我们的社会，这顶天立地的空间，基本上还是真诚的，这天这地的一大半，恐怕都由普通人支撑。听真话的天地空间，普通人就支撑不起了，这就要依靠各级官员，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再好的主意和想法，倘若官员们不听，或者不认真地听，讲真话的人再讲真话，最后还不是成了屁话。久而久之谁还肯讲真话。更不要说像过去那样，讲真话就要遭批判受惩治，把讲真话当做天大罪过，吃过亏的人自然不会再上当。这样的惨痛教训，稍微上点儿年纪的人都有，哪能再受“二遍苦”？可是真诚的天性，还未完全泯灭，因此，在摆脱利害羁绊以后，比如退了休下了岗，比如到了垂暮之年，往往说话会更真实。有的年轻人不理解，为什么退了休才讲真话，其原因就在这里。讲真话难，听真话更难。想破这两种难，关键不在讲真话，首先是听真话。真话讲的也许错，也许语言不动听，听者都能吸纳，这更是难上之难。倘若为了听真话，再刺耳的话也能听，那才叫真心倾听。当然，讲真话时也要注意，讲话的动机和效果，真话掺杂个人情绪，就会使其变味失真。只要讲的与听的真心呼应，这讲真话的氛围何愁没有？
既然现在缺乏的是听真话的环境，那么应该如何营造这种环境呢？恐怕还是得从在职官员和社会名流做起，只要他们完全抛弃个人利害得失，名流实意讲真话，官员真心听真话，说真话听真话的氛围就会形成。讲真话的风气形成了，真话成了照假的镜子，真话成了堵假的铁壁，社会就会有更多真诚。全社会都在讲真话，对于普通百姓并无害，百姓就会拍手称快，跟着更起劲儿地讲真话。如果官员听了这些真话，同样如获至宝地兴奋，在真诚和真话的氛围中，官民共同努力建设国家，想一想那时的社会该是多么美好。就是为了这个美好目标，在提倡讲真话的同时，难道还不需要提倡听真话吗？
2007年10月8日
领导者要善待下属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国家机关供职，无论年龄、资历、职务，当时都是小字辈儿。正、副部长高攀不上。具体领导的司长、处长，有的来自延安，有的是地下党，还有的留过学，就凭这资历、职务，我想就够“威风”啦，对下属摆摆谱儿，做事有点儿武断专行，别人大概都不好说什么。可是我的这些上司，却格外谦和、平易，只要你请示事情，他们总是耐心听完，然后跟你商量，这样办好不好，那样做行不行，跟部下完全是平等地位。既让你感觉舒服，又使你增长才干。如果说当官得讲艺术，我想八成这就算是了，因为，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
如今，这些陈年往事，已经离我远去，再说已经退休，何必重提起呢？原因是不只一次，听朋友们讲起，现在有的头头，在对待下属态度上，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比如有些事情应该下属知道，他不打招呼也倒罢了，谁让他有大权在握呢？更令人难堪的是，动辄不是说“你不懂” ，要不张口就是“到底谁说了算”，或者干脆说“你不想干就走” ，那副狂傲自大的嘴脸，表现得十分充分和鲜明，很有点儿地盘“老大”的味道 。上下级的和睦关系，同事间的平等地位，在他这里全都荡然无存，有的只是分明的级别，以及“我怎么说你怎么听”的要求。至于他说的是对是错，作为下属更不敢质疑，只要你表现一点儿犹豫，他马上就会说“这你不用管，错了我负责”。因为他很清楚，即使真的错了，他也毫毛无损，官照样当，钱照样拿，到了年头照样高升。
听人说起这些事，我有时就在瞎想：同样是当官儿，今昔咋就不同呢？症结究竟在哪里呢？我觉得真正原因，恐怕跟官员自身，底蕴的深浅厚薄有关。俗话说得好：深水无澜，根深难撼。现在有的少数官员，或靠这个，或靠那个，好容易弄得一官半职，其实并无真正能力，又生怕别人瞧不起，就用摆架子唬人，就用气势压人，想借此抬高自己身价。岂不知恰恰相反，不仅没有表现出高水平，而且一览无余地暴露出，这些官员缺乏自信心。就跟穿增高鞋一样，无论垫得多么高，终归不是真实身量，最怕的就是让人看穿。其实与其如此，反不如放下架子，把下属当成朋友，更会赢得下属尊重，还会从下属身上学点儿东西。
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不管多么高明的官员，并非自己什么都很懂。官员的聪明与愚昧，就在于肯不肯会不会采纳下属的好建议，变成为自己的决策。具有工作能力的领导者，具有真才实学的领导者，具有成竹在胸的领导者，具有聪明智慧的领导者，在处理事务解决问题时，往往愿意听取下属意见，因为下属更了解实际情况，给自己的决策加以补充，甚至于对不足之处修正，在实施过程中更加符合实际，岂不是于事业有益于自己有利？！这才是做官的真聪明。
官高自尊。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以为起码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当了官就自然尊贵，一是说当了官更要自尊。这两者所不同的是，前者是给别人看的，后者是要求自己的，就看你更看重哪一个了。那些个本质不错的人，当了官就会更自尊自重，绝不会让群众觉得，人一阔脸马上就变了，变得连老朋友都不认识，哪还能尊重下属呢？可是对于上级，他则百依百顺，香臭对错都听，连个大气也不敢出。说话的语调，处事的态度，完全是两样，显得很谦卑，像个乖孩子。群众对这种人，有个形象说法：天生没长上眼皮，看上容易看下难。
不过，这种人也自有说道，有时会坦诚地表露：“我对下属如何，有什么关系，他在我手下干，我能决定他的命运，我的升降他却管不了。”你看，应该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在他这里成了功利阀门，而且由他掌握着开关，怎么好希冀对于下属他会有起码的尊重呢？如果给这种人画个脸谱，我想应该是这样：资格不老架子大，职务刚任谱就来；说话开始有拖腔，脸上从此笑难在。对下呵斥如训子，见上弯腰脸悲哀，仰坐沙发两臂分，弥勒一尊好“富态”。
2007年8月8日
为官岂能无情分
偶然读到一则消息：一位领导人在组织会议上说，要靠三个方面留住人，一曰“事业留人” ，二曰“感情留人”，三曰“待遇留人”。这三方面的留人对策，可以说是新的为官思路。尤其是“感情留人”说，我看后颇有感触，接触过的那些官员，有情者与无情者，立刻都依稀呈现眼前。
无论干什么事情，都离不开人的努力，为官之道说白了，就是个用人之道。当官再有本事，再有想法，倘若没有人跟着干，或者不努力去干，无论官阶多么大，都是个“光杆司令”。会不会当官，官当得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就看你会不会团结人，发挥所属部下的才干。一个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的人，一个跟群众有感情隔膜的人，怎么能够指望他做好工作。那么，当官靠什么团结人呢？靠什么把工作做好呢？过去一说就是事业如何，后来一提又是待遇怎样，却很少考虑感情这个因素。因此，读到这“感情留人”的说法，我的心灵不禁为之一震，对此颇有些想法和感慨。
其实在这三种留人方法中，最不需要物质基础的，就要算“感情留人”了，然而只要做好了“感情留人”，却又能发展事业、创造物质，事业和待遇自然也就有了。相反光凭事业和待遇，不考虑感情的投入，只要有另一个地方，事业更好待遇更高，照样不会留住人，到时该跳槽的还是跳槽。如果对单位对领导有感情，即使别的地方再好，工薪价码再高，从对环境的熟悉上考虑，以及从心情舒畅上着想，往往是想走而舍不得走。这“感情留人”就有如此神奇魅力。
跟“事业留人”“待遇留人”相比，这“感情留人”方法看似难做，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关键是看你待人是否真诚。有些“聪明”的领导者，今天给这个行赏，明天给那个封官，自以为这样就笼络住人了，岂不知这只能留身留不住心。闹不好反而让人觉得不真诚。真诚就要以心相许，真诚就要以情相通。靠说大话哄人，靠说假话骗人，靠说空话诱人，靠说浑话唬人，最后只能失掉人心。哪里还有真正的感情可言。要知道，今天最难找的人，不是聪明人，而是大“傻瓜”，靠施展雕虫小技当官，迟早会败露。
“感情留人”除了真诚相待，还得在小处体察民情，真诚地为群众做实事。一个官员究竟是好是坏，组织部门有自己的衡量标准，群众则有自己的判断尺度，这就是看你玩不玩真格的。说句老百姓的大实话：讲得再好，地里长不出粮食，唱得再美，空气不能变清新，只有踏踏实实地干，首先认为你是个好人，其次想到你是个好官，群众才会打心眼儿里信任和依赖。由衷地拥护你爱戴你，自然也就有了感情，哪能轻易说走就走。
可惜有的官员不懂这个道理，平日里牛气哄哄仰脖走路，谈公事找他先得报告，说私事见他先找秘书，以为群众个个都是贱骨头，其实有的人宁可忍着，绝对不向他靠近一步。像这样的领导谁能跟他有感情？最后等他离开岗位，群众再见形同陌路，恐怕自己都觉无味儿。因此，当官先要把自己当成民，用民的身份体会民情，其次再把自己当成官，用官的身份解决民事，跟群众感情就会贴得实。贴得实有了相互信任，能够听到群众真话了，何愁工作做不好做不成？
“感情留人”作为一种方法，或曰做人之理为官之道，乍一听好像只是个概念，其实是官员情感的自然流露。富有人情味儿的官员，无须别人提醒就会做到，那些冷面冰心待人的官员，你就是手把手教他也不行，因为他没有对群众的真情实感。总之，没有“感情留人”的思想，光靠干事业和高待遇哄人，很难巩固队伍做好工作。你这个官也就难以做出成绩。为官者应该三思。
2007年3月16日
谁来惩治“吹牛”官
如今稍微上点儿年纪的人，大概都会清楚地记得，在所谓的“大跃进”年代，各地很出了些吹“牛”官员，他们像疯了一样胡吹乱侃。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什么“十年超英（国），二十年赶美（国）”，于是亩产千斤稻日产万吨钢的“喜讯”，就像秋天的风处处劲吹，把人心搅得晕晕乎乎。如果给这种浮夸风来个新解，就是官员嘴上的“形象工程” ，跟地上的“形象工程” 一样，本质都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
当年搞嘴上“浮夸风”的官员，不仅未受到任何惩治，而且有的还步步高升。与之相反，有些说真话做实事的人，却被视为思想“右倾”受到批判和处分。最轻者也要作检查。是非不分黑白不明，到了如此可怕地步，哪有不吃苦头的道理。结果使国家经济吃了大亏，老百姓生活跟着受了大罪，其产生的恶劣后果和教训，正直的人只要一想起来，就会痛心疾首和无比愤怒。后来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一开始就提出“实事求是” ，很可能是吸取了那次教训。
不过话再说回来，搞“浮夸风” 嘴上“形象工程” ，毕竟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提倡“实事求是”作风以后，本以为这种官员不会再有，起码在数字上不会再搞浮夸。即使个别的人身上依然存在，总应该有人出来干预或惩治。岂知事实完全相反。前不久从多家报刊上看到，有关“数字腐败”的报道，这才知道这种吹牛风，依然存在于某些官员中，有的把“政绩”数说大报多，有的把“过错”数说小报少，使上级难以得到准确数据，当然也就无法如实指导工作。可是对于那些搞嘴上“形象工程”的人，事情败露后造成的坏影响，不仅没有任何批评处置，而且有的还连连升官重用，以至于这些人脸不红口不吃心不跳，依然扬扬自得地耍嘴上功夫。因为他们知道，再怎么“吹大牛”， 反正不上税不犯法。
官员在政绩上用嘴造假 ，客气点儿说叫吹“牛” ，文雅点儿讲叫“形象工程”，实际上就是在欺骗。用嘴搞“形象工程”的人，目的无非是想继续升官，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现在提倡科学发展观，提倡“求真务实”作风，在百姓中非常得人心顺民意，如果每一个官员都能这样做，我们国家前进的步伐和发展的速度，肯定比现在还要快还要好。遗憾的是有的单位或地区官员，压根儿就不想实实在在地去施行，“求真务实”在他们那里只是口号。
由此看来，若想真正惩治吹“牛”者，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吹“牛”者深知，吹“牛”不仅丢不了官，若碰到个不肯“求真务实”的上司，吹得巧妙反而还会升官，干吗不吹呢？幸亏这样的吹“牛”官，在今天毕竟少得多了，假如像过去那样吹“牛”成风，你也吹我也吹他也吹，一个比一个吹得大吹得欢，党的威信单位的信誉事业的前途，非让他们给吹得七零八落不可。
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下，官员贪污有人管，官员违纪有人管，唯独官员吹“牛”无人问。既然有的顶头上司不闻不问，那么，吹“牛”者胡吹的政绩，是不是真的没法惩治了呢？当然不是。只要想治理，还是有办法，最为简单有效的办法，我以为，就是加强群众监督。一旦发现数字不实或事情不真，让吹“牛”官接受群众质询，如果他还有羞耻心的话，说不定就会戒掉吹“牛”邀功恶习，学会“求真务实”地从政理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求真务实”作风，在今天提出来非常及时，关键是必须用“求真务实”方法，检查“求真务实”作风落实情况。真的求真了，真的务实了，吹“牛”官就会少。
官员吹“牛”看来是小事，而且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但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却绝对不能低估和姑息。就说这“数字腐败”吧，在讲究信息的今天，如果信息数字失真，势必会造成决策的失误。最后带来的危害就会波及全局。因此在官员中提倡讲真话报实数，杜绝好大喜功的吹“牛”风，跟倡导遵纪守法一样重要。官员不再吹“牛”了，踏实认真做事了，何愁社会的平安和稳定？
2007年12月18日
人民的任命
从现在的行政管理制度来说，大凡够得上级别的干部，都要经过上级提名考察，然后由组织部门正式任命。由于这样的人事任命程序，可以决定个人的官运，因此，许多人都比较看重组织部门。在这些关心仕途的人看来，只要组织部门在运作过程中“作劲”，个人的升迁就不会有问题。至于别的什么，诸如群众意见、工作政绩、思想作风，等等，那都是有一搭无一搭的事。
最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山东有一位基层干部，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对我思想的触动很大。这位干部说：“组织的任命在纸上，人民的任命在心上。”话说得很浅显易懂，其思想内涵却很深刻，如果没有对国家的忠诚，如果没有对人民的热爱，如果没有心口相符的业绩，我相信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其实这道理也非常简单，从我们事业的宗旨来说，就是要为人民的利益奋斗，我们任命的每一个官员，理所当然要为人民服务，因此才有“公仆”“勤务员”之称，这大概就是印在“心上”的任命书。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有的领导干部，并不看重“心上”的任命，他们做的每件事情，总是力求博得上级欢心，却很少考虑群众是否满意，就连写工作总结写会议简报，都要挖空心思地删除群众意见，顺着有利自己的官路行事。向上瞒，向下骗。还自以为得意，感觉良好，认为只要上不知下不明，自己就是个高智商的官。遇到类似干部考评的事情，个别人还在跟上下玩弯弯绕，待群众的匿名投票评议出来，连弃权票算上都不过三分之二，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感觉错了，群众在“心上”并不任命。对于个别领导干部来说，这既是一次群众威信的测试，更是如何树立群众观点的教育，倘若能够从中吸取一定的教训，为时还不算是太晚，就怕撞到南墙自己还意识不到。
关于干部任命过程中，最为精彩的一招儿，也是最易见效的方法，我以为，就是在一定范围内，群众的不具名评议。这不具名的评议，别看只是个画不画×的区别，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事情本身，起码说明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说明，群众背对背评议干部，要比当面提意见真实，对于干部群众基础的考核，可以给有关部门提供直接情况；二是说明，干部在群众中的实际威信，绝不能靠自己感觉判断，只有经过完全可靠的考察，才更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难怪有些品德作风欠佳的干部，对上级的批评和群众的告状，过去全然不放在心上不当回事，遇到群众匿名投票评议丢了分、栽了面子，觉得没有威信不好工作了，这才不得不反省自己的过失。 群众匿名投票评议，说白了，就是对于每个领导干部，在组织“纸上”任命以后，一次群众的“心上”重新任命。倘若我们把评议经常化、群众化、制度化、规范化，既可以提高群众对干部的监督意识，又可以培养个别干部的群众观念，对于不折不扣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于改善干群关系都会有裨益。一个真正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干部，就应该像山东那位干部一样，接受组织的“纸上”任命，更要接受人民的“心上”任命，而人民“心上”的任命，在我看来，比“纸上”的任命更珍贵。
1999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