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等于“贵”
借了债还钱，做错事认错，伤害人道歉。即使无法律约束和道德规范，这也是做人的起码品德，甚至于是人的本能自然反应。更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应有素质。这样做，既不会降低身份，更不会失掉尊严，相反，会赢得人们敬重。不知为什么，现在有的人，而且是貌似文明的人，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时，表现得竟然是那么冷漠和傲慢。那态度恶劣得好像是别人错怪了他。这种拿不是当理讲的事情，在当今个别有钱有势的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扎眼。
例如，2009年9月17日中央电视台早新闻，播放两起宝马轿车违章撞人撞车事件，一件发生在广东省一件发生在山西省，发生地点不同司机表现出的“傲慢”却一样，以至于播放这条新闻的主播微微摇头。我看后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儿。不管电视主播摇头的意思是什么，我却觉得流露出的是普通观众的情绪，倘若央视主播跟凤凰台主播杨锦麟那样，允许把他的感受直接表达出来，我想他的潜意识跟我们会相同相通。既然职业规则不允许他说出来，那我就试着解读和表达这意思。
我不懂汽车牌子的档次，更没有机会乘坐名贵车，听人说，像“宝马”“奥迪”都属高档车。车以人分，人以车贵。乘坐这类车的人，自然也就“高档”——不是钱多就是位要。这两起事件司机“傲慢”的资本，我猜想也就在于此吧，潜台词无非是“老子有钱，我撞了，是罚是赔随你便”，所以才没有负罪之感，更没有常人的恻隐之心，完全一副无教养的新权贵模样。表面看自以为好像是高人一等，其实这种人很不值得普通百姓高看，除了钱他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他那点儿傲慢也是金钱在作祟，有朝一日钱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恐怕连普通人的尊严都不复存在。
我一向认为，人有钱总比无钱要好，只是来路要真的正当。我们这些无钱或少钱的人，当然也应该尊重有钱的人，绝对不能嫉妒和排斥富人。可是有一点得讲清楚，有钱只能算是“富”，却不见得就是“贵”，只有富和贵连在一起，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才会在社会上真正站稳。一个人拥有金钱不容易，一个人获得高贵更要难。金钱一时可以获得，高贵要靠一生修炼。那些开“宝马”车违章的人，在警察面前表现出的“傲慢”，缺少的正是这种高贵，所以只能说他们是富人，而不能说他们是富贵人。现在的富人很多，富的高贵人却很少，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
前不久去了趟杭州，跟每次去不同的是，这次没有游湖喝茶，而是特意参观“胡雪岩故居”。 胡雪岩史称“红顶商人”，就是今人说的“官商”。如何评价胡雪岩，不是我的事情，我只想作为一般观众，对于他的治家为人思想，说点儿自己的感想和看法。
胡雪岩故居有许多楹联和匾额，读后很给人以启发和思索。随便抄录几条：“存一片好心，愿举世无灾无难；做百般善事，要大家利民利人。”“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事无奇但率真。”还有“勉善成荣”“乐善好施”“奉扬仁风”等等，无不透着这位大商人的人生追求。据说胡雪岩的家境，原来非常贫困，发迹后遵从母亲教诲，一生都在做好事善事。跟那些成了大款，驾驶着“宝马”名车，违法后还很傲慢的人相比，胡雪岩显然是位有教养的富贵之人。他的家庭也是个富贵人家。不然他也不会得到世人的尊敬。
这样就提出一个命题：有钱的富人或者准富人，他们本人和后代子孙，要不要成为一个尊贵的人？答案也许是肯定的。只是并未普遍地做到。现在我国的有钱人家，送子女读书或留学的不少，目的单纯得也就是学知识，以免像自己似的文化低，再有钱也不能跻身主流社会。让子女在自身修养上下点儿工夫的，恐怕就不是那么主动那么多了。当然，这跟整个社会的风气也有关系，多少年来，在公民觉悟提高上比较下工夫，在公民素质的培养上却显得弱，尽管近些年开始注意和加强，但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方法。
宝马司机的“傲慢”，看似是小事一桩，而且是少数人，但它反映出的现象说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未能先让这部分人更有教养更有爱心。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难怪我们缺少那些有尊贵气的富人呢？
2009年9月26日
还有多少李素丽
北京公交系统优秀售票员，全国劳动模范李素丽，办了个“李素丽服务热线” ，目的是借此更好地为乘客服务，同时促进整体服务水平的提升，这样的想法显然很不错，倘若能够奏效那就再好不过。记得当年轰轰烈烈学雷锋时，确实出现不少雷锋式人物，对于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改变，起到了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李素丽模范事迹报道后，在社会上同样产生积极反响，特别是在北京公交系统，当时确实出现过一番新气象，许多经常乘公交车的老年人，很有点儿新风气回来的感觉。
按人们常说的和希望的，一个模范就是一星火，点燃了就会燎原。那么，李素丽这星火如何呢？是成了燎原之势，还是有所暗淡？我没有认真地调查，不敢随便妄加什么评论。反正就我目力所及，李素丽式的售票员，起码不是很多了，有的售票员只是售票，连应该说的话都不愿意说，比如“请给老人让个座”，“刚上车的乘客往里边走” ，如此等等，在公交车已经很少听到。现在唯一听到的话就是：“未买票的请买票。”至于售票员应有的眼力见，更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老人和孕妇站着，年轻人坦然坐着，在公交车上时有所见。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年轻乘客学习雷锋，却有理由要求售票员学习李素丽，因为公交公司是挣的这份服务钱，车上还专门设有老人专座，何况整天喊着“乘客至上” ，怎么就不想着如何“至上”呢？喊一声“让座”难道还不应该吗？
2005年《今晚报》上有一则报道，题目是《老人没座，公交车能开吗？》。报道说，许多读者给公交部门提出，希望将给老年人让座变成制度，我觉得这种建议非常好很适时。为什么要把是否给老年人让座，跟车能不能开联系一起呢？一位司机说出了心里话：“车上有老年人站着心里犯嘀咕，生怕摔倒了给自己找麻烦。” 这是从公交车司机角度讲的，如果从社会影响角度来看，公交车上万一摔倒老年人，对于社会的公众形象同样不好。这则报道还讲：“目前公交车让座率只有30%，如果乘务人员反复宣传，让座的人会越来越多。”当年李素丽正是这样做的。现在司售人员有的不肯启齿，这也是造成老年人无座的原因，当然也有管理不力的因素，比如把老幼病残孕专座多设几个，一旦专座被人占用让其让出来，我想无论是谁也无话可说。当然，单纯要求司售人员也不公平，有的司售人员积极倡导让座，被年轻乘客打骂的事情，在一些地方也不是没有。总之，公共道德普及，需要公民自觉，更需要多提醒。
回想“文革”之前有一阵儿，社会风气还是比较好的，北京百货大楼张秉贵“一团火”精神，把服务行业烧得热气腾腾。例如，公交车上老年乘客刚一进门，就有年轻人争着起身让座，乘客看不到售票员说一声，立刻就有人赶紧过来搀扶。可惜这么好的社会风气被破坏了。李素丽这星火的出现，本以为会烧热公交系统，岂料不仅没有烧热起来，相反还出现个别售票员打乘客情况，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现在的公交车上还有多少李素丽？
据报道各个城市的公交车辆，都在想方设法更新换旧，这无疑是件好事情。既可方便乘客提高运力，又能美化城市和创造优美形象，百姓自然非常欢迎和拥护。可是除了强化硬件管理，在为乘客服务软件管理上，我们又有多少改进呢？城市的美丽和文明，从面貌体现固然重要，倘若人的素质跟不上，不管增加多少新型车，只能说会花钱不会做事，管理上是不成功的，公交公司负责人并不称职。因此，希望有更多李素丽出现的同时，还要对公交公司提出要求，担负起宣传普及文明道德任务，达不到硬性指标的，如给老年人让座、车辆整洁、行驶平稳度，等等，管理部门要给予必要处理。在公共道德方面也得改变观念，不能光是要求自觉而无制约，社会整体道德素质毕竟还不很高，借助外力促进良好风气形成，在今天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
2006年6月26日
打人扁担别横抡
社会生活不正常年月，一人出事往往株连九族，连阴界死人都难消停。未承想时隔几十年后，这种“横抡扁担”打人的阴魂，又开始在某些人身上附体，这不能不说是群众言论的悲哀。表面看好像是言论开放，实则是事非标准缺失。致使一两个人出事露丑，就给某个群体定“罪” ，这不是“株连”的变种吗？
最早是由说某个地区开始，如个别或少数某地的什么人，做些不是十分光彩的事情，于是就有某某地的人如何，还编成顺口溜讥讽奚落：“防火防盗防某地人。”后来个别演员和导演发生争执，又出现了电影界“潜规则”之说，好像女演员都不是凭自己实力上戏。接着有个别作家行为不检点，就有文章谩骂作家群体如何，一时间作家都成了可憎之人。最近又见一条更绝的新闻，一位农村的女子为改变命运，远走他乡嫁给一个英国男人，过了几年被这个英国男人甩了。朋友劝她干脆嫁给中国男人，却被她一口回绝，理由是“中国男人吃饭喝汤声音太大，我受不了” ，中国男人有几亿，请问，你都跟他们一起吃过饭？！不然，怎么能以个别男人的行为，论中国男人整体的优劣呢？简直岂有此理。她的这种印象，显然来自过去少数农村男人，要知道，现在农村男人也有了变化。
这些以个别伤整体的事情，倘若只是说说倒也罢了。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报载有单位近来招聘员工，竟然公开明确表示，拒招80年代出生的人，理由是独生子女不好管理。我不知道80年代出生的人，在我国精确数字究竟多少，但是既然是整整的一代人，总得以千万来计算吧，难道让他们都失业吗？何况这一代独生子女，所谓的“小皇帝”脾气，有的是被人为扩大化了，更多人无非是有点儿个性，相信进入社会经过历练以后，肯定会有所收敛或改变，怎么好拿一代人来说事儿呢。而且，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优点，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他们的闯劲儿和独立思想，恰恰是上几代人所不具备的，作为一个开放社会中的人，这种品质说不定正可以成就事业。
总之，照眼下一些人的评论方法，简直就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一个苹果烂了扔一筐。打人的扁担横着抡，吐沫星子满天飞，好像成了言论的时髦方式。明明是个别人或少数人做的事，为什么非往更多人身上泼脏水？除了个别人的思想方法偏颇，喜欢大笼统地简单说事议人，跟社会处理事情的思维也有关系。比如关于80年代独生子女，前些年的媒体报道和宣传，过于夸大他们的生活优裕，说成是家庭的“小皇帝” 等等，其实就一代人整体来说，真正家庭经济非常好的人家，在80年代的我国并非多数，更多人家还未达到小康水准，真正娇生惯养的孩子更非全部。过于夸大的渲染结果造成负面影响。
一个讲法制的社会，同时，应该是个讲道理的社会，就是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即使不会触犯法律，总还得在道理上说得过去，这样人的活动才会有所规范。横抡扁担打人的批评者，用个别代替整体的处事者，虽说并不触犯任何法律，但是在道理上就显得说不通。这样以偏概全的思维方式，在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无论如何不能任其发展。和谐就应该讲法制，和谐就应该讲道理。不讲法制，不讲道理，就没有平等的基础，何谈人与人的和谐？
喜欢横抡扁担者，请把扁担顺过来，这样即使打人，说不定会更准。当然，如果用讲法制讲道理，代替抡扁担打人更有风度，对自己对他人岂不都好？！不妨收收手看看。
2007年3月8日
假如没有这个职务
一位朋友的女儿，有次跟我聊天儿，不知怎么说到茶叶了，她不无感慨地说：“我老爸在位那会儿，别人送的茶叶，每年都喝不完；这会儿他退休了，就很少有人送了，有时还得自己买。”这位朋友原来是位编辑，在一家大报编文艺副刊，对于某些作者来说，他掌握的这块地盘，可就非同小可了。听了朋友女儿的话，我不禁也笑了起来。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做编辑时也遇到过，只是没有人给我送东西，但是那股热乎劲儿，却让人难辨真伪。那时我在《新观察》杂志社，主持杂文版的编辑工作，全国的杂文作者认识不少，可是版面就那么多，要想上一篇文章并非易事，于是有的作者就找上门来，跟我套近乎交朋友，我想，编辑跟作者成为朋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互相之间聊聊天儿，切磋点儿写作上的事，说不定更会出些好文章。就这样认识了一位作者。后来我调离这家杂志社，这位作者再见我竟形同陌路，这时我才意识到，他跟我交朋友是考虑当时我还有点儿职业权力，并非真的要交我这个朋友。现在我没有发稿权了，在他看来没用了，自然也就没必要答理。
可是天下的事情，有时就那么凑巧，或者说老天真会捉弄人，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在一家杂志社任职，这位作者知道后，特意找上门来跟我叙旧。我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临走的时候，他放下一篇文章，希望我亲自看看，我收下没有表态。他走后我便交给了责任编辑，请他按规矩酌情处理，原因是，人家看重的是我的编辑权力，并不是真的把我当做朋友，我何必要自作多情呢？那就按正常稿件处理程序走嘛。
我上边说的一番话，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说，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谁都会结交一些朋友，但是每位朋友的想法，却并不完全一样，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家看重你的人品，通过职业交往认识了，自然而然地成了朋友，我管这叫真正的朋友；一类是人家看重你的权力，为了求你给自己办事，所以才跟你交朋友，我管这叫职业朋友。我前边说到的，给朋友送茶叶的人，跟我套近乎的人，都属于职业朋友。我们没有这个职业了，人家用不着你了，当然也就不再跟你交往。这非常正常。
遗憾的是，许多人没有这个自知之明，在位的时候认识不到，因此，也就少不了被利用的可能。别的行业的情况咱们不说，就拿我比较熟悉的文学界来说吧，譬如，原本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家，那时看重你的除了评论家，就是读过你的书的读者，同行们有的并不买你的账；正是因为你不错有机会当了官儿（群众团体的官儿，严格说算不得官儿），于是有的人像苍蝇似的往你身上扑，就连原来瞧不起你的作家，这时都会嘴甜得流蜜，一口一个的什么叫着你，听得人都觉得肉麻。其实仔细地想想，人家为的什么呢，还不是看重你的职务，可以给他的作品抬高身价，可以让他出国开开洋荤，这些目的人家达到了，照样不会买你的账，说不定还会骂你不是个东西。同样，现在有人吹捧你的作品，也是看重你的职务，你就别当自己真是个大作家，说句不客气的话，要是你没有这个显赫的职务，恐怕连能不能发表都成问题呢。所以在位时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要让官职迷了心窍，把职业朋友当做真正的朋友。
人在得志的时候，最可贵的和最可悲的，就是看你有没有自省能力。如果我们能在得志之时，经常地想想自己没有职务如何，说不定会使自己头脑清醒，起码不至于自以为是，觉得自己俨然是个大人物，甚至于把职业朋友当做真朋友，或者干脆把真正的朋友忘记。我以为人最本质的生活，还是得归真，无论你怎么装腔作势，或者怎样穿“泡沫官袍”，总有一天会回归原样儿，成为过普通生活的百姓。等你没有了这个官封的职务，或者职务不再体现权力，那时你才会拥有真正的斤两，来找你的人才是你真正的朋友。从这个意义上讲，职务是个试“真”石，它既可试出别人友谊的真伪，它又可掂出自己价值的真假。
正在官位上的朋友们，当有人找到你，甜言蜜语地说些什么，请你不妨这样问问自己：“假如我没有这个职务……”
2006年9月28日
莫用超市办集市
超市这种销售形式，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来自国外，逐渐被国内商家采用，更被消费者所接受。就我个人在超市购物的体会，它比之传统的购物方法，起码有这样几点优越性：一是可以随意选择商品，二是购物环境比较清静，三是结算付钱方便快捷，如此等等。正是因为有这样多的好处，许多人把去超市购物，当做一种休闲的方式，甚至于把购物当做享受。所以在北京才有“逛超市”的说法，大概是区别过去的“赶集（市）”吧。简单的一个“逛”字一个“赶”字，却道出了两种不同的心态，“逛”让人觉得有悠闲舒适之感，“赶”则让人觉得紧迫慌张，这就难怪超市会在全世界风行。
可是，像许多好事情好东西一样，一经随意地“改造”“通融”，就必然会变味儿走样儿，成了既像又不像原来的模样，让你受不了又说不出来。如今有的超市也是如此。你说它不是超市吧，它的布局名称都是超市；你说它是超市吧，里边还有不停的叫卖声。超市本该有的宁静，购物人本该有的好心情，挑选物品时本该有的从容，都被此起彼伏的喊叫，像阵阵噪音似的吓走了（往日的叫卖是有讲究的），这时的购物跟逃难差不多。这还不说，每个货架子前，都站着一个大活人，像旧式媒婆似的絮叨，不住地给你拉纤撮合，非让你娶她介绍的“闺女” ，连哄带骗，让人打心眼里觉得别扭，这时再没有了“逛超市”的雅兴 。
商家想多卖些钱，适当地搞些推销，这是完全正当的事情，只要实事求是地去做，对消费者也有益处。但是在方式方法上应该有个讲究。例如，采用书面告示，或者是递送广告，都可以达到宣传效果，非要让人站在货架前说合，既占据商场空间，又破坏商场宁静，反而增加顾客的反感。北京有一家购物中心的超市，火得不得了，把周围两家中型商场都挤垮了，说明这家超市经营得好，按说应该把购物环境，搞得更温馨更舒适才是，以便报答光顾的客人。岂料这家响当当的名牌超市，正是利用这种“蓬勃”的火势，又狠狠地浇了一桶“烈焰油”，整个超市各类商品都有人叫卖，让推销人员排成队推销，顾客走路都得侧身而行，使原本就不大的面积更显局促。“超市”正在变成“集市” 。估计这家超市的大钱是挣了，超市的正经样子却没有了。乐坏了超市苦了顾客。
现在什么事情都提倡“以人为本”，作为以购物人为中心的超市，更应该处处时时想着顾客的方便舒适才对。当然，不让商家挣钱不可能，没有干赚吆喝的买卖，如果光认钱不认人，这样的买卖也难说长远。做买卖最要紧的是尊重顾客，讲信誉，不欺诈，把最大的方便和舒适留给顾客。俗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这倒也是事实，可是也应该注意，如今找什么都容易，找个真正的傻子却也难。一旦商业网点多起来，此一家卖的比彼一家卖的更精，有了更多的挑选余地，谁能担保你还会有更多的回头客。“放长线钓大鱼”倒是不失为未来做大生意的上策。
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前几天，电视新闻里报道说，全球最大的一家美国零售公司，即将在北京建第一个网点，其后还有更多网点跟进。这预示着国外商家很快就要进入我国市场。说句实在话，看了这条消息，我非常高兴，真的是在偷着乐。作为普通的顾客，就像蜜蜂采花蜜，谁家好就去谁家，你总不能以劣质服务，还逼着我“热爱国货”吧。何况现在的中国已经完全开放，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跟国际接轨，在竞争和顾客面前家家平等，商家有没有真本领好对策，那就看你是叫驴还是奔马啦。到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遛一遛才好说。
这家美国零售公司的进入我国市场，不知类似前边说的这家超市老总，在心理上会是什么滋味儿会怎么想，如果不及早从思想上管理上求进取，我相信到了被外商挤得哇哇叫时，最后的结果绝不是超市的关张，十有八九恐怕是无能的老总被炒。以中国之大人才之多，找几个精明能干的老总，我以为并不怎么难，难的是用人制度的改革。现在公务员都公开招聘了，谁能说商店老总不会招聘呢？到那时中国的商业零售业，就一定比现在更体恤更方便顾客，给人们一个奔小康的好环境。起码不至于让顾客在超市里“赶大集” 。
我国有句成语说得好，“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这句话对于入世后的各行各业都适用，尤其对于商业零售业更为重要。因为老百姓经常花的是小钱。建议商家的老总们，把此话写成条幅，挂在办公室显眼处，得空儿时好好地琢磨一番，说不定会从中受到启发。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好处。
2002年12月23日
无障碍设施的“障碍”
面对着快速行驶的车辆，以及快步走过的行人，这繁杂的城市景象，不仅使残疾人感到无所适从，就连一些年长者和儿童，上街都有种无形的心理压力。大概正是考虑这种新情况的出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召开的全国无障碍设施建设会议上，针对残疾人、老年人、儿童这部分弱势群体，会议要求“以人为本”在城市建设无障碍设施，而且提高到“民心工程”“德政工程”的高度来认识。这无疑表明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文明。
所谓的无障碍设施，说白了，就是通达的方便小路。这在今天的大城市里，其实也并不少见，比方说，在我居住的北京亚运村，早在几年前就建成了。可是建成了又怎么样呢？仅仅是个符号而已。它不仅未能给残疾人带来方便，就连正常人行走都不通畅。无障碍设施上的“障碍”比别处更厉害。这简直就是对文明的自我嘲弄。
在通常的情况下，无障碍小路的建设，大都在明显的位置，这样既便于残疾人行走，又便于健全人给予关照。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这样的地方往往是“黄金地段”，不是生意兴隆的餐馆，就是钱财流通的银行，在他们的眼里钱比人更重要。为了他们自己顾客的方便，常常是自己做一个牌子，上边写上“内部停车场”“专用停车场”，在门前一戳就成了己有，哪里还管它是不是无障碍通道。更有甚者，还是以我居住的亚运村为例，为了顾客汽车上便道停放的方便，慧忠路的餐馆居然削平马路牙子，破坏原有道路的格局却无人过问。至于收费停车场占据行人便道更是司空见惯。这样一来就使“障碍”有了“合法性”。
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建设无障碍设施很重要，管理无障碍设施更为重要。说一句不受听的大实话，倘若不会管理这些设施，还不如不建设这些设施，因为无障碍设施毕竟不是形象工程，用纳税人的钱建成了算功绩，管理不好却无人追究任何责任，这无障碍设施又怎么能供残疾人使用呢？现在有的官员办事情，总是爱打“以人为本”的幌子，可是到底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就难以具体地说出了。像这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毫无疑问为的是残疾人，实际上却被健全的富人车辆霸占，这就不能说不是问题了吧。
我这样说也并非不体谅管理者的难处，城市面积这么大，流动人口这么多，管理起来是有一定难度。但是绝对不是没有办法，关键是没有从思想上重视，或者说头脑里还有“障碍”，倘若像对待市容市貌那样，把“门前三包”扩大成“五包”，即再包“不准占无障碍设施”，“不准在便道骑自行车”，只要有人认真地干预管理，我就不信这些事做不好。连城市顽症乱贴小广告都能制止了，何况商家门前自己霸占的便道。只要提出具体要求和措施，强行灌输爱护残疾人的意识，无障碍设施就会真的无“障碍”。要是再立个相关的“法”那就更好。
长期以来人们有个错觉，以为无障碍设施用处不大，因为看不到几个残疾人在用，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判断的失误。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因为道路有障碍，残疾人因为不方便才很少出行，这恐怕才比较符合真实情况。前不久电视台有则关于广州交通的报道，由于有了便于轮椅上下的公交车，不少多年未上街的残疾人开始走动了，使他们的生活融入现代社会中，自然也就感受到社会文明的气氛。残疾人除了生理上的缺陷，在心理和欲望上跟常人一样，正常人都在思谋着去国外旅游，难道残疾人连上街的想法都没有？我不相信。他们同样渴望看看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样想过现代人的城市生活，假如连一条通畅道路都不肯让，我们就太缺乏正常人的文明和气度了。
应该说，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们的残疾人事业，的的确确有了长足进步，无论是从政府方面，还是从普通人方面，一个尊重呵护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在我们的社会已经基本上形成。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很多方面存在的缺欠，还远远不能使残疾人，跟我们正常的普通人一样，享受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这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出行的不便。倘若这次的建设无障碍设施，真正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认真实施，并且保障能够经常性地正常使用，就等于给普通残疾人打开了世界的门窗。
我不是从事残疾人事业的工作者，对国外残疾人生活情况了解不多，只是从朋友和媒体的介绍中知道，一些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发达国家，残疾人事业同样做得比较好。除了在经济上给残疾人经常的援助，城市乡村的无障碍设施比较完善外，主要的还是正常人尊重残疾人，并且把为残疾人做事情当做光荣。有的城市现在整天喊与世界接轨，有的还提出营造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其实说的大都是硬件设施方面（这当然也很必要），这次提出的建设无障碍设施也是如此，可是在人的整体文明程度上如何接轨，我们认真研究的却不是很多。这次的建设无障碍设施会议是个很好的契机，希望有关方面借助国家的支持，在建设无障碍设施的同时，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设施办法，保障建成后的无障碍设施不再成为“障碍”，在残疾人心目中不至于成为“充饥”的“画饼”。
2002年11月18日
网络的精彩与无奈
网络真是个好东西。可以跨越历史时空，听远古先祖讲述，可以拉近地域距离，跟朋友对坐交谈，总之，如此充满神奇的网络，使得生活方便而有趣。在我还未学会上网时，有位朋友问我：“你最近写了好几篇文章，是吧？”接着他说了说篇名，发表的报刊名字，我立刻表示惊愕：“你怎么知道啊？”朋友说：“从网上看到的呀。”这时的网络在我心目中，无异于探矿的地测仪，开始对网络有种神秘感。
学会上网之后，生活丰富多了。听音乐，读文章，看图片，查资料……甚至于了解气象情况、火车时刻，只在轻轻弹指刹那间，整个多姿多彩世界，仿佛就会近在眼前。有次查询北京一条街道位置，打开网上北京街道地图，那条街道立刻出现在屏幕上，而且可以随意调整图形大小，出于好奇，我竟然玩起地图变换游戏。还有一次想听听老歌曲，把歌曲名往搜索网一放，那些老歌曲就一一出现，再任意一点，优美动听旋律便悠悠飘出，顿时把我拉到那个远去的年代。
对于喜欢写作的人来说，网络最大的方便和快捷，莫过于向报刊社投稿，只要把稿件往网上一贴，然后再轻轻一点网址，稿件就给对方传过去了，倘若网址有误或传递不到，网络还会及时告诉给你，省去跑邮局寄信的麻烦。自从有了网络投稿的方式，有的报刊约稿再让邮寄，十有八九就觉得烦琐。尤其方便的是传送图片，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书《悠着活》 ，封面设计完成效果图，责编潘婧女士通过网络传给我看，既有正面效果样子，又有侧面书型样子，连书籍封面颜色尺寸，都非常清晰地呈现眼前。这就省去了双方交流的劳顿。
当然，网络的精彩和内涵，绝不只我说的这些，好多东西我还未能开发，不过仅仅是知道的这些，就足以让我对网络产生好感了。
说了这么多网络的好处，以及提供的精彩内容，那么，网络是不是就无弊病呢？当然不是。且不要说国家和商家，双方利用网络攻击，或者盗窃情报的事，在新闻报道中时有所闻，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网民，有时也会被网络拖进苦恼，让你陷入尴尬和无奈中。年轻人在虚幻的网络世界，被网恋网约网聊陷害，上当受骗的事发生不少。例如，有位痴情少女化名，跟同样化名的男人，利用网络谈情说爱，弄得魂不守舍，沉迷于温柔之乡，到了不见面难活的地步，见了面才知是个老“色狼” ，结果又被骗色又被骗钱，少女从此开始渐渐堕落。这正是网络带来的不幸。
年纪大的人上网，难道就消停了吗？同样也有苦恼和困扰。被是非小人利用网络陷害的也不少。最近就发现好几起，盗名网上发表文章，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令人感到网络的无奈。干这种嫁祸于人卑鄙事的，尽管是个别人或少数人，不能全盘否定网络的精彩，但是却败坏了网络名声。既是受害人的麻烦，更是网络的大悲哀，这就不能不引起网民警惕。
正像常说的那样，世上万物都有正负两面，这网络也不例外。既然想在网上享受精彩，就得有遭遇尴尬的准备，不然一旦出现什么事情，就会使自己陷入不愉快。这就如同人们吃鱼，尽管鱼肉的刺很多，稍不小心就会卡住，但是吃的人依然多，因为鱼肉实在鲜美，谁能经受得住诱惑呢？便利丰富的网络亦是如此。
2006年8月28日
医责蜕变与医疗改革
容易想入非非的少年时，最大的理想和愿望，就是长大后做个医生，身穿白大褂，颈挂听诊器，为患者想办法解除病痛。既没有什么崇高目的，又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只是觉得这种职业受人尊敬，而受人们尊敬的从业者，必然是社会上需要的人。谁知进入社会以后，就完全不由自己了，做个医生的愿望，最终没有能够实现。然而对于医生这种职业，仍然非常地羡慕和崇敬，看到那些尽职尽责的医生，就越发由衷地感动和钦佩。
可是年初的一场感冒病，先后在两家医院看病，使我对医生有了新想法，尽管这只是个别的情况，但是却反映出职业的蜕变。
从我有记忆以来，无论是在什么医院看病，尤其是像感冒这样的病，医生总是要做些检查的，比如西医要听胸部、测血压，有的还要量量体温，比如中医要切脉、观舌苔，有的还要让你说说情况。可是这两家的医生可好，这些常规做法一概全免。你说是患感冒，他上来就开药。倒也干净利落。只是比自己去药房购药，多了一些划价交费取药的麻烦，所以我在想：既然医生是这样看病，我们的医疗公费，何不发给个人，我们直接去药店购药，又方便个人又节省费用，岂不公私两利皆大欢喜，多好。
这两家医院，头一家是个区管医院，我挂的是西医急诊号，值班医生正聊天儿，只问问哪里不好受，然后就给你开处方，根本没有检查这一说。这天又是个休息日，我也不便要求医生检查，更何况要求也白搭。第二家是个（卫生）部管医院，在国内外都赫赫有名，按理讲不会走样吧，结果情况更糟糕。这天我挂的是中医号，感冒稍好后想吃副汤药，调理一下不适的身体，就跟一位大夫说情况。这位大夫似听非听后金口未开，更没有“望、闻、问、切”之举，上来就开了一副中成药，前后不过三分钟，就把我草草打发走了。据说这位大夫是八年医大毕业，在这家医院中医科算高学历者，可是医术再高明不给病人用，还不是像医书一样束之高阁，只能装点门面当摆设吗？
这两次病看过以后，我经常地想：感冒是常见病，没有患过感冒的人不多，即使久病成不了良医，总还知道感冒吃的药吧。要是不需要检查就开药，还需要医生做什么呢？正规医院的医生竟然也如此，这跟那些无照行医的“医生”，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实在想不出来。只是隐约地怀疑，医院有假药，是不是也有假医呢？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医生这样崇高职业，竟然发生蜕变了呢？简单地用金钱来解释，倒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不见得完全对，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医疗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由于我们一直采取医疗全包，又实行职工定点看病的办法，拿工资的“公家人”，只能在一棵树上拴着，再怎么劣等服务都只能忍，医生的行情也就相对稳定。假如合同医院限制放开，或者小病报销采取灵活办法，病人想在哪里看就在哪里看，这种走样的混饭医生，恐怕就要少许多或不存在。
现在医疗制度改革，已经提到议事日程，这只能算做是开始。这种改革如果不是以相信人为中心，以病人的方便为出发点，依然只是考虑不让费用流失，采用“划院为牢”的简单办法管理，最多不过做些小改小革，从长远上看，不方便的是病人吃亏的是国家。此话怎讲？例如，像头疼脑热小感冒这类常见病，像高血压、气管炎这类慢性病，只要是个久病者都会粗通治疗，就近取点儿药就可以解决，非要让他走远路去合同医院，你想又有几人不捎带取点儿别的药呢？结果是欲节省却浪费。
所以我认为，医疗改革必须以人为本，即，既要考虑病人的方便，又要考虑医生的积极性，说得再明白点儿就是：病人，药有所用不浪费（要相信大多数病人，谁会没病找病乱吃药呢？）；医生，术有所值不糊弄（要看到还有少数医生，尚缺乏起码职业道德），在此病人、医生两利的基础上改革，国家的好心才会办成好事。不然光立规矩不切合实际，只能把人管懒把钱管死，恐怕就有被制度制定的初衷了。
1999年10月22日